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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陕西省1994～2008年的年度数据，对陕西省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研究表明，陕西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地方税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收入；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224；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2.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01-04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陕西省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与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税收的征管、监督等方面不断完善，实现了税收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1994～2008年，陕西省税收收入从37.75亿元增加到455.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9.47%，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则由839.03亿元增加到4003.8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1.8%，在这期间，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由4.5%增加到11.4%，这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税收过高会阻碍经济增长，持这种观点的是Adam Smith和David Ricardo。Ricardo把政府开支归属于非生产性开支时认为，“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在他心目中，最好的赋税是税额最少的赋税；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Feldstein(1974)[1]主要关注税收引致的经济效率问题，认为税收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主张降低税率；而80年代后期兴起的“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则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图1）。第二类是税收与经济增长长期不相关，持这种观点的是“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而King和Rebelo(1990)[2]则运用含税的Cass-Koopmans模型研究发现，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在长期内，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任何影响。第三类是“折中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Quesnay，Petty。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Arthur Laffer提出的作为供给学派理论核心的拉弗曲线（图2），即税率不仅影响税收，而且也影响产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注释：税率为0，人们得到全部成果，政府收入为0，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随着税率的增加，政府收入也在增加，当税率为R时，实现政府最大收入；超过税率R，政府收入则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则意味着人们要把全部收入用来纳税，也就无人愿意工作或投资，因而政府收入为0。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和现代计量方法，采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结论主要有：世界银行专家Keith Marsden(1983)[3]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2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宏观税负率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降低0.36%；Koester和Kormendi(1989)[4]考察了总税结构累进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效应，其结果表明，税收变化可以改变经济增长路径，但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率；Fabio Padovano、Emma Galli(2001)[5]利用交叉部门时间序列方法对23个OECD国家1950～1980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边际税率和累进税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国内学术界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主要还是集中在利用中国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而且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吴鹏飞(2005)[6]、戴杰卿(2007)[7]、王玉华和刘贝贝（2008）[8]、杨得前（2009）[9]等。第二类观点是税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郭庆旺(2004)[10]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税收收入连续高速增长，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税后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并且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高于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11]，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12]、毛翠英和杨抚生(2004)[13]、郭健(2006)[14]等也支持此类观点。另外，还有学者用经验分析证明了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张伦俊(2005)[15]、王家新和曾康华(2006)[16]等学者持此类观点，并给出了相应的原因分析。
从已有的经验分析文献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方法，采用不同的数据，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即使人们利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为所处时期、地区或背景的不同，得出的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结论也不可能相同。因此在不同背景下，分析不同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意义所在。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
本文选取我国分税制改革后陕西省1994～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并以地区税收收入（T）和反映经济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研究变量，以1994年为基期，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带来的影响。考虑到自然对数的优越性，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由于大部分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我们先对各变量序列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根据AIC准则判断来选取滞后阶数来，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平序列变量LNGDP、LNT以及差分形式ΔLNGDP、ΔLNT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上述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它们都含有一个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在5%和10%的水平上，表中的ΔLNGDP和ΔLNT分别不存在单位根。所以，LNT和LNGDP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GDP～I(1),LNT～I(1)。
（二）变量的对数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
由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可知，尽管LNGDP、LNT是不平稳的，但LNT和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通过一次差分后LNT和LNGDP变为平稳系列。为检验地区生产总值和税收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使用了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再对回归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若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T为解释变量，对二者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则回归结果如下：
LNGDP = 4.080369 + 0.74661*LNT（1）
t-Statistic=(44.82292) (37.57454)
Prob= (0.0000) (0.0000)
R2=0.990876
当取?坠＝0.05时，t?坠/2（n-k）=t0.025（１５－２）＝2.1604，LNT的t检验显著。
对方程（1）的残差序列et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选择无趋势项、无截距项的ADF模型进行检验，表2为其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残差序列et在5%、10%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et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变量LNT和LNGDP是（1,1）阶协整的，这表明税收（T）和地区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同方向的变动关系。由方程（1）可知，陕西省地方税收每增长1%，地区生产总值就增长0.75%。
（三）误差修正模型
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只能反映它们的长期关系，而误差修正模型则既能反映不同的时间序列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项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因而，我们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最常用的ECM模型的估计方法是Engle和Granger（1981）两步法，其基本思想如下：
第一步是求模型yt=k0+k1xt+?滋t,t=1,2,…,T 的OLS估计，又称协整回归，得到■0、■1及残差序列：
■，t=1,2,…,T （3）
第二步是令ecmt=■t，并用■t-1替换等式
■中的■，即对
■ （4）
再用OLS方法估计其参数。
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依据回归方程（1）来估算残差序列，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方程（5）所示：
■（5）
方程式（5）不仅表明税收收入的短期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还表明了地区税收收入每增长1%，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就增长0.161%；同时，该方程式的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系数说明，如果地区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大于9.6%，则在下一年中会得到纠正或清除。
（四）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有时会对滞后阶数的选取很敏感，不同滞后期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为此，选择恰当的滞后期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期数，最终选取滞后2期的结果。表3中，当滞后期为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LNGDP和LNT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两者相互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及其增长又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经验分析，我们得到陕西省生产总值与陕西省税收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陕西省税收收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显著。同时，对陕西省生产总值与陕西省税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税收收入的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及其增长又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据此，若实现税收与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调整税制、确立主体税种。分税制改革以来，陕西省税收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19.4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1.66，无论税收收入增长率还是税收弹性，都表现出剧烈的波动性，正如赵志耘、杨朝峰（2008）[17]所言，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以外，可能主要是我国地方税收体系中缺乏能起稳定作用的主体税种的原因。因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应该以地方税和主体税种的建设为中心来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体系。
第二、完善征管制度、提高征管效率。地方税收超常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二是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使了税收的迅速增长。此外，财政税收制度要公开、公平，注重征税人员的素质培养和效率意识。
第三、加大群众的纳税意识宣传，奖罚分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以及营造融洽的征纳关系都离不开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这就要求税务部门积极开展纳税宣传，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成果。与此同时，在征税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奖罚分明，对诚实纳税、按时纳税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奖励，对那些涉税违法的企业和个人应依法办事，绝不姑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1] Feldstein,Martin S.Incidence of a Capital Income Tax in a Growing Economy with Variable Savings Rat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10),505-513.
