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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分析、总结、凝练、归纳的结果。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基本逻辑。实践需求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动力，实践历程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资源，实践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体现了其指导思想的真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以此为据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4-022-011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形成了连续性、全面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建构了百年大党的理论形态，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的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和规划未来的过程中展开和完成的，实践性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根本特征，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根本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符合，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范例。
一、实践需求：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动力
思想，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1]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客观反映和理性认识，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思想理论需求的回应。马克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正如社会对技术的需求推进了技术进步一样，是实践需求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实践需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指导思想创新的核心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决出现和面临问题的过程中，推进自身指导思想的创新，这种创新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规定的科学原则之上。
（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从实践出发认识世界，将人类一直以来纠缠不清的认识与物质的关系做了清晰彻底地科学论证。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P54）也就是说，从实践来理解人的思想认识，才是合乎科学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创立了人类科学认识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唯物主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实践的观点，人类的思想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反作用于实践，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5]（P291）实践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各领域和各方面。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出发，无产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来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实践。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理论武装政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1917年，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1840年以来追寻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启示，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从此，开启了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国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从行为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作为自己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从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党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党的思想理论，反过来又用理论指导实践，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品格上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实践对于思想的检验作用，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实践检验指导思想正确与否，以此来保证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真理性。
（二）中国百年来根本问题的解决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被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但由于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与现代世界体系格格不入，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充满挑战。为解决中国与世界体系兼容性的问题，同时为解决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独立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面临着艰巨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是中国百年来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与现代世界的矛盾，首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解决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根本问题，需要引进和建构新的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来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立国的思想根基。由于中国传统中缺乏系统化的现代化思想理论资源，这种现代世界体系中立国的思想根基只能借助于外来世界的寻找，进而进行本土化的转化和应用。 中国近代追寻解决根本问题的思想理论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一是从物质技术层面着手。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清朝部分开明地方官僚为主体，开办采用西方现代机器技术的工商业，称之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应用，谋求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试图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历次战争中的失败局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战败，民族灾难进一步加深，标志着从物质技术层面着手的“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二是从政治制度层面着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部分初步了解和接受西方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器物层面的改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之后清朝政府的“新政”，但清朝统治阶层推行的“新政”成效有限。另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的革命派提出推翻帝制统治，建立现代共和政治的主张，并在辛亥革命中成为现实，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家，成为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由于缺乏根基，很快陷入混乱状态，没有实现现代国家转型的足够能力。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着手。中华民国初期政治建设成效不明显，但一大批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深层次问题，其中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开展了朝气蓬勃、广泛深刻的新文化运动，肩负起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
从近代中国追寻解决根本问题的思想理论历程看，不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以西方资产阶级现代化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区别仅在于范围之广狭与推进之深浅。从实践结果看，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在学习资产阶级现代化思想理论上，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但未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甚至连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都未能解决。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中国是难以实践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是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和自身条件决定的。简言之，一方面，中国是因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建构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会容忍和支持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其所建构的世界体系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相去甚远，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心理存在巨大矛盾，中国自身不存在实行资本主义的文化条件。因通过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中国只能另寻其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资源。恰在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前景，给中国寻求现代化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中国根本性问题的思想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实践挫折和寻求新的现代化出路的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党的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目的，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是一个不同于近代中国一切政党的使命型政党。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党形态，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自身建设成为强大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政党的初心使命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原理性的理论，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通过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二千年悠久历史而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庞大国家。因此，这一任务更加艰巨复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生成逻辑上看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扬弃”。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地域看，主要是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等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国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直接的论述来阐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中国从社会性质上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存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这一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宏觀方向既定之后，需要建构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目标。由于历史、国情的特殊性和现代化实践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建新的具体的思想理论，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对既定的思想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后，面对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更是历史所未见，也没有其他现成的思想理论可以直接拿来所用，对新的科学的思想理论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实践需要和情势变化，不断建构和发展新的理论，并将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理论在宪法、法律和党章等规范性文件中予以确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基本政治经验。
二、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资源
