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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随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多家电视台的崛起，湖南卫视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挑战，请您谈谈湖南卫视近来收视率波动的原因？您认为湖南卫视要重振旗鼓，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
尹鸿：湖南卫视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跟全国卫视有差异化竞争的频道，不在晚间的黄金时段播电视剧，而是播自己的综艺娱乐节目，但是受去年年底的限娱令的影响，湖南卫视已经没有节目来填补黄金时段，重新把电视剧挪到了这个时段。这就导致原有的观众期待和观众习惯跟新的节目之间出现不匹配，所以对收视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又通过调整逐渐在回升。我觉得确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湖南卫视本来在蓝海当中，现在又被重新拉到同质竞争的红海中来。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完全回到跟其他卫视同质竞争的道路上去，实际上不仅是它自己在调整，同时它的受众也在调整，我觉得它需要培育一段时间观众，就跟当年湖南卫视也是通过几年时间的培育才迎来鼎盛的，通过相互适应慢慢调整，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时统宇：虽然我以前批评过湖南卫视过度娱乐化，但最近湖南卫视播出了一部具有社会深度和批判力度的电视剧《青瓷》，我倒是希望《青瓷》这部电视剧让湖南卫视收视率回到第一。但很可惜受到冷遇，收视率不理想，有些人就幸灾乐祸，说这下湖南卫视不仅综艺节目不行了，电视剧也不行了。《青瓷》没有达到湖南卫视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说湖南卫视玩惯了娱乐，玩一把深沉反而招人不待见。这到底是湖南卫视的悲哀还是中国电视的悲哀？现在都说限娱令把中国电视的排行榜搞乱了，进入了新的一轮春秋战国、诸侯割据，这种说法坦率地讲我已经听了十多年了，但我最相信的还是内容为王，目前中国电视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陆小华：有多家卫视凭着自己的竞争力崛起，湖南卫视收视率领先的地位面临挑战，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整个电视业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这样的竞争也可以促使湖南卫视更快地发展。湖南卫视有一批很能干的团队，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只要继续保持创新力度，并且更清晰地审视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受众需求等新变化和交合点，就能够再创新局面。
孙振虎：湖南卫视以娱乐节目起家，限娱令和限广令对湖南卫视的影响应该要比其他卫视大得多。湖南卫视现在已经意识到上半年最初的营销策略和编播策略是不正确的，所以它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的效果非常明显，从我们拿到的6月份最新的收视排名来看，湖南卫视已经重新回到第一位了。它还是回到大家统一的营销策略上来，原来它打差异牌，后来发现照目前电视受众欣赏的习惯来看，还是不行的，既然不能出奇制胜，那就还是稳扎稳打。不过，从长远来讲，湖南卫视还是要考虑自身在娱乐节目的团队和品牌战略上的优越性。
刘宏：个人觉得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内容偏下游，原创性、具有经典价值、能够被引用和复制的节目比较少。缺乏比较有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更多是在形式上进行一些炒作。我们会发现，怎么一些人莫名其妙地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节目？显得整个民族的娱乐消费很低端，竞争力也非常低。还出现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求职类节目，求职类节目在我看来是一个圈子类节目，扩张性差，为了吸引眼球，拼的结果就容易产生炒作性的东西。
问题二：为什么说“得电视剧者得天下”？
尹鸿：电视剧对整个电视市场的收视贡献占到30%多，本来频道品牌还有一定的差异，现在因为娱乐节目的限制，而新闻节目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剩下就只有这一条道路了。电视剧是没有频道识别度的，谁的好看就看谁的，所以说“一剧定天下”。过度依赖电视剧对电视剧本身的发展没有好处。
