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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和有序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他在其诗歌中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游侠的精神面貌，给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全新的鲜明形象。
关键词：曹植 侠文化 诗歌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其产生一方面因为当时战争频繁，社会尚武；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需要行武之人的存在。而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经济、政治与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上开始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士。这个阶层已经从土地关系中游离出来，与原先依附于土地的奴隶、农民相比，他们受过教育，有知识、技艺，他们是自由的。时代的大动荡、大变革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让周王朝已无力再维持其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诸侯、卿相士大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接连不断，各国统治者及王公贵族采取聘养食客的方式纷纷“聚士”“养士”，只为了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以便在兼并战争和政治倾轧中占据优势。到了战国后期，食客队伍已蔚为大观。依其所具有的才能分为文、武两种。而其中的武士逐渐演变为游侠。建安之前侠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战国时期，这是游侠大发展的一个阶段。此时游侠得志，可以平交王侯。但这个时期的游侠往往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不惜杀身取义，投效诸侯私主。如专诸为公子光刺王僚、荆轲为太子丹刺秦王等，都是此时游侠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侠是以勇烈、义不为二心、忠于私主为重要特征；二是在西汉前期，这个时期的侠仍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且非常活跃，他们在社会上立气势、树声名、结私交，声势很大，往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救人于厄，成为当时社会上影响非常大的一股民间力量，甚至公开与官府相对抗。此时的侠主要以扶危济困、为社会排忧解纷、忠于社会公正为主要特征。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是游侠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候的游侠之风相对衰歇，其中有一些游侠改变至节，投身官府为官，虽然民间还有一些游侠仍在坚持自己的气节，但势力已非常微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到了建安时期，世衰乱离，可这时的侠与以前的侠又大不相同，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最多可称为豪强之侠，只能说他们是有侠气的豪强。另外，民间的侠行也绝大多数基于个人的恩仇而私相报复，带有更多的私利色彩。此时的侠已经很少有古游侠的风范了。这一阶段的侠多年轻时好为游侠而年长后折节为官，所以它的主要特征是逐渐向官府靠拢为其主要特征。可以这样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游侠之风衰微的时期。
对于侠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史传等作品对游侠的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韩非子》中记述了“以武犯禁”的游侠在战国时期蔚然成风、倍受礼遇的事实，称“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却得到人主礼之，“以私剑养”的待遇。而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却给战国和西汉的游侠分别做《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力颂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等品性。东汉的班固虽在《汉书》中作了《游侠传》，但却站在中央王朝统一的立场上对游侠的行为进行了贬低和批评，称其“不入于道德”。甚至还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对游侠的态度上，《韩非子·五蠹》开始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却大力颂扬，到班固的《汉书·游侠传》中虽有记载却尽力批评，以后的史书中已经没有了游侠的专门传记。
在侠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建安诗人曹植自然地担当了振起者的角色，成为侠文化中兴的有力推动者。曹植的咏侠诗中游侠由史传记载转变为文人的幻设，侠义伦理也开始了理想化改造的历程：逐渐向文人士大夫的立身处世原则和人格理想靠拢。在侠的伦理品性与人生价值取向上，曹植的咏侠诗中有很大变化，他发展并改造和规范了侠义伦理中侠的某些品性。首先，侠平不平的范围扩大了，由赴士之厄困，为他人排难、解纷，变成了赴国家之危难。曹植在作品中颂扬游侠时就发展了古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舍却个人生死为士人排难解纷的一面，并将侠客的人生价值引导到“效功当世”、“捐躯赴国难”上，从而大大提升了侠的人格理想的境界，让游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游侠逐渐被正统社会接受；其次，曹植认为，“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他把古游侠那种忠于一人的私剑模式，改造成为忠于家国的英雄形象，并且具体落实到从戎赴边的实际行动中，让他具有了英雄化的色彩。
