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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胡子姓王，是我家的老邻居。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的大名，有时径直以“黄胡子”呼之，他也毫不在乎。如果在太阳底下你会发现，他不仅胡子是黄的，眼珠也是黄的。第一次知道“炎黄子孙”这个词时，我就想到了黄胡子。
黄胡子做过我们第三生产队的队长，而且时间很长。让他做队长，应该因为他很能干，很能吃苦，我们老家的形容词叫“勤苦”。他大约是我们村起得最早的人，冬天6点钟左右就起床了，先是挑水，接着是扫院子和大街。他气管不好，烟瘾却很大，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左邻右舍都能听到他尖锐而持续的咳嗽声。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如果偶尔早醒，报晓的不是公鸡，而是黄胡子海啸般的咳嗽。
黄胡子干队长，干得很艰难，因为会计和保管经常联合罢工。那时的生产队，所谓干部就四个人：一是队长，二是会计，三是保管，四是计分员。四个人中，计分员无足轻重，会计的技术含量最高，而保管的屁股后边，拴着仓库的钥匙。试想，如果会计与保管联合起来跟队长过不去，队长还有好日子过吗？于是我们队经常上演这样一幕：黄胡子一边吹哨子一边吆喝，招呼大家到场院去分粮食，当社员三三两两到齐时，会计把算盘一摔说：账还没算完！更有甚者，有时保管竟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社员们抽着呛人的旱烟，瞅着那把生锈的大铁锁，像瞅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当然，这些还算文明，对吵对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溅对方一脸唾沫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似乎只为涂一点别致的防晒霜。在这三个人中，保管最阴，鬼点子挺多，而会计是个直筒子，所以跟黄胡子吵骂的永远是会计，而保管只负责摇鹅毛扇子。社员们则在一旁木然地坐山观虎斗，因为这三个干部的吵闹太家常便饭，人们已经麻木。
会计与保管为何跟黄胡子过不去，我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保管这个人有些坏，二是黄胡子爱赚小便宜。无论城乡，也无论古今，爱赚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战略眼光，当然也不会有尊严。
黄胡子当过兵，当兵是无上光荣的。黄胡子家里的相框中，居中位置是他跟未婚妻的合影：黄胡子一身戎装，其未婚妻则是一脸羞涩的幸福。在我幼年的记忆中，黄胡子的老婆要比他高，也远比他好看。
关于黄胡子军旅生涯的另外一个记忆，是他有一次谈起从军的轶事：他们是炮兵，闲得蛋疼时，就拿着望远镜四处乱瞅，最拿手的是看庄稼地里的女人。我当时的结论是，黄胡子之所以没在部队混出来，肯定是望远镜选错了目标。
上世纪50年代，军人没有复员一说，不当兵了便做工人，地位依旧很高。
黄胡子做工人时，跟我爹一个厂，无论年龄和资历，他都属于徒弟这一级，所以他一直叫我爹师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待遇，都是农民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有一段时间除外。
大炼钢铁之后是大饥荒，那时流行的顺口溜云：三级工，二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就是这时，缺乏战略眼光的黄胡子，把工作服一脱回家种葱来了。当然，这一种就是一生，他也因之与曾经一度垂青他的幸运女神永远失之交臂。
军旅加工厂生涯，在黄胡子身上留下的唯一烙印，是他偶尔会刷牙，那时农民是不刷牙的。想刷牙时，黄胡子会笑嘻嘻地来到我家，手中捏把牙刷，跟我娘说，这两天上火，牙疼。他拿起牙缸中的牙膏，挤一点到牙刷上，再打开茶叶罐捏一撮茶叶，显然，茶叶跟牙膏一样，也是用来败火的。如果碰巧桌上有香烟的话，他当然不会错过，但他的手已经不够用，于是把已经挤上牙膏的牙刷小心地平放在桌上，用一只手费力地抽出一支烟。那时没有打火机，一只手是无法划火柴的，于是他把香烟夹到耳朵后，笑嘻嘻地走了。
