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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部《细节决定成败》，在众多国外管理经典和概念、思想的“包围”中冲出重围，将本土管理理念和学者的地位均提升了一大块——这部书的作者汪中求也立刻为业内和读者所熟知。时过境迁，在“细节”之后，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篇访谈也许会让你看到另一个汪中求。当然，他依然在求变，求新，求深，求索。
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
老范行军：我是偶然看到你的这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的。当时，怔了一下。我马上想到的是“工人”，然后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已经很少听到了。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重工业区，现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商业与民居的气象。其实，那个“工业”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
汪中求：客观来说，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算太晚。早在19世纪中期，先是出于被动接受，而后是出于主动追求，随后中国开始了与西方工业化的接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百年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
老范行军：为什么？
汪中求：我们希望得到的，主要是工业技术和工业成果，而对人家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则少有兴趣。虽然中国对工业化的学习迭经文化创新和变革，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老范行军：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缺乏”的？
汪中求：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不无关系。国人一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有着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近代以来欧美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无非是那些奇技淫巧，在文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不过是技术和工具的发达而已。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国人依然不在少数。于
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过于片面地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业成果，对其背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却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吸纳——这恰恰是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老范行军：由此，中国迫切地需要工业精神了。
汪中求：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引进工业技术或成果，而抛弃了蕴含其中的工业精神，或者用农业思维来运作工业化，那么孕育出来的工业集合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有魄无魂的工业化的形成也不能说明民族工业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老范行军：那么，缺少“工业精神”的严重性又如何？
汪中求：缺少精神的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民族的影响。30多年以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虽然，这一轮工业化的繁荣和光鲜是以往任何一次工业化都无法比拟的，但新的工业化浪潮依然没有很好地摆脱固有的农业思维模式。
老范行军：“农业思维”有什么不好吗……这个话题以后再聊。还是回到“工业精神”上，当然，用一句话定义“工业精神”也不容易，请你阐述得具体一点。
汪中求：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待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而是要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产品都是精品；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倡导的是孜孜不倦地对手艺的专注、产品的专注，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精神……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机会，但在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正如文化之于人一样，工业精神对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灵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同时也很难认同一个只富不贵的暴发户。
老范行军：我们一直在灌输“快”，像“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等等，“慢生活”的理念也是近两年才被逐步得到认同。但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快车道上奔波，以至于很少去关照内心和精神世界。
汪中求：甘地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老范行军：在这部书里，你将“合作精神”列为一章来探讨，用意在哪儿？
汪中求：进入工业化时代，市场变化多端，供需关系复杂，客户需求多样化，以前那种靠一个能人单打独斗、独撑天下的局面越来越少。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更多地依赖团队的合作和协同，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了。竞争中的优胜者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战胜了另外一个团队。
