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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霸权主义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大量地寻求国际借贷，引起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之间国际资本运动分配的深刻变化，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目睹了金融全球化过程的出现。20世纪60-70年代国际资本主要以南北为轴心流动，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提供大部分资金。由于石油危机，资本的这种运动在1974-1982年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通过国际银行体系回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积累的石油美元，为非产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负债过度。1983年之后，继利率急剧上升，美元全球泛滥之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在停止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因为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泛滥不堪重负，压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为此，资本的国际流向从此按北-北的逻辑改变了方向，欧洲和日本的盈余为美国的庞大赤字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调整政策，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字数额。与之相应，进入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并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资本的借贷主要是经过银行的媒介，遵循某种国际银行债务的逻辑，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上升、债务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北-北变化使国际金融体系向直接金融的逻辑发展。从此，国际投资、贷款往往是直接进行，而不是经过银行媒介，这种活动的新方式是适应作为金融活动主体的借贷要求的。
新的金融逻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国库、银行与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都更喜欢在证券市场上借贷或投资，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灵活，并且去掉了中间成本而变得便宜。这样，投资或借款人寻求通过股票、币种的变换与支付方式，从欧元债券到美元债券，从股票到期权合约，从期权合约到期货交易，这些方式被投资者择优选择，以实现最大的收益。这些特殊市场的金融投资、外汇交易、期权合约和期货交易，成为世界性的整体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由于有了现代的通讯网络，各个市场都互相连接起来。无论全球任何地方，跨越了时空，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全球24小时金融开放，交易不间断。国际金融体系这一深刻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各国政府都逐渐取消对利率、贷款和资本流动的各种控制，这种控制的取消是旨在发展金融市场。很明显放宽金融管制，进入全球化得到迅速的推动，同时也是危机产生的源泉。资本的国际循环加快了，投机者也找到了许多冒险的新契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首先开放了金融体系，而后由于1990年资本统一市场的开辟，欧洲外汇市场控制体系被解除，又在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促进下，新型工业化国家也跟着开始进入自由化的进程，这样便出现了新兴的金融市场。
更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是，美国国债是当前全球市场投机最为活跃的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债市场获得了十分迅猛的发展，国债市场业务大大超过了其他金融市场的规模。在美国的主导下，其他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靠持续性的公共财政赤字维持了债券市场的繁荣。债券二级市场的增长则由于投机的影响而更加惊人，交易规模增长了10倍以上。为保证全球债券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今天从事投机的主要手段。
二、金融自由化是美国束缚全球经济的锁链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如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且日益陷入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经济行为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一个过去积聚、生产并创造可观财富的社会，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却放弃了储蓄并从制造业让出市场无奈地转向服务业。在债务方面，不管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美国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程度，他们负债累累，仍然沉浸在非生产性进口商品的过度消费的狂潮之中。从国家层面讲，美国现在的处境同那些继承巨额财富的富家子弟非常相似，从表面上看似乎非常风光，但他们这种风光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祖辈所积累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这些财富被挥霍，先前那种高雅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
然而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在内，都忽略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危害。以消费为主的GDP增长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相反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破坏了多少财富的标准。造成的结果是，美国现在是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3000-4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以及8.5万亿美元的国债，如果再加上无资金准备负债、社会保障金，那么美国的国债将超过50万亿美元。在过去20年间，如果美国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繁荣，那么它现在还会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并仍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而不是最大债务国。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美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金融资本大大优于生产资本的发展，美国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的拓展，而是在利益的趋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美国企业从传统的债务型经济，即通过向银行借贷进行生产投资的经济，过渡到一种 “依靠自有资金型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千方百计通过减少负债和进行金融投资来实现利润，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状况。
过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银行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银行发放生产性贷款以支持投资。此外，在衰退和不景气的条件下，银行还通过提供替代性信贷促进复苏起缓冲作用。现在，银行似乎再也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因为它被近期的金融动荡搞得十分“脆弱”，这次金融危机就连美国的花旗银行的股市市值都仅剩下十分之一，有些小银行顷刻之间就倒闭了。然而可怕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性是极强的，仅欧盟就拿出2万亿欧元救市，甚至连世界最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也严重下滑。我们的沪深股市在2008年也严重受挫，美国一家的问题却让全球都不得安宁。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确有它的进步作用，但美国在主导这一模式时，不仅仅是利用他的进步作用，同时也在巧取豪夺，把一个很好的模式又破坏掉了。
三、全球必须加强金融合作
进入21世纪，自由主义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不仅美国自己，甚至使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变得束手无策，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规则仅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上，因而导致在判断上的错误，甚至让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倒掉了，为此，全球必须重新调整金融整合的方向。