时统宇：中国电视争夺收视率的主战场就在电视剧。首先，中国电视剧是中国电视节目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开始市场化运作最早的一个领域。在电视剧的问题上，收视率前没君子。前些年《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的时候，大家为了抢得先机，天津卫视以预告的方式，抢播第二天的剧情五分钟，浙江卫视两集剪到不足三十五分钟……从当年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到今年的《心术》，中国电视争夺收视率的老毛病没改。
陆小华：东方观众对电视剧的黏度很大，中国观众甚至要求一天看两集三集，不能忍受一个礼拜看一集。我想值得研究的，是新需求环境下电视剧的形态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人们今天是否还主要通过电视台来看电视剧？是否有部分人开始不再按线性播出的方式看电视剧？电视台是否还是电视剧传播的主要平台或唯一平台？显然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是不是要求每一集电视剧节奏更快，更成为独立的故事，或者每几集更成为独立的篇章？
孙振虎：从2012年初到目前为止，各家卫视的调整有点措手不及，虽然也有节目播出的调整，但是最大的调整应该说还是电视剧。2012年出现“得电视剧者得天下”的局面，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这三巨头都是靠打造自己的电视剧这样一个复出策略，去赢得这段时间收视率的上涨的，包括势头很猛的天津卫视、山东卫视，实际上它们的这种蹿升也是由电视剧策略而带来。但是我觉得，虽然短期内电视剧的营销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电视剧毕竟是买来的，对于电视台来讲，电视剧营销永远都是很短视的一种策略。要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收视的良好状态，各大卫视还是要依靠自办节目和自我品牌的树立，因为它要引导市场而不是受制于市场。
问题三：求职、交友、歌舞等综艺类节目目前十分火热，这类节目存在什么问题？
尹鸿：娱乐节目满足观众情感沟通、释放的需求，它火是很正常的，从来全世界的娱乐节目对年轻观众有很大的市场。这类节目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是由于收视率竞争的压力，电视频道太多，同质化的节目太多，导致在竞争过程中有一批冲击底线、为极致而极致、为夺眼球而夺眼球的节目出现。对人的不尊重、口出狂言、性格极端等这样一些东西会在一些节目中出现，这是过度竞争带来的一些结果，当然也是媒体在竞争的压力下缺乏自律的结果。
时统宇：互相的抄袭、克隆、山寨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从根上来讲，中国的电视需要一种根本性的体制革命，中国不需要数量这么庞大的频道，中国的收视市场、广告市场养不好现有的这么多频道，今天弄一档“鉴宝”，明天弄一档“求职”，调解节目变成了挑拨节目，人们已经看了很多年了。这些问题当事人啥都知道，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非要跟一个博士说见了红灯你要停下来，变了绿灯你再走，这不是骂人家吗？ 陆小华：综艺节目带给观众的快感和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求职交友类节目实际上是把人们的利益要求的敏感点戏剧化、故事化，把它放大的部分展示给人们看。受欢迎的核心原因是这类节目和观众的利益需求有交合点，而不仅是与人们的娱乐需求有交集点。而歌舞类的综艺节目是属于欣赏型和共鸣型。这两类节目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会更新比较快，当某一个节目收视达到顶点的时候，可能就是新类型的节目形态在酝酿的时候。求职交友类节目存在的问题是，是否过度娱乐化？是否对某个部分过分放大？这样做，短期可能会吸引一部分人，但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受众对电视台的品牌认同度。
孙振虎：电视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教育功能，一个是娱乐功能，娱乐功能显然是综艺节目特别拿手的活儿。而且娱乐节目的营销空间很大，无论是团队营销、数据库营销，还是市场营销，都是非常容易做的，它更容易跟市场化接轨。对于电视台这种以营销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平台来讲，娱乐节目的兴起并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无论求职也好，婚恋也好，这种节目都不是实用性的节目，主要借这样一个平台来满足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观照，对话题的关注。你说他哗众取宠也好，争议也好，这就是它的营销空间。这种炒作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底线，这种营销策略本身是很拙劣的，但中国老百姓现在就吃这一套。如果按照老一套寓教于乐，那这个节目死定了，这就是现状。