老范行军：不错。但团队成员的合作不是加法关系，而是力的乘法，这样才能使得团队超越数量的集合，发挥巨大的作用力。
汪中求：这是必然的。团队并不满足于1 1=2，而是利用成员的个性和能力的差异，带来1 1>2的绩效。如果各个成员过分张扬个性而不能协同作战，或者各怀心思而拒绝齐心协力，那么这个团队的绩效可能只有1 1=2，甚至1 1<2，但绝不可能是1 1>2。
老范行军：团队成员的协同、配合自然是关键，但最重要的角色还是“领头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汪中求：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没有领导者就如同一盘散沙。领导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众多个体服从的基础上。服从意识淡薄，协同合作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个人的服从，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力。因而，在一个团队中，尤其在生产活动高度流程化的领域，要有良好的协同合作，就必须在各个层面强调服从意识，个体要服从团队的目标，服从团队的制度，服从工作的要求。
老范行军：现在很少提“服从”了，都说“执行”。
汪中求：服从是第一步，是员工职业精神的精髓。员工暂时放弃个人的独立自主，听从领导的决策，遵照指示做事，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和标准完成任务。一个人只有在学习服从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团队的利益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老范行军：“服从”也是一门学问，所以，要“学习”。
汪中求：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服从精神是工业社会的一种职业状态，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两码事。强调服从精神，仅仅是要求团队有较强的执行力，以实现整体的目标，并不是排除人格上的平等和自由。
老范行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服从”，给团队和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应该把“服从”上升到一个高度上来认识。
汪中求：在一个分工细化、协作密切的现代企业中，老板就是老板，员工就是员工，服从是第一生产力。每个员工都要有意识地服从老板、服从上司。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老板没有做出决策之前给出建议，一旦老板决定了，就要服从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违背下属的本意，也要“盲从”。
老范行军：这种高度的执行力，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老板，决策必须正确。否则执行力越是强大，离真正的目标越远。但在变动剧烈的现实中，决策也是要不断地变动与矫正。还是汤姆·彼得斯的那句话：不停地试验，是对付这个混乱世界的唯一一剂良药。
汪中求：我自己在做企业管理者时，始终坚持“事不过三”，给上司提出不同建议从来不会超过三次，因为我没有上司的信息量大，我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上司不一定一致，上司的失误不由我承担责任。总之，我的上司不一定比我聪明，但他的决策肯定有其道理。
老范行军：服从的第一步，还是要融入团队，这需要做一些妥协。但是很多有个性的人，因为团队对发型、服饰、训诫等的统一规定而不接受，保持了个性，却失去了机会。
汪中求：尽管“统一发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融合，但一个人真正融入团队往往是从形式上的融入开始的。形式上的统一有利于意识的融合。一个人的意识很难改变，但比较容易改变的是表现出来的行为，长期的行为调整可以达到改变意识的目的。融入团队，还应该在团队文化中培养牺牲精神，必须去掉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个人英雄主义是团队合作的大敌。融入团队还必须摒弃“独行侠”的思想，和“狂妄”、“清高”、“刚愎自用”诀别，代之以“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团队意识。
老范行军：合作是为了多赢。合作不单单是一个团队内部的目标，也是一个企业在外部竞争中实现利益共赢的有效手段。多赢才是最终目的。
汪中求：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阿曼德·哈默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有一年世界原油价格大涨，哈默的竞争对手对东欧国家的石油输出量都在增加，唯独哈默石油的输出量却明显减少，这让许多人看不懂。当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他时，他说：“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契约精神应该无时无刻
不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老范行军：你曾出版了一部专著《契约精神》，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又重笔予以强调，那么契约精神到底有多重要？
汪中求：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体到契约’的运动。”这个神奇的契约说白了其实就是“承诺”，就是人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说法律制度会限制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就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集体秩序。
老范行军：在你看来，契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汪中求：契约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是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履行合同，是商业性质的契约；自觉地遵守合同，是精神化的契约……契约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并且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是一种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规则。契约精神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风险管理原则，而且也体现了公平、合理、承诺和执行等“底线伦理”。任何契约的达成之日，就是忠实地践行诺言之始；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收获利益的另一面，就是要承担风险。这就是对契约精神最为通俗的解释，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共识。