一切时代的优秀思想是对它所在时代的反映，映照着它所在时代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对它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具体分析和批判，进而从理论上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建立在对具体实践认识的客观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设计和建构。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成长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是从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上而言的，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一切说法都要在实践中照搬抄袭。中国共产党创立和成长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在的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学说机械理解和运用于实践，不但党的事业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百年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探索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新局面和新境界，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认知。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的创新，是按照“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目标和实践内容来推进的。为实现和完成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 （一）“站起来”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材料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深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文化实践。[5]（P201）毛泽东思想的创立适应中国“站起来”的历史需要和历史过程，回答了中国“站起来”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同时是对中国“站起来”伟大历程的理论总结和理论升华。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80年，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社会，是指西方列强通过武力侵占和割让了中国的大块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治外法权，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在经济上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提供地和工业品倾销地。所谓半封建社会，是指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帝制统治在中国终结，但是共和制度在中国并未建立起来，现代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依然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据此选择和制定相应的道路、政策与策略。社会主要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态度而变化，问题在于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正确客观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都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背景。
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中国“站起来”是毛澤东思想创立的实践目标。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同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民族工商业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解决不同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根本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的实践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实践目标，就是解决其他阶级和政党所难以解决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基本目标是对内实现新的民主共和体制的完全建立，对外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完善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将这一目标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集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这一实践目标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资源。理论与实践是一对辩证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关联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认知、理论总结、理论凝练和理论升华。在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路线方针的选择、政策制定执行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作家未曾提供现成答案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领导以第一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不断提升，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独立指导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确立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来源。
（二）“富起来”的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论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推进。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论述，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党的建设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对国家发展要义、目标、方法等进行了深刻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
“富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实践目标。毛泽东思想实践解决了近代中国“站起来”的问题，但是囿于历史局限，“富起来”的问题却未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国家“富起来”的目标提上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的迫切需求，对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此将党和国家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及其严格的执行，根本上需要开展更为全面的实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富起来”的实践目标符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实际，也是一个经过努力实践能够完成的实践任务。围绕“富起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同毛泽东思想一道，列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历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实践来源。中国共产党“富起来”实践目标的实践方法是实行改革开放，以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作为主要标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改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向发达经济体开放，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农村农民关于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的自主实践、城市民营经济的自主实践等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实践资源。同时，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妥善应对，积极推进实践与理论创新，实现了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实现“富起来”目标的过程中，提出、总结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理论命题，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概括，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品格。
（三）“强起来”的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需要完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需要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实践目标上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处于历史交汇点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践形势错综复杂，担负的实践任务繁重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P11）面对新的实践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發展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并在这一历史交汇点的实践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实践来源。党的十八之后，根据客观发展需要，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直接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为切入点，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为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推进打开了新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一系列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陆续推出并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做出部署，司法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一体推进，在法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法治思想，具有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深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了9 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生态责任制深入实施，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整治，生态环境形势逐步好转。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总结，最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形式确定下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国际上发生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堵欺压以及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面临恶化趋势。2019年末，又发生世界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国内面临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沉着冷静科学有效应对，从中美贸易摩擦和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的实践中，又产生了新的经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新资源和新素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全局，提出了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断。
三、实践路线：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既是一部实践探索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实现了中国“站起来”的目标，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总体实现了中国“富起来”的目标，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向“强起来”的目标迈进。在“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套不断递进、前后融贯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践历史的理论形态，也是指导实践发展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关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真理力量，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下，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建立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上的，实践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核心经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解决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被引进中国，一些仁人志士也试图融合中国传统与外来思想，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路径，诸如洋务派的思想、维新派的思想、立宪派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思想等，但最终都在实践中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思想虽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但都未能认识到中国的真实现状及其所处的国际关系，在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认识都不全面到位的情况下，加上实践者缺乏足够的能力，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无法完成解决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任务。要解决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独立国家建构和民主富强的目的，需要既能切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又能应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殖民和侵略的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中国的实践需求而为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所接受并运用。 马克思主义是对已经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和批判，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和资本主义理论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建立在对人类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之上，具有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与中国人民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展现的理论图景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和实现独立富强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方向、宏观方案和行动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具体历史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理论图景并不能自动地在中国成为现实，而是需要它在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进行具体地科学地分析，并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实现中国的长远目标而奋斗。针对具体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切合实践需要的思想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开展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程，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具体事实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6]，进而通过理性升华上升为指导党前进的思想理论。
