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摇滚是“身体的”，与摇滚乐最初的灵魂——节奏布鲁斯重视即兴、现场、自由、抒发个人悲苦的特性一致。对听众而言，重要的不是倾听，而是观看：乐手的服饰、演唱、演奏风格、动作、表情、爆发程度等。在暴烈的噪音轰炸中，人们跳、尖叫、挥舞双手，无比激动、狂喜。这些互动的动作无疑是有巨大感染力的
1971年，中国摇滚圈年龄最大的“老哥”王昕波开始从砖头录音机里听Beatles。1980年，老哥与万星、李世超、马晓艺一起，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组成“万里马王”乐队，开国内乐队先河。
上世纪80年代，不止一个年轻人听到了这种令人兴奋的音乐。一名精神护理专业的年轻人也听到了“威猛”的歌，他 “光剩下激动了”。后来，他开始了唱歌兼跳霹雳舞的“走穴”生涯。这个人叫窦唯。
后来，老哥租下北展剧场的场地，就眼看着20多岁的崔健、张楚、丁武等人在场子里晃悠。作为无线电的发烧友和录音师，他录制了唐朝、黑豹、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因为在圈子里年龄最大，他被尊称为“老哥”。
早期的中国乐队基本上都从copy而来，而且往往是流行的路子。比如包括崔健、刘元等人在内的“七合板”乐队，在专辑封面上，7个穿白衬衫系黑领结套黑西装的年轻人露出了宛如Beatles般绅士的微笑。
这是1984年，几乎同時成立的还有“不倒翁”乐队。成员有臧天朔、丁武、王迪、王勇、孙国庆、秦齐、李季、严钢、李力。主要唱日本歌。1987年，“黑豹”乐队成立。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上台，开唱《一无所有》。这首歌唱完，台下的领导已经溜走了大半。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后来在一次采访里说，当时这些领导，都很害怕担责任，所以都走了。
这被视为中国摇滚第一次公开露面，崔健也在此后被定义为“中国摇滚教父”。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觉得不足以承担“历史的里程碑”，认为自己不过是唱了一首“主流的情歌”，一首类似于“让世界充满爱”的不折不扣的流行歌。
“后来我还说呢，这小子行。”老哥说。那时节，崔健还在做Copy，翻唱美国民谣，对什么是摇滚完全懵懂。“那时候都不行，都太差，当时就他有自己的东西。”
令人追忆的90年代
1990年，台湾滚石旗下魔岩唱片进驻内地，恭逢盛世，先后签下唐朝、张楚、窦唯，何勇则“拿着两把斧头”去找已经签约的大地唱片老板刘卓辉，转而投奔魔岩。
张培仁带来了台湾流行音乐较为完整的包装及推广体系，他策划的唐朝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首发10万，其文案简练有力，蛊动人心。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93年，迷笛音乐设备公司投资创办迷笛学校，没有受到任何阻力。1994年，首都经贸大学年轻的毕业生张帆开始担任迷笛学校校长。当时的迷笛只是一个音乐器材公司的附属，办的是3个月的短期班，学生100来人。在他的经营下，迷笛学校虽然数次搬迁，甚至远到了香山郊外，却为外地进京的摇滚青年们提供了暂时的落脚点。不少地下乐队的乐手，如舌头的吉他手朱小龙，幸福大街的鼓手田坤，木马的主唱谢强，以及摇滚歌手谢天笑，在1994-1997年都有一段迷笛“求学”的经历。
有了充裕的资金，相对完善的商业机制，以及激情澎湃的后备力量，魔岩的鼎盛制造了中国摇滚乐的鼎盛。1994年12月17日。“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的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甚至保安，都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狂热状态，他们不敢相信，大陆也有着如此时髦和前卫的摇滚乐。
张培仁说，“我在北京做摇滚乐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这些快乐别人是不能想象的，而那时是我这辈子挣钱最少的时候。90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10年，太有机会先创造文艺复兴了。”