问题四：最近邱启明、朱丹、柳岩等一批主持人纷纷跳槽，比如邱启明从央视新闻频道的《24小时》跳到了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对于主持人的跳槽和转型，您怎么看？
尹鸿：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适合自己的风格是媒介的自然现象，至于他是不是最合适，时间会检验，观众是最好的检验。我觉得流动是一件好事，流动才能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时统宇：邱启明身上有一种很阳刚、很血性、很犀利的风格，他的离开，我一点儿不觉得他获得了新生，也不觉得湖南卫视如获至宝，我挺为邱启明感到惋惜的。中国电视多一个娱乐类节目的邱启明无所谓，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缺了邱启明的那种风格，我觉得既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损失，更是邱启明本人的损失。千不该万不该，还是自我的克制力不太够，真的犯不上离开《24小时》这个特别好的平台，邱启明今后可能会有另外的发展，但是我认为邱启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陆小华：卫视竞争加剧，一定会体现为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主持人转型是否能够带动节目收视率和电视机构的竞争力，这不存在一定的规律，关键看主导转型的机构和主持者是否能发现这个主持人的潜质，能不能找到主持人转型后的风格和受众需求之间的契合点。
孙振虎：跳槽本身也是节目组吸引关注度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制造话题嘛。跨界主持本身就是一个媒介事件，在短期内产生注意力的聚焦，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事情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种营销需要。至于有些主持人适不适合跨风格转型，得看他个人的能力，也需要市场的培养。就像一个歌手唱惯了情歌你让他唱摇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是一方面，他能不能唱好是另外一回事。
刘宏：这种流动我觉得很正常，我倒是觉得中国现在的主持人分成两种的话，倒是这一种更为活跃：看上去学历并不好，不是显得特社会精英，但他们的低调和天赋，他们的幽默，其实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主持人在职业流动中会凸显出来。主持人的跳槽能不能带动很大的市场，我表示怀疑，因为有些主持人仅仅是因为炒作或是政治上的原因来获得知名度。
问题五：排名前列的各大卫视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尹鸿：各大卫视内容上差异不大，当然也有一些提法，比如说江苏的“幸福”，浙江的“蓝色”，但这些差异更多还是概念。主要还得看各台执行能力的差别，人才和各种综合资源的发挥。要说本质差别还真是只有湖南卫视。
时统宇：各大卫视实际上在想着法子变马甲，湖南叫“快乐”，安徽叫“电视剧大卖场”，江苏说是要“情感”，后来把中国的卫视逼急了，广西跑出了“女性频道”，黑龙江说自己是“武术加幽默”，四川、陕西都说自己要“故事中国”。自己要是没特色，好像见了面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觉得，在争夺收视率面前，谁都没特色。我倒觉得东方卫视可圈可点，《中国达人秀》在中国选秀类节目走进死胡同的时候，通过励志，通过展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开创了新的天地。我认为在整个中国地方卫视里，新闻节目办得最好的就是东方卫视，敢于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拼一把、比一把。
陆小华：那一定是体现在优质的节目，只是什么节目是优质的，在不同的时间点面对不同的受众，它的内涵在变化。
孙振虎：各大卫视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品牌营销的能力。比如说靠新闻起家的上海东方卫视，依然打的是新闻这张牌。在今年收视率调查中，东方卫视的排名不断向前提升，其实并不是靠电视剧，它是非常另类的。东方卫视的成功经验可能给了湖南卫视某种借鉴。
刘宏：当然是节目的创新能力，另外就是节目对观众的模式化的把握，你的观众是像《快乐大本营》那样过一拨再找下一拨，还是像《60分钟》那样陪着观众一同老去？一个台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好节目，你看江苏卫视很多节目我不觉得特好，但是它上得很快，湖南卫视当时也是，一个频道有一两个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节目其实就足矣，其他节目是围绕它打造的。