我娘并不讨厌黄胡子，甚至对他很友善。我想，除了她的大方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黄胡子不虚伪，不穷酸，他赚小便宜时，做得光明正大且具某种喜剧意味，似乎有一种珠圆玉润的美感；二是黄胡子很有些古道热肠，邻里间如果有谁求他帮忙，他永远是最卖力的。
我对黄胡子一直印象不坏，比如要远好于那个奸诈的保管。不过，在黄胡子的大女儿去世后，我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那时，我已经离开老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的。
黄胡子有二女二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大的女儿叫华，比我要小十来岁。黄胡子的四个孩子中，华长得最好：浓眉大眼，身材高挑，如果鼻梁再挺拔一点，差不多要算个美人了。当然，这些优秀基因都不属于黄胡子，而是他老婆的遗产，也可以说是黄胡子从军的余泽。另外，华的性格特别绵和，从来不会高嗓门跟人说话，加之她是家中老大，很能忍辱负重，所以在乡邻眼中，这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姑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在二十几岁时病死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土地开始承包到户。因为没有了集体劳动，个人隐私也就有了生长空间，华什么时候得的病，谁也说不上来，但人们渐渐感觉到了异常，因为她经常去赤脚医生那儿打针，而且很少出门。关于华生病的信息，大都是从这儿传出来的，当然，其中杂有很多想象与臆测。
据赤脚医生说，华得的是肾炎，打的都是消炎针。我不懂医，但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因为根据常识，除了头发，人的任何器官和部位都会发炎，如果用西医来对付的话，通常的做法就是消炎。但炎症跟炎症是不一样的，其根源与治疗方法当然也会迥然不同。
打了很长时间针，华的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因为她的面部开始浮肿，已经越来越少出门。
春节回老家，母亲跟我说，这个黄胡子，一根牛毛锯开用，不信你瞅着，藕瓜一样的闺女，早晚死在他手里！
黄胡子不舍得花钱带女儿去医院。
这时，华已经二十冒头，按农村惯例，再不订婚就会沦为大家的笑柄，当然也有嫁不出去的风险。但自知有病，身段就放得特别低，于是跟南山的一个半大光棍订了亲。
“无谎不成媒”，是乡亲们的口头禅，它简洁地画出了大多数乡村婚姻的灵魂。在我老家，但凡有病的姑娘，或者因为不检点而声名狼藉的姑娘，最后的归宿都是盛产光棍的南山。南山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华的未婚夫已近四十岁，穷是无疑的。他肯定也知道华有病，但这层窗户纸不会捅破。华的年轻美丽和他自己的年龄，值得让他赌一把，而一旦错过，他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把青春赌明天”，是曾经很流行的一句歌词，其实，谁都有青春，但并不是谁都有赌的机会。
依乡俗，订亲后就要当亲戚走动，中秋与春节，准女婿要带着礼物来看老丈人，且是贵客。但因为生疏，更因为彼此还有太多利害的权衡，包括近距离地仔细打量对方，所以这种接触表面上极客气，但却高度程式化礼仪化，当然也是极虚伪的。我们村有一个特别腼腆的人，订亲后第一次看老丈人的经历是这样的：他紧张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进丈人家就吓尿了裤子，并把爹喊成了娘，把娘喊成了爹。终于完成“演出”回到自己家时，大冬天的，又走了一二十里地，他里边的衣服还是湿的。
在华的时代，农村还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比如准女婿来了，女孩打个招呼，就钻到别的屋猫起来了。喝酒时女人是不上桌的，就是男人，也只把小酒盅捏在手里轻轻抿一口，而绝不会像亲朋欢聚那样把酒临风。鉴于华的特殊情况，无论是黄胡子还是华，都会努力减少双方的接触，以隐瞒越来越严重的病情。
这一年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时，母亲高兴地跟我说，华订亲了，这个孩子有救了。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母亲未免乐观了。