文艺并没有复兴，张培仁很快退出了国内市场。而许多年后，他给已经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何勇写了一封信，描述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窦唯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张培仁他们煽动中国摇滚是有他商业的考虑，赚钱，回去做他们自己。”性格颇为自闭的窦唯厌恶摇滚的煽动性，和激进的崔健相反，他身体力行地进入了更为自我的音乐世界，不肯开口唱歌。
音乐的贫瘠和压抑
近几年来，民谣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潜流也渐渐浮现出力量。一个值得提起的人是IZ乐队主创、来自新疆哈萨克族的马木尔。他将新疆音乐和现代音乐完美结合在一起，但完全没有商业化。马木尔十几岁时就已经在哈萨克族人中成名，他的朋友形容他说，“长着一张藏獒一样的脸。”
近年来汉族民谣歌手周云蓬、李志、万晓利、苏阳颇受关注。万晓利、苏阳似乎更草根些，而周云篷、李志则是诗人出身，带着人文气息。不管怎么样他们受到了城市里的文艺青年的追捧。中国摇滚、民谣的歌词其实关系到城市平民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民间诗歌的立场。
中国原创音乐的起步相对晚，而且它还没赶上好时候。在国内音乐市场还没有发展完善之时，互联网时代便呼啸而来，受其冲击，中国的唱片工业尚未成型，就崩盘了，这几年更是到了极点：音乐工业几乎等于零，而收入利润也是几乎为零。这样造成了某些唱片公司举步维艰。
摩登天空的负责人沈黎晖认为，当时在圈子里名振一时的“舌头”乐队后来的沉寂是因为“自己被自己打败了”。“舌头跟黑豹不一样，他没有金曲，没有那样的商业价值，很容易内部瓦解了。”
直到1997年，沈黎晖用开印刷厂赚来的400万创办摩登天空，出资70万为自己的乐队包装。“我们知道一个乐队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留什么样的发型，怎么拍MV才好看”。 1997年底，“清醒”乐队发行专辑《好极了？！》，封面上，成员都穿着西装，留着干净的短发，与以往摇滚乐粗犷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巡演，坐飞机，标榜英伦风，至今，沈黎晖的衣服多来自Burberry。沈黎晖开玩笑说，我们是最早的自费歌手。
在商业这条道路上，摇滚人先后有许巍、汪峰、臧天朔、谢天笑等人成功，他们把摇滚变成了可复制的励志歌，如许巍的“绝望”、“忧伤”、“青春”、“梦想”，汪峰的“飞”，臧天朔的“朋友”。
沈黎晖做摇滚主唱显然没有做音乐品牌更令人瞩目。“摩登天空”如今成长为国内摇滚乐的最大的独立厂牌，出版了大量摇滚乐队的唱片，虽然发行量并不太大，但在推动摇滚乐的传播和普及上，功不可没。而借此品牌，他的摩登天空也办起了“摩登音乐节”，迅速与中国第一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平起平坐。
音乐节
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出被制作成光盘发行。那是中国人首次对摇滚乐现场的大幅度传播。而十几年过去，北京的LIVE SHOW已经吸引了大量新潮男女在那里度过挥汗如雨的周末狂欢。表演大于了音乐。当投资商忽然发现了摇滚乐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被城市年轻人所接受时，摇滚音乐节诞生了。国内最老牌的音乐节当属迷笛学校自2000年创办的迷笛音乐节，早期在迷笛学校举行，自2005年走向室外。
“迷笛音乐节是草民的狂欢，也是草民的投机，”张帆说。作为一批在官方眼中容易寻衅出事的人的管理者，张帆的角色更多是草根与官方的润滑剂。为了举办一次音乐节，他需要请示文化、消防、公安、卫生、工商、市政、城管等多个机关，充分沟通。“中国这种官僚体制，职务和安全对他们是第一的。如果要是出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丢掉所有的东西，这个也可以理解。跟政府打交道就是一定让他们放心，充分沟通，让他们了解你所有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够给你签字，给你批文。”张帆说。
今年五一假期，张帆在江苏镇江办起了迷笛音乐节，各地摇滚爱好者，文艺青年蜂拥而至。
音乐节的规模和影响力迅速壮大，但与此同时音乐一直面临创作陈旧的尴尬。这是无人鼓励的一群，唱片的版税和小演出最多只是维持了基本的生存，甚至还不够生存。北京酒吧里的演出已经陷入困顿。还在坚持着原创演出的只局限于愚公移山、MAO、星光现场、疆进酒、两个好朋友、13CLUB、D22等几个酒吧。