（二）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证明和进一步昭示了这一命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创立的，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理论系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立的经验给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启示，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坚持基层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为思想理论创新提供动力与支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需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来源，百年党史是党领导基层群众开展实践的历史，党的百年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创立与人民群众的基层探索和实践分不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军队建设以及各领域工作中的方法等，大部分是在基层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这些为基层群众和基层党组织所发明创新的实践性经验成为党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在党的百年党史上，凡是离开人民群众、离开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实践的而用抽象的未经实践的所谓理论来强行运用于实践的都会在实践中产生负面结果，甚至失败，都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要根据实践形势和目标任务的需要科学审慎实施顶层设计。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重要体现和重要功能，就是根据形势任务提供整体性的方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健全的组织体系，能够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能够比一般人民群众看得更远更广，因而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战略性的方案，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将基层探索创新和顶层设计紧密结合，形成既符合当下实践需要，又能引领未来实践的思想理论体系。
善于将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和提炼为思想理论，不断提升指导思想创新的方法论水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是将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和提炼为思想理论的过程，是对实践材料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的过程。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是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活动，主要包括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新的理论范式的创立两个方面。其中，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关键，也是新的指导思想创立的标志。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对新的实践的理论表达。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党的指导思想能够与时代保持一致，是党的指导思想为人民群众学习、接受和认同的重要条件。新的理论范式是塑造新的思维方式的主要方法，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范畴和主要功能具有规定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要从理论话语、理论范式方面加强方法论的创新，全面、完整、准确地将党的实践经验总结为科学化的思想理论体系。
善于借鉴吸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实践中的有效合理经验，扩展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世界视野，提高指导思想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度。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程不仅受到国内历史现实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与国际环境的变迁也有重大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苏联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是中国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党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对国外经验进行学习借鉴，内化在中国的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与外部的交流学习中，党保持了视野的开阔和创新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更加离不开对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做法的学习借鉴，这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和自身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国外先进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学习借鉴，一方面有利于减少中国创新的成本，加快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走向全面現代化，综合国力进一步上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在党的思想理论中加入国际化元素，有利于党和国家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形象，增强自身影响力，也能让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中国，促进对中国的认同和支持。 （三）堅持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真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性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思想理论的真理性都要符合可验证的标准，无法验证的思想理论只能算猜想和假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真理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人类过往实践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归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正确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人类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思想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这一基本的方法之上，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3]（P55）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晚年都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经济政治形势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这是科学的对待思想理论的态度，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开展新的实践，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学说中找到现成的可供完全照搬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出新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一方面是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最终的正确性依然需要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5]（P284）这是因为，任何思想理论的适用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在这一时空环境下正确的理论未必在其他时空环境下依然适用。所以沿袭或者照搬特定时空环境下创立的思想理论，是不合适的，会给实践带来错误的指导，随之带来实践的负面后果，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推进指导思想的创新，一大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必然需要特定时空条件下实践的检验，理论不能适应实践需要的情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些时期党内出现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引以为戒的。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理论的真理性，主要原则和机制有四方面。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原则，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础性原则。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7]实事求是不仅在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当下开启全面现代化征程时期，都要不折不扣地予以贯彻落实。二是坚持民主性，允许正常的健康的思想辩论。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众多人的讨论中，较为容易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对待思想理论方面，需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扩大民主的范围和尺度，允许和鼓励公民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进行民主讨论，以集体的智慧减少或者避免错误决策的出现，特别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三是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严肃慎重对待思想理论问题。谦虚谨慎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形势较好的时期，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作为执政党，任何决策和思想的提出都会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相关方面，需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视之。四是坚持知错即改，有错必改。任何思想和政策提出后，在实践中都会出现执行方面的偏差或者本身不周延所导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错误的，必须立即予以改正，以减少损失。对错误的承认和纠正本身就是建立权威的方式之一，并不会损害权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理论与实践交融互动的历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体系化的指导思想，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应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就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实践逻辑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关键，正因为实践逻辑在指导思想创新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真理性，形成了实践与思想的良性互动，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道路上发挥了理论指引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依然需要遵循实践逻辑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的立场，以开放的胸怀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避免因思想僵化导致的实践危机的出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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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Zhang Wei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260600）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arxist governing party that highly valu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analysis， generalization， condensation， and induction based on practice. The practical logic i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need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course contains the resourc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route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embodies the truthfulness of its guiding ideolog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it is also of necessity to forge ahead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and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Innovation of Ideology
