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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特征和运作基础是社会的数字化平台，既往的一切信息、资源、物流、人员等基础性元素都将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重新梳理、编码乃至整合，进入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时代变动背景下的出版产业定位会直接决定出版人才的培养问题。出版的知识管理职能和软实力使者地位要求出版人才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出版的应用学科性质又决定了出版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和通才度。要“将”不要“匠”，过往“大家”参与出版繁荣的历史告诉我们，按照“成人才”和“达通才”的高度来开展出版人才培养，是确保出版产业兴旺的不倒长城。
[关键词]数字化出版；出版产业；出版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蔡玉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是一个泛化的课题，在各个领域似乎都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这不仅昭示着产业发展对人才的依赖，更考问着多年来的教育设置，同时，也强烈要求人才培养工程的专门化研究早日提上日程。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从社会转型到产业变迁，人文规律到国家参与，方向定位到课程设置等诸多角度考察，才能比较精准地满足出版人才所暗含的内涵和外延。
一、社会技术平台是时代自变量因子
人类社会的社会运作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一体化机制，社会的一体化程度表征着社会的关联度和成熟度，成熟而紧密的社会需要一个高级的社会技术平台来承载社会成员的社会意义和自我实现。
人类的社会技术平台大体由生产技术、健康技术、传播技术三个主要技术方向共同交织而成，这也是人类对自然、自身、彼此三个本质面向所决定的。所以，生产、健康、传播是社会技术平台的三个考察维度和构成因子，三者相互关联构成社会技术平台。技术助益度是社会技术平台的内部运行要点，社会技术平台的三个技术来源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任何一点发明、发现或进步，对社会技术平台的贡献度就体现在对另外两个领域的技术助益度上，如纸张的发明就因其较高的技术助益度而成为社会技术平台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承载力是社会技术平台的外部功能特征，社会技术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展开具有承载作用。社会技术平台越发达，也就是其社会承载力越高，相应的社会生活就越丰富和健全，人类的生活也才越充分。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1. 社会技术平台承载社会运作，社会技术平台的升级会带来社会形态的升级，社会形态的升级会伴有产业形态的变化，社会技术平台是考察社会变迁和产业转型时必须关注的重要自变量因子。
2. 社会技术平台的社会承载力是社会技术平台所能允许和承受的社会行为的广度和深度，其呈不断放大趋势。原始时期的社会技术平台无法支撑和衍生复杂的社会形态，社会技术平台承载力的不同，导致平台变动时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变动的剧烈程度不同。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承载力极大，不仅会催生很多社会形态萌芽，也会淘汰很多不合时宜的社会规则，其带来的社会以及产业形态变化的剧烈程度、深度以及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3. 社会技术平台变迁的主线是生存以促进科学，科学以促进经济，经济以促进文化，文化以促进政治，政治以促进自由。
4. 在社会技术平台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从咿呀会意、结绳记事、刻画制版、声波传递、激光照排到数字编程等，传播技术始终是社会技术平台的主角，传播是社会属性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是世界连结的纽带，是社会的生命力。出版是传播的主流力量，出版产业是社会技术平台的重要支撑和主要动力。出版产业历来紧随社会技术平台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技术平台的变更对出版产业影响最为直接。
二、出版的产业定位和盈利模式新变化
人类历史演进到今天，出版已经由狭义上升为广义，演进到传播的高度，出版已经成为一种制式传播。可以说，在规范的传播领域，出版与传播已经无法分开，并与传播一道上升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构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机械文明时代产生的出版产业与波控时代的广播电视产业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数字传播都是不同社会技术平台下的传播形态，不应该进行区隔归类和截然管理，大部制改革已应此理。从出版的角度看，“版”出现了划时代的丰富和变化，声光电数皆已为“版”，故而有人将之统称为内容产业，也不失为一种统观的思考和尝试。出版一词居于内容产业的源头，历史久远，假如能走出纸质载体与否的自我局限和认识误区，依然可以“大出版”的面貌涵盖和表征内容产业，所以，肩负社会表现力和维系力的出版产业应坚持制式管理的优势，与时俱进，以更大的胸襟和气魄得到新的整合和充实，才能饱满和健康，也才能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体系中真正发挥出其“软实力使者”的应有之力。