俨然一片兴旺。但“摇滚乐教父”似乎越来越愤怒了。业内人士对老崔后来音乐的评价也莫衷一是。老哥说：“他一直说那种话。想法太多，没有理顺。像抓住一个人的脖领子，要跟他同时说100句话，这个人最后一句话也没听明白。”
沈黎晖说：“ 1997年以前，中国摇滚是红色摇滚，但在1997年之后，它开始了一个全球化时代。”
从重金属到朋克，从迷幻到另类，到英式摇滚、说唱，一些模仿为主的摇滚音乐掩盖不住背后的浅薄和矯饰。一部分唱英文的乐队，对西方音乐复制和模仿已经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时髦背后掩盖不住精神空虚，和对音乐的浅薄理解。中国摇滚乐也在患“失语症”。而窦唯则认为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从事唱片录音、制作的老哥说，现在的一些乐手， “他们赶上了信息时代，这个听点，那个听点，可能就觉得自己牛逼了。我觉得他们缺乏能研究到极致的人。比如老一辈的人打鼓，能感觉到他是有血液的，而且很好交流，说什么他很快就明白了，下次就能改善；现在这些人你跟他说半天，他也不懂，还挺较劲。”
中国摇滚到底要往何处去？老哥说：“我觉得建国后一直都是各种革命，各种运动，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人莫名其妙的在变态的情况下突然正常了，或者说从正常突然变成不正常了。”他害怕那种“运动式”的摇滚乐。“中国人本身骨子里就有瞎起哄的因素，听摇滚乐也是瞎起哄，没有那种文化底蕴。同时因为政府的干预，这些年摇滚乐的发展都是不正常的。虽然现在的录音技术越来越好，但大趋势可能不会回来，现在的年轻人对那种文化的劲儿好像已经过去了。”
何勇在一次访谈中对记者说，我再不想依靠音乐活着了。
沈黎晖则从商业的角度表达了他的乐观。“现在的乐队对现场的控制力，对观众反应的把握，比以前的很多乐队都好。”
和窦唯的回避唱歌相反，39岁的何勇停止服用抗抑郁药，再次站上音乐节的舞台，像14年前的红磡一样，弹三弦的是他老爷子。不同的是他已不再穿那件招牌海魂衫，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彩色条纹睡袍。已经发福的何勇在唱《垃圾场》，而在去年8月份，他那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初的，热爱摇滚的女友，粉丝，爱人，某国家级出版社的职员，为他生下一个女儿。
1971年，中国摇滚圈年龄最大的“老哥”王昕波开始从砖头录音机里听Beatles。1980年，老哥与万星、李世超、马晓艺一起，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组成“万里马王”乐队，开国内乐队先河。
上世纪80年代，不止一个年轻人听到了这种令人兴奋的音乐。一名精神护理专业的年轻人也听到了“威猛”的歌，他 “光剩下激动了”。后来，他开始了唱歌兼跳霹雳舞的“走穴”生涯。这个人叫窦唯。
后来，老哥租下北展剧场的场地，就眼看着20多岁的崔健、张楚、丁武等人在场子里晃悠。作为无线电的发烧友和录音师，他录制了唐朝、黑豹、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因为在圈子里年龄最大，他被尊称为“老哥”。
早期的中国乐队基本上都从copy而来，而且往往是流行的路子。比如包括崔健、刘元等人在内的“七合板”乐队，在专辑封面上，7个穿白衬衫系黑领结套黑西装的年轻人露出了宛如Beatles般绅士的微笑。
这是1984年，几乎同時成立的还有“不倒翁”乐队。成员有臧天朔、丁武、王迪、王勇、孙国庆、秦齐、李季、严钢、李力。主要唱日本歌。1987年，“黑豹”乐队成立。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上台，开唱《一无所有》。这首歌唱完，台下的领导已经溜走了大半。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后来在一次采访里说，当时这些领导，都很害怕担责任，所以都走了。
这被视为中国摇滚第一次公开露面，崔健也在此后被定义为“中国摇滚教父”。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切，他觉得不足以承担“历史的里程碑”，认为自己不过是唱了一首“主流的情歌”，一首类似于“让世界充满爱”的不折不扣的流行歌。
“后来我还说呢，这小子行。”老哥说。那时节，崔健还在做Copy，翻唱美国民谣，对什么是摇滚完全懵懂。“那时候都不行，都太差，当时就他有自己的东西。”
令人追忆的90年代