責任编辑：任德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4-022-011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形成了连续性、全面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建构了百年大党的理论形态，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的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和规划未来的过程中展开和完成的，实践性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根本特征，实践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根本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符合，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范例。
一、实践需求：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动力
思想，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1]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客观反映和理性认识，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思想理论需求的回应。马克思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正如社会对技术的需求推进了技术进步一样，是实践需求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实践需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指导思想创新的核心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决出现和面临问题的过程中，推进自身指导思想的创新，这种创新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规定的科学原则之上。
（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从实践出发认识世界，将人类一直以来纠缠不清的认识与物质的关系做了清晰彻底地科学论证。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P54）也就是说，从实践来理解人的思想认识，才是合乎科学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创立了人类科学认识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唯物主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实践的观点，人类的思想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反作用于实践，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5]（P291）实践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各领域和各方面。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出发，无产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来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实践。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马克思主义政党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理论武装政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1917年，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1840年以来追寻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启示，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从此，开启了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国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从行为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作为自己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从意识形态上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党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党的思想理论，反过来又用理论指导实践，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品格上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实践对于思想的检验作用，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实践检验指导思想正确与否，以此来保证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真理性。
（二）中国百年来根本问题的解决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被动融入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但由于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与现代世界体系格格不入，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充满挑战。为解决中国与世界体系兼容性的问题，同时为解决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独立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面临着艰巨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是中国百年来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与现代世界的矛盾，首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解决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根本问题，需要引进和建构新的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来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立国的思想根基。由于中国传统中缺乏系统化的现代化思想理论资源，这种现代世界体系中立国的思想根基只能借助于外来世界的寻找，进而进行本土化的转化和应用。 中国近代追寻解决根本问题的思想理论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一是从物质技术层面着手。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清朝部分开明地方官僚为主体，开办采用西方现代机器技术的工商业，称之为“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先进技术的应用，谋求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试图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历次战争中的失败局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战败，民族灾难进一步加深，标志着从物质技术层面着手的“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二是从政治制度层面着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部分初步了解和接受西方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器物层面的改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对政治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之后清朝政府的“新政”，但清朝统治阶层推行的“新政”成效有限。另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的革命派提出推翻帝制统治，建立现代共和政治的主张，并在辛亥革命中成为现实，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家，成为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由于缺乏根基，很快陷入混乱状态，没有实现现代国家转型的足够能力。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着手。中华民国初期政治建设成效不明显，但一大批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深层次问题，其中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开展了朝气蓬勃、广泛深刻的新文化运动，肩负起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
从近代中国追寻解决根本问题的思想理论历程看，不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都以西方资产阶级现代化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区别仅在于范围之广狭与推进之深浅。从实践结果看，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在学习资产阶级现代化思想理论上，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但未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甚至连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都未能解决。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中国是难以实践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失败是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和自身条件决定的。简言之，一方面，中国是因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建构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会容忍和支持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其所建构的世界体系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相去甚远，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心理存在巨大矛盾，中国自身不存在实行资本主义的文化条件。因通过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中国只能另寻其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资源。恰在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前景，给中国寻求现代化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中国根本性问题的思想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指导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实践挫折和寻求新的现代化出路的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以及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党的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为目的，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是一个不同于近代中国一切政党的使命型政党。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党形态，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自身建设成为强大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政党的初心使命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原理性的理论，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通过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二千年悠久历史而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庞大国家。因此，这一任务更加艰巨复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生成逻辑上看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扬弃”。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地域看，主要是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等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国家，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直接的论述来阐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中国从社会性质上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存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这一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宏觀方向既定之后，需要建构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目标。由于历史、国情的特殊性和现代化实践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建新的具体的思想理论，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对既定的思想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后，面对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更是历史所未见，也没有其他现成的思想理论可以直接拿来所用，对新的科学的思想理论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实践需要和情势变化，不断建构和发展新的理论，并将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理论在宪法、法律和党章等规范性文件中予以确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基本政治经验。
二、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资源