按说，订亲以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接触，由媒人出面谈妥条件，一对年轻人就可以领结婚证了。这个所谓的条件，本质上就是钱，但双方都会掂量彼此的轻重，所以所谓条件是有弹性的。比如女方很富有，又对小伙子特别满意，那么置办丰厚的嫁妆嫁女儿的情形也是有的。不过一般情况下，这是对男方的一次性大放血，过了这个码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想再拔毛就难了。抠门的黄胡子，当然不会轻易松口，于是这场谈判就谈成了一场马拉松。
又一次回老家过年时，母亲对我说，华的婚事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因为黄胡子狮子大张口，那个男人穷得叮当响，就是脚下垫块砖头也够不着。
我想，这个可怜的男人应该不是抠，而是实在太穷，包括借贷能力都没有。
母亲说，华天天在家绣花，她的房间里，经常深夜还亮着灯。有去她家串门的邻居出来说，华的脸已经肿得很难看。那时，绣花是农村女人普遍的创收副业，县外贸公司负责收购并出口。华的绣花所得，看来是归她自己所有，所以黄胡子心疼电费，不让女儿用电灯，而只准用煤油灯。
拼命绣花挣钱，是准备自己的嫁妆，还是偷偷塞给未婚夫，以满足父亲的要求抓紧把自己嫁出去，外人无从知晓。黄胡子的老婆，本来就是一个很少与人来往的人，自从女儿生病以后，就更加自闭，想得到她家的任何信息都是困难的。
从此，我眼前常常出现这样一幕：冬夜，一个病中的姑娘在煤油灯下绣花。鸡都叫了，她揉揉浮肿的眼睛，搓搓僵直的双手，继续绣自己的心事和希望。这个希望似乎很远，又似乎近在咫尺，她唯一能做的是不舍昼夜。作为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姑娘，她对这个世界和自己都同样无知，对自己的病就更无知。但梦想是人的本能，或许因为自己浮肿的脸，她的梦已经越来越瘦，不过再瘦的梦也是美的，比如做新娘。它成为姑娘最后的生命动力，当然，天堂常常就是地狱，梦想也极大地透支了她的病体，这其实是一场绝望的赛跑。
在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土屋里，在透骨的寒冷与无边的孤寂中，人和世界都睡了，唯一醒着并发热的，是一个村姑挣扎在路上的梦。
然而，她最终没有跑过病魔与死神。
母亲说，直到女儿开始翻白眼，黄胡子才张罗人送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于是又折回来了。据说，在华去世前几个月，她自知来日无多，也已经无法坐起来绣花。华的婶子去看她，华攥着婶子的手吃力地说，她想到县医院住一住，也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病。
算起来，华的生病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有四五年。她没有去过一回县医院，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倒在了半路上。按汉语的习惯表达，不能实现的希望叫奢望，而人死之后则叫遗愿。
至于华得的是什么病，已经是个永远的谜。按常识推，能拖这么长时间，应该不是什么恶疾。母亲说，一个花红柳绿的闺女，活活让黄胡子给拖死了。
华的未婚夫闻讯赶来了，进门就跪在华的遗体前，哭得肝肠寸断，在场的女人都陪着落泪。我想，这个男人的哭，有悲恸，有绝望，更有控诉。他数次捶着干瘦的胸膛嚎叫：早说给我，就是砸锅卖铁卖血卖命，我也给她看病啊！
他在哭华的命，也在哭自己的命。两条本该拧到一起的命，拧到一半，其中的一条断了。
按农村风俗，没有成家的人不会有正式的丧礼，最多烧几卷纸，亲人们哭一场，就拉去火化厂。另外，未婚夫的身份，半生不熟不伦不类，其实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但华的未婚夫不仅在第一时间来了，而且表现得比所有的人都更悲痛。更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他还陪着去了火化厂，并要求把华的骨灰给他。
这一回，黄胡子很慷慨。大约在他看来，骨灰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不知如何处置它。而这个男人在华身上花了四五年心思，也花了很多钱，把骨灰送给他，也算是两清了。
相对于水深火热的结婚谈判，骨灰的归属云淡风轻。
火化的那一天，落了第一场秋雨。那个男人抱着华的骨灰盒，踩着一地泥泞，直接从火化厂头也不回地哭着走了。
母亲的骨灰，是我从火化厂抱回来的。根据我的经验，这时的骨灰盒是热的——那是你至亲至爱的人最后的体温，也是她最后一次温暖你。