老范行军：再往白了说，契约精神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俗话所谓的“说话算话”吧。
汪中求：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之魂。没有契约精
神和商业诚信，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契约关系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独特个性，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种信用形态。用最通俗的话讲，契约精神的特点就是说话算话，它比“通情达理”更可靠，它的承诺是以法制、道德为基础的。
老范行军：你说过“一个国家可以暂时没有政府，一个城市可以暂时没有市长，但是一刻也不能没有契约和契约精神”，如何理解这句话？
汪中求：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利益需要，满足人们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契约精神是平息冲突、走向和谐的基石和思想源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在当代社会，契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精神，一种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没有契约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老范行军：你继续……
汪中求：具体来讲，契约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人与机构之间，认真履行成文的、不成文的各种契约，信守承诺，勇担责任，对别人、对社会有一种永恒的负责态度，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些都可以归纳到契约精神中来，就是每一个个体的每一个行为都充满着对其他个体的在意和默契。
老范行军：如果大家都信奉契约精神，那么有些商务来往就不用签合同也会履约？
汪中求：是的。在美国，中小型企业的日常贸易一般很少签合同，供货方把货发出去，对方收到货后就立即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当中就是契约精神在起作用。我们知道，小企业每天有大量的小单贸易，不可能都签合同。否则，每天要签几百个合同，怎么可能……所以，一般都不用合同，发货收钱，简单快捷。如果每单业务都要签合同，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效率。所以，契约精神虽然有可见的描述，但作为一种精神，它更应该时时刻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老范行军：既然“契约精神”出现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显然，当下中国需要契约精神了。可是，中国作为讲究诚信之国，为什么会缺失契约意识？
汪中求：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不乏深厚的契约因素，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契约制度的产生要早于西方。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既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又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更缺乏产生契约文明的契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明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土壤中产生的。
老范行军：我们的先人强调“信”为立身之本，几千年为百姓所看重，难道不具有契约精神吗？
汪中求：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除了重“礼”，也十分重视“信”。但是，儒家所讲的“信”，与契约文明中的信用有着极大的差别。
老范行军：差别在哪里？
汪中求：儒家所讲的“信”，是伦理学上的“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信”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老范行军：这是“信”与“契约精神”的范围之别，还有哪些差别？
汪中求：儒家所讲的“信”，是“诚善于心之谓信”，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这种单方面的“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要“竭尽全力”而不是“尽力而为”
老范行军：2012年我出版了一部《大牌密码：48个顶级名牌经营实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阐明一个观点：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牌，底线就是守住了品质，无论如何，这条底线都不能去碰。反观一些“中国制造”，缺少的就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坚守和韧性。
汪中求：这主要的根源之一，在于相当一批国人始终缺乏精品意识，甚至没有质量底线。当然，产品精度最终和企业成本息息相关，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消费者的层次悬殊，不可能全国上下都出精品，所有企业都坚持高端，但是，无论哪个层次的消费者需求，总有一些基本本质指标是不能有丝毫松动的。中国人经常说“对天发誓”，这些基本品质的标准就是“天”，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老范行军：你好像批评过国人喜欢“玩小聪明”，结果是耽误大事。
汪中求：我是说过。我们做事还是缺乏严谨的工匠精神。一些国人经常玩小聪明，自以为这就是真的聪明，是一种智慧。无论个体也好，群体也好，都经常耍小聪明，而且还很普遍。其实，这种心理以及这些做法都是糟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耽误自己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工匠精神，提倡严谨的做事态度，提倡大聪明、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小把戏。