一切时代的优秀思想是对它所在时代的反映，映照着它所在时代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对它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具体分析和批判，进而从理论上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建立在对具体实践认识的客观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设计和建构。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成长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是从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上而言的，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一切说法都要在实践中照搬抄袭。中国共产党创立和成长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在的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学说机械理解和运用于实践，不但党的事业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百年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探索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新局面和新境界，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认知。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的创新，是按照“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目标和实践内容来推进的。为实现和完成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 （一）“站起来”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材料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深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文化实践。[5]（P201）毛泽东思想的创立适应中国“站起来”的历史需要和历史过程，回答了中国“站起来”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同时是对中国“站起来”伟大历程的理论总结和理论升华。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80年，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社会，是指西方列强通过武力侵占和割让了中国的大块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设置治外法权，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在经济上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提供地和工业品倾销地。所谓半封建社会，是指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帝制统治在中国终结，但是共和制度在中国并未建立起来，现代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依然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据此选择和制定相应的道路、政策与策略。社会主要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态度而变化，问题在于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正确客观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都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背景。
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中国“站起来”是毛澤东思想创立的实践目标。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华民族同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民族工商业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解决不同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根本上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的实践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实践目标，就是解决其他阶级和政党所难以解决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基本目标是对内实现新的民主共和体制的完全建立，对外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完善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将这一目标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集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这一实践目标上，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创立的实践资源。理论与实践是一对辩证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关联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认知、理论总结、理论凝练和理论升华。在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路线方针的选择、政策制定执行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作家未曾提供现成答案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领导以第一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不断提升，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独立指导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确立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来源。
（二）“富起来”的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理论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推进。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论述，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执政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党的建设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对国家发展要义、目标、方法等进行了深刻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
“富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实践目标。毛泽东思想实践解决了近代中国“站起来”的问题，但是囿于历史局限，“富起来”的问题却未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国家“富起来”的目标提上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的迫切需求，对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据此将党和国家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及其严格的执行，根本上需要开展更为全面的实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富起来”的实践目标符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实际，也是一个经过努力实践能够完成的实践任务。围绕“富起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同毛泽东思想一道，列入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历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实践来源。中国共产党“富起来”实践目标的实践方法是实行改革开放，以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作为主要标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改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向发达经济体开放，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农村农民关于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的自主实践、城市民营经济的自主实践等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实践资源。同时，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妥善应对，积极推进实践与理论创新，实现了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实现“富起来”目标的过程中，提出、总结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理论命题，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概括，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品格。
（三）“强起来”的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需要完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需要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实践目标上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新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处于历史交汇点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践形势错综复杂，担负的实践任务繁重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P11）面对新的实践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發展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并在这一历史交汇点的实践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实践来源。党的十八之后，根据客观发展需要，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直接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为切入点，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为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推进打开了新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一系列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陆续推出并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做出部署，司法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一体推进，在法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法治思想，具有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深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了9 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生态责任制深入实施，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整治，生态环境形势逐步好转。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总结，最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形式确定下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国际上发生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堵欺压以及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面临恶化趋势。2019年末，又发生世界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国内面临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沉着冷静科学有效应对，从中美贸易摩擦和抗击新冠疫情斗争的实践中，又产生了新的经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新资源和新素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全局，提出了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断。
三、实践路线：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既是一部实践探索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实现了中国“站起来”的目标，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总体实现了中国“富起来”的目标，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征程，向“强起来”的目标迈进。在“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实践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套不断递进、前后融贯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践历史的理论形态，也是指导实践发展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关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真理力量，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下，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建立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上的，实践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核心经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解决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被引进中国，一些仁人志士也试图融合中国传统与外来思想，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路径，诸如洋务派的思想、维新派的思想、立宪派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思想等，但最终都在实践中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思想虽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但都未能认识到中国的真实现状及其所处的国际关系，在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认识都不全面到位的情况下，加上实践者缺乏足够的能力，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无法完成解决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任务。要解决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独立国家建构和民主富强的目的，需要既能切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又能应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殖民和侵略的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中国的实践需求而为中国先进的无产阶级所接受并运用。 马克思主义是对已经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和批判，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和资本主义理论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建立在对人类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之上，具有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要矛盾演变规律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与中国人民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展现的理论图景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和实现独立富强的目标提供了理论方向、宏观方案和行动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具体历史需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实践主体。