这个男人，把大半生的积蓄和一生的希望，还有对女人的渴慕，都痴痴地放在了华身上，但他肯定没有拉过她的手。现在她就在他的怀里，而且是热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知他是否体味到了来自异性的灵或肉的气息与温暖……
黄胡子做过我们第三生产队的队长，而且时间很长。让他做队长，应该因为他很能干，很能吃苦，我们老家的形容词叫“勤苦”。他大约是我们村起得最早的人，冬天6点钟左右就起床了，先是挑水，接着是扫院子和大街。他气管不好，烟瘾却很大，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左邻右舍都能听到他尖锐而持续的咳嗽声。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如果偶尔早醒，报晓的不是公鸡，而是黄胡子海啸般的咳嗽。
黄胡子干队长，干得很艰难，因为会计和保管经常联合罢工。那时的生产队，所谓干部就四个人：一是队长，二是会计，三是保管，四是计分员。四个人中，计分员无足轻重，会计的技术含量最高，而保管的屁股后边，拴着仓库的钥匙。试想，如果会计与保管联合起来跟队长过不去，队长还有好日子过吗？于是我们队经常上演这样一幕：黄胡子一边吹哨子一边吆喝，招呼大家到场院去分粮食，当社员三三两两到齐时，会计把算盘一摔说：账还没算完！更有甚者，有时保管竟然不见了，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社员们抽着呛人的旱烟，瞅着那把生锈的大铁锁，像瞅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当然，这些还算文明，对吵对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溅对方一脸唾沫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似乎只为涂一点别致的防晒霜。在这三个人中，保管最阴，鬼点子挺多，而会计是个直筒子，所以跟黄胡子吵骂的永远是会计，而保管只负责摇鹅毛扇子。社员们则在一旁木然地坐山观虎斗，因为这三个干部的吵闹太家常便饭，人们已经麻木。
会计与保管为何跟黄胡子过不去，我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保管这个人有些坏，二是黄胡子爱赚小便宜。无论城乡，也无论古今，爱赚小便宜的人，不会有战略眼光，当然也不会有尊严。
黄胡子当过兵，当兵是无上光荣的。黄胡子家里的相框中，居中位置是他跟未婚妻的合影：黄胡子一身戎装，其未婚妻则是一脸羞涩的幸福。在我幼年的记忆中，黄胡子的老婆要比他高，也远比他好看。
关于黄胡子军旅生涯的另外一个记忆，是他有一次谈起从军的轶事：他们是炮兵，闲得蛋疼时，就拿着望远镜四处乱瞅，最拿手的是看庄稼地里的女人。我当时的结论是，黄胡子之所以没在部队混出来，肯定是望远镜选错了目标。
上世纪50年代，军人没有复员一说，不当兵了便做工人，地位依旧很高。
黄胡子做工人时，跟我爹一个厂，无论年龄和资历，他都属于徒弟这一级，所以他一直叫我爹师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待遇，都是农民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有一段时间除外。
大炼钢铁之后是大饥荒，那时流行的顺口溜云：三级工，二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就是这时，缺乏战略眼光的黄胡子，把工作服一脱回家种葱来了。当然，这一种就是一生，他也因之与曾经一度垂青他的幸运女神永远失之交臂。
军旅加工厂生涯，在黄胡子身上留下的唯一烙印，是他偶尔会刷牙，那时农民是不刷牙的。想刷牙时，黄胡子会笑嘻嘻地来到我家，手中捏把牙刷，跟我娘说，这两天上火，牙疼。他拿起牙缸中的牙膏，挤一点到牙刷上，再打开茶叶罐捏一撮茶叶，显然，茶叶跟牙膏一样，也是用来败火的。如果碰巧桌上有香烟的话，他当然不会错过，但他的手已经不够用，于是把已经挤上牙膏的牙刷小心地平放在桌上，用一只手费力地抽出一支烟。那时没有打火机，一只手是无法划火柴的，于是他把香烟夹到耳朵后，笑嘻嘻地走了。
我娘并不讨厌黄胡子，甚至对他很友善。我想，除了她的大方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黄胡子不虚伪，不穷酸，他赚小便宜时，做得光明正大且具某种喜剧意味，似乎有一种珠圆玉润的美感；二是黄胡子很有些古道热肠，邻里间如果有谁求他帮忙，他永远是最卖力的。
