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开始在国际议事日程中产生效力，这是各国人民在国际政治决策过程中力量上升的积极结果。从此，他们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外交事务不再由精英小圈子所垄断。事实上，公共舆论，对其征服和获得其支持，不仅是国内也是国际的重点。当然，长期以来公共舆论都是国际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全球化和通讯手段的发展，更强化了它的重要性。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多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事物总有其反面：歪曲信息的运作也同时在上升。
　　今天，舆论战如火如荼。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既是主导者（揭示或引导），也是一种赌注（他们有价值、价格）。因他们可能有意将他们的公众亮相“货币化”，获得象征性或具体的报偿。因此，他们的目的不再是为公众提供信息，而是相反，为所要得到的资助或赞助的利益去影响公众。这是一种新的和根本性的文人的背叛。参与舆论成了获得身价的手段。人们在利用公众，而不是为公众服务。
　　这便是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强劲上升所带来的反面现象。在某些情况下，道德可以掩盖一些不太高尚的目的，并允许使用一些不道德的方法。对于强者，援用道德论据只是一种骗术。无论如何，援用道德都不是新鲜事。任何政府都不再仅仅以本国利益来解释其政策。一个国家始终都要制造一些“正当理由”，为其对外政策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外表。1898年美国出兵干涉古巴，其理由是为了帮助一个民族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其理由是为了帮助该国人民摆脱一个不能忍受的专制独裁。如此“正当理由”的清单可以长长地罗列下去，远难结束。当然，任何操纵都有一定的真实基础，以便获得舆论的赞同。
　　同样地，道德也经常如同一个极其多变的几何图形那样被引用。比如“独裁者”这个词，不是根据一个独裁者的残暴性或其镇压的规模而加以使用。决定使用或不使用这个词，是依据贴近或远离强者反对这个独裁者的战略。如果你声称加入了伟大的反恐联盟，那你镇压你的民众就不成问题。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就这么干了几十年而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其实在冷战时期，西方人已经以民主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支持过皮诺切特和蒙博托的独裁，甚至在一个时期还支持过种族隔离。这种做法，被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话绝妙地概括了。他说尼加拉瓜独裁者：“是一个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在道德领域，人们始终可以看到双重标准，以及选择性地使用普世原则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接受的东西，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予以谴责。对此种矛盾最好的回答是，完全白描式地陈述一个事态，不要说出事情的主角，然后对其做出判断。如果对于类似的事例，因事件主角的不同你得到了不同的回答的话，你就可以相当地怀疑其中道德动机的真诚性。为什么这个独裁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个不是？为什么军事镇压或轰炸平民有时被认为可以接受，而另一些时候却是不可接受呢？
　　对一些事件的善意理解，也可以被修辞地利用道德所搅乱。为了更好地吸引公众的注意，人们给出有限的善恶选择。某些知识分子以站在善的一边，来讨好公众的道德希求，但却歪曲了事实和情势，无助于公众的知情。我曾经形容这个趋势为“国际关系的迪斯尼化”。没有任何国际局势可以被真实地归结为两个阵营的对立，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人们真的相信，凭借这样一种解读格式，我们能够解释近东、黎巴嫩、阿富汗、非洲、髙加索或其他地区的冲突吗？
