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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谋，广西临桂人，字汝咨，原名弘谋，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十五日，乾隆三十六年(1771)为避乾隆帝弘历讳改“弘”为“宏”，殁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二，享年76岁。他是一位以实干著称的汉人大臣，历经康、雍、乾三朝，为官48年，任地方大吏25年，深得最高统治者重用。
治政之余，他组织编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社会教化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后世封建道德、妇女规范、社会准则、为官处世、士人修养学习等方面的规范，《五种遗规》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陈著《五种遗规》、《大学衍义辑补》等书，几乎支配了兹自乾隆以来的200年间一般家庭及服官人员的思想”。陈氏因此被时人推为理学名臣、岭表儒宗。
一 《五种遗规》合刻本大致构成和现有研究成果与不足
《五种遗规》属于辑录体著作，“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此书名叫《五种遗规》，因其有《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等五种书目，还有一种《在官法戒录》也在刊刻之列。此书单行本、合刻本都印行很多，目前除叶冰、粱宇曾撰文介绍桂林图书馆馆藏《五种遗规》外，并未系统将此书划分。陶金玲曾撰文介绍陈氏辑录该书过程、著录内容，并大致论述了《五种遗规》合刻本各版本构成，现摘录如下：
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1743)，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25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目前《五种遗规》印行较多，除续修四库全书951册编入此书并在1995年、2002年先后两次印行外，其他一些版本在全国多数图书馆都有馆藏。陶金玲仅仅是大致介绍了现有《五种遗规》常见版本，对一些特殊版本并未介绍。因此仅就《五种遗规》开封府吴重熙刻本的编成、刻印历程写成这篇短文，乞方家斧正。
二 《五种遗规》开封吴重熙刻本所载前人序、跋、识
检索该书在国家图书馆馆藏信息，此书共有8册，责任者是：开封府知府海丰吴重熙，出版时间是光绪十七年(1891)，10行26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名据书签题，实收四种。以上是可以了解到的该书基本信息，但仅凭这些信息是不够的。后来我们查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有此书，通过咨询，馆内阅读，发现此书中有较多当时任职开封的官员留下的序、跋、记，如杨国桢《重刻(四种遗规)序》、吴慈鹤《重刻(五种遗规)序》、王康父《重刊(四种遗规)跋》、吴重熙所作之识、瑛桂所作之跋，这些文字为我们发现和解读这个版本的特殊性提供了方便。誊抄后择要叙述如下：
我朝文治昌明有年矣，功令以制义帖拾取士。士之所学者，各以六经四子书为弋取科名之具，樜拾程朱之余绪，即以为性道宗旨。涉猎官礼之粗迹，即以为治世经猷。……桂林陈榕门相国为当代名臣，集有遗规四种，采古今嘉言懿行，以为模范，事属庸常而功期实践。……开封太守王君迪民因旧板漶漫，自出工费，重事校刻，其所以景慕先贤嘉惠后人之意，具见于此方，今重熙累洽物阜民安具官者，谨守宪章，何以报国?要惟是养贤育才备他日之用是其大者，而非培护风俗，振兴教化，则人何由出?然则是书之流传，谓非循良之亟务乎?余固乐迪民之仕优而能学又深嘉其能认政要也，故于锓版告成，谨缀数言于其卷末。道光四年小除日崇阳杨国桢书。