从本质意义上说，产业的盈利模式是一种被全社会认可的“产业优势差”保护下的生存空间和盈利方式。产业优势差由产业被需要程度和专业技术优势程度构成，产业的被需要程度是指产业的发展属性和存在意义；专业技术优势程度是指产业技术的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二者共同构成此产业存在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几乎是釜底抽薪式地改变了原有模式的存在条件。出版产业的形式围墙主干是专业技术优势程度，也就是复制技术与社会的通用技术水准之间的特征差距，在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的通用技术水准大有超越出版产业专业技术优势之势。由于社会个体配备了终端设备，出版介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复制成本进一步降低，出版商复制技术的一般优势差变小，致使出版产业固有技术优势受到强烈冲击，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局面，出版人一方面应该坚持“大出版”的产业整合格局，另一方面应该坚持辩证审视，稳住阵脚，因势制宜，虚心改进。首先，出版产业的本质围墙还依然坚固，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且有被更高要求的时代趋势，这就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存在意义和指出了出版产业的前进方向——更高水准地做好知识管理和信息服务工作；其次，不能沉醉和留恋于过去曾经甜蜜但不高级的固有盈利模式中，因为那是社会技术平台承载力不高时代的机会性窃喜，不可误解做长久欢愉。再次，要学会在数字化海洋中游泳，掌握数字化时代出版业态的基本规律和社会允许空间，拿起数字化的时代武器，跟随数字化时代的盈利模式特点构建出版产业的新型盈利模式。分析清楚产业的社会定位和盈利模式，出版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方向和培养原则也就有了定盘星。 三、对出版人才培养原则的思考
从产业性质看，传播和出版属于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服务行业，传播效度是重要的依据指标。排除专业工具的技术优势因素外，传播效度对出版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很高，个人的心理素质、社会阅历、知识累积、逻辑关联、洞察力以及身体素质等都严重地影响着出版人的品级和出版物的层次。综观我国出版发展史，从张元济、王云五到沈昌文，出版大家们都是个人综合素质极高、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和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将才，而非匠人。
从学科角度看，出版学科在真正找到自己的基础学科之前，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范畴，应用学科的共同特点是通才性，应用学科要对上游学科的总体情况有所把握，还要对相关学科进行关联统筹，更要对衍生学科做好对接准备。所以，出版学科对人才培养的通才度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简单地以为教授“编、印、发”和“勘、校、审”就可以大体完成出版人才的培养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
从以上两个角度并结合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的转换背景来看，成才是出版人才培养应该坚持的第一要务，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才能完成出版产业的社会存在意义，成就其赖以生存的实质围墙，只有人才才会对社会提供高水平的、针对性强的服务，一般的出版人员和匠人不仅难以适应新时代的产业发展要求，而且还会降低出版产业的品级和档次，使得出版流于普通的工种，不仅自降身价，还会降低国家和社会的软实力水平。复制成本和复制技术等指标都可以出现随机波动，而出版人才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级是出版产业稳定的“社会卖点”，这一出版产业的实质围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替代的出版产业钢铁长城。
当前，出版领域的主要问题是选题泛滥，质量不高，服务不强，系统性和统筹性差，与社会深层规律结合不够，导致精品佳作不多，等等。这一切都与技术手段和专业技能不足没有太大关系，现在的美工、装帧、排版、发行等技术水准不可谓不高级，缺少的是能够洞悉社会知识结构需要、参与作者前进方向规划的“导演型”编辑人才，出版人才的选题品级和选题艺术成为时代和产业发展的突出要求。所以，出版人才培养所指的成才教育应该主要是指“专通结合，以通为主”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注重素质，讲求宽度，专才教育强调技能，重视深度。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技术平台为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铺就了快轨，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兴起必然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没有超强的文化驾驭能力和敏锐社会洞察力的编辑，是很难胜任以“文化就是生产力”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出版任务，更难以助推国家软实力达到应有高度。培养出版人才“进而能专，退而做通”的通才素养和综合能力刻不容缓。
四、出版人才培养的操作建议