　　谎言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合法手段。既然人们是为善做努力，与恶做斗争，何必去计较一些对于真相的小处理呢？但问题是，无论在哪个领域，目的并不能为手段辩护。既然事业是正当的，又何必要撒谎呢？是因为公众愚蠢？尽管一部分公众可以暂时被欺骗，但大多数人会很快明白谁干了什么。
　　人们会记得《时代》杂志上刊登的一张照片：铁丝网后面露出―位瘦骨嶙峋的男子。据称这张照片拍的是一位波斯尼亚人，他被塞尔维亚人囚禁在一个俘虏营里。于是，媒体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认为这是一些新的集中营。艾丽·维塞尔甚至指控这是一个新的奥斯维辛。世界医生组织在法国到处贴出把米洛舍维奇等同于希特勒的海报。但后来，人们发现那张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因抢劫而被捕的塞尔维亚人，患有10年肺结核，正是此病解释了他的极度消瘦。
　　另一种危险是滥用道德论据。应该避免放任情感泛滥。地狱有可能铺满善意，一项出于善良情感的政策未必是一项好政策。比如，最初人们指控达尔富尔存在种族屠杀，最后出了“佐亚方舟”事件：佐亚方舟活动人士以道德的名义，将原本有父母的乍得孩子说成是达尔富尔的孤儿，试图把这些孩子送到欧洲。
　　更糟糕的是，道德主义变成了真正的麦卡锡主义。事实上，某些人倾向于将观点对立的人看成是非道德的，不仅应该阻止其论点，而且要打击，甚至禁止。一些知识分子，国际关系领域的道德主义行家，正是如此以道德的名义将他们的反对者看作是敌人。他们这样的行为，已经偏离了知识辩论，而陷入某种形式的知识恐怖主义。莱维1999年5月14日发表于《世界报》的那篇《再见吧！莱吉斯·德布雷》的文章，部分地开了这样的先例。莱维呼吁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因为其在科索沃实施镇压。而莱吉斯·德布雷不同意莱维的立场。但莱维不仅仅想否定德布雷的观点，而且要求其在公共舞台的死亡。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当务之急就是以道德的名义让莱吉斯·德布雷闭嘴。当你将道德的外衣披挂在身上的时候，显然只有野蛮人才会反对你。人们不会跟野蛮人讨论，而是将其消灭。这种方式远非新鲜。
　　几年以后，莱维又采取同样的方式排挤和诋毁塔里克·拉马丹。拉马丹2003年10月5日在“欧洲社会论坛”网站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近东问题上放弃普世主义原则，而是采取族群主义路线。文章有几个失实错误，但人们却是批评作者反犹，因为他列了一些“犹太人名单”。一场反对拉马丹的运动把他列入了大部分法国媒体的“黑名单”。这里依然是不讨论，不展开观点的争论，人们更喜欢封杀和消除。对拉马丹的谴责是媒体性的和政治性的，是以道德名义的，但仅仅是以某种道德的名义。
　　关于道德，最后一个危险是表象的凯旋。人们推出只反映一小部分真实的一点象征。一棵道德之树，遮掩了一片残暴事实的森林。人们叙述着美好的故事，不是为了积极地改变现实，而是为了掩盖真相。总之，这是制造“虚假事业”或者夸大真情以便独占情感市场。英格里德·贝当古尔一个人就能代表全世界妇女的命运和哥伦比亚的政治暴力？在达尔富尔存在屠杀民众和发动战争的罪行，那里的形势无疑是不可接受的。但某些人急于将其作为大事业，而表现出某种奇怪的东西，尤其当人们发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这些“美好心灵们”宣扬要向达尔富尔宣战。他们以道德的名义所进行的谴责，有时是猛烈地谴责那些不愿附和他们的人的。谈论达尔富尔以避免媒体显示巴勒斯坦，推出一种事业以更好地掩盖另一种事业，这样难道是道德的吗？
　　1996年，我在《无能的意志》一书中写道：“人们可以发现，我们那些光芒四射的知识分子对波斯尼亚人民的强烈同情，与他们对另一个也遭受暴力不公正的人民——即巴勒斯坦人民——持之以恒的冷漠和沉默，适成对比。对波斯尼亚悲剧的同情，被说成是捍卫一些普世原则，但常常只是一种未被承认或不可告人的内疚，和面对一种严厉镇压保持沉默的结果。”我至今对这个说法不会修改一个字。
　　最后，也有一些“容易”的事业。干起来令人瞩目，同时又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不会抵触太强大的利益。查韦斯和卡斯特罗是国际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因此，攻击他们会很招人关注。但是在法国，亲古巴或亲委内瑞拉的压力集团进行反驳的手段很有限。为这两人进行辩护的人，其政治、经济和媒体的力量都不强大，所以攻击这两个人没有任何风险。然而，他们真的是国际领导人当中最不值得尊敬的吗？他们的行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最该遭受谴责的吗？事实远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