老范行军：“工匠精神”的缺失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教育发展畸形，另一方面说明企业重视不够。记得前些年，沈阳的一些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招收不到技术工人，而那些身怀绝技的工匠很多都被乡镇企业以高薪挖走了。
汪中求：这一点与瑞士相比差距很大。瑞士人高度重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其中一项就是重视培养中国人很看不上的“工匠”。在瑞士，初中毕业之后，约70%的毕业生分流进入徒工学校。瑞士三百多种职业都有培训，学成后可获得证书。瑞士许多大企业的CEO和高层主管就是技校或学徒出身。
老范行军：我们谈“工匠精神”，说“精品意识”，还是要回到你的这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因为里面再次强调了“零缺陷工作”。我的理解，“零缺陷工作”应该是一种态度。
汪中求：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宝马公司有一位员工出差，发现宾馆门口停着的几辆宝马车都非常脏，他二话不说，立即想办法将这几辆宝马车擦拭干净。这时，一个车主过来，不解地问：“我并没有请你帮我擦车，为什么你自愿帮我擦车呢？”这位员工回答说：“我们宝马定位于最高档的汽车，我们绝对不容许它这么脏兮兮地停在这里。”这当然也是一种零缺陷工作态度。
老范行军：“零缺陷”在当下有何意义？
汪中求：零缺陷作为管理学概念的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被誉为“全球质量管理大师”的菲利浦·克劳士比提出来的，于美国起步，在日本成熟，被中国接受。零缺陷中“缺陷”的含义是：离满分还差一截，距完美还有一点。所谓零缺陷就是要消除不完美，达到满分。具体地说，就是把个体看成组织的主体，把个体的态度放在比技术更重要的立场来思考，并且坚信随着个体素质的提升，一定能提前预防和主动改进缺陷。因为“质量是免费的，真正费钱的是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事情”。换种方式说，零缺陷强调的是事前控制而不是售后服务，仅仅强调售后服务的企业永远出不了精品。
老范行军：“零缺陷”可以说是把“态度”和“执行”都“拔高”了。“零缺陷”要的就是完美无缺。
汪中求：零缺陷工作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一般人认为的“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思想，在“难免论”的影响下，我们非常容易原谅工作中的差错。质量专家认为，管理阶层才是造成质量不良的最大原因。我们知道，杜邦公司的安全管理最突出的做法是，把董事会和总裁班子的办公室放在炸药库的楼上。
老范行军：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与降落伞供应商的一次谈判，要求“降落伞必须百分之百合格”……
汪中求：对。一开始，供应商还强词夺理：“没有什么产品能真正做到百分之百，我们现在能做到将不合格品控制在千分之一，已经是极限了。”
老范行军：于是，美国军方说：“那好，以后我们每次验收就从一千件降落伞中任意抽出一件，请你这位厂长亲自试跳一次。” 汪中求：记得2009年的2月23日，山西屯兰矿发生矿难的第二天，我写了篇《去过交城，去过屯兰矿》的文章，提出了“矿工和省市长的生命等值”的呼喊。文中提议：煤矿每班派一个矿长级的干部在井下值班，可以什么都不干，呆在井下的某一个作业区就行；享受这个煤矿财税利益的一级政府，每月有一位副县（市）长以上级的领导在矿井下面的工作面跟一个班，什么都不用干；再上一级的领导层每年派一位下矿井呆上半天。
老范行军：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如何？
汪中求：不久，矿长下井就被中国政府最高层提出来了，并且初步检验有一定成效。可见中国人做工作很多不是做不到，而是愿不愿意做。诚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所言：“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零缺陷管理也是如此。
老范行军：还是一个态度问题，由上至下的。
汪中求：态度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要“竭尽全力”，而不是“尽力而为”。零缺陷工作还要做到以下几条：敬业，最完美的工作态度；认真，本事不在大小，关键是认真的精神；细致，决不能做“差不多先生”；专注，小聪明难成事，大聪明靠踏实。
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
老范行军：零缺陷管理的核心思想被概括成“一二三四”，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这值得企业经理人和员工认真对待。
汪中求：是的。尽管对大部分企业的管理现状来说有些难度，但这并不是不可能。其实，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与在第二次……第N次把工作做对是一样的，错误只是一个几率问题，并不因为是在第几次做对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所要求的只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老范行军：又是态度。
汪中求：必须强化态度的重要性。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不仅可以降低第一次失误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让员工本身提高对以后长期工作的要求。许多员工在工作中只求“差不多”，与第一次就放松要求有关，第一次允许错误，以后也同样允许，只不过针对第一次失误的100%来说，以后的任何表现都是进步，全然没有改进工作方式的压力。这样的态度和自我要求会在员工内心扎下根，如同“植入”了一种“无所谓”的意识，尽管从表现上看来，他们也很努力和敬业，但结果却总是无法令人满意。
老范行军：我觉得“做对”比“第一次”更有意义。这里就有个如何设计目标以及考核的问题了。
汪中求：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第一步做对了，才能保证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工作中倾注了心血，结果肯定能使自己的每一个“第一次”都近乎完美，也将会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进而取得人生的成功。要想“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首先明确“做对”的定义：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根据可衡量的、明确的判断标准评价得出合格的工作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标准”。只要有标准，就可以保证第一次把工作做对。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作为管理者，要定好工作的标准；作为执行者，就要看清和理解这些标准。零缺陷工作的基础就是预防，如果出现了失误再来补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零缺陷。
