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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大于名
古人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作为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据《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多达2.4万个。这些姓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的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有的则经过世代传承延续下来，逐步形成目前在用的6000多个姓氏。
姓氏关系到家族建构、亲情伦理、婚姻禁忌、血脉传承机制的形成与维持，古人讲究家谱、宗祠、寻根，根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关于祖先记忆的精神符号，同根首先需要同宗，进而是同姓。
在中国，姓氏的重要性在古代女性身上尤为凸显。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往往缺少名字，但对于女性的姓氏却记得清清楚楚。像有“天下第一岳父”之称的独孤信，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成为王后；四女许配给李虎的儿子李昞，生唐高祖李渊，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小女独孤伽罗，则嫁给了隋文帝杨坚，成为隋朝开国皇后。三个女儿，三朝皇后，可谓传世佳话。然而，独孤信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独孤伽罗留下了姓名，剩下两位皇后史书记载中只称独孤氏。
再如前秦高帝苻登之妻毛氏。毛皇后出身将门之家，父亲是前秦大将毛兴。据《资治通鉴》记载：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十几岁便能领兵上阵杀敌，后不幸被俘，敌军将领自立为王，欲迎娶她为妃，宁死不从，遂被施以“裸刑”（将女囚犯衣服剥光后处刑）。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施以裸刑的皇后。可惜这样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的巾帼英雄，也没能留下姓名。可见对于古代女性而言，即便位至皇后，姓氏也远远比名字更重要。
此外，中国古代从汉魏之时就形成了“妻从夫姓”的传统，女性自始至终失权。从出生到死亡，大多数女姓只能以某家女、某某氏、某某母为代号，面目模糊地存在于历史之中，又何谈拥有为子女冠姓的权利。
姓氏革命
姓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宗族紧密相连，是一个家族的符号。延续至今，与宗族已不可分割。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宗族气氛浓厚的地区，人们对于后嗣子孙姓氏的归属极为看重。很长一段时间里，随母姓作为父系社会的特殊现象，一直都挣扎在正统与异端之间。
在古代，只有招赘的女子，才有可能获得后代的冠姓权。但由于不符合主流的宗族观念，大多还是只能考虑另一种形式——“婿养子”，将赘婿作为家族养子，改妻姓。如此一来，子女表面上是随母姓，实质上还是随父姓。
近代，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也在其著作《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某人因贫无力婚娶，入赘陈家改妻姓。建国之后，职能部门大力破除宗族关系，提倡入赘者改回原姓。他便想带着孩子悄悄改回原姓，结果遭到了族人的一致反对，直到重新改回妻姓才罢休。
这些社会现象，终究还是为了顺应男嗣承家的习惯，迎合主流。直到现在，伴随着招赘文化的“倒插门”“吃绝户”等词，仍被当作贬义词，被人们鄙视。一些看似通情达理的男性，在听到妻子提出让孩子随母姓的要求后，也会变得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孩子随母姓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随着近代女权运动的兴起，随母姓作为一种平权的体现，被广泛提及。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考虑，越来越多人在观念上开始接受平分冠姓权。
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是随母姓，她的解释是：“因为父母自由恋爱，关系平等，母亲是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所以按照长幼次序，大姐、二姐随父姓，她本人和哥哥随母姓。”李银河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妇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政府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在孩子的冠姓权上，随母姓有了一定的社会语境。不过由于受到地域、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这种情况依然极为少见。正如李银河所说，小时候，每当别人知道她和兄弟姐妹不同姓时，总会问她两个问题：“你父母离婚了吗？他们感情不好？”她只能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解释，这是父母协商决定的，他们既没离婚，也没有感情不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加速变迁。新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使宗族迅速瓦解，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使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渐渐失去现实土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孩子随母姓越来越得到各界的支持和接受。
2014年，安徽省长丰县更是掀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姓氏革命”。在长丰县的试点乡镇，新生儿如果随母亲姓，能拿到1000元奖励。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姓氏传承意识，扭转偏好男孩的旧观念。”由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孩子随母姓，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它的出现，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生育文化、家庭和宗族文化、性别文化等一系列基础性文化的重大嬗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日前，中国青年報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3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冠姓权的调查，54.7%的受访者表示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远远高于预期。在专家看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结果。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此解释道：“随母姓的增多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表现。现代社会，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很多家庭夫妻双方的经济能力差不多，不存在依附关系。特别是二孩政策放开后，可以生两个孩子，那么就可以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