问题六：过度重视收视率导致了各大卫视的恶性竞争，甚至有收视率造假的情况出现。这种恶性竞争，会对电视行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尹鸿：这还是由经营方式决定的吧。造假永远是管理机构最应该管理的，要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管理内容。所以造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受到规制的。但是有竞争就会依赖收视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说它过度，它也没有办法。
时统宇：收视率对电视的统治，基本上在重复原来的那些东西，只是可能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个主持人，换了个节目名字。中国电视在根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解决之道是加强监管，因为中国电视尤其是上星卫视为了收视率，裸奔的心都有，只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如果我们要管一些在公众场合大庭广众面前裸奔的行为，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电视目前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争夺收视率已经是积重难返，限娱令没法毕其功于一役，对过度娱乐化的问题要实行严肃的问责制。
陆小华：过度重视收视率会扭曲一个电视台的价值取向和创新的努力方向。对电视台本身的运作显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收视率数据如出现不真实现象，整个业界都必须同声痛斥。这对整个业界的公信力会产生影响，对整个电视业的伤害要比人们今天所想象和能容忍的还要大。
孙振虎：我们经常说，对于电视台来讲，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一定会导致媒介的扭曲发展，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它的扭曲发展，但是为什么现在依然在提收视率这件事，因为它就是目前电视台吸引广告、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最重要指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另外一个指标可以取代它。我们的广告商在这么多指标中依然最关心收视率，这就直接影响了整个电视台的营销策略。电视台其实是很恨收视率这个玩意儿的，但还是离不开它。而且央视索福瑞一家独大的局面显然对于收视率的监管是非常不利的。
刘宏：我认识一些收视率公司，知道他们也有难处，这个双方都有问题，也不是说要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说电视台离开收视率，拿不到一个客观的衡量指标，全世界都如此。欣赏指数、满意指数他们都在做，但是都没有很成功。商业化的部分，收视率几乎是离不开。现在只是说，收视率公司怎么能够做得更有说服力，电视台在使用收视率方面怎样更合理。
尹鸿：湖南卫视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跟全国卫视有差异化竞争的频道，不在晚间的黄金时段播电视剧，而是播自己的综艺娱乐节目，但是受去年年底的限娱令的影响，湖南卫视已经没有节目来填补黄金时段，重新把电视剧挪到了这个时段。这就导致原有的观众期待和观众习惯跟新的节目之间出现不匹配，所以对收视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最近又通过调整逐渐在回升。我觉得确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湖南卫视本来在蓝海当中，现在又被重新拉到同质竞争的红海中来。但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完全回到跟其他卫视同质竞争的道路上去，实际上不仅是它自己在调整，同时它的受众也在调整，我觉得它需要培育一段时间观众，就跟当年湖南卫视也是通过几年时间的培育才迎来鼎盛的，通过相互适应慢慢调整，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时统宇：虽然我以前批评过湖南卫视过度娱乐化，但最近湖南卫视播出了一部具有社会深度和批判力度的电视剧《青瓷》，我倒是希望《青瓷》这部电视剧让湖南卫视收视率回到第一。但很可惜受到冷遇，收视率不理想，有些人就幸灾乐祸，说这下湖南卫视不仅综艺节目不行了，电视剧也不行了。《青瓷》没有达到湖南卫视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了人们的嘲笑，说湖南卫视玩惯了娱乐，玩一把深沉反而招人不待见。这到底是湖南卫视的悲哀还是中国电视的悲哀？现在都说限娱令把中国电视的排行榜搞乱了，进入了新的一轮春秋战国、诸侯割据，这种说法坦率地讲我已经听了十多年了，但我最相信的还是内容为王，目前中国电视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陆小华：有多家卫视凭着自己的竞争力崛起，湖南卫视收视率领先的地位面临挑战，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整个电视业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这样的竞争也可以促使湖南卫视更快地发展。湖南卫视有一批很能干的团队，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只要继续保持创新力度，并且更清晰地审视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受众需求等新变化和交合点，就能够再创新局面。
