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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
狱 中 岁 月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
1968年3月18日，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发着霉臭。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惟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
我被带进秦城监狱三层楼中的一间。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
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
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时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在单独监禁的头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
对我写出交待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
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
重 获 自 由
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俩都没有因为蹲了几年监狱而心存怀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不久，邱茉莉接受了一件她喜欢的新工作——教我们杂志社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她对教学工作知之甚少，就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规则的学究式老方法，是学不到新鲜活泼的语言的。因此她说：“如果你们能把你们对直接教学方法的体会、意见和效果告诉我，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想尽快找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年轻人……”她还说：“改稿和教书这两样工作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教书，因为你们才真正贴近人民。”
邱茉莉对农业始终一往情深。锡德和寒春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向他们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锡德是纽约州的一个世袭牧场主，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寒春在大学里读的是原子物理专业，成绩优异，但他不愿为美国的军火工厂制造武器，宁愿到中国来养牛。邱茉莉的一位妹夫是英国农民，她向他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还询问每种机器的挤奶管与奶牛场的输奶管道的接头是什么模样。
一年后，我们到美国和英国旅游时，给锡德和寒春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
我失去了邱茉莉
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智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五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进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
我们也许不能共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我们曾经想到过的。最初，邱茉莉是不大愿意同我结婚的。她说，她比我大九岁，她会比我先老，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又比我先死，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终于结了婚，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就不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改变了。她设想，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晚年，像一条河边的两株古树。再后来，癌症摧毁了她的结实的身体，但始终没有影响她开朗的精神。
邱茉莉在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光彩照人。
我记得1944年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次聚会上，房间里烟雾腾腾，她从斜对面走来，那时她30多岁，一个同事看见她时忽然说道：“她多美呀！”
我们的老朋友、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久在海外，1984年重访北京，到医院里来看望她。
这时她已年近80岁，重病在身，万徒勒里一见她却大声说道：“你多美呀！”这时，她为欢迎老友而显露出来的无力的微笑不但使她满脸生辉，而且似乎也使满室生辉了。
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新闻以及她所献身的事业。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二战期间她曾长期为之努力工作。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
对邱茉莉的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同她相识多年的几百位生前友好前来参加。在送往火葬场时，按照中国现代的习俗，应由长子或长女手捧逝者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们的养女颂雅年纪比养子颂平稍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颂雅脸色很严肃，忍着眼泪，颂平由于悲伤，本来很高的个子显得有点弯腰屈背了。
我和邱茉莉婚后没有生育，曾经为她作过手术补救，但失败了。对她来说，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热爱的对象。她曾帮助过北京的一所小学。在她病中，小学生们经常到她的病榻旁来看望她，她总是快乐地接待他们。他们送给她用手工制作的花环，她请护士把它放在她从床上可以望得见的地方。他们送给她的一条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作为青春和世界更美好的象征，最后放进了她的骨灰盒，安置在八宝山。
邱茉莉品格高洁、性情率直。她受了伤，从不哭泣，尽管有时泪珠会在眼眶里滚动，但也不是自怜。有争论时，哪怕争得面红耳赤，她如果赢了，也从不自夸或耻笑对方；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她不会用那种“我早就对你说过”的口吻说话。她从不板着脸对人。
对于那些被压迫的、不幸的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成功的人，她充满同情。这种同情心从这样一件身边小事上也表现出来：她只要看见瘸腿的小狗在栅栏前爬不过去，总要主动地去扶它一把，不管这样做是否值得。她的同情心升华为她的政治理念。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我的邱茉莉那样生活下去，像她那样忠诚，并且用她那种乐观的坚毅精神去面对危险、疾病和死亡。
夕 阳 之 歌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辉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作出贡献的。
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就标志着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它不但对占人类1/5的中国人是一次胜利，对全人类也是一次胜利，因为中国革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中国革命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从100多年的屈辱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平等的地位——无数爱国志士为此前仆后继地流血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斗争的舵把，并把斗争引向胜利，这个目的才最后实现。