[2] King,Robert G. and Rebelo,Sergio.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Developing Neoclassical Implic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eonomy,1990, 98(5),126-150.
[3] Keith Marsden.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D].World Bank Working Paper,No.605,1983.
[4] Koester,Reinhard B.and Roger C.Kormendi.“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J].Economic Inquiry,1989,27(7):367-386.
[5] Fabio Padovano,Emma Galli.Tax r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ECD countries(1950-1990) [J].Economic Inquiry,2001,39(1)：44-57.
[6] 吴鹏飞.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5,(07):14-16.
[7] 戴杰卿.广东省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03):55-56.
[8] 王玉华,刘贝贝.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06):3-8.
[9] 杨得前.基于VEC模型的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7[J].税务与经济,2009,(04):68-72.
[10] 郭庆旺、吕冰洋.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08)：18-23.
[11] 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67-76.
[12] 岳树民、安体富.加入WTO后的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2):50-57.
[13] 毛翠英、杨抚生.对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03):61-65.
[14] 郭健.税收、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11):82.
[15] 王家新、张伦俊.2004年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J].财贸经济,2005,(05):43-47.
[16] 曾康华.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6，(04):11-13.
[17] 赵志耘、杨朝峰.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增长研究[J].财贸经济,2008，(08):32-37.
关键词：税收收入；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224；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2.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01-04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陕西省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与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税收的征管、监督等方面不断完善，实现了税收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1994～2008年，陕西省税收收入从37.75亿元增加到455.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9.47%，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则由839.03亿元增加到4003.8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1.8%，在这期间，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由4.5%增加到11.4%，这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税收过高会阻碍经济增长，持这种观点的是Adam Smith和David Ricardo。Ricardo把政府开支归属于非生产性开支时认为，“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在他心目中，最好的赋税是税额最少的赋税；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Feldstein(1974)[1]主要关注税收引致的经济效率问题，认为税收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主张降低税率；而80年代后期兴起的“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则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图1）。第二类是税收与经济增长长期不相关，持这种观点的是“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而King和Rebelo(1990)[2]则运用含税的Cass-Koopmans模型研究发现，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在长期内，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任何影响。第三类是“折中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Quesnay，Petty。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Arthur Laffer提出的作为供给学派理论核心的拉弗曲线（图2），即税率不仅影响税收，而且也影响产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注释：税率为0，人们得到全部成果，政府收入为0，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随着税率的增加，政府收入也在增加，当税率为R时，实现政府最大收入；超过税率R，政府收入则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则意味着人们要把全部收入用来纳税，也就无人愿意工作或投资，因而政府收入为0。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和现代计量方法，采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结论主要有：世界银行专家Keith Marsden(1983)[3]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2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宏观税负率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降低0.36%；Koester和Kormendi(1989)[4]考察了总税结构累进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路径的效应，其结果表明，税收变化可以改变经济增长路径，但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率；Fabio Padovano、Emma Galli(2001)[5]利用交叉部门时间序列方法对23个OECD国家1950～1980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边际税率和累进税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国内学术界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主要还是集中在利用中国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而且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吴鹏飞(2005)[6]、戴杰卿(2007)[7]、王玉华和刘贝贝（2008）[8]、杨得前（2009）[9]等。第二类观点是税收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郭庆旺(2004)[10]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税收收入连续高速增长，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税后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并且中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高于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刘溶沧和马拴友(2002)[11]，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12]、毛翠英和杨抚生(2004)[13]、郭健(2006)[14]等也支持此类观点。另外，还有学者用经验分析证明了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张伦俊(2005)[15]、王家新和曾康华(2006)[16]等学者持此类观点，并给出了相应的原因分析。
从已有的经验分析文献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方法，采用不同的数据，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即使人们利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为所处时期、地区或背景的不同，得出的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结论也不可能相同。因此在不同背景下，分析不同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意义所在。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
本文选取我国分税制改革后陕西省1994～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为研究样本，并以地区税收收入（T）和反映经济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研究变量，以1994年为基期，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带来的影响。考虑到自然对数的优越性，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由于大部分变量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我们先对各变量序列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根据AIC准则判断来选取滞后阶数来，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平序列变量LNGDP、LNT以及差分形式ΔLNGDP、ΔLNT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上述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它们都含有一个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在5%和10%的水平上，表中的ΔLNGDP和ΔLNT分别不存在单位根。所以，LNT和LNGDP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GDP～I(1),LNT～I(1)。