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主张的“大出版时代”已经来临，出版产业“内促凝聚，外塑形象”“管理知识，服务智慧”“教化社会，沟通世界”的重大使命不允许出版产业自堕为普通商业和混同于世俗生活，更何况出版产业在软实力语境下已经上升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力量，这些重大课题和严肃使命需要出版产业人才培养慎之又慎，严之又严并最终落实到“成人才，达通才”上。
一般来说，通才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强调知识的广博和贯通，二是注重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三是贯彻多元文化的学习。出版产业的通才教育包括教学方向的把握和教学内容的设计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一）教学方向是指教学的形式和手段，培养成才应该坚持“开放、宽厚、严训”的教学方向
1. 人才形成的高难性和通才培养的复杂性决定了培养人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院范畴，在经院招生的基础上，要面向全社会广泛遴选，吸纳具有达标潜质的“准人才”和“准大家”参与“大出版时代”的出版实务和规律研习，无论是证书制、学位制还是考评制，都要不拘一格，严格把关，铺好一条宽于应试教育的人才“进门之路”。
2. 教学方向的“宽厚”，指的是为学员创造一个通才所需要的成才环境和人文氛围，使得学员的知识面要宽，思维要广，基础要深，课程设置应该使学员充分懂得国家责任、社会心理、文化义务、知识规律以及历史传承，应该使学识宽厚成为学员的素养、习惯以及人生信条。
3. 教学中的“严训”是指多实践，多反馈，多提高，要熟悉出版实务流程，养成学员创新和发展的目的思维和价值标准，同时建立导师制，多与社会各方面的通达之士和深刻之人接触、交流，便于学员获得灵感，开阔眼界，解决疑难，提高能力，高标准一定会关联出高质量。
（二）教学内容是教学的目的和标准，培养成才应该坚持“服务、新颖、深刻”的内容选取原则
1. 服务思想的养成和灌输是极其重要的，杜绝视角，摒除高傲心态，代之以服务的严肃和躬耕的朴实，在这样的意识背景下学习更多的服务细节，会心领神会，刻骨铭心，事半功倍。
2. 要坚持创新思维的培养，善于培养学生捕捉“思维空穴”的能力，找到社会和知识的崭新架构点，多开展既有知识体系内逻辑关系的历史回放和未来知识系统中线索关联的脉络梳理，锻炼学员的知识关联和逻辑创新能力；
3. 深刻性是出版人才培养必须具备的品级，也是未来出版实务的立足点，哲学思辨和信仰尊重是必须涉及的基本功课，深刻是对意义的审问和对人格的崇尚，学员的深刻性直接决定着未来出版产业的生命线和持久力。
总之，社会技术平台转型背景下的“大出版时代”必须要求出版地位升级和产业模式更新，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版人才培养过程的破格提升。“文化功力”和“责任胸襟”是新时期出版人才的硬指标和基本特质，出版人才培养工程必须紧紧围绕“全局观”和“精品意识”这一核心理念，夯实出版产业的通才基础，更好地为各行各业的专才发挥做好战略参谋和技术服务工作。同时，出版人才培养这一重大课题不是出版产业一家之力能完成的，必须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行为层面，得到国家层面意义上专项政策的充分认可和专项基金的大力支持，才能统筹好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了这样的定位和支持，出版人才培养工程就一定会不负厚望，利在千秋。
[关键词]数字化出版；出版产业；出版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蔡玉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是一个泛化的课题，在各个领域似乎都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这不仅昭示着产业发展对人才的依赖，更考问着多年来的教育设置，同时，也强烈要求人才培养工程的专门化研究早日提上日程。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从社会转型到产业变迁，人文规律到国家参与，方向定位到课程设置等诸多角度考察，才能比较精准地满足出版人才所暗含的内涵和外延。
一、社会技术平台是时代自变量因子
人类社会的社会运作基础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一体化机制，社会的一体化程度表征着社会的关联度和成熟度，成熟而紧密的社会需要一个高级的社会技术平台来承载社会成员的社会意义和自我实现。
人类的社会技术平台大体由生产技术、健康技术、传播技术三个主要技术方向共同交织而成，这也是人类对自然、自身、彼此三个本质面向所决定的。所以，生产、健康、传播是社会技术平台的三个考察维度和构成因子，三者相互关联构成社会技术平台。技术助益度是社会技术平台的内部运行要点，社会技术平台的三个技术来源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任何一点发明、发现或进步，对社会技术平台的贡献度就体现在对另外两个领域的技术助益度上，如纸张的发明就因其较高的技术助益度而成为社会技术平台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承载力是社会技术平台的外部功能特征，社会技术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展开具有承载作用。社会技术平台越发达，也就是其社会承载力越高，相应的社会生活就越丰富和健全，人类的生活也才越充分。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1. 社会技术平台承载社会运作，社会技术平台的升级会带来社会形态的升级，社会形态的升级会伴有产业形态的变化，社会技术平台是考察社会变迁和产业转型时必须关注的重要自变量因子。
