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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本，探讨了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三个阶段，揭示了语体演变对于语文学科及语文教育的意义，同时对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和“当代经典热”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文言 白话 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文言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即书面语，文言文是脱离现代口语的书面语言。白话是口头语言，白话文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口语不断前进，而书面语停滞不前，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用白话写诗。白话文运动真正发轫于1919年五四时期，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语文教科书由此开启了语体转换的历史进程。本文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本，探讨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阶段、意义及对当今的启示。
一、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阶段
（一）国文教科书（1912～1919）：文言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改设“国文”科。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形式上称“国文教科书”，语体为文言文，在本阶段末出现了少量的文白语体混合编写的教科书。北师大图书馆馆藏建国前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12套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律为文言文。
（二）国语教科书（1920～1928）：白话文的确立
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学科名称从国文改成国语。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小学阶段的学习，宜先从现行的口头语言即活的语言（即白话文）开始。语体文，是白话文的俗称，是与文言文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偏向于当时的口头语言，更侧重于一个语体概念。现代意义的白话文，起始于1919年“五四”時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现在已有明确规范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
从言文不一的文言文教科书转换成言文一致的语体文（即白话文）教科书，开创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新局面，减少了儿童学习语言文字的困难，有利于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使语文教育真正迈向了大众化和普及化，是语文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虽然1920年起官方确立了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指出六年的小学国语教学内容必须是在国语范围内的语言文字，阅读与写作均改用语体文。但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7套初小课本中，只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撰国文教科书》是国文，其余6套是国语教材;9套高小教材中，有4套是纯文言文，另5套是文白混编。
（三）国语教科书的巩固（1929～1949）：白话文的成熟
据北师大图书馆库本馆藏，该时期的国语教科书共有42套，其中初小教材20套，高小教材22套，全部采用白话文编写。该时期的白话文教科书语言规范典雅、类型丰富。既有综合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又有分块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如《复兴说话教科书》《复兴说话范本》;既有面向汉族的白话文教科书、又有针对少数民族编写的《汉蒙合璧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域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如《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针对中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针对南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针对北部地区）;还有根据某种教学理念编写的教科书，如《教学做儿童千字课》;更有根据时局需要而编的短时之需的《修正短期国语读本》。
二、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意义
（一）语文学科真正成为独立学科
传统教育中的语文学科一直是包含经、史、哲、地知识的综合学科，开设的目的是传达圣人之言，供学习模仿。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于1904年开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和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跟“外语”“算术”等科并设，被学界认为是语文独立设科的标志。《章程》指出设立“中国文字”目的在于“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1];设立“中国文学”目的在于“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2]。可见，语文独立设科的目的已由解读圣人之道转向了实际应用。而远离现实、远离学生经验世界的文言语体，显然与人们的现实需要格格不入，一种语体的转换势在必行！
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使语文学科真正成为一门语言学科存在，而不仅仅是“文以载道”的工具。
（二）语文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言文不统一，说的是白话，学的是文言。文言难学，传统教育沦为精英教育，为统治阶级培养官吏服务，远离广大劳动人民。清朝末年，一些仁人志士看到西方列强的富国强兵的主力不在于少数精英阶层，而在于广大庶民，而民智大启最需要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因此，言文合一的白话语体成了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倡的重点。到“五四”时期更是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致使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初等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以掌握书面语言读写能力为基础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文言文教学，走向了以掌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为、主面向大众的白话文教学，语文教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大众的现代教育。
三、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当代启示
（一）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
1920年，虽然教育部官方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要求小学语文教科书一、二年级改作白话文教材，学科名称改为国语，1922年推行新学制，小学全部采用白话文教科书。但1920年到1929年间高等小学还有大量的文言或文白相混的语文教材存在。缘于20年代的中国社会通行的还是文言文写就的报告、书信、调查报告，小学升初中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考试。在升学压力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家长自然要求加强文言文教学，文言文教科书应需而生。1929年后，白话文运动已深入社会各领域，文学创作、社会交流、升学都用白话文，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都是白话。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回眸近百年前的文白之争及小语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我们多了辩证和理性。文言既不是裘廷梁口中的“愚天下之具”，也不是胡适叙述的“死了的语言文字”，且“死文字决产生不出活文学”。[3]实际上，虽然文言与民众口语有距离，但还是被部分人用来“表情达意”，并非“死了的语言文字”，而且二千年来也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白话自然也不是林纾所叫嚣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粗俗低劣。白话存在于现时的生活中，是一种有活力有生命的语言。文言与白话，本是我们汉民族的两种语言形式，二千多年来如影随形，词汇、句法、篇法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由此可见，民国前期20年代高等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律使用文言文是不可取的，反之，三四十年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味废除文言文、废除古诗词同样存在问题。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应以白话文为主，适当加入经典优秀的古诗词，使孩子们不仅通晓现代汉语，而且也必须知晓我们古老民族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文言。