世衰乱离的东汉末年，在曹操的身边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或文或武，各有专长，其中还有一些颇具侠义精神的人。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他父亲身边这群人的任侠行径，他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且又身处动乱的时代——这一时代正与战国末年战乱频繁、侠风盛行的情形相仿佛，而社会的尚武之风，也给他深刻的影响；再加上曹植自身的功业意识，所以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多处体现了侠文化的影响。
曹植用自己的咏侠诗大力地颂扬了游侠个性张扬的精神气质。正如萧涤非先生所指出：“子建实一至情至性之仁人侠客也，其诗歌皆充满忠厚热烈之情感与积极牺牲之精神”。从曹植的诗歌创作来看，他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游侠的精神面貌，给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全新的鲜明形象。侠文化在其诗歌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其诗歌中体现了对武勇精神的崇尚。这种“以武犯禁”的特点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已被指出，西汉时期司马迁虽然为游侠做传，但他很少涉及到游侠尚武的性质，只赞扬游侠的精神人格。而曹植却把这种倾向扭转过来，在自己的咏侠诗中极力宣扬赞美游侠少年手执利剑为世排难解纷、救人困厄、自掌命运、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这也体现了曹植对武勇精神的推崇。如在《名都篇》、《白马篇》中，曹植对游侠少年的精湛技艺进行了热情的颂扬。有时曹植又将这种武勇精神凝化为剑的意象，因为剑是武勇精神的体现，游侠从一出现就与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韩非子·五蠹》中就把游侠称为“私剑”、“带剑者”，而曹植诗歌中也多处将剑作为了侠义之士的象征，如：“宝剑出龙渊”（《杂诗》），“利剑手中鸣”（《结客篇》），“宝剑直千金”（《名都篇》），“宝剑非所惜”（《赠丁仪》），等等。
其二，在其诗歌中有快意恩仇的复仇侠文化意识。当社会失去公正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游侠自然会“以武犯禁”即用超越常轨的行为来为社会主持公正。而汉末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一切都脱离了常轨，所以就有游侠复出，手执利刃或为亲复仇，或替友报怨，自掌正义，不求之于官府。这一现象，正如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东汉之末，私人复仇之风特炽，贤士大夫，又往往假以言辞，遂致不可遏抑。”而《后汉书·烈女传》所载的赵娥为父复仇，挟刃杀人，后遇赦得免的事迹在史传中有很多，民间私下互相报复已成为一种风气。曹植在他的诗歌中也体现了这一现象，如：“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精微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荒。……利剑手中鸣，一去而尸僵。”（《结客篇》）。其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以个人暴力来反抗社会现实、挑战传统的率性而为的行为，同古游侠的复仇行为是相同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恩仇必报作为侠义伦理中最有约束力的观念而成为侠的行为准则，侠客复仇不求之官府、不诉诸法律，只是以剑论是非，手执利剑自掌命运，自主社会正义。曹植诗歌中写游侠的快意恩仇，正反映了乱世中人们对正义和社会公正的渴望。
其三，在其诗歌中还体现了意气相交的结客意识和斗鸡走马纵酒使气的狂放意气。曹植很喜欢借游侠少年来自我期许，他诗中的游侠大多个性张扬，独立不羁，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如诗《结客篇》中，曹植以游侠自称，手执利剑为友报怨，体现了浓厚的结客思想和他对古游侠的无限向往。而他在自己的行为中也时时表现出游侠的精神气质：他不以势力骄人，“性简易，不治威仪”，丝毫没有贵公子、侯王的架子，同朋友平等相交，因此他周围聚集了一些以意气相交的朋友。正如丁所说，当今天下的贤能和君子不管年龄大小都愿意跟随曹植并誓死为之效力，这是对其结客思想的最好诠释。曹植诗歌中有许多赠友人的作品侠义气息也非常浓，如《赠丁仪》篇，向丁仪表示自己注重情义，为了友情而无所珍惜，甚至还希望像侠客那样手执利剑救朋友于危难之中，如《野田黄雀行》篇。钟惺在读这篇时说：“仁人，亦复是侠客。”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确切感受到曹植身上大有古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义之风。
而《斗鸡篇》则表现出诗人豪放洒脱，狂荡不羁的个性和贵公子安逸享乐的生活，与刘桢、应的《斗鸡》诗一样，都反映了活泼通脱、个性张扬、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和时代风气。又如《名都篇》中的游侠少年是一派骑射之妙、游骋之乐、纵情游乐的形象，这种生活正是子建在建安年间早期贵族公子放荡任诞日常生活的写照，也是他自由奔放、任侠仗气的个性特征在生活理想中的折射。所以，曹植在其诗中赋予了游侠少年无限的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