老范行军：今天我有意不去谈你的成功之作《细节决定成败》，但在最后，我想问一个你生活中的细节：成为著名管理学者之后，你还有时间阅读吗？
汪中求：有。我每个月都会拿出几天的时间，放下一切，专心读书做读书笔记。
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
老范行军：我是偶然看到你的这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的。当时，怔了一下。我马上想到的是“工人”，然后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已经很少听到了。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重工业区，现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派商业与民居的气象。其实，那个“工业”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
汪中求：客观来说，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算太晚。早在19世纪中期，先是出于被动接受，而后是出于主动追求，随后中国开始了与西方工业化的接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百年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
老范行军：为什么？
汪中求：我们希望得到的，主要是工业技术和工业成果，而对人家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则少有兴趣。虽然中国对工业化的学习迭经文化创新和变革，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老范行军：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缺乏”的？
汪中求：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不无关系。国人一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有着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近代以来欧美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无非是那些奇技淫巧，在文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不过是技术和工具的发达而已。直到今天，持这种态度的国人依然不在少数。于
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过于片面地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业成果，对其背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却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吸纳——这恰恰是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老范行军：由此，中国迫切地需要工业精神了。
汪中求：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引进工业技术或成果，而抛弃了蕴含其中的工业精神，或者用农业思维来运作工业化，那么孕育出来的工业集合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有魄无魂的工业化的形成也不能说明民族工业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老范行军：那么，缺少“工业精神”的严重性又如何？
汪中求：缺少精神的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民族的影响。30多年以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虽然，这一轮工业化的繁荣和光鲜是以往任何一次工业化都无法比拟的，但新的工业化浪潮依然没有很好地摆脱固有的农业思维模式。
老范行军：“农业思维”有什么不好吗……这个话题以后再聊。还是回到“工业精神”上，当然，用一句话定义“工业精神”也不容易，请你阐述得具体一点。
汪中求：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待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而是要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产品都是精品；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倡导的是孜孜不倦地对手艺的专注、产品的专注，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精神……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机会，但在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之间的联系。正如文化之于人一样，工业精神对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灵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同时也很难认同一个只富不贵的暴发户。
老范行军：我们一直在灌输“快”，像“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等等，“慢生活”的理念也是近两年才被逐步得到认同。但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快车道上奔波，以至于很少去关照内心和精神世界。
汪中求：甘地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老范行军：在这部书里，你将“合作精神”列为一章来探讨，用意在哪儿？
汪中求：进入工业化时代，市场变化多端，供需关系复杂，客户需求多样化，以前那种靠一个能人单打独斗、独撑天下的局面越来越少。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更多地依赖团队的合作和协同，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了。竞争中的优胜者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团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战胜了另外一个团队。
老范行军：不错。但团队成员的合作不是加法关系，而是力的乘法，这样才能使得团队超越数量的集合，发挥巨大的作用力。
汪中求：这是必然的。团队并不满足于1 1=2，而是利用成员的个性和能力的差异，带来1 1>2的绩效。如果各个成员过分张扬个性而不能协同作战，或者各怀心思而拒绝齐心协力，那么这个团队的绩效可能只有1 1=2，甚至1 1<2，但绝不可能是1 1>2。