对中国人民来说，到21世纪初，这一革命已使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79岁以上，婴儿死亡率从全球最高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一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经济每年以8%左右的增长率发展，其速度居全世界首位。这里仅举一例。中国的钢年产量现在已达两亿吨，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在高科技的研究和技术方面，新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国防方面，他们迅速地获得了核能力，从而遏制了经常出现的核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交替。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大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
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失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了。
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宋庆龄在“文革”期间曾被迫保持缄默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她个人经历了多少可怕的震撼，包括她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被破坏、被挖掘——“红卫兵”这样胡作非为的借口是，他们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四人帮”垮台之后，她不顾自己已届八十高龄、又体弱多病，以新喷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从事写作和其他活动。她更多地为《中国建设》写稿。她仍像往常一样，在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在个人方面则非常谦逊。她听到有人传说，她的文章是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为此十分生气，写信告诉我，她对于任何改进的建议都是热诚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宋庆龄因患白血病不幸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6月1日，我悲痛地获得了同她另外一些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的特殊待遇。
同一天晚上，我写了一段短短的散文，题目是《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我后来又写了一首诗，以寄托我对她的怀念之情，是在1984年1月27日在上海参加她的雕像揭幕仪式时所作。当年第5期《中国建设》各文版以《宋庆龄颂》为题刊载了这篇诗作，纪念她逝世三周年。
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同我谈话——这本来是写她的传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我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1992年11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出版，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并于1995年及1997年两次再版。
1979年，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 一位在许多领域倡导改革的勇敢先驱者——扩大了中国许多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在对外宣传系统，他的一项突破性改革是请有外国血统并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来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最好地为外国读者写作。
他在1979年3月13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同志长期无动于衷，应从根本上考虑专家的职权问题。可否先搞一两个刊物，请他们作主编，我们的人改作顾问，试它半年，然后再定办法。”
根据这一批示的精神，我在当年五月被任命为《中国建设》的总编辑，负责业务工作。我不是惟一被赋予负责岗位的外国人，但只有我接受了这样的职位，其他人都还心有余悸，因为大家对“文革”的记忆犹新，在“文革”时期，人们的职位越高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批斗和被推翻。
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定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
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但直到五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一直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后来是常委。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很大成效。
我当时正住院作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
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显而易见，已退下来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在任期末段，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都为人民的健康做许多事情。在北京，户外健身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许多多地方出现，免费提供给人们使用，从小孩子到七八十岁高龄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它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健身器械，包括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
写到这里，我的回忆录就将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提到中国常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脑海”。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中，还没有一个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又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从不认为有灵魂这样抽象要素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精神世界的通俗迷信存在，思想活动——如同其他人体表征一样—— 一直归因于某一身体组织，尽管在更古老的传统中，这个身体组织是指心脏，认为它是理性和良心的所在。
一个人的“脑海”可以被看作用来记录经验，对各个层次的各种刺激作出个人的反应，不同地理上的海洋，既可以反映天际云彩的色调，也可以反映岩层深处的寒冷和火山的炽热。
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那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那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全文终
狱 中 岁 月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
1968年3月18日，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发着霉臭。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惟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
我被带进秦城监狱三层楼中的一间。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说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