该序作于道光四年(1824)，杨国桢言此居官之箴非“士之所学者，各以六经四子书为弋取科名之具，摭拾程朱之余绪，即以为性道宗旨。涉猎官礼之粗迹，即以为治世经猷”，即非科考之数，程朱理学余绪和官场礼仪，而应是“收束身心，敦崇实学，更上求之圣经贤传”，即修身养性、努力实践，做到体用一致。刊刻书籍的作用在于“养贤育才备他日之用”，开封知府王迪民得到陈弘谋《四种遗规》后“因旧板漶漫，自出工费，重事校刻”，而后任之官吴重熙又能守居官之箴，杨氏为之作序。
余，吴人也。知桂林陈文恭公事较悉，盖公抚吴日久，以清操亮节风率僚属吏治，风俗为之一变。……后有得公所著四种遗规及在官法戒录，读之而后知公以大儒而为名臣，其经济原本、学问不同于矫情干誉者为也。……公所著书，首日养正，端告蒙之始也，日从政，裕临民之略也；日训俗，迪民彝也；日教女，修内则也；日在官法戒录，盖为府吏胥徒辈说法。公之用心于是至矣。开封太守王君以京东右族久官中土，克循克能，所在称治，台省赏其才，自怀移汴，于公暇出是编，倡诸郡伯割俸重梓。盖能以文恭公之心为心，而欲以文恭公之所以正己率属，教民成俗相劝勉也。今之有司有司牧之责者，拥专城居方面，孰不欲其名声之垂于无穷，而吏若民尽从其教哉?乃能言之未必能行之，能行之未必能尽应之者。岂勤于始而怠于终欤?抑厚于人而薄于己欤?……虽然职无小大，权所在即人所属，凡奔走给事皆容悦我者。往来之戚熏宾客皆有待于我者也。如是而得闻其过者寡矣，师友之箴规不可骤得，古人一编日摩挲而三复之若者，吾所已能吾者，所未至勉其所未至而益修其所已能，则随在皆师保也。闼户犹境内也。治己以率属，劳身以勤民，犹之表立于此而影应于彼。其效未有不彰明较著而非矫情干誉者，所可袭而取矣。今两河吏治方蒸蒸日上，王君又首倡重刊是编，以为有位者劝泛海而得舟筏，登高而悬梯桄。使读之者昭然典睹，知学之有益于仕而仕之必资于学，且今之有所谓迂阔而远于事情者，乃古之所谓贤也。余虽不克身被文恭之教而喜得见是编之行于中州。中州犹三吴也，今日之治犹当日之治也。是则王君重刊之志也矣。
此序为当时河南省学政吴慈鹤于道光五年(1825)所写，言其“后有得公所著四种遗规及在官法戒录，读之而后知公以大儒而为名臣，其经济原本、学问不同于矫情于誉者为也”。从乾隆八年(1743)首出《五种遗规》汇印本，历近百年陈氏《四种遗规》原本和《在官法戒录》单行之本仍在流通，可见陈宏谋此书生命力还是比较顽强的，而“开封太守王君以京东右族久官中土，克循克能，所在称治，台省赏其才，自怀移汴，于公暇出是编，倡诸郡伯割俸重梓”，说明王迪民与同僚捐出俸禄将 《四种遗规》旧本重行刊刻，意在“以为有位者劝泛海而得舟筏，登高而悬梯枕。使读之者昭然共睹，知学之有益于仕而仕之必资于学，且今之有所谓迂阔而远于事情者乃古之所谓贤也”，使仕人(居官者)能明了仕学相资之论，体会居官临民之道。
圣经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致诚正为修身之本，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悉本于修身。身之所系，既重刻修身诚急务矣，无如趋向不同，性情各判，是又不可以不教。教之者正不必家喻户晓也，即以前人之遗规令后人为挈矩渐摹，既久心术克端以兹，老幼男女士农工贾各修其身而治平之道不于是乎在哉?……小民兴仁让之风，即颛愚妇子亦莫不淑慎其身，固不特有位者，克守官方弛然何敢谓天下已治而可少弛其教民成俗之道哉。此所以鄂润泉方伯陈臬中州时饬发桂林陈榕门相国遗规四种以为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不可不读，康父于公余之暇敬谨披阅见其中政治、教育、敦俗励行无不周备，既觉平易而近人，既可范围于乎斯也?惟原板模糊不可不重刻以传其久远，而工繁费钜，独力难撑。因商之寅好为公擘之举，成以为急宜付刊，乐分鹤糈，于是九府四州各捐廉俸以成是举。……虽不足补郅治于万一，亦未始非教化斯民之一道也，是为跋。
此跋作于道光五年(1825)三月上巳日(三月初三)，王迪民(字康父)言《四种遗规》原书是鄂润泉在河南任职时的“饬发”，书自然是培远堂原版，王迪民读后，“见其中政治、教育、敦俗励行无不周备，既觉平易而近人，既可范围于乎斯也?”认为此超出了鄂润泉认为的“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的范围，但“原板模糊不可不重刻以传其久远，而工繁费钜，独力难撑”，于是在同僚中倡议捐资重刻，使之重为流传。书成后，王迪民希望“读是书者心体认服膺，弗失将见”，以达“教化斯民”的目的。