冠姓自由
随着随母姓话题的不断升级，质疑与反对的人也越来越多。“随母姓是代表外公的胜利，还是母亲的胜利？”由此引申出一个追本溯源的问题：冠姓权对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或许意味着女性能得到更平等的待遇，父母能愿意为女儿投入比原来更多的资源，让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帮她们分担一定的育儿责任。
社会上不乏这样的案例，离婚后孩子随母亲生活，父亲只付很少的抚养费，根本不足以支撑孩子的日常开销，改母姓则可以让孩子得到娘家的资源支持。究其根源，是很多人认为只有跟自己的姓，才叫传宗接代、延续香火。“香火论”的盛行直接导致了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很多女孩无法得到与男孩同等的医疗资源，甚至没等到出生就夭亡了。
所以，无论是外公的胜利，还是母亲的胜利，随母姓撼动的，是“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香火论，其受益者是全体女性。
然而，在倡导随母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议题的局限性，比如现在随母姓的，多为二胎孩子或者女儿。提出随母姓要求的，多为独生女妈妈。不少男性内心的真实独白是：“考虑对方是独生女，有一个孩子跟她姓也没什么，男孩必须随我姓，女孩可以跟妈妈姓。”在他们看来，随母姓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有人认为随母姓作为小众现象，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造成称呼上的错乱，失了规矩不说，还给孩子心理上造成困扰。也有人觉得同姓兄弟会比异性兄弟关系更亲密，双方老人对待不与自己同姓的孩子，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心”……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就像有位网友的评论：“当你说出随母姓是女性地位上升这句话时，你骨子里就是带有性别偏见的。”随母姓并不能代表思想开明，随父姓也不意味着思想落后，它只是一个家庭做出的一个决定，并不能用来衡量家庭性别权益。把随母姓搬上台面，煞有介事地评论对错，就是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真正的观念改变需要制度、法治、政策的强力支撑。比如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以公正法治的政策环境破解社会差序格局，以平等的劳动就业保证女性独立的经济社会基础……随母姓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人格权的进一步解放，未来人们或许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姓氏，甚至不选择任何姓氏。
古人讲：“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作为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据《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多达2.4万个。这些姓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的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有的则经过世代传承延续下来，逐步形成目前在用的6000多个姓氏。
姓氏关系到家族建构、亲情伦理、婚姻禁忌、血脉传承机制的形成与维持，古人讲究家谱、宗祠、寻根，根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关于祖先记忆的精神符号，同根首先需要同宗，进而是同姓。
在中国，姓氏的重要性在古代女性身上尤为凸显。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往往缺少名字，但对于女性的姓氏却记得清清楚楚。像有“天下第一岳父”之称的独孤信，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成为王后；四女许配给李虎的儿子李昞，生唐高祖李渊，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小女独孤伽罗，则嫁给了隋文帝杨坚，成为隋朝开国皇后。三个女儿，三朝皇后，可谓传世佳话。然而，独孤信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独孤伽罗留下了姓名，剩下两位皇后史书记载中只称独孤氏。
再如前秦高帝苻登之妻毛氏。毛皇后出身将门之家，父亲是前秦大将毛兴。据《资治通鉴》记载：毛氏美而勇，善骑射，十几岁便能领兵上阵杀敌，后不幸被俘，敌军将领自立为王，欲迎娶她为妃，宁死不从，遂被施以“裸刑”（将女囚犯衣服剥光后处刑）。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施以裸刑的皇后。可惜这样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的巾帼英雄，也没能留下姓名。可见对于古代女性而言，即便位至皇后，姓氏也远远比名字更重要。
此外，中国古代从汉魏之时就形成了“妻从夫姓”的传统，女性自始至终失权。从出生到死亡，大多数女姓只能以某家女、某某氏、某某母为代号，面目模糊地存在于历史之中，又何谈拥有为子女冠姓的权利。
姓氏革命
姓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宗族紧密相连，是一个家族的符号。延续至今，与宗族已不可分割。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宗族气氛浓厚的地区，人们对于后嗣子孙姓氏的归属极为看重。很长一段时间里，随母姓作为父系社会的特殊现象，一直都挣扎在正统与异端之间。
在古代，只有招赘的女子，才有可能获得后代的冠姓权。但由于不符合主流的宗族观念，大多还是只能考虑另一种形式——“婿养子”，将赘婿作为家族养子，改妻姓。如此一来，子女表面上是随母姓，实质上还是随父姓。
近代，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也在其著作《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某人因贫无力婚娶，入赘陈家改妻姓。建国之后，职能部门大力破除宗族关系，提倡入赘者改回原姓。他便想带着孩子悄悄改回原姓，结果遭到了族人的一致反对，直到重新改回妻姓才罢休。