（二）对于“当代经典热”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诵读经典的热潮。民间各地不断涌现的“国学班”，带领孩子们身穿汉服诵读《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经典。官方不断组织举办各类比赛，推进“经典诵读”。如200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單位共同启动了“中华诵——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系列活动;2009年4月28日，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中华诵·2009经典诵读大赛”和“中华赞·2009诗词歌赋创作大赛”的通知》;从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决定共同实施“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这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1世纪，一方面，“经典诵读”活动在海内海外反响强烈、“民国老课本”受到热捧;另一方面，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指责不断的状况，一线教师甚至发出了“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呼声，更有学者反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认为“胡适先生提倡言文归一，此事恐怕弊大于利”[4]。抚今悼昔的热潮，折射了人们对当今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教育的不满，由于当今社会传统美德丧失、道德沦丧严重，引发人们对承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的追思。我国大力提倡的“经典诵读”，更多提倡的是对文言文所承载的大公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勤俭节约、三省吾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华精神的传颂，而不是重回“死抱古书”的老路。
综上所述，当今声势浩大的“经典诵读热”，并不是否定文言语体向白话语体的演变，更不可能重回文言老路，历史已证明语体演变对于语文学科独立和教育普及的意义。另一方面，“经典诵读热”的出现，提醒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撰者应多融入言简意赅、富有趣味、承载中华美德的经典古诗词篇目。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的黄金时期，我们的教科书应引导学生多背诵经典诗文，让孩子们在感受传统美德的同时，体验文言文通过汉字呈现汉语形象的审美特色;也要背诵一些洋溢着中华传统精神的至真至性的白话文，体验白话立足于口语化诉求、注重流畅通俗的审美意义，共同走向“文白相融、和谐共生”的汉语言语体发展的美好未来。
（本文系浙江省社联课题“教学论的视角：新时期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热研究”[项目编号：2012N009]、宁波大学校学科项目“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研究”[项目编号：XKW14D2021]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2]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
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7.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3：54～59.
[4]郝志景.反思文白之争与欧式中文[J].浙江社会科学，2012，
（11）.
（戴梦媛 沈玲蓉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
关键词：文言 白话 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
文言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即书面语，文言文是脱离现代口语的书面语言。白话是口头语言，白话文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口语不断前进，而书面语停滞不前，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主张用白话写诗。白话文运动真正发轫于1919年五四时期，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语文教科书由此开启了语体转换的历史进程。本文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为样本，探讨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阶段、意义及对当今的启示。
一、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阶段
（一）国文教科书（1912～1919）：文言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改设“国文”科。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形式上称“国文教科书”，语体为文言文，在本阶段末出现了少量的文白语体混合编写的教科书。北师大图书馆馆藏建国前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12套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律为文言文。
（二）国语教科书（1920～1928）：白话文的确立
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学科名称从国文改成国语。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小学阶段的学习，宜先从现行的口头语言即活的语言（即白话文）开始。语体文，是白话文的俗称，是与文言文相对的一个概念，即偏向于当时的口头语言，更侧重于一个语体概念。现代意义的白话文，起始于1919年“五四”時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现在已有明确规范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
从言文不一的文言文教科书转换成言文一致的语体文（即白话文）教科书，开创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新局面，减少了儿童学习语言文字的困难，有利于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使语文教育真正迈向了大众化和普及化，是语文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虽然1920年起官方确立了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指出六年的小学国语教学内容必须是在国语范围内的语言文字，阅读与写作均改用语体文。但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7套初小课本中，只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撰国文教科书》是国文，其余6套是国语教材;9套高小教材中，有4套是纯文言文，另5套是文白混编。
（三）国语教科书的巩固（1929～1949）：白话文的成熟
据北师大图书馆库本馆藏，该时期的国语教科书共有42套，其中初小教材20套，高小教材22套，全部采用白话文编写。该时期的白话文教科书语言规范典雅、类型丰富。既有综合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又有分块型白话国语教科书，如《复兴说话教科书》《复兴说话范本》;既有面向汉族的白话文教科书、又有针对少数民族编写的《汉蒙合璧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域编写的白话文教科书，如《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针对中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针对南部地区）、《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针对北部地区）;还有根据某种教学理念编写的教科书，如《教学做儿童千字课》;更有根据时局需要而编的短时之需的《修正短期国语读本》。