老范行军：团队成员的协同、配合自然是关键，但最重要的角色还是“领头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汪中求：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没有领导者就如同一盘散沙。领导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众多个体服从的基础上。服从意识淡薄，协同合作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个人的服从，就没有很好的执行力。因而，在一个团队中，尤其在生产活动高度流程化的领域，要有良好的协同合作，就必须在各个层面强调服从意识，个体要服从团队的目标，服从团队的制度，服从工作的要求。
老范行军：现在很少提“服从”了，都说“执行”。
汪中求：服从是第一步，是员工职业精神的精髓。员工暂时放弃个人的独立自主，听从领导的决策，遵照指示做事，才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和标准完成任务。一个人只有在学习服从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团队的利益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老范行军：“服从”也是一门学问，所以，要“学习”。
汪中求：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服从精神是工业社会的一种职业状态，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两码事。强调服从精神，仅仅是要求团队有较强的执行力，以实现整体的目标，并不是排除人格上的平等和自由。
老范行军：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服从”，给团队和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应该把“服从”上升到一个高度上来认识。
汪中求：在一个分工细化、协作密切的现代企业中，老板就是老板，员工就是员工，服从是第一生产力。每个员工都要有意识地服从老板、服从上司。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老板没有做出决策之前给出建议，一旦老板决定了，就要服从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违背下属的本意，也要“盲从”。
老范行军：这种高度的执行力，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老板，决策必须正确。否则执行力越是强大，离真正的目标越远。但在变动剧烈的现实中，决策也是要不断地变动与矫正。还是汤姆·彼得斯的那句话：不停地试验，是对付这个混乱世界的唯一一剂良药。
汪中求：我自己在做企业管理者时，始终坚持“事不过三”，给上司提出不同建议从来不会超过三次，因为我没有上司的信息量大，我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上司不一定一致，上司的失误不由我承担责任。总之，我的上司不一定比我聪明，但他的决策肯定有其道理。
老范行军：服从的第一步，还是要融入团队，这需要做一些妥协。但是很多有个性的人，因为团队对发型、服饰、训诫等的统一规定而不接受，保持了个性，却失去了机会。
汪中求：尽管“统一发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融合，但一个人真正融入团队往往是从形式上的融入开始的。形式上的统一有利于意识的融合。一个人的意识很难改变，但比较容易改变的是表现出来的行为，长期的行为调整可以达到改变意识的目的。融入团队，还应该在团队文化中培养牺牲精神，必须去掉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因为个人英雄主义是团队合作的大敌。融入团队还必须摒弃“独行侠”的思想，和“狂妄”、“清高”、“刚愎自用”诀别，代之以“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团队意识。
老范行军：合作是为了多赢。合作不单单是一个团队内部的目标，也是一个企业在外部竞争中实现利益共赢的有效手段。多赢才是最终目的。
汪中求：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阿曼德·哈默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有一年世界原油价格大涨，哈默的竞争对手对东欧国家的石油输出量都在增加，唯独哈默石油的输出量却明显减少，这让许多人看不懂。当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他时，他说：“关照别人就是关照自己。”
契约精神应该无时无刻
不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老范行军：你曾出版了一部专著《契约精神》，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又重笔予以强调，那么契约精神到底有多重要？
汪中求：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体到契约’的运动。”这个神奇的契约说白了其实就是“承诺”，就是人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说法律制度会限制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就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集体秩序。
老范行军：在你看来，契约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汪中求：契约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是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履行合同，是商业性质的契约；自觉地遵守合同，是精神化的契约……契约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并且为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是一种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规则。契约精神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风险管理原则，而且也体现了公平、合理、承诺和执行等“底线伦理”。任何契约的达成之日，就是忠实地践行诺言之始；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收获利益的另一面，就是要承担风险。这就是对契约精神最为通俗的解释，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共识。
老范行军：再往白了说，契约精神里面其实就包含了俗话所谓的“说话算话”吧。
汪中求：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之魂。没有契约精
