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著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所描绘出的中西文化在华裔家庭中的剧烈冲突，使得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与语言张力。小说中母亲们与女儿们的话语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异质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国式的家庭观是在力图维持家庭的封闭性，以一种威权的方式来维持一种静止。然而，美国式的家庭观则聚焦于外在于家庭的东西，那就等于打破了封闭性。《喜福会》从来不曾试图建立一种美国华裔社区的家庭观雏形，正如谭恩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的，她不是想作为美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而仅仅是直陈一些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投射出了一些华人读者的思维惯性，唤起他们对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的情感共鸣，这也是《喜福会》在华人世界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华裔家庭;话语冲突;文化冲突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著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以来曾一度蝉联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小说所描绘出的中西文化在华裔家庭中的剧烈冲突，使得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与语言张力。小说中展现的四对母女在文化认知上亦或是在言谈行事上的强烈冲突与碰撞给人以深刻印象，毋庸置疑，冲突的背后是两代人所代表的中美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击。
一、家庭教育上的话语冲突
小说中母亲们与女儿们的话语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异质文明的激烈碰撞。小说中的母亲们“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1]”，因此在她们的家庭教育中自然有着明显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在这样中国式的家庭教育观念之中，父母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儿女沟通。这一点最形象的体现无外乎以中国家书为代表，如《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无一不是以居上的身份告诫儿女。由此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教育观念总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倾向，在这样语境下的家庭教育必然导致话语权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传统家庭之中，父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儿女只能选择遵从。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育威权，使得中国儿女们不会存在对于父母说教的质疑，一切认知和判断事物的准绳和度量都是来自于居上的父母，所以中国家庭中很难有对于认知本身来源的质疑或追问。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屡见不鲜。
故事“慈母心”中，母亲吴素云强迫女儿学钢琴的时候，她用中国话高声说，‘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2]”面对母亲这样的强势话语，女儿心中的回答是：“我就是我，我不要让她来任意改变我，我向自己起誓，我要永远保持原来的我。[3]”
同样接受美国教育的女儿薇弗莱·龚的身上，有着同精美一样的独立自由意志。女儿薇弗莱·龚有着很高的下棋天赋，母亲龚琳达更是教导女儿在与对手下棋时要有所保留，“不露声色[4]”，万不可“和盘托出[5]”。女儿凭借着这样的下棋准则和处世行事原则，获得象棋冠军被捧为棋坛新星。作为典型的中国式母亲，骄傲地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炫耀时，女儿这样质疑：“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6]”这样的疑问，正像是美国的独立观念向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的挑战与问责。
此外，小说中的一处细节描写，通过薇弗莱·龚的朋友的口吻，展示了在美国文化视角下中国家庭的母女关系，在“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的故事中，女儿被母亲一顿挖苦之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诉苦，这位好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真的不明白，你有胆量叫国家财政收入监督处的人滚开，可你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7]”这里体现的不是母女的直接冲突，但是确实典型的美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薇弗莱在朋友眼中似乎是“懦弱”的，因为在美国文化的家庭教育中，他们无法理解女儿对母亲这样程度的顺从。
将视域从母女的直接冲突转移到更广义的中美家庭观念的对撞上来，中国传统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父母的“孝”上，这里的“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在思维上对父母的尊重和敬爱，第二层则是在行动上对父母意志的遵照和顺从。
关于这第一层的含义，在“伤痕的故事”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中国式的展现。许安梅的母亲再嫁后回家看望她病重的母亲，尽管遭到全家上下的责难和辱骂，但她依然不卑不亢，最后为母亲割肉熬药的行为更是让无数的读者为之动容。这位传统的中国女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孝”，“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如此代代推及，直到万无之初。[8]”由此可见，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中国儿女，对父母的“孝”已经深深地融入骨髓，成为儿女们生命的一部分。