这些社会现象，终究还是为了顺应男嗣承家的习惯，迎合主流。直到现在，伴随着招赘文化的“倒插门”“吃绝户”等词，仍被当作贬义词，被人们鄙视。一些看似通情达理的男性，在听到妻子提出让孩子随母姓的要求后，也会变得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孩子随母姓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随着近代女权运动的兴起，随母姓作为一种平权的体现，被广泛提及。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考虑，越来越多人在观念上开始接受平分冠姓权。
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是随母姓，她的解释是：“因为父母自由恋爱，关系平等，母亲是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所以按照长幼次序，大姐、二姐随父姓，她本人和哥哥随母姓。”李银河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妇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政府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在孩子的冠姓权上，随母姓有了一定的社会语境。不过由于受到地域、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这种情况依然极为少见。正如李银河所说，小时候，每当别人知道她和兄弟姐妹不同姓时，总会问她两个问题：“你父母离婚了吗？他们感情不好？”她只能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解释，这是父母协商决定的，他们既没离婚，也没有感情不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加速变迁。新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使宗族迅速瓦解，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工业化、城市化推动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使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渐渐失去现实土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孩子随母姓越来越得到各界的支持和接受。
2014年，安徽省长丰县更是掀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姓氏革命”。在长丰县的试点乡镇，新生儿如果随母亲姓，能拿到1000元奖励。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姓氏传承意识，扭转偏好男孩的旧观念。”由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孩子随母姓，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它的出现，折射出现代社会中生育文化、家庭和宗族文化、性别文化等一系列基础性文化的重大嬗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日前，中国青年報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32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冠姓权的调查，54.7%的受访者表示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远远高于预期。在专家看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结果。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此解释道：“随母姓的增多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表现。现代社会，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很多家庭夫妻双方的经济能力差不多，不存在依附关系。特别是二孩政策放开后，可以生两个孩子，那么就可以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
冠姓自由
随着随母姓话题的不断升级，质疑与反对的人也越来越多。“随母姓是代表外公的胜利，还是母亲的胜利？”由此引申出一个追本溯源的问题：冠姓权对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或许意味着女性能得到更平等的待遇，父母能愿意为女儿投入比原来更多的资源，让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甚至帮她们分担一定的育儿责任。
社会上不乏这样的案例，离婚后孩子随母亲生活，父亲只付很少的抚养费，根本不足以支撑孩子的日常开销，改母姓则可以让孩子得到娘家的资源支持。究其根源，是很多人认为只有跟自己的姓，才叫传宗接代、延续香火。“香火论”的盛行直接导致了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很多女孩无法得到与男孩同等的医疗资源，甚至没等到出生就夭亡了。
所以，无论是外公的胜利，还是母亲的胜利，随母姓撼动的，是“只有男性才能传宗接代”的香火论，其受益者是全体女性。
然而，在倡导随母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议题的局限性，比如现在随母姓的，多为二胎孩子或者女儿。提出随母姓要求的，多为独生女妈妈。不少男性内心的真实独白是：“考虑对方是独生女，有一个孩子跟她姓也没什么，男孩必须随我姓，女孩可以跟妈妈姓。”在他们看来，随母姓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有人认为随母姓作为小众现象，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造成称呼上的错乱，失了规矩不说，还给孩子心理上造成困扰。也有人觉得同姓兄弟会比异性兄弟关系更亲密，双方老人对待不与自己同姓的孩子，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心”……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就像有位网友的评论：“当你说出随母姓是女性地位上升这句话时，你骨子里就是带有性别偏见的。”随母姓并不能代表思想开明，随父姓也不意味着思想落后，它只是一个家庭做出的一个决定，并不能用来衡量家庭性别权益。把随母姓搬上台面，煞有介事地评论对错，就是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
真正的观念改变需要制度、法治、政策的强力支撑。比如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以公正法治的政策环境破解社会差序格局，以平等的劳动就业保证女性独立的经济社会基础……随母姓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人格权的进一步解放，未来人们或许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姓氏，甚至不选择任何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