神和商业诚信，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契约关系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出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独特个性，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种信用形态。用最通俗的话讲，契约精神的特点就是说话算话，它比“通情达理”更可靠，它的承诺是以法制、道德为基础的。
老范行军：你说过“一个国家可以暂时没有政府，一个城市可以暂时没有市长，但是一刻也不能没有契约和契约精神”，如何理解这句话？
汪中求：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利益需要，满足人们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契约精神是平息冲突、走向和谐的基石和思想源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在当代社会，契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精神，一种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没有契约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老范行军：你继续……
汪中求：具体来讲，契约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人与机构之间，认真履行成文的、不成文的各种契约，信守承诺，勇担责任，对别人、对社会有一种永恒的负责态度，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些都可以归纳到契约精神中来，就是每一个个体的每一个行为都充满着对其他个体的在意和默契。
老范行军：如果大家都信奉契约精神，那么有些商务来往就不用签合同也会履约？
汪中求：是的。在美国，中小型企业的日常贸易一般很少签合同，供货方把货发出去，对方收到货后就立即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当中就是契约精神在起作用。我们知道，小企业每天有大量的小单贸易，不可能都签合同。否则，每天要签几百个合同，怎么可能……所以，一般都不用合同，发货收钱，简单快捷。如果每单业务都要签合同，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效率。所以，契约精神虽然有可见的描述，但作为一种精神，它更应该时时刻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 老范行军：既然“契约精神”出现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显然，当下中国需要契约精神了。可是，中国作为讲究诚信之国，为什么会缺失契约意识？
汪中求：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不乏深厚的契约因素，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契约制度的产生要早于西方。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既缺乏发达的商品经济，又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更缺乏产生契约文明的契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明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土壤中产生的。
老范行军：我们的先人强调“信”为立身之本，几千年为百姓所看重，难道不具有契约精神吗？
汪中求：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除了重“礼”，也十分重视“信”。但是，儒家所讲的“信”，与契约文明中的信用有着极大的差别。
老范行军：差别在哪里？
汪中求：儒家所讲的“信”，是伦理学上的“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信”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老范行军：这是“信”与“契约精神”的范围之别，还有哪些差别？
汪中求：儒家所讲的“信”，是“诚善于心之谓信”，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这种单方面的“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要“竭尽全力”而不是“尽力而为”
老范行军：2012年我出版了一部《大牌密码：48个顶级名牌经营实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阐明一个观点：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牌，底线就是守住了品质，无论如何，这条底线都不能去碰。反观一些“中国制造”，缺少的就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坚守和韧性。
汪中求：这主要的根源之一，在于相当一批国人始终缺乏精品意识，甚至没有质量底线。当然，产品精度最终和企业成本息息相关，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消费者的层次悬殊，不可能全国上下都出精品，所有企业都坚持高端，但是，无论哪个层次的消费者需求，总有一些基本本质指标是不能有丝毫松动的。中国人经常说“对天发誓”，这些基本品质的标准就是“天”，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老范行军：你好像批评过国人喜欢“玩小聪明”，结果是耽误大事。
汪中求：我是说过。我们做事还是缺乏严谨的工匠精神。一些国人经常玩小聪明，自以为这就是真的聪明，是一种智慧。无论个体也好，群体也好，都经常耍小聪明，而且还很普遍。其实，这种心理以及这些做法都是糟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耽误自己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工匠精神，提倡严谨的做事态度，提倡大聪明、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小把戏。
老范行军：“工匠精神”的缺失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教育发展畸形，另一方面说明企业重视不够。记得前些年，沈阳的一些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招收不到技术工人，而那些身怀绝技的工匠很多都被乡镇企业以高薪挖走了。
汪中求：这一点与瑞士相比差距很大。瑞士人高度重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其中一项就是重视培养中国人很看不上的“工匠”。在瑞士，初中毕业之后，约70%的毕业生分流进入徒工学校。瑞士三百多种职业都有培训，学成后可获得证书。瑞士许多大企业的CEO和高层主管就是技校或学徒出身。