二、婚姻观念上的话语冲突
对于“孝”的第二层含义，对于父母意志的遵照和顺从，已经延展到了小说故事中的婚姻观念之上，表现为中国女儿遵从父母对于婚姻的安排。这也是家庭观的中威权主义在婚姻观中的延展和体现。
婚姻观中威权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女们又有其是女儿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是没有决策权，一切都只能由父母做主。正如小说故事“红烛泪”中，龚琳达所说，“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9]”诚然，这当中，有中国人传统的信义观念，重视并坚决遵守承诺。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女儿在自己的婚姻上的无奈与无力，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下，女儿们的婚姻全部交由父母决定、安排，自己则无力掌控，就像小说中的龚琳达一样，在父母的一句许诺之下，自己的婚姻就被决定了。
但是我们看到小说中女儿这一代人对于婚姻的定位和看法则与母亲们的看法很是不同。在小说中描写许露丝和美国男孩子特德交往，在露丝遭到了她的母亲以及男朋友母亲分别的警告和劝阻，犹豫不决想要放弃这段感情的时候，男朋友特德的咆哮深深的打动了露丝，“你就干坐在那里，让我母亲来摆布一切吧。[10]”，如果说，在露丝身上还有着母亲中国式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那么，特德的话代表着的就是最典型的美国式婚姻观念。特德的思维方式，表现出美国教育下的年轻人对自己婚姻的勇敢追求，有着典型的美国式自由、平等精神的他们不会简单的顺从父母的意愿，因为在美国儿女们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听由别人（包括父母在内）的“摆布”。 小说中的婚姻冲突的又一表现是，婚姻威权主义在夫妻双方的地位和话语权上的体现。在中国传统家庭语境中，讲求的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11]”的“常道”，这句话已经非常好的诠释了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中夫妻之间男尊女卑的地位状况，妻子从来都是从属于丈夫、为家庭服务的，女人理所应当的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并且为家庭和男人的发展而牺牲自己的诸多权利或利益。这是在中国传统婚姻中极为失衡的一点，是对于女性基本发展诉求的极大束缚。
反观之，小说中的美国式的婚姻观念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问题的处理和决策上，妻子拥有和丈夫相同的话语权，相比与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对于妻子的定位，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的给予了女性极大的自由和权益。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之下，妻子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不再因为丈夫的利益需求而牺牲自身的某些益处，这是就权利而言。那么就义务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式的婚姻观念中，双方
的义务承担是等量的，恰如小说中的女儿丽娜·圣克莱尔的婚姻状况，“那无数次的商洽，一次一次地便捷和纠正那些不屑‘共享’的概念。[12]”这也再一次论证了婚姻中的男女地位在家庭资金、家庭决策等多个层面上的全力与责任的平等。
小说中的许露丝婚姻的失败便是对中美婚姻观念异质性最好的佐证，露丝在反思自己婚姻失败的原因是这样说：“因为我是在这种充满中国式的谦虚的环境中长大的，换句话说，身为中国人，很自然就容易接受到家的种种观念。[13]”用露丝的话来说她对于妻子在婚姻家庭中的定位是并不满意于“这种对钱财上的‘井水不犯河水’，分的一清二楚的做法。我真的很想为我们的爱情奉献一部分，让我觉得，我也在奉献，也在操心，也在奔波。[14]”在这里，露丝是将自己婚姻的失败归因于中国文化，或者说受到的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许露丝婚姻的失败不在于中国文化的错误，而在于她忽视了中美文化的异质性，在平等自由的美国文化语境中，她的运用中国的婚姻观念，当然会有激烈的冲突，当这一冲突没有寻求到一个互补的话语平台就只能以失败告终。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话语的核心是家庭观，也是教育观与婚姻观的统摄与总结。教育观和婚姻观是在同一平面的纵、横两个方向对家庭观念的一种展开，家庭观则是在这两者之上的一个总领。对于小说《喜福会》的家庭观，这个用词虽不算准确，但却着实具有表现力。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整本小说不曾描绘一个稳定的人物关系——总是一种冲击，一种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某些话语、行为在异质文明圈内的非难和碰撞。故而《喜福会》从来不曾试图建立一种美国华裔社区的家庭观雏形，正如谭恩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的，她不是想作为美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而仅仅是直陈一些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投射出了一些华人读者的思维惯性，唤起他们对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的情感共鸣，这也是《喜福会》在华人世界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恰恰是这种现象堆砌的不严谨性，使得文章更加具有张力了：我们都能够在其中自由穿梭，寻找到自己的身影，而不用在一种固定化的、框架化的模式之中不知所措。这是我们在分析家庭观理由之前应该具备的前提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家庭观是在力图维持家庭的封闭性，以一种威权的方式来维持一种静止。然而，美国式的家庭观则聚焦于外在于家庭的东西，那就等于打破了封闭性，追求一个运动的过程，而这样的追求必然会带来不竭的动力。《喜福会》全文的巧妙之处正是一种站在女性视野[15]中关注华裔家庭中两种异质文化的互相撞击的过程。在阅读之后，我们不是要面对情节惋惜什么、愤怒什么、哀叹什么、兴奋什么，而是，我们在阅读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姐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婚姻，自己所处的家庭。或者说，是在进一步的美学范围之中，我们了解到了在华裔家庭这样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中美异质文明之间意味深长的冲击和碰撞。