齐天下之道，惟礼与刑。出乎礼别入乎刑。国家虽有典律，不能家有其书。户习其书所以善俗之道，必以易知易能为尤善。则桂林相国遗规之辑，为留心教化者所必不可不讲之书。公书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官刻家刻坊刻刻板各殊。(重熙)所读即为汴中刻板，及光绪己丑来尹开封于辛卯春捡旧本补之，至冬末始竣。他本多五种，此刻无在官法戒录，而有公嗣所辑训俗遗规补，仍当以在官法戒录补入，始为全书。此本始刻于前守王君迪民，阅二十五年瑛兰坡中丞守开封重补一次而以训俗遗规补续入。迄今又四十年，遗失益甚，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入以成完书，迪民太守重刻时，先仲伯祖时署光州，姓氏在校刊之列；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重熙)补刻之。一家三世均与公之遗泽有缘，不为不幸，愿留心教化者永永保护之也。
吴重熙这篇序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从当年春天用旧本补汴中刻本(王迪民刻本)，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付刻。当时的情况是“此刻无在官法戒录，而有公嗣所辑训俗遗规补，仍当以在官法戒录补入，始为全书”，表明此本是陈氏《四种遗规》原本加陈氏后裔陈钟珂、陈钟理所辑补之《训俗遗规》补编，而《在官法戒录》未录入。这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还有两次刊刻活动，一次是前面两序一跋中提及的道光五年王迪民重刻，另一次是在此25年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瑛兰坡(桂)重补时将《训俗遗规》补编续入。及至吴重熙刊刻时则“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入以成完书”，此本就是前面陶金玲论述第一种《五种遗规》。“户习其书所以善俗之道，必以易知易能为尤善。则桂林相国遗规之辑，为留心教化者所必不可不讲之书。”这里解释的陈宏谋此书容易流传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陈氏所辑各书所述之事理“易知易能”，即所说之理、所叙之事能为常人所知、所为，只有这样，方能为包括读书人和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大众接受、实行。
吴重熙言瑛兰坡重补《四种遗规》的事情，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没发现相关线索，该书第七册有陈钟珂《<训俗遗规)补识》，在此补识后有瑛桂跋一则，择要摘录如下：
临桂陈文恭公四种遗规，世多雕本，瑛桂受其书而读之，景行殆非一日。比摄开封，见署有前守王公迪民镌板，怦然心动，爰复校雠讹脱而补编二卷，则公嗣钟珂所辑，修身励俗皆渊源于文恭公之言有取裁焉。瑛桂又复读而喜之，饬工并雕于遗书之末。刻既竣，思以贻同志而书其后日六经之文言事言理少。……文恭公所著培远堂文集笺疏书牍之文若想见其精神。兹编列目，日养正，日教女，日训俗，日从政，日从政补编，又促训俗一类而推广之部。……则此书广刊流传，固非陈氏一家之言而天下后世之公言也。今瑛林备员典郡与二三同志奉文书、守令甲以为称司牧之职矣。抑知文恭当日躬行心得本其所学以自勉而勉人者，审端用力固自有在语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手一编以终身焉可也。
瑛桂此跋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比摄开封，见署有前守王公迪民镌板，怦然心动，爰复校雠讹脱而补编二卷，则公嗣钟珂所辑，修身励俗皆渊源于文恭公之言有取裁焉”。这里瑛桂讲述了他在代理开封知府时，亲自看到了王迪民刻本《四种遗规》，并补人陈钟珂所辑之《训俗遗规》补编二卷，“饬工并雕于遗书之末”。刻成后，瑛桂重新编排序目，顺序为“兹编列目，日养正，日教女，日训俗，日从政，日从政补编，又促训俗一类而推广之部”。可见此书应是《四种遗规》，而非熟知的《五种遗规》。