我对黄胡子一直印象不坏，比如要远好于那个奸诈的保管。不过，在黄胡子的大女儿去世后，我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那时，我已经离开老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的。
黄胡子有二女二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大的女儿叫华，比我要小十来岁。黄胡子的四个孩子中，华长得最好：浓眉大眼，身材高挑，如果鼻梁再挺拔一点，差不多要算个美人了。当然，这些优秀基因都不属于黄胡子，而是他老婆的遗产，也可以说是黄胡子从军的余泽。另外，华的性格特别绵和，从来不会高嗓门跟人说话，加之她是家中老大，很能忍辱负重，所以在乡邻眼中，这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姑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在二十几岁时病死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土地开始承包到户。因为没有了集体劳动，个人隐私也就有了生长空间，华什么时候得的病，谁也说不上来，但人们渐渐感觉到了异常，因为她经常去赤脚医生那儿打针，而且很少出门。关于华生病的信息，大都是从这儿传出来的，当然，其中杂有很多想象与臆测。
据赤脚医生说，华得的是肾炎，打的都是消炎针。我不懂医，但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因为根据常识，除了头发，人的任何器官和部位都会发炎，如果用西医来对付的话，通常的做法就是消炎。但炎症跟炎症是不一样的，其根源与治疗方法当然也会迥然不同。
打了很长时间针，华的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因为她的面部开始浮肿，已经越来越少出门。
春节回老家，母亲跟我说，这个黄胡子，一根牛毛锯开用，不信你瞅着，藕瓜一样的闺女，早晚死在他手里！
黄胡子不舍得花钱带女儿去医院。
这时，华已经二十冒头，按农村惯例，再不订婚就会沦为大家的笑柄，当然也有嫁不出去的风险。但自知有病，身段就放得特别低，于是跟南山的一个半大光棍订了亲。
“无谎不成媒”，是乡亲们的口头禅，它简洁地画出了大多数乡村婚姻的灵魂。在我老家，但凡有病的姑娘，或者因为不检点而声名狼藉的姑娘，最后的归宿都是盛产光棍的南山。南山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华的未婚夫已近四十岁，穷是无疑的。他肯定也知道华有病，但这层窗户纸不会捅破。华的年轻美丽和他自己的年龄，值得让他赌一把，而一旦错过，他连赌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把青春赌明天”，是曾经很流行的一句歌词，其实，谁都有青春，但并不是谁都有赌的机会。
依乡俗，订亲后就要当亲戚走动，中秋与春节，准女婿要带着礼物来看老丈人，且是贵客。但因为生疏，更因为彼此还有太多利害的权衡，包括近距离地仔细打量对方，所以这种接触表面上极客气，但却高度程式化礼仪化，当然也是极虚伪的。我们村有一个特别腼腆的人，订亲后第一次看老丈人的经历是这样的：他紧张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进丈人家就吓尿了裤子，并把爹喊成了娘，把娘喊成了爹。终于完成“演出”回到自己家时，大冬天的，又走了一二十里地，他里边的衣服还是湿的。
在华的时代，农村还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比如准女婿来了，女孩打个招呼，就钻到别的屋猫起来了。喝酒时女人是不上桌的，就是男人，也只把小酒盅捏在手里轻轻抿一口，而绝不会像亲朋欢聚那样把酒临风。鉴于华的特殊情况，无论是黄胡子还是华，都会努力减少双方的接触，以隐瞒越来越严重的病情。
这一年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时，母亲高兴地跟我说，华订亲了，这个孩子有救了。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母亲未免乐观了。
按说，订亲以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接触，由媒人出面谈妥条件，一对年轻人就可以领结婚证了。这个所谓的条件，本质上就是钱，但双方都会掂量彼此的轻重，所以所谓条件是有弹性的。比如女方很富有，又对小伙子特别满意，那么置办丰厚的嫁妆嫁女儿的情形也是有的。不过一般情况下，这是对男方的一次性大放血，过了这个码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想再拔毛就难了。抠门的黄胡子，当然不会轻易松口，于是这场谈判就谈成了一场马拉松。
