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父亲是祖父，俗称“爷爷”。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养育我生命的实际父老，而称谓“爸爸”的父亲仅是出现在信笺左上方的标准用词。所以，关于“爸爸”的书写，在幼儿园时期开始，是爷爷督促我每月一次的家信履行。而直面父亲喊出“爸爸”时，我已经九岁，从此每年暑期的探亲假，才是我和亲父在一起的时光。
　　爷爷的父亲是上海中华书局创始元老，因此童年的爷爷在完成私塾教育后即进入中华书局，从排字到总校，终身吃“书局饭”……其间任工会主席，积极于工人运动，配合抗战协助新四军筹办印刷厂，后随中华书局转撤香港二年，转赴北京八年。再回到上海时，两个儿子均已完成学业，大儿（我的伯父）远赴西北，二儿（我的父亲）远赴东北，父辈们的“亲父记忆”尚不及我。
　　我亦为“父”，第一次聆享“爸爸”的称谓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那年，儿子已经五岁。儿子到达纽约当天与他奶奶通话时说“幸亏妈妈介绍，我认识了爸爸”，这确是亲儿对父（铭心于我）的童真描述……迄今，即将南加大毕业的他，若以日计，与我在一起的时日不足一年。
　　显然，包括我在内的三代“父亲”，于三代儿子的年少光阴间都是不称职的。“父亲”只是听说、期许和寄托的自然存在体，感知的企图是希冀心思的解读和构塑。
　　幼年的我崇尚军旅，心中的父亲便是军人，唯有的依据仅仅是一帧父亲着军服的照片。而真正了解我父亲，却已经是改革开放初年。因父亲出席首届全国科技代表大会，见诸报章关于父亲事迹的报告文学……忘不了当时的阅后心情：以往所有关于父亲的误知和困惑瞬间消融，犹如清流荡涤枯污，使我懂识了父亲的伟大。
　　于爷爷的了解，我甚于我的父亲，却是缘于十年文革劫难。我十岁的那年是1967年。某日放学回家，途中已有邻居告知我去外面躲躲，因为“你家出事了”。待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家中已是满目狼藉，里里外外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猩红的圈圈叉叉勾勒着爷爷奶奶的姓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黑类头衔布满我的视线所及，家里没人了，奶奶被里弄造反派带走，爷爷被单位造反派押来又押去，唯有姑姑托人捎话给我；“在家待着，乖。”
　　自此，我不得不开始进入对于爷爷之了解，先是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导读，之后是帮我爷爷整理“罪行坦白”。日常的画面，常常是伤乏的爷爷躺在床上努力叙述，伏案的我努力记录，翌日凌晨爷爷再整理誊写，上班时向组织准时交付……在那个被打倒的年代，如我爷爷这样的通常一星期被批斗四次，其中一次是被斗的主角，另三次是陪斗的配角。值主角批斗时最惨，挨打是必然的，那块几十斤重大牌子的细悬铁丝深勒脖后颈，鲜血淋淋。
　　主斗后回家写的是继续坦白材料，陪斗后回家写的是受教育体会。尤其每次主斗后拖着伤残勉力回家已经是奇迹，爷爷躺着我写着，成为我多年的日常“功课”。因为是“特务”，我了解到爷爷曾经是旧时代的工会主席；因为是“叛徒”，我了解到爷爷支持抗战加入过新四军；因为是“资本家”，我了解到爷爷如何慷慨解囊支持亲友办实业；因为是“历史反革命”，我了解到民国先辈于我家族的姻亲渊源……
　　我和焦晃先生是莫逆之交，喜欢和我爷爷谈话的他对其有很高评价。毕其一生的版印排校职业使爷爷校阅古籍名典无数，积淀为自然流淌的言语学识。使我受益的是家里拥有无数白皮书（书局的版前样书）。小学时，因把书借给同学被查抄，校组织迫我交代读过多少“毒草”，整整一下午我居然坦白记录了五百多本已阅书目，惊动了老师，也落下了“白面书生”的绰号……
　　基于时代背景下的人文视角，读懂我的父亲很容易。他是他们整整一代精英学子—信奉科学、崇尚实业，心念国家、励志奉献—集体投入新中国建设的单体缩影。他和他们开赴蛮荒远地，全力无中生有的创造，为中华龙的腾飞竭尽所能，而“望子成龙”的传统夙愿几乎是这代精英的集体遗忘，“儿子没有成为流氓已然欣慰”的心声，往往折射着他们面对无暇顾及的亲儿时，大多有的辛酸和无奈。而今，我作为父亲，不称职的脉迹依然传承，所不同的是“当事人”心态的自我体会和思酌，又夹杂着近距和远观的相悖和交集。能够无疑的，是所处时代仍然是极度动荡的时代，比之以往的区别在于中华崛起是此番动荡的缘由和主题，所面对的更是前所未遇的世界格局，综观之下，能否成为称职的父亲，依然是个问号，更在于下一位父亲的成长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