“抑知文恭当日躬行心得本其所学以自勉而勉人者，审端用力固自有在语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手一编以终身焉可也”，瑛桂是追慕陈氏，自思虽然不能做出如陈氏般的功绩，“则此书广刊流传，固非陈氏一家之言而天下后世之公言也。今瑛林备员典郡与二三同志奉文书、守令甲以为称司牧之职矣”。退而求其次，刊刻陈氏遗书，并使之流传，既能秉承陈氏遗志，又能谨守牧守之责，不负天子期望。
至于之前吴重熙提到“迪民太守重刻时，先仲伯祖时署光州，姓氏在校刊之列；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重熙)补刻之。一家三世均与公之遗泽有缘，不为不幸，愿留心教化者永永保护之也”的事情，只要能找到刊刻《四种遗规》时的姓氏表，就能对吴氏祖、父、孙三代累次刻行《五种遗规》的行为提供注解。
我们在册一找到了此表，如实全录如表1。
对照表1，吴重熙的“仲伯祖”吴怡会赫然在列，加上“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吴氏尊翁任河南按察使，一门三世均与《五种遗规》有缘固是幸事，而能于现存《五种遗规》各本中见此完整刊校姓氏表则更属难得。
三 写在文后的思考
引述上述序、跋、记的目的在于说明，某些《五种遗规》版本对于研究当时社会风气和区域文化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开封本《五种遗规》更多的是表达了当时官吏们一定程度的爱民觉悟和精神自律意识。若有心人对此本中所列各时期刊刻人于此《四种遗规》的书信、文集记载展开研究，当有所获。
因学识有限，我们对《五种遗规》开封府吴重熙重刻版本的探究还很粗浅，需要说明的是此本现存八册，遍观此书，缺《在官法戒录》，考吴重熙识中“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人以成完书”，此书刻成时当为全本，目前却是残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感到不解，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图书馆界专家前辈的指点进而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治政之余，他组织编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社会教化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后世封建道德、妇女规范、社会准则、为官处世、士人修养学习等方面的规范，《五种遗规》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陈著《五种遗规》、《大学衍义辑补》等书，几乎支配了兹自乾隆以来的200年间一般家庭及服官人员的思想”。陈氏因此被时人推为理学名臣、岭表儒宗。
一 《五种遗规》合刻本大致构成和现有研究成果与不足
《五种遗规》属于辑录体著作，“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此书名叫《五种遗规》，因其有《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等五种书目，还有一种《在官法戒录》也在刊刻之列。此书单行本、合刻本都印行很多，目前除叶冰、粱宇曾撰文介绍桂林图书馆馆藏《五种遗规》外，并未系统将此书划分。陶金玲曾撰文介绍陈氏辑录该书过程、著录内容，并大致论述了《五种遗规》合刻本各版本构成，现摘录如下：
合刻本《五种遗规》始行于乾隆八年(1743)，为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本。……除李安民集校本外，尚有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书局本、楚北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浙江书局本等，并收入1936年(民国25年)上海中华书局辑《四部备要·子部·儒家》。共计十六卷，其中《养正遗规》二卷，《补编》一卷，《教女遗规》三卷，《训俗遗规》四卷，《从政遗规》二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除通行本外，另有一种刊本，去《在官法戒录》，改列陈宏谋晚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辑《学仕遗规》(四卷，《补编》四卷)，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洋布公所振华堂刊本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图书局本。