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洁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
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听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时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在单独监禁的头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书籍。
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大唱《国际歌》，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从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
对我写出交待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白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审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
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了。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
重 获 自 由
出狱以后，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调整，我们才慢慢地适应自由的生活。在生理方面，由于长时间不走路，我们的两条腿受到暂时的损害，上楼梯或在户外稍作走动，肌肉就颤抖、发僵或者痉挛。在心理方面，我们无休止地来回谈论我们在监牢里的遭遇。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捍卫社会主义；再说，适度的惩罚对两者都有好处，对无辜者来说可以弄清他们的问题，还其清白。我们还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争论。邱茉莉主张把过去的东西和书信文稿统统销毁——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则比较保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满地狼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她要我“挑出来烧掉”的书信文稿——重新一一归位。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俩都没有因为蹲了几年监狱而心存怀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不久，邱茉莉接受了一件她喜欢的新工作——教我们杂志社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她对教学工作知之甚少，就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中国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规则的学究式老方法，是学不到新鲜活泼的语言的。因此她说：“如果你们能把你们对直接教学方法的体会、意见和效果告诉我，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想尽快找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年轻人……”她还说：“改稿和教书这两样工作比较起来，我更愿意选择教书，因为你们才真正贴近人民。”
邱茉莉对农业始终一往情深。锡德和寒春当时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工作，邱茉莉给她的亲戚写信，向他们咨询购置新设备的情况。锡德是纽约州的一个世袭牧场主，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寒春在大学里读的是原子物理专业，成绩优异，但他不愿为美国的军火工厂制造武器，宁愿到中国来养牛。邱茉莉的一位妹夫是英国农民，她向他打听现代化的电力和真空搏动挤奶机，还询问每种机器的挤奶管与奶牛场的输奶管道的接头是什么模样。
一年后，我们到美国和英国旅游时，给锡德和寒春带回了成熟公牛的干冰冷冻精子。
我失去了邱茉莉
邱茉莉是1984年9月24日去世的，离她的79岁生日只差几天。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没有人在她身边。
头天晚上，在医院里，她显得神智清醒、安宁，甚至于可以说心情愉快。第二天一早五点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进入弥留状态，等我赶到时，她已经走了。
护士对我说，在她回光返照的瞬间，她曾呼唤我。使我终身抱憾的是，我没有在她身旁，没有握住她的手，帮她闭上她那双湛蓝的眼睛，并且亲吻它们。
我们也许不能共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我们曾经想到过的。最初，邱茉莉是不大愿意同我结婚的。她说，她比我大九岁，她会比我先老，成为我的负担，然后又比我先死，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后来我们终于结了婚，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我们就不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改变了。她设想，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晚年，像一条河边的两株古树。再后来，癌症摧毁了她的结实的身体，但始终没有影响她开朗的精神。
邱茉莉在她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显得光彩照人。
我记得1944年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一次聚会上，房间里烟雾腾腾，她从斜对面走来，那时她30多岁，一个同事看见她时忽然说道：“她多美呀！”
我们的老朋友、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久在海外，1984年重访北京，到医院里来看望她。
这时她已年近80岁，重病在身，万徒勒里一见她却大声说道：“你多美呀！”这时，她为欢迎老友而显露出来的无力的微笑不但使她满脸生辉，而且似乎也使满室生辉了。
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的新闻以及她所献身的事业。使她在卧床的最后几个月里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工合”恢复了活动，在二战期间她曾长期为之努力工作。在接受被提名为“工合”促进委员会成员时，她说：“我还想再干点什么。”
对邱茉莉的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同她相识多年的几百位生前友好前来参加。在送往火葬场时，按照中国现代的习俗，应由长子或长女手捧逝者的照片，走在最前面。我们的养女颂雅年纪比养子颂平稍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颂雅脸色很严肃，忍着眼泪，颂平由于悲伤，本来很高的个子显得有点弯腰屈背了。
我和邱茉莉婚后没有生育，曾经为她作过手术补救，但失败了。对她来说，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热爱的对象。她曾帮助过北京的一所小学。在她病中，小学生们经常到她的病榻旁来看望她，她总是快乐地接待他们。他们送给她用手工制作的花环，她请护士把它放在她从床上可以望得见的地方。他们送给她的一条少年先锋队红领巾，作为青春和世界更美好的象征，最后放进了她的骨灰盒，安置在八宝山。
邱茉莉品格高洁、性情率直。她受了伤，从不哭泣，尽管有时泪珠会在眼眶里滚动，但也不是自怜。有争论时，哪怕争得面红耳赤，她如果赢了，也从不自夸或耻笑对方；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她不会用那种“我早就对你说过”的口吻说话。她从不板着脸对人。
对于那些被压迫的、不幸的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成功的人，她充满同情。这种同情心从这样一件身边小事上也表现出来：她只要看见瘸腿的小狗在栅栏前爬不过去，总要主动地去扶它一把，不管这样做是否值得。她的同情心升华为她的政治理念。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我的邱茉莉那样生活下去，像她那样忠诚，并且用她那种乐观的坚毅精神去面对危险、疾病和死亡。
夕 阳 之 歌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辉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作出贡献的。