老范行军：我们谈“工匠精神”，说“精品意识”，还是要回到你的这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因为里面再次强调了“零缺陷工作”。我的理解，“零缺陷工作”应该是一种态度。
汪中求：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宝马公司有一位员工出差，发现宾馆门口停着的几辆宝马车都非常脏，他二话不说，立即想办法将这几辆宝马车擦拭干净。这时，一个车主过来，不解地问：“我并没有请你帮我擦车，为什么你自愿帮我擦车呢？”这位员工回答说：“我们宝马定位于最高档的汽车，我们绝对不容许它这么脏兮兮地停在这里。”这当然也是一种零缺陷工作态度。
老范行军：“零缺陷”在当下有何意义？
汪中求：零缺陷作为管理学概念的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被誉为“全球质量管理大师”的菲利浦·克劳士比提出来的，于美国起步，在日本成熟，被中国接受。零缺陷中“缺陷”的含义是：离满分还差一截，距完美还有一点。所谓零缺陷就是要消除不完美，达到满分。具体地说，就是把个体看成组织的主体，把个体的态度放在比技术更重要的立场来思考，并且坚信随着个体素质的提升，一定能提前预防和主动改进缺陷。因为“质量是免费的，真正费钱的是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事情”。换种方式说，零缺陷强调的是事前控制而不是售后服务，仅仅强调售后服务的企业永远出不了精品。
老范行军：“零缺陷”可以说是把“态度”和“执行”都“拔高”了。“零缺陷”要的就是完美无缺。
汪中求：零缺陷工作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一般人认为的“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思想，在“难免论”的影响下，我们非常容易原谅工作中的差错。质量专家认为，管理阶层才是造成质量不良的最大原因。我们知道，杜邦公司的安全管理最突出的做法是，把董事会和总裁班子的办公室放在炸药库的楼上。
老范行军：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趣：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与降落伞供应商的一次谈判，要求“降落伞必须百分之百合格”……
汪中求：对。一开始，供应商还强词夺理：“没有什么产品能真正做到百分之百，我们现在能做到将不合格品控制在千分之一，已经是极限了。”
老范行军：于是，美国军方说：“那好，以后我们每次验收就从一千件降落伞中任意抽出一件，请你这位厂长亲自试跳一次。” 汪中求：记得2009年的2月23日，山西屯兰矿发生矿难的第二天，我写了篇《去过交城，去过屯兰矿》的文章，提出了“矿工和省市长的生命等值”的呼喊。文中提议：煤矿每班派一个矿长级的干部在井下值班，可以什么都不干，呆在井下的某一个作业区就行；享受这个煤矿财税利益的一级政府，每月有一位副县（市）长以上级的领导在矿井下面的工作面跟一个班，什么都不用干；再上一级的领导层每年派一位下矿井呆上半天。
老范行军：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如何？
汪中求：不久，矿长下井就被中国政府最高层提出来了，并且初步检验有一定成效。可见中国人做工作很多不是做不到，而是愿不愿意做。诚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所言：“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零缺陷管理也是如此。
老范行军：还是一个态度问题，由上至下的。
汪中求：态度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要“竭尽全力”，而不是“尽力而为”。零缺陷工作还要做到以下几条：敬业，最完美的工作态度；认真，本事不在大小，关键是认真的精神；细致，决不能做“差不多先生”；专注，小聪明难成事，大聪明靠踏实。
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
老范行军：零缺陷管理的核心思想被概括成“一二三四”，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这值得企业经理人和员工认真对待。
汪中求：是的。尽管对大部分企业的管理现状来说有些难度，但这并不是不可能。其实，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与在第二次……第N次把工作做对是一样的，错误只是一个几率问题，并不因为是在第几次做对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所要求的只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老范行军：又是态度。
汪中求：必须强化态度的重要性。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不仅可以降低第一次失误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让员工本身提高对以后长期工作的要求。许多员工在工作中只求“差不多”，与第一次就放松要求有关，第一次允许错误，以后也同样允许，只不过针对第一次失误的100%来说，以后的任何表现都是进步，全然没有改进工作方式的压力。这样的态度和自我要求会在员工内心扎下根，如同“植入”了一种“无所谓”的意识，尽管从表现上看来，他们也很努力和敬业，但结果却总是无法令人满意。
老范行军：我觉得“做对”比“第一次”更有意义。这里就有个如何设计目标以及考核的问题了。
汪中求：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第一步做对了，才能保证以后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工作中倾注了心血，结果肯定能使自己的每一个“第一次”都近乎完美，也将会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进而取得人生的成功。要想“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对”，首先明确“做对”的定义：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根据可衡量的、明确的判断标准评价得出合格的工作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标准”。只要有标准，就可以保证第一次把工作做对。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作为管理者，要定好工作的标准；作为执行者，就要看清和理解这些标准。零缺陷工作的基础就是预防，如果出现了失误再来补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零缺陷。
老范行军：今天我有意不去谈你的成功之作《细节决定成败》，但在最后，我想问一个你生活中的细节：成为著名管理学者之后，你还有时间阅读吗？
汪中求：有。我每个月都会拿出几天的时间，放下一切，专心读书做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