又一次回老家过年时，母亲对我说，华的婚事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因为黄胡子狮子大张口，那个男人穷得叮当响，就是脚下垫块砖头也够不着。
我想，这个可怜的男人应该不是抠，而是实在太穷，包括借贷能力都没有。
母亲说，华天天在家绣花，她的房间里，经常深夜还亮着灯。有去她家串门的邻居出来说，华的脸已经肿得很难看。那时，绣花是农村女人普遍的创收副业，县外贸公司负责收购并出口。华的绣花所得，看来是归她自己所有，所以黄胡子心疼电费，不让女儿用电灯，而只准用煤油灯。
拼命绣花挣钱，是准备自己的嫁妆，还是偷偷塞给未婚夫，以满足父亲的要求抓紧把自己嫁出去，外人无从知晓。黄胡子的老婆，本来就是一个很少与人来往的人，自从女儿生病以后，就更加自闭，想得到她家的任何信息都是困难的。
从此，我眼前常常出现这样一幕：冬夜，一个病中的姑娘在煤油灯下绣花。鸡都叫了，她揉揉浮肿的眼睛，搓搓僵直的双手，继续绣自己的心事和希望。这个希望似乎很远，又似乎近在咫尺，她唯一能做的是不舍昼夜。作为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姑娘，她对这个世界和自己都同样无知，对自己的病就更无知。但梦想是人的本能，或许因为自己浮肿的脸，她的梦已经越来越瘦，不过再瘦的梦也是美的，比如做新娘。它成为姑娘最后的生命动力，当然，天堂常常就是地狱，梦想也极大地透支了她的病体，这其实是一场绝望的赛跑。
在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土屋里，在透骨的寒冷与无边的孤寂中，人和世界都睡了，唯一醒着并发热的，是一个村姑挣扎在路上的梦。
然而，她最终没有跑过病魔与死神。
母亲说，直到女儿开始翻白眼，黄胡子才张罗人送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于是又折回来了。据说，在华去世前几个月，她自知来日无多，也已经无法坐起来绣花。华的婶子去看她，华攥着婶子的手吃力地说，她想到县医院住一住，也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病。
算起来，华的生病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有四五年。她没有去过一回县医院，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倒在了半路上。按汉语的习惯表达，不能实现的希望叫奢望，而人死之后则叫遗愿。
至于华得的是什么病，已经是个永远的谜。按常识推，能拖这么长时间，应该不是什么恶疾。母亲说，一个花红柳绿的闺女，活活让黄胡子给拖死了。
华的未婚夫闻讯赶来了，进门就跪在华的遗体前，哭得肝肠寸断，在场的女人都陪着落泪。我想，这个男人的哭，有悲恸，有绝望，更有控诉。他数次捶着干瘦的胸膛嚎叫：早说给我，就是砸锅卖铁卖血卖命，我也给她看病啊！
他在哭华的命，也在哭自己的命。两条本该拧到一起的命，拧到一半，其中的一条断了。
按农村风俗，没有成家的人不会有正式的丧礼，最多烧几卷纸，亲人们哭一场，就拉去火化厂。另外，未婚夫的身份，半生不熟不伦不类，其实不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但华的未婚夫不仅在第一时间来了，而且表现得比所有的人都更悲痛。更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他还陪着去了火化厂，并要求把华的骨灰给他。
这一回，黄胡子很慷慨。大约在他看来，骨灰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不知如何处置它。而这个男人在华身上花了四五年心思，也花了很多钱，把骨灰送给他，也算是两清了。
相对于水深火热的结婚谈判，骨灰的归属云淡风轻。
火化的那一天，落了第一场秋雨。那个男人抱着华的骨灰盒，踩着一地泥泞，直接从火化厂头也不回地哭着走了。
母亲的骨灰，是我从火化厂抱回来的。根据我的经验，这时的骨灰盒是热的——那是你至亲至爱的人最后的体温，也是她最后一次温暖你。
这个男人，把大半生的积蓄和一生的希望，还有对女人的渴慕，都痴痴地放在了华身上，但他肯定没有拉过她的手。现在她就在他的怀里，而且是热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知他是否体味到了来自异性的灵或肉的气息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