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理论图景并不能自动地在中国成为现实，而是需要它在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进行具体地科学地分析，并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实现中国的长远目标而奋斗。针对具体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切合实践需要的思想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开展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程，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具体事实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6]，进而通过理性升华上升为指导党前进的思想理论。
（二）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证明和进一步昭示了这一命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创立的，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理论系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立的经验给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启示，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坚持基层自主探索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为思想理论创新提供动力与支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需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来源，百年党史是党领导基层群众开展实践的历史，党的百年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创立与人民群众的基层探索和实践分不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基层政权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军队建设以及各领域工作中的方法等，大部分是在基层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这些为基层群众和基层党组织所发明创新的实践性经验成为党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在党的百年党史上，凡是离开人民群众、离开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实践的而用抽象的未经实践的所谓理论来强行运用于实践的都会在实践中产生负面结果，甚至失败，都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要根据实践形势和目标任务的需要科学审慎实施顶层设计。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重要体现和重要功能，就是根据形势任务提供整体性的方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健全的组织体系，能够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能够比一般人民群众看得更远更广，因而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战略性的方案，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将基层探索创新和顶层设计紧密结合，形成既符合当下实践需要，又能引领未来实践的思想理论体系。
善于将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和提炼为思想理论，不断提升指导思想创新的方法论水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创新，是将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和提炼为思想理论的过程，是对实践材料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体系化的过程。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是知识创造和知识生产活动，主要包括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新的理论范式的创立两个方面。其中，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关键，也是新的指导思想创立的标志。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话语体系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对新的实践的理论表达。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保证了党的指导思想能够与时代保持一致，是党的指导思想为人民群众学习、接受和认同的重要条件。新的理论范式是塑造新的思维方式的主要方法，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范畴和主要功能具有规定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要从理论话语、理论范式方面加强方法论的创新，全面、完整、准确地将党的实践经验总结为科学化的思想理论体系。
善于借鉴吸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实践中的有效合理经验，扩展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世界视野，提高指导思想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同度。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程不仅受到国内历史现实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与国际环境的变迁也有重大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苏联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是中国学习借鉴的主要对象。党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对国外经验进行学习借鉴，内化在中国的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与外部的交流学习中，党保持了视野的开阔和创新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更加离不开对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做法的学习借鉴，这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和自身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通过对国外先进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学习借鉴，一方面有利于减少中国创新的成本，加快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走向全面現代化，综合国力进一步上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在党的思想理论中加入国际化元素，有利于党和国家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形象，增强自身影响力，也能让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中国，促进对中国的认同和支持。 （三）堅持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真理性的根本标准
真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正确性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思想理论的真理性都要符合可验证的标准，无法验证的思想理论只能算猜想和假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真理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人类过往实践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归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正确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人类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思想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这一基本的方法之上，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3]（P55）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晚年都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经济政治形势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这是科学的对待思想理论的态度，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开展新的实践，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学说中找到现成的可供完全照搬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出新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思想理论，一方面是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最终的正确性依然需要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5]（P284）这是因为，任何思想理论的适用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在这一时空环境下正确的理论未必在其他时空环境下依然适用。所以沿袭或者照搬特定时空环境下创立的思想理论，是不合适的，会给实践带来错误的指导，随之带来实践的负面后果，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推进指导思想的创新，一大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必然需要特定时空条件下实践的检验，理论不能适应实践需要的情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些时期党内出现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是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引以为戒的。
坚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理论的真理性，主要原则和机制有四方面。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原则，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础性原则。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7]实事求是不仅在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当下开启全面现代化征程时期，都要不折不扣地予以贯彻落实。二是坚持民主性，允许正常的健康的思想辩论。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众多人的讨论中，较为容易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对待思想理论方面，需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下，扩大民主的范围和尺度，允许和鼓励公民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进行民主讨论，以集体的智慧减少或者避免错误决策的出现，特别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三是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严肃慎重对待思想理论问题。谦虚谨慎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形势较好的时期，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作为执政党，任何决策和思想的提出都会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相关方面，需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视之。四是坚持知错即改，有错必改。任何思想和政策提出后，在实践中都会出现执行方面的偏差或者本身不周延所导致的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错误的，必须立即予以改正，以减少损失。对错误的承认和纠正本身就是建立权威的方式之一，并不会损害权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理论与实践交融互动的历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体系化的指导思想，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实践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应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就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实践逻辑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创新的关键，正因为实践逻辑在指导思想创新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真理性，形成了实践与思想的良性互动，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道路上发挥了理论指引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依然需要遵循实践逻辑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的立场，以开放的胸怀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避免因思想僵化导致的实践危机的出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Zhang Wei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260600）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arxist governing party that highly valu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is the result of continuous analysis， generalization， condensation， and induction based on practice. The practical logic i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need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course contains the resourc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route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embodies the truthfulness of its guiding ideolog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it is also of necessity to forge ahead the innovation of the CPC’s guiding ideology and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Innovation of Ideology
責任编辑：任德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