2. 社会技术平台的社会承载力是社会技术平台所能允许和承受的社会行为的广度和深度，其呈不断放大趋势。原始时期的社会技术平台无法支撑和衍生复杂的社会形态，社会技术平台承载力的不同，导致平台变动时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变动的剧烈程度不同。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承载力极大，不仅会催生很多社会形态萌芽，也会淘汰很多不合时宜的社会规则，其带来的社会以及产业形态变化的剧烈程度、深度以及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3. 社会技术平台变迁的主线是生存以促进科学，科学以促进经济，经济以促进文化，文化以促进政治，政治以促进自由。
4. 在社会技术平台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从咿呀会意、结绳记事、刻画制版、声波传递、激光照排到数字编程等，传播技术始终是社会技术平台的主角，传播是社会属性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是世界连结的纽带，是社会的生命力。出版是传播的主流力量，出版产业是社会技术平台的重要支撑和主要动力。出版产业历来紧随社会技术平台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技术平台的变更对出版产业影响最为直接。
二、出版的产业定位和盈利模式新变化
人类历史演进到今天，出版已经由狭义上升为广义，演进到传播的高度，出版已经成为一种制式传播。可以说，在规范的传播领域，出版与传播已经无法分开，并与传播一道上升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构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机械文明时代产生的出版产业与波控时代的广播电视产业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数字传播都是不同社会技术平台下的传播形态，不应该进行区隔归类和截然管理，大部制改革已应此理。从出版的角度看，“版”出现了划时代的丰富和变化，声光电数皆已为“版”，故而有人将之统称为内容产业，也不失为一种统观的思考和尝试。出版一词居于内容产业的源头，历史久远，假如能走出纸质载体与否的自我局限和认识误区，依然可以“大出版”的面貌涵盖和表征内容产业，所以，肩负社会表现力和维系力的出版产业应坚持制式管理的优势，与时俱进，以更大的胸襟和气魄得到新的整合和充实，才能饱满和健康，也才能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体系中真正发挥出其“软实力使者”的应有之力。
从本质意义上说，产业的盈利模式是一种被全社会认可的“产业优势差”保护下的生存空间和盈利方式。产业优势差由产业被需要程度和专业技术优势程度构成，产业的被需要程度是指产业的发展属性和存在意义；专业技术优势程度是指产业技术的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二者共同构成此产业存在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几乎是釜底抽薪式地改变了原有模式的存在条件。出版产业的形式围墙主干是专业技术优势程度，也就是复制技术与社会的通用技术水准之间的特征差距，在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的通用技术水准大有超越出版产业专业技术优势之势。由于社会个体配备了终端设备，出版介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复制成本进一步降低，出版商复制技术的一般优势差变小，致使出版产业固有技术优势受到强烈冲击，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局面，出版人一方面应该坚持“大出版”的产业整合格局，另一方面应该坚持辩证审视，稳住阵脚，因势制宜，虚心改进。首先，出版产业的本质围墙还依然坚固，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且有被更高要求的时代趋势，这就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存在意义和指出了出版产业的前进方向——更高水准地做好知识管理和信息服务工作；其次，不能沉醉和留恋于过去曾经甜蜜但不高级的固有盈利模式中，因为那是社会技术平台承载力不高时代的机会性窃喜，不可误解做长久欢愉。再次，要学会在数字化海洋中游泳，掌握数字化时代出版业态的基本规律和社会允许空间，拿起数字化的时代武器，跟随数字化时代的盈利模式特点构建出版产业的新型盈利模式。分析清楚产业的社会定位和盈利模式，出版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方向和培养原则也就有了定盘星。 三、对出版人才培养原则的思考
从产业性质看，传播和出版属于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服务行业，传播效度是重要的依据指标。排除专业工具的技术优势因素外，传播效度对出版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很高，个人的心理素质、社会阅历、知识累积、逻辑关联、洞察力以及身体素质等都严重地影响着出版人的品级和出版物的层次。综观我国出版发展史，从张元济、王云五到沈昌文，出版大家们都是个人综合素质极高、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和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将才，而非匠人。
从学科角度看，出版学科在真正找到自己的基础学科之前，总体上属于应用学科范畴，应用学科的共同特点是通才性，应用学科要对上游学科的总体情况有所把握，还要对相关学科进行关联统筹，更要对衍生学科做好对接准备。所以，出版学科对人才培养的通才度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简单地以为教授“编、印、发”和“勘、校、审”就可以大体完成出版人才的培养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