二、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意义
（一）语文学科真正成为独立学科
传统教育中的语文学科一直是包含经、史、哲、地知识的综合学科，开设的目的是传达圣人之言，供学习模仿。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于1904年开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和中学开设“中国文学”，跟“外语”“算术”等科并设，被学界认为是语文独立设科的标志。《章程》指出设立“中国文字”目的在于“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1];设立“中国文学”目的在于“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2]。可见，语文独立设科的目的已由解读圣人之道转向了实际应用。而远离现实、远离学生经验世界的文言语体，显然与人们的现实需要格格不入，一种语体的转换势在必行！
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使语文学科真正成为一门语言学科存在，而不仅仅是“文以载道”的工具。
（二）语文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言文不统一，说的是白话，学的是文言。文言难学，传统教育沦为精英教育，为统治阶级培养官吏服务，远离广大劳动人民。清朝末年，一些仁人志士看到西方列强的富国强兵的主力不在于少数精英阶层，而在于广大庶民，而民智大启最需要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因此，言文合一的白话语体成了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倡的重点。到“五四”时期更是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致使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初等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以掌握书面语言读写能力为基础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文言文教学，走向了以掌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为、主面向大众的白话文教学，语文教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大众的现代教育。
三、从文言到白话语体演变的当代启示
（一）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
1920年，虽然教育部官方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要求小学语文教科书一、二年级改作白话文教材，学科名称改为国语，1922年推行新学制，小学全部采用白话文教科书。但1920年到1929年间高等小学还有大量的文言或文白相混的语文教材存在。缘于20年代的中国社会通行的还是文言文写就的报告、书信、调查报告，小学升初中的要求还是文言文考试。在升学压力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家长自然要求加强文言文教学，文言文教科书应需而生。1929年后，白话文运动已深入社会各领域，文学创作、社会交流、升学都用白话文，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都是白话。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回眸近百年前的文白之争及小语教科书编写的语体选择，我们多了辩证和理性。文言既不是裘廷梁口中的“愚天下之具”，也不是胡适叙述的“死了的语言文字”，且“死文字决产生不出活文学”。[3]实际上，虽然文言与民众口语有距离，但还是被部分人用来“表情达意”，并非“死了的语言文字”，而且二千年来也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白话自然也不是林纾所叫嚣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粗俗低劣。白话存在于现时的生活中，是一种有活力有生命的语言。文言与白话，本是我们汉民族的两种语言形式，二千多年来如影随形，词汇、句法、篇法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由此可见，民国前期20年代高等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律使用文言文是不可取的，反之，三四十年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味废除文言文、废除古诗词同样存在问题。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应以白话文为主，适当加入经典优秀的古诗词，使孩子们不仅通晓现代汉语，而且也必须知晓我们古老民族的另一种语言形式——文言。
（二）对于“当代经典热”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掀起诵读经典的热潮。民间各地不断涌现的“国学班”，带领孩子们身穿汉服诵读《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经典。官方不断组织举办各类比赛，推进“经典诵读”。如200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單位共同启动了“中华诵——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系列活动;2009年4月28日，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办调研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中华诵·2009经典诵读大赛”和“中华赞·2009诗词歌赋创作大赛”的通知》;从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决定共同实施“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这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1世纪，一方面，“经典诵读”活动在海内海外反响强烈、“民国老课本”受到热捧;另一方面，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指责不断的状况，一线教师甚至发出了“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呼声，更有学者反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认为“胡适先生提倡言文归一，此事恐怕弊大于利”[4]。抚今悼昔的热潮，折射了人们对当今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教育的不满，由于当今社会传统美德丧失、道德沦丧严重，引发人们对承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的追思。我国大力提倡的“经典诵读”，更多提倡的是对文言文所承载的大公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勤俭节约、三省吾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华精神的传颂，而不是重回“死抱古书”的老路。
综上所述，当今声势浩大的“经典诵读热”，并不是否定文言语体向白话语体的演变，更不可能重回文言老路，历史已证明语体演变对于语文学科独立和教育普及的意义。另一方面，“经典诵读热”的出现，提醒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撰者应多融入言简意赅、富有趣味、承载中华美德的经典古诗词篇目。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的黄金时期，我们的教科书应引导学生多背诵经典诗文，让孩子们在感受传统美德的同时，体验文言文通过汉字呈现汉语形象的审美特色;也要背诵一些洋溢着中华传统精神的至真至性的白话文，体验白话立足于口语化诉求、注重流畅通俗的审美意义，共同走向“文白相融、和谐共生”的汉语言语体发展的美好未来。
（本文系浙江省社联课题“教学论的视角：新时期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热研究”[项目编号：2012N009]、宁波大学校学科项目“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研究”[项目编号：XKW14D2021]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2]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
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7.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全集：第1卷[C].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3：54～59.
[4]郝志景.反思文白之争与欧式中文[J].浙江社会科学，2012，
（11）.
（戴梦媛 沈玲蓉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