其四，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捐躯赴国难的排难解纷意识。这是曹植诗中的游侠最具光彩的一面，也是他与古游侠不同的地方。曹植自称出生在乱世，在军中长大。而且目睹了父辈建立英雄霸业的事迹，从而激发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自身的豪侠气息。他常常考虑用自己的才力来拯时济世，解除国家社会的纷难。如《白马篇》中对游侠的抒写：他全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亦不顾父母妻子。他明白个人的小家庭隶属于国家，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以身许国才能保国卫家；为国尽忠孝亦是为父母尽孝。这是把古游侠“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品质提升为捐躯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意识。曹植将自己的功业理想寄托在充满朝气的游侠少年身上，通过他们从戎边塞、效力沙场来实现。这使得侠义精神在边塞征战中发扬光大。古游侠“不爱其躯”的品性，让曹植诗歌中游侠少年的行为充满了悲壮和崇高的色彩，“捐躯”、“糜躯”、“思丧元”之类词语就常常出现在其诗篇之中，一个个经典化的游侠意象由此树立起来。如：“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圣皇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等。在侠文学领域，曹植塑造了一系列赴边塞、解国难的英雄形象，侠士的捐躯赴国、排难解纷的行为得到极力褒扬；他扩大了侠的意义，提升了侠的精神境界，且使其具有了合法性，乃至受到中华民族的景仰，为侠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作出了贡献。
曹植咏侠诗对传统的侠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仅对传统的侠义伦理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丰富和发展了古游侠的人格品性、为侠被主流社会接受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开启了历代文人咏侠诗的先河。
纵上所述，曹植由于受到时代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复兴战国、西汉游侠的风气。但曹植的咏侠诗对传统的侠文化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继承了古代游侠个性张扬、尚武的精神和舍利忘生、复仇报恩的一面，同时改造并丰富了古游侠的人格品性，把实有侠变成了精神之侠，使侠具有了新的内涵，从而逐渐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陈欢欢：《试析曹植、张华和王褒的咏侠诗》，《文学教育》，2008年第3期。
[5] 贾立国：《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 贾立国：《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北方论从》，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庾伟，男，1977—，湖南武冈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工作单位：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曹植 侠文化 诗歌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其产生一方面因为当时战争频繁，社会尚武；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需要行武之人的存在。而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经济、政治与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上开始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士。这个阶层已经从土地关系中游离出来，与原先依附于土地的奴隶、农民相比，他们受过教育，有知识、技艺，他们是自由的。时代的大动荡、大变革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让周王朝已无力再维持其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诸侯、卿相士大夫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接连不断，各国统治者及王公贵族采取聘养食客的方式纷纷“聚士”“养士”，只为了不断加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以便在兼并战争和政治倾轧中占据优势。到了战国后期，食客队伍已蔚为大观。依其所具有的才能分为文、武两种。而其中的武士逐渐演变为游侠。建安之前侠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战国时期，这是游侠大发展的一个阶段。此时游侠得志，可以平交王侯。但这个时期的游侠往往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不惜杀身取义，投效诸侯私主。如专诸为公子光刺王僚、荆轲为太子丹刺秦王等，都是此时游侠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侠是以勇烈、义不为二心、忠于私主为重要特征；二是在西汉前期，这个时期的侠仍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且非常活跃，他们在社会上立气势、树声名、结私交，声势很大，往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救人于厄，成为当时社会上影响非常大的一股民间力量，甚至公开与官府相对抗。此时的侠主要以扶危济困、为社会排忧解纷、忠于社会公正为主要特征。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是游侠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候的游侠之风相对衰歇，其中有一些游侠改变至节，投身官府为官，虽然民间还有一些游侠仍在坚持自己的气节，但势力已非常微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到了建安时期，世衰乱离，可这时的侠与以前的侠又大不相同，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最多可称为豪强之侠，只能说他们是有侠气的豪强。另外，民间的侠行也绝大多数基于个人的恩仇而私相报复，带有更多的私利色彩。此时的侠已经很少有古游侠的风范了。这一阶段的侠多年轻时好为游侠而年长后折节为官，所以它的主要特征是逐渐向官府靠拢为其主要特征。可以这样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游侠之风衰微的时期。