1990年，台湾滚石旗下魔岩唱片进驻内地，恭逢盛世，先后签下唐朝、张楚、窦唯，何勇则“拿着两把斧头”去找已经签约的大地唱片老板刘卓辉，转而投奔魔岩。
张培仁带来了台湾流行音乐较为完整的包装及推广体系，他策划的唐朝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首发10万，其文案简练有力，蛊动人心。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93年，迷笛音乐设备公司投资创办迷笛学校，没有受到任何阻力。1994年，首都经贸大学年轻的毕业生张帆开始担任迷笛学校校长。当时的迷笛只是一个音乐器材公司的附属，办的是3个月的短期班，学生100来人。在他的经营下，迷笛学校虽然数次搬迁，甚至远到了香山郊外，却为外地进京的摇滚青年们提供了暂时的落脚点。不少地下乐队的乐手，如舌头的吉他手朱小龙，幸福大街的鼓手田坤，木马的主唱谢强，以及摇滚歌手谢天笑，在1994-1997年都有一段迷笛“求学”的经历。
有了充裕的资金，相对完善的商业机制，以及激情澎湃的后备力量，魔岩的鼎盛制造了中国摇滚乐的鼎盛。1994年12月17日。“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的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甚至保安，都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狂热状态，他们不敢相信，大陆也有着如此时髦和前卫的摇滚乐。
张培仁说，“我在北京做摇滚乐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这些快乐别人是不能想象的，而那时是我这辈子挣钱最少的时候。90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10年，太有机会先创造文艺复兴了。”
文艺并没有复兴，张培仁很快退出了国内市场。而许多年后，他给已经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何勇写了一封信，描述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窦唯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张培仁他们煽动中国摇滚是有他商业的考虑，赚钱，回去做他们自己。”性格颇为自闭的窦唯厌恶摇滚的煽动性，和激进的崔健相反，他身体力行地进入了更为自我的音乐世界，不肯开口唱歌。
音乐的贫瘠和压抑
近几年来，民谣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潜流也渐渐浮现出力量。一个值得提起的人是IZ乐队主创、来自新疆哈萨克族的马木尔。他将新疆音乐和现代音乐完美结合在一起，但完全没有商业化。马木尔十几岁时就已经在哈萨克族人中成名，他的朋友形容他说，“长着一张藏獒一样的脸。”
近年来汉族民谣歌手周云蓬、李志、万晓利、苏阳颇受关注。万晓利、苏阳似乎更草根些，而周云篷、李志则是诗人出身，带着人文气息。不管怎么样他们受到了城市里的文艺青年的追捧。中国摇滚、民谣的歌词其实关系到城市平民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民间诗歌的立场。
中国原创音乐的起步相对晚，而且它还没赶上好时候。在国内音乐市场还没有发展完善之时，互联网时代便呼啸而来，受其冲击，中国的唱片工业尚未成型，就崩盘了，这几年更是到了极点：音乐工业几乎等于零，而收入利润也是几乎为零。这样造成了某些唱片公司举步维艰。
摩登天空的负责人沈黎晖认为，当时在圈子里名振一时的“舌头”乐队后来的沉寂是因为“自己被自己打败了”。“舌头跟黑豹不一样，他没有金曲，没有那样的商业价值，很容易内部瓦解了。”
直到1997年，沈黎晖用开印刷厂赚来的400万创办摩登天空，出资70万为自己的乐队包装。“我们知道一个乐队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留什么样的发型，怎么拍MV才好看”。 1997年底，“清醒”乐队发行专辑《好极了？！》，封面上，成员都穿着西装，留着干净的短发，与以往摇滚乐粗犷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巡演，坐飞机，标榜英伦风，至今，沈黎晖的衣服多来自Burberry。沈黎晖开玩笑说，我们是最早的自费歌手。
在商业这条道路上，摇滚人先后有许巍、汪峰、臧天朔、谢天笑等人成功，他们把摇滚变成了可复制的励志歌，如许巍的“绝望”、“忧伤”、“青春”、“梦想”，汪峰的“飞”，臧天朔的“朋友”。
