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当我还在黔南荔波县中学任教时，就常常听人说起潘一志。那里是潘先生的故乡，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我描绘了一个喜作古体诗词的水族文人，一个关心民瘼、善良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个拒绝官场、避世躬耕的隐者，一个充满了传奇人生的奇人……那时候我的同事里就有潘一志在民国年间从教时的学生，县城有他住过多年的故居，递送过辞呈的县府衙门，他散步时曾经走过的回龙廓，与友人们聚会时互相唱和的月波亭。沿城郊那条碧绿的樟江往西南行去，十里外的朝阳小学，他曾在那里当过校长，而在城北的大山里，有他隐居、耕种了整整五年的擦耳岩小鹿寨……
　　那时候潘一志先生健在，但已调至州政协工作，任副主席，因此我无缘拜会这位长者。他是作为一个民间口述史中的人物而存在的。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在民间延续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往今来，见诸官修史志中的人物真不知几千几万，但能活在民间口碑中的又有几人引“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中所采取的，其实正是这种民间的立场。不过民间口述史也有它的局限，一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事会渐渐在传说中变形；一些宝贵的史实，也会随着知情者的辞世而淹灭。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哪一天能看到一本潘一志的传就好了； 1”7年，潘一志先生不幸病故后，我的这种希望变得更迫切。后来我听说黔南州图书馆的冯举高先生正在做这件事，并且默默地为此耕耘了将近10年。那时候我真的很高兴。现在，这本《弯路直走：水族学者潘一志的真实人生》终于送到我手里，怀着好奇心我开始读这本书稿，没想到一拿到手里就放不下了。我想用我真切的阅读经验告诉读者，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作者在这本书里，用他流畅而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潘一志，一个曾经生活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与常人一样生活着、却又特立独行的潘一志!
　　潘一志生平的感人之处，在我看来，正在这“特立独行”四字。这是儒家思想的精粹。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精神。君子与小人，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春秋时代，既是道德划分的尺度，也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确认，所以才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左传·寝公八年》)到得孔子手里，他才第一次赋予“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内涵，《论语》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就是说，人作为本体存在具有一种神圣性，道德上的完满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因此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君子”，首先在于人的内在仁道精神，而不是已定的社会身份地位。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所说“满街是圣人”。说的都是道德可以凭一己之力去完善。完善道德的途径就是“仁”，如孔子所说：“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潘一志在旧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当兵不染行伍之鄙俗、暴虐；为团总则置生死于度外，招抚土匪，以求一方平安；做教师则受学生爱戴；当校长即备受教师拥护。当日本兵入侵荔波，政府官员闻风而逃，他则联络乡绅及地方名士，組织百姓疏散；为独山专员做押运宫，当得知所运军粮原系专员违法倒卖，即愤然弃职而去。“他当宫又爱告官，是一个吃官饭又砸官碗的人。”他最后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同险恶，即隐居深山垦荒自食。荔波解放，感于县长杜介厘亲自人山劝说，遂出山参加革命。投身土改，一时难以发动群众，他竟主动要了一个“地主”成份，搞得朋友抱怨，家人受尽委屈。因对极左政策不满，他曾提出辞职；辞职不得，见左风愈演愈剧，百姓日子难过，又忍不住再上诤言。潘一志所言所行，无不是应了君子“仁者爱人”的价值标准，因为不随流俗，所以特立独行。不幸他生当浊世，知己者少，同道者更少。在别人看来，他的许多行为方式，都不可思议，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不理解。最后在文革中受尽凌辱，积怨成疾，抱恨而亡。“弯路直走”，举高将这本传记文学如此命名，我想正是他要写出潘一志特立独行的立意之所在。
　　潘一志这种特立独行的仁者之风，发端于水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水家人质朴、务实，非常善良，但也十分执著。作为历史上一个较小的族群，能与周边的汉族，布依族长期和睦相处，这同水族宽容、善于忍让的性格有关。他们不想惹事，但如果事来了，也决不会轻言退让。清末咸、同年间，潘新简领导的水族农民起义即为一证。 我的不少水族同事与学生即有此种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性格。不用说这种民族精神自幼即养成了潘一志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强意识。另一方面，他从小便接受了汉文化影响。他三岁发蒙，读了十六年私塾后，考入都匀十县合立中学。他的老师里既有受过儒家“四书五经”浸染至深的秀才、硕儒，也有留学日本归来、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派教师。他的性格的形成既是水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传统与现代合力熔铸的结晶。