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韩国总统朴槿惠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1999年首次举行，自2008年起每年轮流在三国举行。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后，会议就此中断。此次中日韩首脑会谈，是继2012年5月后，时隔三年半来首次举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将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干扰三边合作的领土、历史因素以及背后的战略竞争因素得以控制。
　　“同时，这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平衡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进一步增加对美的外交主动性。”王勇说。
　　交流机制并没有停止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郭延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自2012年以来三国领导人会议中断，但三国其他层面的交流机制并没有停止。
　　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钓鱼台国宾馆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包括：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2014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表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2015年3月21日，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外长王毅、韩国外长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三国外长就三国合作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地区及国际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郭延军认为，2014年11月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会面，以及2015年3月中日韩三国外长会重启，这一系列的活动都表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此次三国领导人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得以重启。
　　王勇说，在围绕钓鱼岛问题反复较量后，中日关系趋于稳定，特别是2014年APEC会议期间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非常关键。中日双方都认为管控分歧、维持稳定合作的务实关系十分重要，这不仅对双方有利，对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日领导人两次会面之后，韩国国内要求灵活处理历史、领土问题，恢复韩日首脑会谈的呼声在增加。朴槿惠政府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更具弹性的对日姿态。”王勇说。
　　两个双边关系是根本问题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三国在10 3框架内的合作。自此，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每年在出席10 3等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2008年12月，首次10 3框架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
　　2010年，第三次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三国外长签署了《关于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备忘录》，同意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秘书处。2011年9月，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
　　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国有化”钓鱼岛，中日、韩日就历史和领土问题出现摩擦，这一会议机制于2012年5月后中断。
　　郭延军说，虽然是三国合作，但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两个双边关系即韩日关系与中日关系。以韩日关系为例，这一双边关系最大的障碍是慰安妇问题，两国关系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
　　2015年1月12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会上，当被问及韩日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时她表示，只有日本改变态度才有可能举行韩日首脑会谈，并称“日本最好在慰安妇老奶奶们还健在期间解决有关问题”。
　　2015年4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访美首站波士顿就慰安妇问题作出回应。回应中安倍仍将慰安妇称作“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并称对此感到“心痛”，且表述中仍没有明确使用“道歉”一词。
　　2015年10月15日，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华盛顿表示，可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但是双方要在慰安妇一事上取得进展，会面才有意义。
　　“中日双边关系的问题则更复杂，涉及的问题更多。现在中国更多地寻求中日关系在政策上的突破，但在政策实现突破之前，必须先增进相互理解，因为理解是制定相互认可的外交政策的前提。在这方面两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不仅包括两国精英、政策制定者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民众间的相互理解。”郭延军说。 　　加深合作对三方都有利
　　尽管领土、历史问题争端影响了政治气氛，但是，三方对于经贸合作的需求依然强劲，这无疑是推动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虽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2012年5月中断，但在此期间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FTA）谈判并未中断。
　　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部长级会议，三国经贸部长决定正式启动中日韩FTA谈判，首轮谈判在2013年年初开始。
　　目前，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的约70%、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三国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均占世界的20%，中日韩加强经贸合作，无疑对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勇认为，三国经济互补程度高，因此加深合作对三方都有利。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也是出于这种需要。
　　“日本对中日韩FTA谈判的期望是，让日本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包括电子产业、金融、物流、旅游等产业在中韩、特别是在中国市场得到进一步提升。”王勇说。
　　不过，相较于中日韩FTA谈判，中韩FTA谈判进展更为顺利。2012年5月，中韩启动FTA谈判，2015年6月，经过14轮谈判，中韩双方正式签署了协定。
　　虽然韩国的经济规模约为日本的四分之一，但2014年中韩贸易额已十分接近同年中日贸易额。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韩贸易额为2905.6亿美元，环比增长5.95%。目前，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韩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而外交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126亿美元，环比下降5.1%。201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124.4亿美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
　　王勇表示，中韩FTA的达成对日本产业界产生了较强的刺激作用，他们担心该协议的实施将导致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的进一步下降，为此日本多次大规模组团访问中国，对于改善政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边领导人会议的恢复将为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FTA谈判提供政治助力，谈判进程有可能加快。”王勇说。
　　不过，郭延军说：“由于日本已经完成了TPP谈判，因此在我看来，中日韩FTA谈判在日本的政策议程中并不在非常优先的位置，日本更多地是想通过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修复受损的韩日、中日政治关系。日本的安保法通过之后，日本政府关于‘安全’的议题已经告一段落，所以目前其更多的是想修复其受损的关系。”
　　（特约撰稿徐晴晴、张传玮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