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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不可避免，全球亦然。中国应该丢弃那种“增长优先”的观念，以反通胀为第一要务，否则很可能出现“增长也不尽人意，通胀更如狼似虎”
中国的通胀问题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成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的CPI回落到6.3%，这让人们大感安慰，因为对通胀走势最乐观的人也给出了6.5%的预测判断，这也是CPI连续三月走低。
通胀真的控制住了吗？恐怕没这么简单。CPI趋缓的很大原因在于粮食价格，从周期上看，7月和8月都是粮价走低的季节，也许10月份的CPI才是真正确定下半年走势的风向标式的数字。
如果抛弃食品因素（实际上食品方面也存在很多临时性的价格干预，而这些干预迟早会撤消），我们会发现更麻烦的情形出现了，以前被严厉管制的资源品价格（如电价、水价、油价和煤价）正在迈向“市场定价之路”，而服务业的价格也开始飙升。市面上已经多次传递成品油将继续提价的消息，而水利部负责人已经明确宣布“今年将加速资源产品的价格调整，水价会提高”……这已经让人产生一丝忧虑的遐想，CPI的“继续回落之路”并不踏实。
值得注意的是，跟CPI下跌走势完全相反的是PPI，PPI能够反映的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定价的接受程度。我们可以用奥地利的通胀结构主义观点来扫描中国通胀的发生学。
在奥地利学派的字典里，没有所谓的结构性通胀，他们认为，通胀不是同时涨价，总有先涨后涨之别。而着重点应该分析“谁先涨谁后涨，以及相互的博弈关系”。他们非常清晰地指出，央行“印”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委、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在物价初始稳定阶段，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消费，于是这就抬高了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这也解释了中国通胀是首先从房地产、钢铁等价格发轫的，然后再“顺游而下”。
于是，通胀并不仅仅是涨价，而是一次权力的上下游递推。接近政府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而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最远。在中国，这个弱势部门无疑是农业部门。也就是说，农产的价格的高速上涨是确认高通胀成形的最成熟标志。而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的衡量尺度就是PPI。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在通胀权力链的初期阶段，下游是没有能力提价来进行反抗的，下游感受到上游端带来的成本压力，制造业利润大规模缩减，伴随着一些中小企业的破产（通胀传导本身就能消灭就业）。经历上游对下游的“通胀传导剥削”之后，下游发生大量失业和资源“流散”（例如粮食种植面积萎缩得的厉害），导致下游产品（比如粮食和猪肉）变得稀缺，供需原理开始发挥作用，于是下游也获得“提价”的能力予以“反抗”，反抗的结果是，全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开始飙升。
所以，中国控制通胀的关键是“遏制通胀权力传导链”，是消灭PPI的涨幅，而不是对CPI篮子里的项目实施“价格管制”。7月份的PPI达到10%，也是12年之最。
另外，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贷款38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5%。这意味着什么？此前央行控制通胀的做法是“控制总货币量，但不控制总信用”。但是，如果要控制通胀，仅仅靠控制总货币量是不够的，而要提高生产单元融资的成本，也就是要控制总信用，而控制总信用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加息，而不是汇率上调（汇率上调满足的是上游权势企业的国外资源品进口冲动）。
我们认为，尽管央行实施了总的信贷额度控制，但不一定会很完美地达到效果。因为在基准利率偏低、总体的银行体系融资成本偏低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信贷排斥”：大企业在低融资成本下获得更多的信贷，而中小企业则变得“边缘”。同时，中国深度全球化必然会产生潜在的融资提供方（例如热钱、民间信贷等等），那么那些“信贷排斥”者则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来获得资本，只不过融资成本比较高（市场化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太认同目前企业已经过度缺乏资金的说法（这一声音被高度放大了）。
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不可避免，全球亦然。在经济下行通道确立的情况下，通胀越高负担越重，中国应该丢弃那种“增长优先”的观念，以反通胀为第一要务，兼顾经济平衡发展，否则很可能出现“增长也不尽人意，通胀更如狼似虎”。