对于侠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史传等作品对游侠的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韩非子》中记述了“以武犯禁”的游侠在战国时期蔚然成风、倍受礼遇的事实，称“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却得到人主礼之，“以私剑养”的待遇。而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却给战国和西汉的游侠分别做《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力颂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等品性。东汉的班固虽在《汉书》中作了《游侠传》，但却站在中央王朝统一的立场上对游侠的行为进行了贬低和批评，称其“不入于道德”。甚至还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对游侠的态度上，《韩非子·五蠹》开始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却大力颂扬，到班固的《汉书·游侠传》中虽有记载却尽力批评，以后的史书中已经没有了游侠的专门传记。
在侠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建安诗人曹植自然地担当了振起者的角色，成为侠文化中兴的有力推动者。曹植的咏侠诗中游侠由史传记载转变为文人的幻设，侠义伦理也开始了理想化改造的历程：逐渐向文人士大夫的立身处世原则和人格理想靠拢。在侠的伦理品性与人生价值取向上，曹植的咏侠诗中有很大变化，他发展并改造和规范了侠义伦理中侠的某些品性。首先，侠平不平的范围扩大了，由赴士之厄困，为他人排难、解纷，变成了赴国家之危难。曹植在作品中颂扬游侠时就发展了古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舍却个人生死为士人排难解纷的一面，并将侠客的人生价值引导到“效功当世”、“捐躯赴国难”上，从而大大提升了侠的人格理想的境界，让游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游侠逐渐被正统社会接受；其次，曹植认为，“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他把古游侠那种忠于一人的私剑模式，改造成为忠于家国的英雄形象，并且具体落实到从戎赴边的实际行动中，让他具有了英雄化的色彩。
世衰乱离的东汉末年，在曹操的身边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或文或武，各有专长，其中还有一些颇具侠义精神的人。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他父亲身边这群人的任侠行径，他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且又身处动乱的时代——这一时代正与战国末年战乱频繁、侠风盛行的情形相仿佛，而社会的尚武之风，也给他深刻的影响；再加上曹植自身的功业意识，所以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就多处体现了侠文化的影响。
曹植用自己的咏侠诗大力地颂扬了游侠个性张扬的精神气质。正如萧涤非先生所指出：“子建实一至情至性之仁人侠客也，其诗歌皆充满忠厚热烈之情感与积极牺牲之精神”。从曹植的诗歌创作来看，他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游侠的精神面貌，给中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全新的鲜明形象。侠文化在其诗歌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其诗歌中体现了对武勇精神的崇尚。这种“以武犯禁”的特点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已被指出，西汉时期司马迁虽然为游侠做传，但他很少涉及到游侠尚武的性质，只赞扬游侠的精神人格。而曹植却把这种倾向扭转过来，在自己的咏侠诗中极力宣扬赞美游侠少年手执利剑为世排难解纷、救人困厄、自掌命运、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这也体现了曹植对武勇精神的推崇。如在《名都篇》、《白马篇》中，曹植对游侠少年的精湛技艺进行了热情的颂扬。有时曹植又将这种武勇精神凝化为剑的意象，因为剑是武勇精神的体现，游侠从一出现就与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韩非子·五蠹》中就把游侠称为“私剑”、“带剑者”，而曹植诗歌中也多处将剑作为了侠义之士的象征，如：“宝剑出龙渊”（《杂诗》），“利剑手中鸣”（《结客篇》），“宝剑直千金”（《名都篇》），“宝剑非所惜”（《赠丁仪》），等等。
