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一代伟人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从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算起，孙中山的革命生涯长达31年，他的一系列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叙事章节。
　　1895年春，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同时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201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推出本期封面报道，试图重述当年的路径与选择，观察其在不同政体中留下的革命遗产，并寻找革命初生年代里，孙中山在山东的诸多印记。
　　最后的路径
　　1894年是中国革命史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甲午战争的失败点燃了庞大帝国崩溃的导火索。
　　甲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开始用“革命”的行动来寻找古老中国变革之道，对应“体制内”的康有为，他掀起的是“变法”之舆论。历史之变迁，当然有明流与潜流，循此以观，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焦灯下的明星。若将后来形成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竞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演变的脉络之一，双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当时的中国，由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这使得当时的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变法图强的愿景。洋务派的实验，虽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老大帝国的腐朽不堪，但它毕竟开启了民智。
　　甲午一役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更加进步的思潮开始涌现，康有为推动的公车上书事件，预示着维新路径成为一种彼时中国的选择。康梁成为当时显赫的政治明星，孙中山则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流亡海外，成为无家可归的职业革命者。
　　从上层变革中国，与从下层变革中国的两种动力系统，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难以融合。
　　维新路径失败之后，这股势力出现了分化，康有为成为保皇党，并参与了清廷覆灭之后的张勋复辟。梁启超则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徘徊，成为立宪派的思想领袖。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看做当时清廷体制内实验的最终结果，然而1911年，“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得立宪派的所有幻想成为泡影。
　　至此，体制内的所有试验，已经失败，革命的路径成为唯一的选择。
　　继承者们的不同故事
　　当一个庞大的朝廷，无力将它服务的国家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里带至新境，它的崩溃，自是必然。无论这是以“革命”还是其他名目达成。只是，当这种转变，是以革命的行动完成，那么，我们由结果回溯当年的孙中山的理想与卓绝的奋斗，这位“先行者”，后人当然得奉献自己足够的敬意。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最为重要的主题，孙中山的追随者们延续了这个主题和路径，其“革命道统”被此后影响中国的两大政党吸收。1925年，蒋介石首称孙中山为“国父”，并一生以完成其遗志为志。共产党对孙中山的评价也非常高，其官方定位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毛泽东曾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孙中山一生的功绩，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他终结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帝制，将共和的观念播撒到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精英心中。也正是因此，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才只维持了相当短的时间。历史的框架和路径已经完全确立，清廷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新中国的缔造，均是这一革命路途中发生的不同故事。
　　孙中山逝世后，北洋派的徐树铮发来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