中国的通胀问题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成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的CPI回落到6.3%，这让人们大感安慰，因为对通胀走势最乐观的人也给出了6.5%的预测判断，这也是CPI连续三月走低。
通胀真的控制住了吗？恐怕没这么简单。CPI趋缓的很大原因在于粮食价格，从周期上看，7月和8月都是粮价走低的季节，也许10月份的CPI才是真正确定下半年走势的风向标式的数字。
如果抛弃食品因素（实际上食品方面也存在很多临时性的价格干预，而这些干预迟早会撤消），我们会发现更麻烦的情形出现了，以前被严厉管制的资源品价格（如电价、水价、油价和煤价）正在迈向“市场定价之路”，而服务业的价格也开始飙升。市面上已经多次传递成品油将继续提价的消息，而水利部负责人已经明确宣布“今年将加速资源产品的价格调整，水价会提高”……这已经让人产生一丝忧虑的遐想，CPI的“继续回落之路”并不踏实。
值得注意的是，跟CPI下跌走势完全相反的是PPI，PPI能够反映的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定价的接受程度。我们可以用奥地利的通胀结构主义观点来扫描中国通胀的发生学。
在奥地利学派的字典里，没有所谓的结构性通胀，他们认为，通胀不是同时涨价，总有先涨后涨之别。而着重点应该分析“谁先涨谁后涨，以及相互的博弈关系”。他们非常清晰地指出，央行“印”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委、国有企业)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在物价初始稳定阶段，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消费，于是这就抬高了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这也解释了中国通胀是首先从房地产、钢铁等价格发轫的，然后再“顺游而下”。
于是，通胀并不仅仅是涨价，而是一次权力的上下游递推。接近政府权势的企业，被政府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向权力链下游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而确认通货膨胀大规模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农产品部门的整体性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最远。在中国，这个弱势部门无疑是农业部门。也就是说，农产的价格的高速上涨是确认高通胀成形的最成熟标志。而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的衡量尺度就是PPI。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在通胀权力链的初期阶段，下游是没有能力提价来进行反抗的，下游感受到上游端带来的成本压力，制造业利润大规模缩减，伴随着一些中小企业的破产（通胀传导本身就能消灭就业）。经历上游对下游的“通胀传导剥削”之后，下游发生大量失业和资源“流散”（例如粮食种植面积萎缩得的厉害），导致下游产品（比如粮食和猪肉）变得稀缺，供需原理开始发挥作用，于是下游也获得“提价”的能力予以“反抗”，反抗的结果是，全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开始飙升。
所以，中国控制通胀的关键是“遏制通胀权力传导链”，是消灭PPI的涨幅，而不是对CPI篮子里的项目实施“价格管制”。7月份的PPI达到10%，也是12年之最。
另外，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贷款38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5%。这意味着什么？此前央行控制通胀的做法是“控制总货币量，但不控制总信用”。但是，如果要控制通胀，仅仅靠控制总货币量是不够的，而要提高生产单元融资的成本，也就是要控制总信用，而控制总信用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加息，而不是汇率上调（汇率上调满足的是上游权势企业的国外资源品进口冲动）。
我们认为，尽管央行实施了总的信贷额度控制，但不一定会很完美地达到效果。因为在基准利率偏低、总体的银行体系融资成本偏低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信贷排斥”：大企业在低融资成本下获得更多的信贷，而中小企业则变得“边缘”。同时，中国深度全球化必然会产生潜在的融资提供方（例如热钱、民间信贷等等），那么那些“信贷排斥”者则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来获得资本，只不过融资成本比较高（市场化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太认同目前企业已经过度缺乏资金的说法（这一声音被高度放大了）。
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不可避免，全球亦然。在经济下行通道确立的情况下，通胀越高负担越重，中国应该丢弃那种“增长优先”的观念，以反通胀为第一要务，兼顾经济平衡发展，否则很可能出现“增长也不尽人意，通胀更如狼似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