孙振虎：湖南卫视以娱乐节目起家，限娱令和限广令对湖南卫视的影响应该要比其他卫视大得多。湖南卫视现在已经意识到上半年最初的营销策略和编播策略是不正确的，所以它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的效果非常明显，从我们拿到的6月份最新的收视排名来看，湖南卫视已经重新回到第一位了。它还是回到大家统一的营销策略上来，原来它打差异牌，后来发现照目前电视受众欣赏的习惯来看，还是不行的，既然不能出奇制胜，那就还是稳扎稳打。不过，从长远来讲，湖南卫视还是要考虑自身在娱乐节目的团队和品牌战略上的优越性。
刘宏：个人觉得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内容偏下游，原创性、具有经典价值、能够被引用和复制的节目比较少。缺乏比较有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更多是在形式上进行一些炒作。我们会发现，怎么一些人莫名其妙地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节目？显得整个民族的娱乐消费很低端，竞争力也非常低。还出现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求职类节目，求职类节目在我看来是一个圈子类节目，扩张性差，为了吸引眼球，拼的结果就容易产生炒作性的东西。
问题二：为什么说“得电视剧者得天下”？
尹鸿：电视剧对整个电视市场的收视贡献占到30%多，本来频道品牌还有一定的差异，现在因为娱乐节目的限制，而新闻节目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剩下就只有这一条道路了。电视剧是没有频道识别度的，谁的好看就看谁的，所以说“一剧定天下”。过度依赖电视剧对电视剧本身的发展没有好处。
时统宇：中国电视争夺收视率的主战场就在电视剧。首先，中国电视剧是中国电视节目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开始市场化运作最早的一个领域。在电视剧的问题上，收视率前没君子。前些年《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的时候，大家为了抢得先机，天津卫视以预告的方式，抢播第二天的剧情五分钟，浙江卫视两集剪到不足三十五分钟……从当年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到今年的《心术》，中国电视争夺收视率的老毛病没改。
陆小华：东方观众对电视剧的黏度很大，中国观众甚至要求一天看两集三集，不能忍受一个礼拜看一集。我想值得研究的，是新需求环境下电视剧的形态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人们今天是否还主要通过电视台来看电视剧？是否有部分人开始不再按线性播出的方式看电视剧？电视台是否还是电视剧传播的主要平台或唯一平台？显然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是不是要求每一集电视剧节奏更快，更成为独立的故事，或者每几集更成为独立的篇章？
孙振虎：从2012年初到目前为止，各家卫视的调整有点措手不及，虽然也有节目播出的调整，但是最大的调整应该说还是电视剧。2012年出现“得电视剧者得天下”的局面，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这三巨头都是靠打造自己的电视剧这样一个复出策略，去赢得这段时间收视率的上涨的，包括势头很猛的天津卫视、山东卫视，实际上它们的这种蹿升也是由电视剧策略而带来。但是我觉得，虽然短期内电视剧的营销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电视剧毕竟是买来的，对于电视台来讲，电视剧营销永远都是很短视的一种策略。要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收视的良好状态，各大卫视还是要依靠自办节目和自我品牌的树立，因为它要引导市场而不是受制于市场。
问题三：求职、交友、歌舞等综艺类节目目前十分火热，这类节目存在什么问题？
尹鸿：娱乐节目满足观众情感沟通、释放的需求，它火是很正常的，从来全世界的娱乐节目对年轻观众有很大的市场。这类节目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还是由于收视率竞争的压力，电视频道太多，同质化的节目太多，导致在竞争过程中有一批冲击底线、为极致而极致、为夺眼球而夺眼球的节目出现。对人的不尊重、口出狂言、性格极端等这样一些东西会在一些节目中出现，这是过度竞争带来的一些结果，当然也是媒体在竞争的压力下缺乏自律的结果。