注释：
[1][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95页。
[2]同上，第124页。
[3]同上，第117页。
[4]同上，第71页。
[5]同上，第78页。
[6]同上，第81页。
[7]同上，第157页。
[8]同3，第36页。
[9]同3，第37页。
[10]同3，第101页。
[11]韩非子《忠孝》
[12]同3，第144页。
[13]同3，第138页。
[14]同3，第139页。
[15]这里的“女性视野”是指，小说所建构的是主要是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的故事，在这个文本中，男性形象一直都是缺场的。
【关键词】：华裔家庭;话语冲突;文化冲突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著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发表以来曾一度蝉联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小说所描绘出的中西文化在华裔家庭中的剧烈冲突，使得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与语言张力。小说中展现的四对母女在文化认知上亦或是在言谈行事上的强烈冲突与碰撞给人以深刻印象，毋庸置疑，冲突的背后是两代人所代表的中美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击。
一、家庭教育上的话语冲突
小说中母亲们与女儿们的话语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异质文明的激烈碰撞。小说中的母亲们“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1]”，因此在她们的家庭教育中自然有着明显的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在这样中国式的家庭教育观念之中，父母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儿女沟通。这一点最形象的体现无外乎以中国家书为代表，如《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无一不是以居上的身份告诫儿女。由此我们看到，传统的中国教育观念总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倾向，在这样语境下的家庭教育必然导致话语权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传统家庭之中，父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儿女只能选择遵从。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育威权，使得中国儿女们不会存在对于父母说教的质疑，一切认知和判断事物的准绳和度量都是来自于居上的父母，所以中国家庭中很难有对于认知本身来源的质疑或追问。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屡见不鲜。
故事“慈母心”中，母亲吴素云强迫女儿学钢琴的时候，她用中国话高声说，‘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2]”面对母亲这样的强势话语，女儿心中的回答是：“我就是我，我不要让她来任意改变我，我向自己起誓，我要永远保持原来的我。[3]”
同样接受美国教育的女儿薇弗莱·龚的身上，有着同精美一样的独立自由意志。女儿薇弗莱·龚有着很高的下棋天赋，母亲龚琳达更是教导女儿在与对手下棋时要有所保留，“不露声色[4]”，万不可“和盘托出[5]”。女儿凭借着这样的下棋准则和处世行事原则，获得象棋冠军被捧为棋坛新星。作为典型的中国式母亲，骄傲地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炫耀时，女儿这样质疑：“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6]”这样的疑问，正像是美国的独立观念向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的挑战与问责。
此外，小说中的一处细节描写，通过薇弗莱·龚的朋友的口吻，展示了在美国文化视角下中国家庭的母女关系，在“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的故事中，女儿被母亲一顿挖苦之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诉苦，这位好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真的不明白，你有胆量叫国家财政收入监督处的人滚开，可你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7]”这里体现的不是母女的直接冲突，但是确实典型的美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薇弗莱在朋友眼中似乎是“懦弱”的，因为在美国文化的家庭教育中，他们无法理解女儿对母亲这样程度的顺从。
将视域从母女的直接冲突转移到更广义的中美家庭观念的对撞上来，中国传统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父母的“孝”上，这里的“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在思维上对父母的尊重和敬爱，第二层则是在行动上对父母意志的遵照和顺从。
关于这第一层的含义，在“伤痕的故事”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中国式的展现。许安梅的母亲再嫁后回家看望她病重的母亲，尽管遭到全家上下的责难和辱骂，但她依然不卑不亢，最后为母亲割肉熬药的行为更是让无数的读者为之动容。这位传统的中国女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孝”，“你有义务为母亲剖膛切腹，而你的母亲也应该为她的母亲如此这般，她的母亲将为更上一代的母亲，如此代代推及，直到万无之初。[8]”由此可见，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中国儿女，对父母的“孝”已经深深地融入骨髓，成为儿女们生命的一部分。
二、婚姻观念上的话语冲突
对于“孝”的第二层含义，对于父母意志的遵照和顺从，已经延展到了小说故事中的婚姻观念之上，表现为中国女儿遵从父母对于婚姻的安排。这也是家庭观的中威权主义在婚姻观中的延展和体现。
婚姻观中威权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女们又有其是女儿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是没有决策权，一切都只能由父母做主。正如小说故事“红烛泪”中，龚琳达所说，“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9]”诚然，这当中，有中国人传统的信义观念，重视并坚决遵守承诺。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女儿在自己的婚姻上的无奈与无力，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之下，女儿们的婚姻全部交由父母决定、安排，自己则无力掌控，就像小说中的龚琳达一样，在父母的一句许诺之下，自己的婚姻就被决定了。