目前《五种遗规》印行较多，除续修四库全书951册编入此书并在1995年、2002年先后两次印行外，其他一些版本在全国多数图书馆都有馆藏。陶金玲仅仅是大致介绍了现有《五种遗规》常见版本，对一些特殊版本并未介绍。因此仅就《五种遗规》开封府吴重熙刻本的编成、刻印历程写成这篇短文，乞方家斧正。
二 《五种遗规》开封吴重熙刻本所载前人序、跋、识
检索该书在国家图书馆馆藏信息，此书共有8册，责任者是：开封府知府海丰吴重熙，出版时间是光绪十七年(1891)，10行26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名据书签题，实收四种。以上是可以了解到的该书基本信息，但仅凭这些信息是不够的。后来我们查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有此书，通过咨询，馆内阅读，发现此书中有较多当时任职开封的官员留下的序、跋、记，如杨国桢《重刻(四种遗规)序》、吴慈鹤《重刻(五种遗规)序》、王康父《重刊(四种遗规)跋》、吴重熙所作之识、瑛桂所作之跋，这些文字为我们发现和解读这个版本的特殊性提供了方便。誊抄后择要叙述如下：
我朝文治昌明有年矣，功令以制义帖拾取士。士之所学者，各以六经四子书为弋取科名之具，樜拾程朱之余绪，即以为性道宗旨。涉猎官礼之粗迹，即以为治世经猷。……桂林陈榕门相国为当代名臣，集有遗规四种，采古今嘉言懿行，以为模范，事属庸常而功期实践。……开封太守王君迪民因旧板漶漫，自出工费，重事校刻，其所以景慕先贤嘉惠后人之意，具见于此方，今重熙累洽物阜民安具官者，谨守宪章，何以报国?要惟是养贤育才备他日之用是其大者，而非培护风俗，振兴教化，则人何由出?然则是书之流传，谓非循良之亟务乎?余固乐迪民之仕优而能学又深嘉其能认政要也，故于锓版告成，谨缀数言于其卷末。道光四年小除日崇阳杨国桢书。
该序作于道光四年(1824)，杨国桢言此居官之箴非“士之所学者，各以六经四子书为弋取科名之具，摭拾程朱之余绪，即以为性道宗旨。涉猎官礼之粗迹，即以为治世经猷”，即非科考之数，程朱理学余绪和官场礼仪，而应是“收束身心，敦崇实学，更上求之圣经贤传”，即修身养性、努力实践，做到体用一致。刊刻书籍的作用在于“养贤育才备他日之用”，开封知府王迪民得到陈弘谋《四种遗规》后“因旧板漶漫，自出工费，重事校刻”，而后任之官吴重熙又能守居官之箴，杨氏为之作序。
余，吴人也。知桂林陈文恭公事较悉，盖公抚吴日久，以清操亮节风率僚属吏治，风俗为之一变。……后有得公所著四种遗规及在官法戒录，读之而后知公以大儒而为名臣，其经济原本、学问不同于矫情干誉者为也。……公所著书，首日养正，端告蒙之始也，日从政，裕临民之略也；日训俗，迪民彝也；日教女，修内则也；日在官法戒录，盖为府吏胥徒辈说法。公之用心于是至矣。开封太守王君以京东右族久官中土，克循克能，所在称治，台省赏其才，自怀移汴，于公暇出是编，倡诸郡伯割俸重梓。盖能以文恭公之心为心，而欲以文恭公之所以正己率属，教民成俗相劝勉也。今之有司有司牧之责者，拥专城居方面，孰不欲其名声之垂于无穷，而吏若民尽从其教哉?乃能言之未必能行之，能行之未必能尽应之者。岂勤于始而怠于终欤?抑厚于人而薄于己欤?……虽然职无小大，权所在即人所属，凡奔走给事皆容悦我者。往来之戚熏宾客皆有待于我者也。如是而得闻其过者寡矣，师友之箴规不可骤得，古人一编日摩挲而三复之若者，吾所已能吾者，所未至勉其所未至而益修其所已能，则随在皆师保也。闼户犹境内也。治己以率属，劳身以勤民，犹之表立于此而影应于彼。其效未有不彰明较著而非矫情干誉者，所可袭而取矣。今两河吏治方蒸蒸日上，王君又首倡重刊是编，以为有位者劝泛海而得舟筏，登高而悬梯桄。使读之者昭然典睹，知学之有益于仕而仕之必资于学，且今之有所谓迂阔而远于事情者，乃古之所谓贤也。余虽不克身被文恭之教而喜得见是编之行于中州。中州犹三吴也，今日之治犹当日之治也。是则王君重刊之志也矣。
