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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犹如人的生命，也有其诞生、成长、变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始终是彰显城市特色、丰富城市内涵、体现城市价值、维系城市生命的重要基石。因此，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的互动融合，是延续、提升城市文明的必然趋势和有效路径。去年，笔者有幸参加了中组部组织的新加坡“城市建设与管理”专题研究班的学习。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对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使笔者感触颇深。其对于宁夏在当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之间的问题与矛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更新思想观念，解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文化遗产是城市增长轨迹的见证，凸显着城市的品质和个性，任何割裂历史积淀、切断文化传承的城市发展方式，都是短视且不科学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有计划性、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对原有的市政厅、最高法院、老的庙宇、教堂以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聚居区执行严格的保护政策，立法规定并公开发布全国必须保留的7000余座具有历史记忆、文化特质的旧有建筑，确保了多元文化内涵城市形象的延续。宁夏各地因独特的自然风貌、历史传承和民族特点，在城市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西夏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和回族文化“四大”文化主轴，为建设特色城市奠定了文化基调。但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发展中，城市缺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城市文化空间遭到破坏。
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借鉴新加坡的做法，立足传承中华文明，充分認识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塑造城市形象、延展城市文明的重要意义，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整体理念中，树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融合推进的思想，通过建立并公开发布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方式，把文化的传承、展示与塑造纳入城市增长规律与轨迹，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建设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市，赋予城市持久的文化竞争力。
强化顶层设计，解决规划不到位的问题
规划是龙头，直接决定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方向。新加坡在发展中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城市，通过政府主导、专家评估、技术支撑、公众咨询等方式，逐步构建了战略性的概念规划、指导性的总体规划和管制性的实施规划体系，以国家条例等法定方式明确规划效力，确定了“放眼长远、有效执行、收效争论、系统创新、内置弹性”的规划和开发制度，使城市建设始终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序推进。特别是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地理、历史、气候和文化资产优势，创造一个持久、美丽、独特亚洲城市”和“保留具有历史意义和建筑学价值的老建筑”“建造与原有老建筑协调一致的新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从规划顶层设计层面保护历史文化。宁夏城市规划，往往忽视历史文化的沿革，存在模仿、复制以及“贪大求洋”等现象。城市规划只有在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精髓，才能校准定位。宁夏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对五市进行了明确定位，也突出了各城市的文化特色，在下一步的城市建设发展中，各个城市必须要按照已经明确的定位，进一步加强规划顶层设计，深入研究、精确把握城市特有的文化品质，贯穿文化传承理念，科学编制城市空间发展、特色风貌管控、历史文化保护等各项规划，建立强制性规划执行机制，引领城市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特别是在规划落实中，要借鉴新加坡严格的规划执行制度，注重“先”字，把规划当作工作的起点，一切空间要素的安排均发韧于规划，任何建设行为、项目安排必须先由规划来统筹；注重“关”字，把规划当成工作的终点，任何建设行为、项目安排能否实施，都取决于规划、裁定于规划，过不了规划关，就不能实施。同时，还要严格落实规划领导责任，坚决杜绝“领导一换、规划就变”的现象，确保通过有效的规划落实来实现历史文化的接续。
提高建造水平，解决技术不到位的问题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好的建筑会提升城市价值，给人美的享受，反映出城市特有的标识。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遗产，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新加坡对建筑管理有着严密、系统、精细的要求，以专业建筑师、工程师法和建筑管制法等为依据，全面加强注册与专业人士和承包商、建筑设计与施工、建筑管理与维修三个方面专业化管制，制定了建筑设计认可审查、施工企业许可、工程实施监理、建筑物定期检查等强性制度和施工工法、工序及绿色建筑等方面的量化评价体系，任何建造活动，都必须须经过全方位的技术评价后才能实施，以此确保建筑能符合质量安全、标准规范以及文化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因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区的不少城市，比如西夏国古都银川、古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固原、唐代著名军事重镇灵武等，也都跳动着“凝固的音符”，但却很少奏出令人赏心悦目的“交响曲”。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历史文化建筑研究不够，简单追求“量”的增加，“堆砌”了一些水平较低的仿古建筑，而且在对一些古建筑修缮时，因建造技术、工法水平较低，只做到了“修旧如旧”，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大基础建筑理论的研究，精确把握古建筑布局、体量、色彩、材质等技术要求，编制相关标准规范，建立建设项目文化遗产保护前置评价体系，加强基础设施更新、传统建筑修复、生态安全防灾、数字信息处理等适应性技术的研发推广，精细提高“仿古”“修复”水平，确保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历史文化厚度。
同时，要重视城市设计，一方面要强化城市设计的宏观引领，将城市设计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建构好城市设计管控要素的层次体系和指标内容，对影响城市文化品牌和整体形象的公共开敞空间、高度空间序列、界面、轴线与视廊、城市节点、道路等通用指标进行量化；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城市设计的微观管控，积极推行地块设计制度，对建筑贴线率和建筑退线等强制性要素进行量化规定，实现对城市三维空间形态的精细化管理，确保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有效衔接，为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做好前瞻指引。 完善城市功能，解决配套不到位的问题