（一）重新规范金融市场
金融自由化使美国的市场“权力”过度膨胀，连华尔街自己的货币政策作用也大大降低，今天，自由化和技术革新使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和交易以光速变化，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则由于性质不同要缓慢得多。因此，当一种货币遭到投机活动进攻时，各国的央行首先要建立强大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把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联合起来，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协调一致，使人们对货币政策增加信心，让投机者无空子可钻。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直不很成功，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自食苦果，因此美国会有所悔改，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新环境。
（二）抛弃货币主义的市场教条
近30年来美国一直奉行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既优先考虑美国的货币稳定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主张反映在机构建设方面强调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所谓的独立性，实质上是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但美国政府自己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立性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一个要素。现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因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很不利于其政策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衔接。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曾普遍质疑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回归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
（三）制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
这次金融危机已经使人们不再对近20余年的政策有信心，它表现为金融的不稳定上升，以及市场对现行政策解决如失业和公共赤字问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是，市场机制是很难做到完美，正是市场自己不能解决它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正是在市场的压力下，货币权力机构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被美国主导的市场机制限制住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降低利率，使其回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开始采用，但是至今还很不够。这方面唯独中国表现的最有信心，这次金融危机刚一影响中国，中国政策立即出台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政策，同时迅速降低利率，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基本未受影响，甚至这场危机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而且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四）突破传统规则管理公共财政政策
今天发达国家制定的财政政策，如果按照传统观念，财政行为应当完全服从减少公共赤字的目标，以缓和人们对市场的恐惧心理，赤字的性质和减少赤字的方式也许不重要，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不论以何种途径摆脱困境，都有助于经济。当前，重新阅读凯恩斯主义使人突出感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思想仍不同寻常。凯恩斯曾区分两种预算，第一是日常的或一般的预算，其理想状态是完全由税收来资助，第二是投资预算，它包括长期公共投资计划，靠货款投资。这样管理预算的好处很明显，它可以使国家在公共投资以及使用投资手段方面提出数年内优先考虑的内容。这样一种政策可以就国家的意图向全球经济主体传递一种明确的信息。这样会使政府的财政管理更为严格；可以向市场提供保障，由此带来良好大后果，还会增加人们对预算的信任；另外也会在保持国家在公共投资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需要协调合作金融在管制的政策，同时也要对美元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反思。
（作者单位：吉林省统计科学研究所）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大量地寻求国际借贷，引起了世界主要经济区域之间国际资本运动分配的深刻变化，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目睹了金融全球化过程的出现。20世纪60-70年代国际资本主要以南北为轴心流动，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赤字提供大部分资金。由于石油危机，资本的这种运动在1974-1982年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通过国际银行体系回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积累的石油美元，为非产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负债过度。1983年之后，继利率急剧上升，美元全球泛滥之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在停止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因为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泛滥不堪重负，压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为此，资本的国际流向从此按北-北的逻辑改变了方向，欧洲和日本的盈余为美国的庞大赤字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调整政策，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赤字数额。与之相应，进入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并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资本的借贷主要是经过银行的媒介，遵循某种国际银行债务的逻辑，美国财政与贸易赤字的上升、债务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北-北变化使国际金融体系向直接金融的逻辑发展。从此，国际投资、贷款往往是直接进行，而不是经过银行媒介，这种活动的新方式是适应作为金融活动主体的借贷要求的。
新的金融逻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国库、银行与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都更喜欢在证券市场上借贷或投资，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灵活，并且去掉了中间成本而变得便宜。这样，投资或借款人寻求通过股票、币种的变换与支付方式，从欧元债券到美元债券，从股票到期权合约，从期权合约到期货交易，这些方式被投资者择优选择，以实现最大的收益。这些特殊市场的金融投资、外汇交易、期权合约和期货交易，成为世界性的整体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巨大、统一的市场。
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由于有了现代的通讯网络，各个市场都互相连接起来。无论全球任何地方，跨越了时空，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全球24小时金融开放，交易不间断。国际金融体系这一深刻的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各国政府都逐渐取消对利率、贷款和资本流动的各种控制，这种控制的取消是旨在发展金融市场。很明显放宽金融管制，进入全球化得到迅速的推动，同时也是危机产生的源泉。资本的国际循环加快了，投机者也找到了许多冒险的新契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首先开放了金融体系，而后由于1990年资本统一市场的开辟，欧洲外汇市场控制体系被解除，又在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促进下，新型工业化国家也跟着开始进入自由化的进程，这样便出现了新兴的金融市场。
更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是，美国国债是当前全球市场投机最为活跃的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债市场获得了十分迅猛的发展，国债市场业务大大超过了其他金融市场的规模。在美国的主导下，其他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靠持续性的公共财政赤字维持了债券市场的繁荣。债券二级市场的增长则由于投机的影响而更加惊人，交易规模增长了10倍以上。为保证全球债券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今天从事投机的主要手段。
二、金融自由化是美国束缚全球经济的锁链