在他看来，民族要发展，就应具有正视本民族文化优劣的博大胸怀，不仅要勇于扬弃落后的方面，更要勇于吸收外族先进的文化。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生前主张的“文化自觉”，而潘一志很早就具有这种自觉性。他的…生特别是在中年以后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完成的《荔波县志稿》与《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在传承、发展地方及民族文化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一生创作了350余首诗词，不仅记录了他的苦乐人生，表达了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遭际，不少诗词还是20世纪水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实录。这一切正是潘一志文化自觉性的充分体现。潘一志之在水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除了他高尚的人格精神，也同他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有关。这本书开篇即写潘一志骨灰回归故里的安葬仪式，那种盛大、隆重的氛围中所透露出来的深刻的悲凉，正是水家人对本民族这一杰出文化人不幸早逝的无限惋惜与怀念。
　　特立独行的潘一志，不见容于旧社会这容易理解；可是为什么在新社会他仍然命途坎坷?这就要说到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间产生的冲突了。当代著名的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至少具有下列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及见地。”(《知识分子论》)，这与中国古代的“土”的涵义庶几近之，孔子说：“士志于道。”又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素有维护道统的责任感，这个“道”，即儒家的人格理想“仁”。通俗言之，可以视为我们今天说的大众的利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也包括个人人格的尊严。因此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守住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彰显人格精神，常常抗礼王侯，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潘一志特立独行的性格正是为着守护他自青年时代起即立下的报国理想、使本民族自强的愿望，也是为了守护他的人格精神。新的社会一度让他看到了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可能性，这是他离开擦耳岩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毕竟是一介文人，不懂得社会制度的改变不可能让二千年内长期孕育，形成的封建政治文化一下子消失，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封建政治文化传统要求整齐、划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容许有超越甚至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任何思想存在，特别是到了以一人之思想为所有人之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特立独行者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这样，潘一志先生在都匀成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毫不奇怪了。曾经有过一种理论，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附在某个阶级某个党这张“皮”上。皮毛理论的要害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制造顺民和奴才，让知识分子放弃对人类知识与自由的增进，以及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精神、意义、价值取向的追寻。这就是潘一志这样的人在解放后何以仍然会处处碰壁、为守住知识分子道义与责任而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本原因。
　　应该感谢《弯路直走》的作者，他站在民间立场，以广泛的采访，详实的资料，深入的研究以及生动的叙写为潘一志这一碰壁经历作子再清楚不过的再现。可悲的是潘一志在看清了一些事情之后，他连解放前那样急流勇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隐者都不可得。他终于积怨成疾，病中还在想着擦耳岩，甚至在得知擦耳岩已荒芜不堪的消息后，他流出痛苦忧伤的泪，再也没有醒来。如果他更早一些，比如第一次递交辞职报告的50年代，他就回到擦耳岩，他是不是会生活得更轻松一点y或者他至少是不会在“四人帮”刚被打倒的时候就故去的——可是历史并没有“如果”；就算他当时真能辞职，在私有财产公有化的年代，擦耳岩还是他的吗?他还能回去吗?……
　　潘一志死后是被水家人迎回生养他的故土去了，但是潘一志并不只是属于水家人的，他一身的特立独行所彰显的知识分子品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一份宝贵的遗产，所以我们才说，潘一志是永远的。尽管我们在他的故乡，暂时还看不到潘一志纪念馆，也看不到他的一尊塑像，但是这馆这塑像是屹立在水族人民心上的，永远，我相信。潘一志奋斗不息的一生，正如臧克家诗中所写，他“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是一个“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野火烧”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想在结束这篇“序”的时候，借用臧克家这首诗中的最后两句，敬献给这位精神永在的水族学者：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2005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