其二，在其诗歌中有快意恩仇的复仇侠文化意识。当社会失去公正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游侠自然会“以武犯禁”即用超越常轨的行为来为社会主持公正。而汉末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一切都脱离了常轨，所以就有游侠复出，手执利刃或为亲复仇，或替友报怨，自掌正义，不求之于官府。这一现象，正如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东汉之末，私人复仇之风特炽，贤士大夫，又往往假以言辞，遂致不可遏抑。”而《后汉书·烈女传》所载的赵娥为父复仇，挟刃杀人，后遇赦得免的事迹在史传中有很多，民间私下互相报复已成为一种风气。曹植在他的诗歌中也体现了这一现象，如：“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精微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荒。……利剑手中鸣，一去而尸僵。”（《结客篇》）。其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以个人暴力来反抗社会现实、挑战传统的率性而为的行为，同古游侠的复仇行为是相同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恩仇必报作为侠义伦理中最有约束力的观念而成为侠的行为准则，侠客复仇不求之官府、不诉诸法律，只是以剑论是非，手执利剑自掌命运，自主社会正义。曹植诗歌中写游侠的快意恩仇，正反映了乱世中人们对正义和社会公正的渴望。
其三，在其诗歌中还体现了意气相交的结客意识和斗鸡走马纵酒使气的狂放意气。曹植很喜欢借游侠少年来自我期许，他诗中的游侠大多个性张扬，独立不羁，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如诗《结客篇》中，曹植以游侠自称，手执利剑为友报怨，体现了浓厚的结客思想和他对古游侠的无限向往。而他在自己的行为中也时时表现出游侠的精神气质：他不以势力骄人，“性简易，不治威仪”，丝毫没有贵公子、侯王的架子，同朋友平等相交，因此他周围聚集了一些以意气相交的朋友。正如丁所说，当今天下的贤能和君子不管年龄大小都愿意跟随曹植并誓死为之效力，这是对其结客思想的最好诠释。曹植诗歌中有许多赠友人的作品侠义气息也非常浓，如《赠丁仪》篇，向丁仪表示自己注重情义，为了友情而无所珍惜，甚至还希望像侠客那样手执利剑救朋友于危难之中，如《野田黄雀行》篇。钟惺在读这篇时说：“仁人，亦复是侠客。”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确切感受到曹植身上大有古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义之风。
而《斗鸡篇》则表现出诗人豪放洒脱，狂荡不羁的个性和贵公子安逸享乐的生活，与刘桢、应的《斗鸡》诗一样，都反映了活泼通脱、个性张扬、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和时代风气。又如《名都篇》中的游侠少年是一派骑射之妙、游骋之乐、纵情游乐的形象，这种生活正是子建在建安年间早期贵族公子放荡任诞日常生活的写照，也是他自由奔放、任侠仗气的个性特征在生活理想中的折射。所以，曹植在其诗中赋予了游侠少年无限的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
其四，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捐躯赴国难的排难解纷意识。这是曹植诗中的游侠最具光彩的一面，也是他与古游侠不同的地方。曹植自称出生在乱世，在军中长大。而且目睹了父辈建立英雄霸业的事迹，从而激发了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自身的豪侠气息。他常常考虑用自己的才力来拯时济世，解除国家社会的纷难。如《白马篇》中对游侠的抒写：他全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亦不顾父母妻子。他明白个人的小家庭隶属于国家，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以身许国才能保国卫家；为国尽忠孝亦是为父母尽孝。这是把古游侠“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品质提升为捐躯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意识。曹植将自己的功业理想寄托在充满朝气的游侠少年身上，通过他们从戎边塞、效力沙场来实现。这使得侠义精神在边塞征战中发扬光大。古游侠“不爱其躯”的品性，让曹植诗歌中游侠少年的行为充满了悲壮和崇高的色彩，“捐躯”、“糜躯”、“思丧元”之类词语就常常出现在其诗篇之中，一个个经典化的游侠意象由此树立起来。如：“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圣皇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等。在侠文学领域，曹植塑造了一系列赴边塞、解国难的英雄形象，侠士的捐躯赴国、排难解纷的行为得到极力褒扬；他扩大了侠的意义，提升了侠的精神境界，且使其具有了合法性，乃至受到中华民族的景仰，为侠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作出了贡献。
曹植咏侠诗对传统的侠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仅对传统的侠义伦理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丰富和发展了古游侠的人格品性、为侠被主流社会接受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开启了历代文人咏侠诗的先河。
纵上所述，曹植由于受到时代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复兴战国、西汉游侠的风气。但曹植的咏侠诗对传统的侠文化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继承了古代游侠个性张扬、尚武的精神和舍利忘生、复仇报恩的一面，同时改造并丰富了古游侠的人格品性，把实有侠变成了精神之侠，使侠具有了新的内涵，从而逐渐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陈欢欢：《试析曹植、张华和王褒的咏侠诗》，《文学教育》，2008年第3期。
[5] 贾立国：《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 贾立国：《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北方论从》，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庾伟，男，1977—，湖南武冈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工作单位：邵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