时统宇：互相的抄袭、克隆、山寨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从根上来讲，中国的电视需要一种根本性的体制革命，中国不需要数量这么庞大的频道，中国的收视市场、广告市场养不好现有的这么多频道，今天弄一档“鉴宝”，明天弄一档“求职”，调解节目变成了挑拨节目，人们已经看了很多年了。这些问题当事人啥都知道，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非要跟一个博士说见了红灯你要停下来，变了绿灯你再走，这不是骂人家吗？ 陆小华：综艺节目带给观众的快感和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求职交友类节目实际上是把人们的利益要求的敏感点戏剧化、故事化，把它放大的部分展示给人们看。受欢迎的核心原因是这类节目和观众的利益需求有交合点，而不仅是与人们的娱乐需求有交集点。而歌舞类的综艺节目是属于欣赏型和共鸣型。这两类节目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会更新比较快，当某一个节目收视达到顶点的时候，可能就是新类型的节目形态在酝酿的时候。求职交友类节目存在的问题是，是否过度娱乐化？是否对某个部分过分放大？这样做，短期可能会吸引一部分人，但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受众对电视台的品牌认同度。
孙振虎：电视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教育功能，一个是娱乐功能，娱乐功能显然是综艺节目特别拿手的活儿。而且娱乐节目的营销空间很大，无论是团队营销、数据库营销，还是市场营销，都是非常容易做的，它更容易跟市场化接轨。对于电视台这种以营销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平台来讲，娱乐节目的兴起并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无论求职也好，婚恋也好，这种节目都不是实用性的节目，主要借这样一个平台来满足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观照，对话题的关注。你说他哗众取宠也好，争议也好，这就是它的营销空间。这种炒作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底线，这种营销策略本身是很拙劣的，但中国老百姓现在就吃这一套。如果按照老一套寓教于乐，那这个节目死定了，这就是现状。
问题四：最近邱启明、朱丹、柳岩等一批主持人纷纷跳槽，比如邱启明从央视新闻频道的《24小时》跳到了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对于主持人的跳槽和转型，您怎么看？
尹鸿：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适合自己的风格是媒介的自然现象，至于他是不是最合适，时间会检验，观众是最好的检验。我觉得流动是一件好事，流动才能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时统宇：邱启明身上有一种很阳刚、很血性、很犀利的风格，他的离开，我一点儿不觉得他获得了新生，也不觉得湖南卫视如获至宝，我挺为邱启明感到惋惜的。中国电视多一个娱乐类节目的邱启明无所谓，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缺了邱启明的那种风格，我觉得既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损失，更是邱启明本人的损失。千不该万不该，还是自我的克制力不太够，真的犯不上离开《24小时》这个特别好的平台，邱启明今后可能会有另外的发展，但是我认为邱启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陆小华：卫视竞争加剧，一定会体现为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主持人转型是否能够带动节目收视率和电视机构的竞争力，这不存在一定的规律，关键看主导转型的机构和主持者是否能发现这个主持人的潜质，能不能找到主持人转型后的风格和受众需求之间的契合点。
孙振虎：跳槽本身也是节目组吸引关注度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制造话题嘛。跨界主持本身就是一个媒介事件，在短期内产生注意力的聚焦，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事情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种营销需要。至于有些主持人适不适合跨风格转型，得看他个人的能力，也需要市场的培养。就像一个歌手唱惯了情歌你让他唱摇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是一方面，他能不能唱好是另外一回事。
刘宏：这种流动我觉得很正常，我倒是觉得中国现在的主持人分成两种的话，倒是这一种更为活跃：看上去学历并不好，不是显得特社会精英，但他们的低调和天赋，他们的幽默，其实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主持人在职业流动中会凸显出来。主持人的跳槽能不能带动很大的市场，我表示怀疑，因为有些主持人仅仅是因为炒作或是政治上的原因来获得知名度。