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就标志着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它不但对占人类1/5的中国人是一次胜利，对全人类也是一次胜利，因为中国革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中国革命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从100多年的屈辱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平等的地位——无数爱国志士为此前仆后继地流血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斗争的舵把，并把斗争引向胜利，这个目的才最后实现。
对中国人民来说，到21世纪初，这一革命已使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79岁以上，婴儿死亡率从全球最高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一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经济每年以8%左右的增长率发展，其速度居全世界首位。这里仅举一例。中国的钢年产量现在已达两亿吨，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在高科技的研究和技术方面，新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国防方面，他们迅速地获得了核能力，从而遏制了经常出现的核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交替。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大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
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失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了。
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宋庆龄在“文革”期间曾被迫保持缄默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她个人经历了多少可怕的震撼，包括她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被破坏、被挖掘——“红卫兵”这样胡作非为的借口是，他们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四人帮”垮台之后，她不顾自己已届八十高龄、又体弱多病，以新喷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从事写作和其他活动。她更多地为《中国建设》写稿。她仍像往常一样，在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在个人方面则非常谦逊。她听到有人传说，她的文章是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为此十分生气，写信告诉我，她对于任何改进的建议都是热诚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宋庆龄因患白血病不幸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6月1日，我悲痛地获得了同她另外一些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的特殊待遇。
同一天晚上，我写了一段短短的散文，题目是《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我后来又写了一首诗，以寄托我对她的怀念之情，是在1984年1月27日在上海参加她的雕像揭幕仪式时所作。当年第5期《中国建设》各文版以《宋庆龄颂》为题刊载了这篇诗作，纪念她逝世三周年。
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同我谈话——这本来是写她的传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我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1992年11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出版，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并于1995年及1997年两次再版。
1979年，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 一位在许多领域倡导改革的勇敢先驱者——扩大了中国许多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在对外宣传系统，他的一项突破性改革是请有外国血统并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来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最好地为外国读者写作。
他在1979年3月13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同志长期无动于衷，应从根本上考虑专家的职权问题。可否先搞一两个刊物，请他们作主编，我们的人改作顾问，试它半年，然后再定办法。”
根据这一批示的精神，我在当年五月被任命为《中国建设》的总编辑，负责业务工作。我不是惟一被赋予负责岗位的外国人，但只有我接受了这样的职位，其他人都还心有余悸，因为大家对“文革”的记忆犹新，在“文革”时期，人们的职位越高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批斗和被推翻。
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定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
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但直到五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一直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后来是常委。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很大成效。
我当时正住院作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
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显而易见，已退下来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在任期末段，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都为人民的健康做许多事情。在北京，户外健身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许多多地方出现，免费提供给人们使用，从小孩子到七八十岁高龄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它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健身器械，包括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
写到这里，我的回忆录就将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提到中国常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脑海”。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中，还没有一个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又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从不认为有灵魂这样抽象要素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精神世界的通俗迷信存在，思想活动——如同其他人体表征一样—— 一直归因于某一身体组织，尽管在更古老的传统中，这个身体组织是指心脏，认为它是理性和良心的所在。
一个人的“脑海”可以被看作用来记录经验，对各个层次的各种刺激作出个人的反应，不同地理上的海洋，既可以反映天际云彩的色调，也可以反映岩层深处的寒冷和火山的炽热。
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那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那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