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如今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且日益陷入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经济行为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一个过去积聚、生产并创造可观财富的社会，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却放弃了储蓄并从制造业让出市场无奈地转向服务业。在债务方面，不管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美国经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程度，他们负债累累，仍然沉浸在非生产性进口商品的过度消费的狂潮之中。从国家层面讲，美国现在的处境同那些继承巨额财富的富家子弟非常相似，从表面上看似乎非常风光，但他们这种风光实际上是建立在其祖辈所积累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这些财富被挥霍，先前那种高雅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
然而问题就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在内，都忽略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危害。以消费为主的GDP增长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的标准，相反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破坏了多少财富的标准。造成的结果是，美国现在是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3000-4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以及8.5万亿美元的国债，如果再加上无资金准备负债、社会保障金，那么美国的国债将超过50万亿美元。在过去20年间，如果美国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繁荣，那么它现在还会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并仍是世界上最大债权国，而不是最大债务国。令人预想不到的是美国正经历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金融资本大大优于生产资本的发展，美国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的拓展，而是在利益的趋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美国企业从传统的债务型经济，即通过向银行借贷进行生产投资的经济，过渡到一种 “依靠自有资金型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千方百计通过减少负债和进行金融投资来实现利润，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状况。
过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银行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银行发放生产性贷款以支持投资。此外，在衰退和不景气的条件下，银行还通过提供替代性信贷促进复苏起缓冲作用。现在，银行似乎再也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因为它被近期的金融动荡搞得十分“脆弱”，这次金融危机就连美国的花旗银行的股市市值都仅剩下十分之一，有些小银行顷刻之间就倒闭了。然而可怕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传染性是极强的，仅欧盟就拿出2万亿欧元救市，甚至连世界最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也严重下滑。我们的沪深股市在2008年也严重受挫，美国一家的问题却让全球都不得安宁。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确有它的进步作用，但美国在主导这一模式时，不仅仅是利用他的进步作用，同时也在巧取豪夺，把一个很好的模式又破坏掉了。
三、全球必须加强金融合作
进入21世纪，自由主义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不仅美国自己，甚至使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变得束手无策，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规则仅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框架上，因而导致在判断上的错误，甚至让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也倒掉了，为此，全球必须重新调整金融整合的方向。
（一）重新规范金融市场
金融自由化使美国的市场“权力”过度膨胀，连华尔街自己的货币政策作用也大大降低，今天，自由化和技术革新使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和交易以光速变化，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则由于性质不同要缓慢得多。因此，当一种货币遭到投机活动进攻时，各国的央行首先要建立强大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把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联合起来，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协调一致，使人们对货币政策增加信心，让投机者无空子可钻。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直不很成功，这次金融危机美国自食苦果，因此美国会有所悔改，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新环境。
（二）抛弃货币主义的市场教条
近30年来美国一直奉行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既优先考虑美国的货币稳定和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主张反映在机构建设方面强调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所谓的独立性，实质上是要求所有国家都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但美国政府自己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立性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一个要素。现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因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很不利于其政策与政府权力机关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衔接。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曾普遍质疑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回归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
（三）制定经济政策的新原则
这次金融危机已经使人们不再对近20余年的政策有信心，它表现为金融的不稳定上升，以及市场对现行政策解决如失业和公共赤字问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是，市场机制是很难做到完美，正是市场自己不能解决它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正是在市场的压力下，货币权力机构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被美国主导的市场机制限制住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是降低利率，使其回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上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开始采用，但是至今还很不够。这方面唯独中国表现的最有信心，这次金融危机刚一影响中国，中国政策立即出台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政策，同时迅速降低利率，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基本未受影响，甚至这场危机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而且会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四）突破传统规则管理公共财政政策
今天发达国家制定的财政政策，如果按照传统观念，财政行为应当完全服从减少公共赤字的目标，以缓和人们对市场的恐惧心理，赤字的性质和减少赤字的方式也许不重要，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不论以何种途径摆脱困境，都有助于经济。当前，重新阅读凯恩斯主义使人突出感到，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思想仍不同寻常。凯恩斯曾区分两种预算，第一是日常的或一般的预算，其理想状态是完全由税收来资助，第二是投资预算，它包括长期公共投资计划，靠货款投资。这样管理预算的好处很明显，它可以使国家在公共投资以及使用投资手段方面提出数年内优先考虑的内容。这样一种政策可以就国家的意图向全球经济主体传递一种明确的信息。这样会使政府的财政管理更为严格；可以向市场提供保障，由此带来良好大后果，还会增加人们对预算的信任；另外也会在保持国家在公共投资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需要协调合作金融在管制的政策，同时也要对美元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反思。
（作者单位：吉林省统计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