此序为当时河南省学政吴慈鹤于道光五年(1825)所写，言其“后有得公所著四种遗规及在官法戒录，读之而后知公以大儒而为名臣，其经济原本、学问不同于矫情于誉者为也”。从乾隆八年(1743)首出《五种遗规》汇印本，历近百年陈氏《四种遗规》原本和《在官法戒录》单行之本仍在流通，可见陈宏谋此书生命力还是比较顽强的，而“开封太守王君以京东右族久官中土，克循克能，所在称治，台省赏其才，自怀移汴，于公暇出是编，倡诸郡伯割俸重梓”，说明王迪民与同僚捐出俸禄将 《四种遗规》旧本重行刊刻，意在“以为有位者劝泛海而得舟筏，登高而悬梯枕。使读之者昭然共睹，知学之有益于仕而仕之必资于学，且今之有所谓迂阔而远于事情者乃古之所谓贤也”，使仕人(居官者)能明了仕学相资之论，体会居官临民之道。
圣经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致诚正为修身之本，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悉本于修身。身之所系，既重刻修身诚急务矣，无如趋向不同，性情各判，是又不可以不教。教之者正不必家喻户晓也，即以前人之遗规令后人为挈矩渐摹，既久心术克端以兹，老幼男女士农工贾各修其身而治平之道不于是乎在哉?……小民兴仁让之风，即颛愚妇子亦莫不淑慎其身，固不特有位者，克守官方弛然何敢谓天下已治而可少弛其教民成俗之道哉。此所以鄂润泉方伯陈臬中州时饬发桂林陈榕门相国遗规四种以为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不可不读，康父于公余之暇敬谨披阅见其中政治、教育、敦俗励行无不周备，既觉平易而近人，既可范围于乎斯也?惟原板模糊不可不重刻以传其久远，而工繁费钜，独力难撑。因商之寅好为公擘之举，成以为急宜付刊，乐分鹤糈，于是九府四州各捐廉俸以成是举。……虽不足补郅治于万一，亦未始非教化斯民之一道也，是为跋。
此跋作于道光五年(1825)三月上巳日(三月初三)，王迪民(字康父)言《四种遗规》原书是鄂润泉在河南任职时的“饬发”，书自然是培远堂原版，王迪民读后，“见其中政治、教育、敦俗励行无不周备，既觉平易而近人，既可范围于乎斯也?”认为此超出了鄂润泉认为的“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的范围，但“原板模糊不可不重刻以传其久远，而工繁费钜，独力难撑”，于是在同僚中倡议捐资重刻，使之重为流传。书成后，王迪民希望“读是书者心体认服膺，弗失将见”，以达“教化斯民”的目的。
齐天下之道，惟礼与刑。出乎礼别入乎刑。国家虽有典律，不能家有其书。户习其书所以善俗之道，必以易知易能为尤善。则桂林相国遗规之辑，为留心教化者所必不可不讲之书。公书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官刻家刻坊刻刻板各殊。(重熙)所读即为汴中刻板，及光绪己丑来尹开封于辛卯春捡旧本补之，至冬末始竣。他本多五种，此刻无在官法戒录，而有公嗣所辑训俗遗规补，仍当以在官法戒录补入，始为全书。此本始刻于前守王君迪民，阅二十五年瑛兰坡中丞守开封重补一次而以训俗遗规补续入。迄今又四十年，遗失益甚，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入以成完书，迪民太守重刻时，先仲伯祖时署光州，姓氏在校刊之列；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重熙)补刻之。一家三世均与公之遗泽有缘，不为不幸，愿留心教化者永永保护之也。
吴重熙这篇序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从当年春天用旧本补汴中刻本(王迪民刻本)，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付刻。当时的情况是“此刻无在官法戒录，而有公嗣所辑训俗遗规补，仍当以在官法戒录补入，始为全书”，表明此本是陈氏《四种遗规》原本加陈氏后裔陈钟珂、陈钟理所辑补之《训俗遗规》补编，而《在官法戒录》未录入。这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还有两次刊刻活动，一次是前面两序一跋中提及的道光五年王迪民重刻，另一次是在此25年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瑛兰坡(桂)重补时将《训俗遗规》补编续入。及至吴重熙刊刻时则“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入以成完书”，此本就是前面陶金玲论述第一种《五种遗规》。“户习其书所以善俗之道，必以易知易能为尤善。则桂林相国遗规之辑，为留心教化者所必不可不讲之书。”这里解释的陈宏谋此书容易流传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陈氏所辑各书所述之事理“易知易能”，即所说之理、所叙之事能为常人所知、所为，只有这样，方能为包括读书人和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大众接受、实行。
