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牧师、商人、买办，从事革命之前的孙中山可以有多种选择，体面而且安全。他也可以在一处通商口岸写文章批评政府，倡导改革，用温和的方式参与政治。但是他却选择“造反”，进而革命。
　　翠亨与“朝廷”
　　如果没有孙中山，也许翠亨村只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即使在《香山县志》上，也仅有寥寥数语的记录。后来研究者，能依靠的史料只有3次修整村庙的碑文，以及村民口述。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位于香山东南的翠亨都是一个化外之地。它处于中央权力系统的末梢，村民向外的联系与动力甚至强过了对于传统中央的依附。孙中山的大哥即在夏威夷做生意。
　　对翠亨人来说，作为“朝廷”的中央政权只意味着横征暴敛，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交税是双方之间的唯一关系。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孙帝象。通过这个名字，家人把他同村神“北帝”“上契”，当了“北帝”的“契仔”（干儿子）。孙中山故居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也反映了翠亨的遥远，取名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避讳”。
　　就在孙中山出生前不久，1854年广东爆发了“洪兵起义”，香山成为清军、地方团练与洪兵厮杀的战场。这也导致孙中山在村塾读书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
　　这种反清的社会情绪，如同一粒种子深深植入了少年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他对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都产生了疑问。传统忠君思想，对他并非天经地义。
　　大哥孙眉在夏威夷的发展给贫困的孙家带来了转机。1879年，孙中山和母亲一起出洋前往夏威夷。这13岁的孩子来到了澳门，登船出海，此前他还没去过家乡20公里以外的县城。
　　孙中山当时不可能知道革命的内涵，但在夏威夷的所见使他经历了第一次剧烈的思想震动。当他返回村庄后不久，就干出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和好友陆皓东破坏了村庙“北帝”的神像。
　　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举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孙也被村民叫做“番鬼仔”。他们都无法在本村立足。陆皓东去了上海电报学校，而孙中山则去了另一片广阔天地——香港。
　　从医与从政
　　1883年冬天，孙中山来到了香港，30岁前的孙中山，在香港度过了8年多时光，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这是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段时期。
　　到香港后不久，孙中山接受了喜嘉里牧师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教友登记簿上的名字是为孙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进入中央书院高中部读书，登记名字还用“孙帝象”，学号2476。当时全校558人，学生以华人、欧亚混血儿为主。从课程的设置看，以中英双语教学，尤其重视西方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以及经济、财务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有很多毕业生成为19世纪下叶香港社会贤达之士。如胡礼垣、韦玉、何启、何东、谢瓒泰、黄咏商。
　　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开始考虑未来的出路。他曾考虑从军和传教，最后还是采纳了一位牧师的建议——学医。
　　孙中山后来回顾这个选择时说：“以学堂为鼓吹之的，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即利用行医来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研究者历史学家史扶邻并不认同这种解释。他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写道：“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孙中山为自己民族的处境担忧，但他的决定却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在这个过渡阶段，职业上的雄心和政治上的包袱一直变化不定。”
　　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场，一个年轻的华侨子弟——基督徒、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懂中英双语——选择医科为发展方向，也顺理成章。
　　1892年7月23日，西医书院为孙中山和江英华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由港都罗便臣爵士亲临主持，出席者包括殖民地政府官员、香港社会贤达及学校师生。孙中山从港都罗便臣手中取得毕业证书。
　　这时的孙中山，尚不满26岁，正经历着人生第一个光荣时刻。他是学校的第一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认可，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改良与革命
　　1893年下半年，孙中山回到了广州，继续他的医生职业。他先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开设了东西药局，随后在西关冼基开设分号，最后又在老家香山县城石岐镇也开了一家，并交给博济医院的老友尹文楷打理，他是区凤墀牧师的女婿。
　　有趣的是，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反倒对行医不再热心，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发生了急剧转变。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了政治上。
　　1894年初，孙中山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回到老家翠亨村埋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政见书，计划向李鸿章进言。后来这篇文章被称为《上李鸿章书》。
　　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地图纵横交错着各种文化脉络，矛盾而复杂，在他同时代的人身上也少见。他自小仰慕太平天国，身怀反清意识；18岁受洗加入教会，信奉基督教义；21岁与郑士良定交，入伙民间秘密会党，醉心于光复、起义和暴动；在香港，他接受何启等人的影响，接收了各种改良救国的思想；他还受到了辅仁文社行动派的感召。
　　但孙中山尚没有能力和决心突围出来，形成新的方向。于是，他继续按照传统的参政路线向前走了一步。李鸿章是封疆大吏，洋务派的实权人物，是否可以听一下一个年轻医生的建议？
　　上书之后，孙中山来到了天津游历，游历本身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在李鸿章那里碰的钉子。中国的现实让孙中山陷入绝望。一方面，他发现清政府已病入膏肓，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接受西方知识思想、不会写八股文的边缘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到主流政治体系中。
　　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在绝望之外，也清晰意识到了他的个人使命，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原先脑子中芜杂的政治理念，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上书李鸿章几个月后，孙中山去了檀香山寻求抗清的支持。此时，他已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1894年11月24日，这股力量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由刘祥、何宽担任正副主席。
　　不过，真正的革命活动，是兴中会迁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策划的。1895年，这个刚刚成立的“渺小”团体在成立后即开始组织一场暴力起义，夺取广东省会——广州。他们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散兵游勇的遣散，又给整个珠三角带来了社会动荡。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机会。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以及人员军火无法到位，广州起义未放一枪即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开始亡命海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开出悬赏缉拿的通缉令：“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人，额角不宽。赏格：红花银一千元。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赏格：红花银一千元……”
　　这时的孙中山刚刚29岁。他放弃了在通商口岸的行医生涯，拒绝以写文章、上书的方式拯救中国。他不想在原来的棋盘上继续玩下去。于是，孙中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想要推翻原来的棋盘，建立新的规则。
　　自此之后，他在“革命”之路上一往无前，最终让这股边缘力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