问题五：排名前列的各大卫视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尹鸿：各大卫视内容上差异不大，当然也有一些提法，比如说江苏的“幸福”，浙江的“蓝色”，但这些差异更多还是概念。主要还得看各台执行能力的差别，人才和各种综合资源的发挥。要说本质差别还真是只有湖南卫视。
时统宇：各大卫视实际上在想着法子变马甲，湖南叫“快乐”，安徽叫“电视剧大卖场”，江苏说是要“情感”，后来把中国的卫视逼急了，广西跑出了“女性频道”，黑龙江说自己是“武术加幽默”，四川、陕西都说自己要“故事中国”。自己要是没特色，好像见了面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觉得，在争夺收视率面前，谁都没特色。我倒觉得东方卫视可圈可点，《中国达人秀》在中国选秀类节目走进死胡同的时候，通过励志，通过展现普通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开创了新的天地。我认为在整个中国地方卫视里，新闻节目办得最好的就是东方卫视，敢于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拼一把、比一把。
陆小华：那一定是体现在优质的节目，只是什么节目是优质的，在不同的时间点面对不同的受众，它的内涵在变化。
孙振虎：各大卫视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品牌营销的能力。比如说靠新闻起家的上海东方卫视，依然打的是新闻这张牌。在今年收视率调查中，东方卫视的排名不断向前提升，其实并不是靠电视剧，它是非常另类的。东方卫视的成功经验可能给了湖南卫视某种借鉴。
刘宏：当然是节目的创新能力，另外就是节目对观众的模式化的把握，你的观众是像《快乐大本营》那样过一拨再找下一拨，还是像《60分钟》那样陪着观众一同老去？一个台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好节目，你看江苏卫视很多节目我不觉得特好，但是它上得很快，湖南卫视当时也是，一个频道有一两个具有知名度、美誉度的节目其实就足矣，其他节目是围绕它打造的。
问题六：过度重视收视率导致了各大卫视的恶性竞争，甚至有收视率造假的情况出现。这种恶性竞争，会对电视行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尹鸿：这还是由经营方式决定的吧。造假永远是管理机构最应该管理的，要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而不是管理内容。所以造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受到规制的。但是有竞争就会依赖收视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说它过度，它也没有办法。
时统宇：收视率对电视的统治，基本上在重复原来的那些东西，只是可能换了一种形式，换了个主持人，换了个节目名字。中国电视在根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解决之道是加强监管，因为中国电视尤其是上星卫视为了收视率，裸奔的心都有，只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如果我们要管一些在公众场合大庭广众面前裸奔的行为，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电视目前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争夺收视率已经是积重难返，限娱令没法毕其功于一役，对过度娱乐化的问题要实行严肃的问责制。
陆小华：过度重视收视率会扭曲一个电视台的价值取向和创新的努力方向。对电视台本身的运作显然会带来很多问题。收视率数据如出现不真实现象，整个业界都必须同声痛斥。这对整个业界的公信力会产生影响，对整个电视业的伤害要比人们今天所想象和能容忍的还要大。
孙振虎：我们经常说，对于电视台来讲，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一定会导致媒介的扭曲发展，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它的扭曲发展，但是为什么现在依然在提收视率这件事，因为它就是目前电视台吸引广告、维持其正常运转的最重要指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另外一个指标可以取代它。我们的广告商在这么多指标中依然最关心收视率，这就直接影响了整个电视台的营销策略。电视台其实是很恨收视率这个玩意儿的，但还是离不开它。而且央视索福瑞一家独大的局面显然对于收视率的监管是非常不利的。
刘宏：我认识一些收视率公司，知道他们也有难处，这个双方都有问题，也不是说要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说电视台离开收视率，拿不到一个客观的衡量指标，全世界都如此。欣赏指数、满意指数他们都在做，但是都没有很成功。商业化的部分，收视率几乎是离不开。现在只是说，收视率公司怎么能够做得更有说服力，电视台在使用收视率方面怎样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