沈黎晖做摇滚主唱显然没有做音乐品牌更令人瞩目。“摩登天空”如今成长为国内摇滚乐的最大的独立厂牌，出版了大量摇滚乐队的唱片，虽然发行量并不太大，但在推动摇滚乐的传播和普及上，功不可没。而借此品牌，他的摩登天空也办起了“摩登音乐节”，迅速与中国第一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平起平坐。
音乐节
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出被制作成光盘发行。那是中国人首次对摇滚乐现场的大幅度传播。而十几年过去，北京的LIVE SHOW已经吸引了大量新潮男女在那里度过挥汗如雨的周末狂欢。表演大于了音乐。当投资商忽然发现了摇滚乐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被城市年轻人所接受时，摇滚音乐节诞生了。国内最老牌的音乐节当属迷笛学校自2000年创办的迷笛音乐节，早期在迷笛学校举行，自2005年走向室外。
“迷笛音乐节是草民的狂欢，也是草民的投机，”张帆说。作为一批在官方眼中容易寻衅出事的人的管理者，张帆的角色更多是草根与官方的润滑剂。为了举办一次音乐节，他需要请示文化、消防、公安、卫生、工商、市政、城管等多个机关，充分沟通。“中国这种官僚体制，职务和安全对他们是第一的。如果要是出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丢掉所有的东西，这个也可以理解。跟政府打交道就是一定让他们放心，充分沟通，让他们了解你所有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够给你签字，给你批文。”张帆说。
今年五一假期，张帆在江苏镇江办起了迷笛音乐节，各地摇滚爱好者，文艺青年蜂拥而至。
音乐节的规模和影响力迅速壮大，但与此同时音乐一直面临创作陈旧的尴尬。这是无人鼓励的一群，唱片的版税和小演出最多只是维持了基本的生存，甚至还不够生存。北京酒吧里的演出已经陷入困顿。还在坚持着原创演出的只局限于愚公移山、MAO、星光现场、疆进酒、两个好朋友、13CLUB、D22等几个酒吧。
俨然一片兴旺。但“摇滚乐教父”似乎越来越愤怒了。业内人士对老崔后来音乐的评价也莫衷一是。老哥说：“他一直说那种话。想法太多，没有理顺。像抓住一个人的脖领子，要跟他同时说100句话，这个人最后一句话也没听明白。”
沈黎晖说：“ 1997年以前，中国摇滚是红色摇滚，但在1997年之后，它开始了一个全球化时代。”
从重金属到朋克，从迷幻到另类，到英式摇滚、说唱，一些模仿为主的摇滚音乐掩盖不住背后的浅薄和矯饰。一部分唱英文的乐队，对西方音乐复制和模仿已经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时髦背后掩盖不住精神空虚，和对音乐的浅薄理解。中国摇滚乐也在患“失语症”。而窦唯则认为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从事唱片录音、制作的老哥说，现在的一些乐手， “他们赶上了信息时代，这个听点，那个听点，可能就觉得自己牛逼了。我觉得他们缺乏能研究到极致的人。比如老一辈的人打鼓，能感觉到他是有血液的，而且很好交流，说什么他很快就明白了，下次就能改善；现在这些人你跟他说半天，他也不懂，还挺较劲。”
中国摇滚到底要往何处去？老哥说：“我觉得建国后一直都是各种革命，各种运动，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人莫名其妙的在变态的情况下突然正常了，或者说从正常突然变成不正常了。”他害怕那种“运动式”的摇滚乐。“中国人本身骨子里就有瞎起哄的因素，听摇滚乐也是瞎起哄，没有那种文化底蕴。同时因为政府的干预，这些年摇滚乐的发展都是不正常的。虽然现在的录音技术越来越好，但大趋势可能不会回来，现在的年轻人对那种文化的劲儿好像已经过去了。”
何勇在一次访谈中对记者说，我再不想依靠音乐活着了。
沈黎晖则从商业的角度表达了他的乐观。“现在的乐队对现场的控制力，对观众反应的把握，比以前的很多乐队都好。”
和窦唯的回避唱歌相反，39岁的何勇停止服用抗抑郁药，再次站上音乐节的舞台，像14年前的红磡一样，弹三弦的是他老爷子。不同的是他已不再穿那件招牌海魂衫，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彩色条纹睡袍。已经发福的何勇在唱《垃圾场》，而在去年8月份，他那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初的，热爱摇滚的女友，粉丝，爱人，某国家级出版社的职员，为他生下一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