吴重熙言瑛兰坡重补《四种遗规》的事情，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没发现相关线索，该书第七册有陈钟珂《<训俗遗规)补识》，在此补识后有瑛桂跋一则，择要摘录如下：
临桂陈文恭公四种遗规，世多雕本，瑛桂受其书而读之，景行殆非一日。比摄开封，见署有前守王公迪民镌板，怦然心动，爰复校雠讹脱而补编二卷，则公嗣钟珂所辑，修身励俗皆渊源于文恭公之言有取裁焉。瑛桂又复读而喜之，饬工并雕于遗书之末。刻既竣，思以贻同志而书其后日六经之文言事言理少。……文恭公所著培远堂文集笺疏书牍之文若想见其精神。兹编列目，日养正，日教女，日训俗，日从政，日从政补编，又促训俗一类而推广之部。……则此书广刊流传，固非陈氏一家之言而天下后世之公言也。今瑛林备员典郡与二三同志奉文书、守令甲以为称司牧之职矣。抑知文恭当日躬行心得本其所学以自勉而勉人者，审端用力固自有在语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手一编以终身焉可也。
瑛桂此跋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比摄开封，见署有前守王公迪民镌板，怦然心动，爰复校雠讹脱而补编二卷，则公嗣钟珂所辑，修身励俗皆渊源于文恭公之言有取裁焉”。这里瑛桂讲述了他在代理开封知府时，亲自看到了王迪民刻本《四种遗规》，并补人陈钟珂所辑之《训俗遗规》补编二卷，“饬工并雕于遗书之末”。刻成后，瑛桂重新编排序目，顺序为“兹编列目，日养正，日教女，日训俗，日从政，日从政补编，又促训俗一类而推广之部”。可见此书应是《四种遗规》，而非熟知的《五种遗规》。
“抑知文恭当日躬行心得本其所学以自勉而勉人者，审端用力固自有在语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手一编以终身焉可也”，瑛桂是追慕陈氏，自思虽然不能做出如陈氏般的功绩，“则此书广刊流传，固非陈氏一家之言而天下后世之公言也。今瑛林备员典郡与二三同志奉文书、守令甲以为称司牧之职矣”。退而求其次，刊刻陈氏遗书，并使之流传，既能秉承陈氏遗志，又能谨守牧守之责，不负天子期望。
至于之前吴重熙提到“迪民太守重刻时，先仲伯祖时署光州，姓氏在校刊之列；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重熙)补刻之。一家三世均与公之遗泽有缘，不为不幸，愿留心教化者永永保护之也”的事情，只要能找到刊刻《四种遗规》时的姓氏表，就能对吴氏祖、父、孙三代累次刻行《五种遗规》的行为提供注解。
我们在册一找到了此表，如实全录如表1。
对照表1，吴重熙的“仲伯祖”吴怡会赫然在列，加上“兰坡中丞补刻时，先大人陈中州臬事”，吴氏尊翁任河南按察使，一门三世均与《五种遗规》有缘固是幸事，而能于现存《五种遗规》各本中见此完整刊校姓氏表则更属难得。
三 写在文后的思考
引述上述序、跋、记的目的在于说明，某些《五种遗规》版本对于研究当时社会风气和区域文化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开封本《五种遗规》更多的是表达了当时官吏们一定程度的爱民觉悟和精神自律意识。若有心人对此本中所列各时期刊刻人于此《四种遗规》的书信、文集记载展开研究，当有所获。
因学识有限，我们对《五种遗规》开封府吴重熙重刻版本的探究还很粗浅，需要说明的是此本现存八册，遍观此书，缺《在官法戒录》，考吴重熙识中“兹复为补刊完备并以在官法戒录刊人以成完书”，此书刻成时当为全本，目前却是残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感到不解，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图书馆界专家前辈的指点进而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