从以上两个角度并结合数字化时代社会技术平台的转换背景来看，成才是出版人才培养应该坚持的第一要务，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才能完成出版产业的社会存在意义，成就其赖以生存的实质围墙，只有人才才会对社会提供高水平的、针对性强的服务，一般的出版人员和匠人不仅难以适应新时代的产业发展要求，而且还会降低出版产业的品级和档次，使得出版流于普通的工种，不仅自降身价，还会降低国家和社会的软实力水平。复制成本和复制技术等指标都可以出现随机波动，而出版人才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级是出版产业稳定的“社会卖点”，这一出版产业的实质围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替代的出版产业钢铁长城。
当前，出版领域的主要问题是选题泛滥，质量不高，服务不强，系统性和统筹性差，与社会深层规律结合不够，导致精品佳作不多，等等。这一切都与技术手段和专业技能不足没有太大关系，现在的美工、装帧、排版、发行等技术水准不可谓不高级，缺少的是能够洞悉社会知识结构需要、参与作者前进方向规划的“导演型”编辑人才，出版人才的选题品级和选题艺术成为时代和产业发展的突出要求。所以，出版人才培养所指的成才教育应该主要是指“专通结合，以通为主”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注重素质，讲求宽度，专才教育强调技能，重视深度。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技术平台为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铺就了快轨，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兴起必然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没有超强的文化驾驭能力和敏锐社会洞察力的编辑，是很难胜任以“文化就是生产力”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出版任务，更难以助推国家软实力达到应有高度。培养出版人才“进而能专，退而做通”的通才素养和综合能力刻不容缓。
四、出版人才培养的操作建议
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主张的“大出版时代”已经来临，出版产业“内促凝聚，外塑形象”“管理知识，服务智慧”“教化社会，沟通世界”的重大使命不允许出版产业自堕为普通商业和混同于世俗生活，更何况出版产业在软实力语境下已经上升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力量，这些重大课题和严肃使命需要出版产业人才培养慎之又慎，严之又严并最终落实到“成人才，达通才”上。
一般来说，通才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强调知识的广博和贯通，二是注重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三是贯彻多元文化的学习。出版产业的通才教育包括教学方向的把握和教学内容的设计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一）教学方向是指教学的形式和手段，培养成才应该坚持“开放、宽厚、严训”的教学方向
1. 人才形成的高难性和通才培养的复杂性决定了培养人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院范畴，在经院招生的基础上，要面向全社会广泛遴选，吸纳具有达标潜质的“准人才”和“准大家”参与“大出版时代”的出版实务和规律研习，无论是证书制、学位制还是考评制，都要不拘一格，严格把关，铺好一条宽于应试教育的人才“进门之路”。
2. 教学方向的“宽厚”，指的是为学员创造一个通才所需要的成才环境和人文氛围，使得学员的知识面要宽，思维要广，基础要深，课程设置应该使学员充分懂得国家责任、社会心理、文化义务、知识规律以及历史传承，应该使学识宽厚成为学员的素养、习惯以及人生信条。
3. 教学中的“严训”是指多实践，多反馈，多提高，要熟悉出版实务流程，养成学员创新和发展的目的思维和价值标准，同时建立导师制，多与社会各方面的通达之士和深刻之人接触、交流，便于学员获得灵感，开阔眼界，解决疑难，提高能力，高标准一定会关联出高质量。
（二）教学内容是教学的目的和标准，培养成才应该坚持“服务、新颖、深刻”的内容选取原则
1. 服务思想的养成和灌输是极其重要的，杜绝视角，摒除高傲心态，代之以服务的严肃和躬耕的朴实，在这样的意识背景下学习更多的服务细节，会心领神会，刻骨铭心，事半功倍。
2. 要坚持创新思维的培养，善于培养学生捕捉“思维空穴”的能力，找到社会和知识的崭新架构点，多开展既有知识体系内逻辑关系的历史回放和未来知识系统中线索关联的脉络梳理，锻炼学员的知识关联和逻辑创新能力；
3. 深刻性是出版人才培养必须具备的品级，也是未来出版实务的立足点，哲学思辨和信仰尊重是必须涉及的基本功课，深刻是对意义的审问和对人格的崇尚，学员的深刻性直接决定着未来出版产业的生命线和持久力。
总之，社会技术平台转型背景下的“大出版时代”必须要求出版地位升级和产业模式更新，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版人才培养过程的破格提升。“文化功力”和“责任胸襟”是新时期出版人才的硬指标和基本特质，出版人才培养工程必须紧紧围绕“全局观”和“精品意识”这一核心理念，夯实出版产业的通才基础，更好地为各行各业的专才发挥做好战略参谋和技术服务工作。同时，出版人才培养这一重大课题不是出版产业一家之力能完成的，必须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行为层面，得到国家层面意义上专项政策的充分认可和专项基金的大力支持，才能统筹好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了这样的定位和支持，出版人才培养工程就一定会不负厚望，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