但是我们看到小说中女儿这一代人对于婚姻的定位和看法则与母亲们的看法很是不同。在小说中描写许露丝和美国男孩子特德交往，在露丝遭到了她的母亲以及男朋友母亲分别的警告和劝阻，犹豫不决想要放弃这段感情的时候，男朋友特德的咆哮深深的打动了露丝，“你就干坐在那里，让我母亲来摆布一切吧。[10]”，如果说，在露丝身上还有着母亲中国式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那么，特德的话代表着的就是最典型的美国式婚姻观念。特德的思维方式，表现出美国教育下的年轻人对自己婚姻的勇敢追求，有着典型的美国式自由、平等精神的他们不会简单的顺从父母的意愿，因为在美国儿女们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听由别人（包括父母在内）的“摆布”。 小说中的婚姻冲突的又一表现是，婚姻威权主义在夫妻双方的地位和话语权上的体现。在中国传统家庭语境中，讲求的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11]”的“常道”，这句话已经非常好的诠释了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中夫妻之间男尊女卑的地位状况，妻子从来都是从属于丈夫、为家庭服务的，女人理所应当的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并且为家庭和男人的发展而牺牲自己的诸多权利或利益。这是在中国传统婚姻中极为失衡的一点，是对于女性基本发展诉求的极大束缚。
反观之，小说中的美国式的婚姻观念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问题的处理和决策上，妻子拥有和丈夫相同的话语权，相比与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对于妻子的定位，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的给予了女性极大的自由和权益。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之下，妻子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不再因为丈夫的利益需求而牺牲自身的某些益处，这是就权利而言。那么就义务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式的婚姻观念中，双方
的义务承担是等量的，恰如小说中的女儿丽娜·圣克莱尔的婚姻状况，“那无数次的商洽，一次一次地便捷和纠正那些不屑‘共享’的概念。[12]”这也再一次论证了婚姻中的男女地位在家庭资金、家庭决策等多个层面上的全力与责任的平等。
小说中的许露丝婚姻的失败便是对中美婚姻观念异质性最好的佐证，露丝在反思自己婚姻失败的原因是这样说：“因为我是在这种充满中国式的谦虚的环境中长大的，换句话说，身为中国人，很自然就容易接受到家的种种观念。[13]”用露丝的话来说她对于妻子在婚姻家庭中的定位是并不满意于“这种对钱财上的‘井水不犯河水’，分的一清二楚的做法。我真的很想为我们的爱情奉献一部分，让我觉得，我也在奉献，也在操心，也在奔波。[14]”在这里，露丝是将自己婚姻的失败归因于中国文化，或者说受到的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许露丝婚姻的失败不在于中国文化的错误，而在于她忽视了中美文化的异质性，在平等自由的美国文化语境中，她的运用中国的婚姻观念，当然会有激烈的冲突，当这一冲突没有寻求到一个互补的话语平台就只能以失败告终。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话语的核心是家庭观，也是教育观与婚姻观的统摄与总结。教育观和婚姻观是在同一平面的纵、横两个方向对家庭观念的一种展开，家庭观则是在这两者之上的一个总领。对于小说《喜福会》的家庭观，这个用词虽不算准确，但却着实具有表现力。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整本小说不曾描绘一个稳定的人物关系——总是一种冲击，一种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某些话语、行为在异质文明圈内的非难和碰撞。故而《喜福会》从来不曾试图建立一种美国华裔社区的家庭观雏形，正如谭恩美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的，她不是想作为美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而仅仅是直陈一些的现象。正是这些现象，投射出了一些华人读者的思维惯性，唤起他们对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的情感共鸣，这也是《喜福会》在华人世界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恰恰是这种现象堆砌的不严谨性，使得文章更加具有张力了：我们都能够在其中自由穿梭，寻找到自己的身影，而不用在一种固定化的、框架化的模式之中不知所措。这是我们在分析家庭观理由之前应该具备的前提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家庭观是在力图维持家庭的封闭性，以一种威权的方式来维持一种静止。然而，美国式的家庭观则聚焦于外在于家庭的东西，那就等于打破了封闭性，追求一个运动的过程，而这样的追求必然会带来不竭的动力。《喜福会》全文的巧妙之处正是一种站在女性视野[15]中关注华裔家庭中两种异质文化的互相撞击的过程。在阅读之后，我们不是要面对情节惋惜什么、愤怒什么、哀叹什么、兴奋什么，而是，我们在阅读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姐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婚姻，自己所处的家庭。或者说，是在进一步的美学范围之中，我们了解到了在华裔家庭这样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中美异质文明之间意味深长的冲击和碰撞。
注释：
[1][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195页。
[2]同上，第124页。
[3]同上，第117页。
[4]同上，第71页。
[5]同上，第78页。
[6]同上，第81页。
[7]同上，第157页。
[8]同3，第36页。
[9]同3，第37页。
[10]同3，第101页。
[11]韩非子《忠孝》
[12]同3，第144页。
[13]同3，第138页。
[14]同3，第139页。
[15]这里的“女性视野”是指，小说所建构的是主要是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的故事，在这个文本中，男性形象一直都是缺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