（二）变量的对数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
由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可知，尽管LNGDP、LNT是不平稳的，但LNT和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通过一次差分后LNT和LNGDP变为平稳系列。为检验地区生产总值和税收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使用了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再对回归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若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T为解释变量，对二者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则回归结果如下：
LNGDP = 4.080369 + 0.74661*LNT（1）
t-Statistic=(44.82292) (37.57454)
Prob= (0.0000) (0.0000)
R2=0.990876
当取?坠＝0.05时，t?坠/2（n-k）=t0.025（１５－２）＝2.1604，LNT的t检验显著。
对方程（1）的残差序列et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选择无趋势项、无截距项的ADF模型进行检验，表2为其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残差序列et在5%、10%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序列et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变量LNT和LNGDP是（1,1）阶协整的，这表明税收（T）和地区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同方向的变动关系。由方程（1）可知，陕西省地方税收每增长1%，地区生产总值就增长0.75%。
（三）误差修正模型
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只能反映它们的长期关系，而误差修正模型则既能反映不同的时间序列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项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因而，我们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最常用的ECM模型的估计方法是Engle和Granger（1981）两步法，其基本思想如下：
第一步是求模型yt=k0+k1xt+?滋t,t=1,2,…,T 的OLS估计，又称协整回归，得到■0、■1及残差序列：
■，t=1,2,…,T （3）
第二步是令ecmt=■t，并用■t-1替换等式
■中的■，即对
■ （4）
再用OLS方法估计其参数。
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依据回归方程（1）来估算残差序列，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方程（5）所示：
■（5）
方程式（5）不仅表明税收收入的短期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还表明了地区税收收入每增长1%，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就增长0.161%；同时，该方程式的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系数说明，如果地区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大于9.6%，则在下一年中会得到纠正或清除。
（四）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有时会对滞后阶数的选取很敏感，不同滞后期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为此，选择恰当的滞后期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期数，最终选取滞后2期的结果。表3中，当滞后期为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LNGDP和LNT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两者相互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及其增长又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经验分析，我们得到陕西省生产总值与陕西省税收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陕西省税收收入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显著。同时，对陕西省生产总值与陕西省税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税收收入的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及其增长又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据此，若实现税收与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调整税制、确立主体税种。分税制改革以来，陕西省税收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19.47%，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1.66，无论税收收入增长率还是税收弹性，都表现出剧烈的波动性，正如赵志耘、杨朝峰（2008）[17]所言，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以外，可能主要是我国地方税收体系中缺乏能起稳定作用的主体税种的原因。因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应该以地方税和主体税种的建设为中心来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体系。
第二、完善征管制度、提高征管效率。地方税收超常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税收征管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部分税种的征收和支配权，二是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使了税收的迅速增长。此外，财政税收制度要公开、公平，注重征税人员的素质培养和效率意识。
第三、加大群众的纳税意识宣传，奖罚分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以及营造融洽的征纳关系都离不开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这就要求税务部门积极开展纳税宣传，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成果。与此同时，在征税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奖罚分明，对诚实纳税、按时纳税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奖励，对那些涉税违法的企业和个人应依法办事，绝不姑息，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1] Feldstein,Martin S.Incidence of a Capital Income Tax in a Growing Economy with Variable Savings Rat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10),505-513.
[2] King,Robert G. and Rebelo,Sergio.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Developing Neoclassical Implic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eonomy,1990, 98(5),126-150.
[3] Keith Marsden.Links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 Grow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D].World Bank Working Paper,No.605,1983.
[4] Koester,Reinhard B.and Roger C.Kormendi.“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J].Economic Inquiry,1989,27(7):367-386.
[5] Fabio Padovano,Emma Galli.Tax rat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ECD countries(1950-1990) [J].Economic Inquiry,2001,39(1)：44-57.
[6] 吴鹏飞.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5,(07):14-16.
[7] 戴杰卿.广东省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03):55-56.
[8] 王玉华,刘贝贝.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06):3-8.
[9] 杨得前.基于VEC模型的我国税收收入与GDP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1990～2007[J].税务与经济,2009,(04):68-72.
[10] 郭庆旺、吕冰洋.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08)：18-23.
[11] 刘溶沧、马拴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67-76.
[12] 岳树民、安体富.加入WTO后的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2):50-57.
[13] 毛翠英、杨抚生.对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03):61-65.
[14] 郭健.税收、政府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11):82.
[15] 王家新、张伦俊.2004年我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J].财贸经济,2005,(05):43-47.
[16] 曾康华.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6，(04):11-13.
[17] 赵志耘、杨朝峰.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增长研究[J].财贸经济,2008，(08):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