功能体现城市承载能力。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也存在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后通过实施市区重建（类似于旧城改造）策略，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公共住房、综合交通、城市绿化及水源保障等体系建设，实现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发展的跃升。特别是在城市生态绿化中，制定了涵盖车道、分车带绿地、地下管线铺设绿带、生态绿带等内容的道路绿地建设规范，出台自然保护区、树木保存区、绿化遗迹路和古树保护计划等具体措施，全域、分层次开展园林绿化，建成区域公园65个、邻里公园260个，利用城市空间建设绿色走廊联道250公里，鼓励发展空间绿化、社区绿化，全国绿化覆盖率达到46.7%，不仅把新加坡建成了“花园城市”，更建成了“花园里的城市”。这对我区推进城市建设有很多启示。一般，文化遗产集聚区往往在旧城，也是交通拥堵、管网混乱、内涝严重、环境脏乱等“城市病”高发区域。因此，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要在合理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立足功能的配套完善，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通过实施旧城改造和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项目，不断加大水、电、路、气、暖、绿及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该“填空的填空”、该“留白的留白”，疏通阻塞，消除盲点，良性循环，建设与人口规模、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相适应的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提高宜居水平维度上深度展现文化脉络。在旧城改造建设中，我们也要注意采取多种手段保护好文化遗产，如可以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严格控制周围建筑高度，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持文化景觀的完整性；在改造中要尊重城市原有格局，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有历史价值的传统街巷肌理，避免形成规模过大的人口聚居区等，实现城市功能完善和文化遗产保护融合互动。在城市生态空间营造上，要学习新加坡“花园里的城市”理念，全面推进城市休闲森林公园建设，利用旧城改造空间，构筑好互联互通城市绿色廊道，积极推行下沉式绿化、空间绿化等新技术，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空间。此外，在新区建设中，也要着力保持与城市整体历史文化特质的融合，在建筑风格、组团形象、元素使用等方面，既要体现现代文明，又要与文化遗产一脉相承。
加大综合执法，解决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建出形，管出神，只有建管并重，一个城市才能形神具备。规范、高效的城市管理，是展现城市形象魅力的重要手段。新加坡在城市管理中推行以政府、市民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互动的动态治理模式，强化多部门协同、一体化推进的实施机制，制订了严峻的法治保障措施，确保了城市管理的规范、有序、高效，成功地在世界上树立了品牌。而我们的不少城市，还处在较低的管理层次，在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治本之策缺失，造成管理的低端、低效、低质，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我们要积极推进综合执法体系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整合规划、园林、建设、文物等部门职能，完善层级分明的城市管理构架，构建以社区自治管理为基础、专业管理相对集中、综合管理重心下移的城市管理体系，强化对重要文物单位、街区、民居、建筑、古树等立法保护，确保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性。我们要积极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依托，着力整合、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将城市管理的各项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推动城市管理转型升级。特别是在精细化方面，要全域推广“以克论净、深度保洁”模式，让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在管理社会化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社会联动、公众参与，积极探索城市管理市场化路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更多的服务主体，确保在科学、高效、有序的城市管理中展现城市形象和人文内涵。
科学有序开发，解决利用不到位的问题
文化遗产是尘封的宝藏，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新加坡在城市发展中提出了“开发控制”策略，制订了灵活的政策平衡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比如，建筑的高度以及人行道等设置，都可以根据现实开发需要定期调整和改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建筑、文化等资源的使用效益。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进行高效开发利用，将“无形”的资产盘活，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城市建设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遗产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据统计，文化遗产开发对国民经济贡献是同期财政投入的8.1倍，即对文化遗产投入1元，可给国民经济带来8.1元的产出。独特的文化积淀，往往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金字招牌”，如苏州白墙灰瓦的城市色彩、平遥古色古香的历史风韵、凤凰清新淡雅的文化意境等。这些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铸就了各自城市独具魅力的空间形态和品质性格，是滋养城市发展的沃土。在城市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我区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比如吴忠市穆民新村对回族文化的开发利用，银川市西夏区在城市建设中对西夏建筑元素符号的使用，但总体来看，整个城市文化开发利用还处在较低水平，在城市文化塑造方面仍是短板，缺少让人记得住、叫得响、“眼前一亮”的品牌。为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应在有效保护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对推动城市发展的资源效应，打通与旅游产业开发、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接续渠道，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为城市整体发展提供新的支点，同时也可以利用开发收益“反哺”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良性循环。此外，对特定保护对象，还应积极开展申遗活动，提高城市历史文化的知名度，在全方位保护基础上实现开放性利用。
没有文化滋养的城市，只是工业逻辑下钢筋混凝土的堆砌。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
更新思想观念，解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文化遗产是城市增长轨迹的见证，凸显着城市的品质和个性，任何割裂历史积淀、切断文化传承的城市发展方式，都是短视且不科学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有计划性、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对原有的市政厅、最高法院、老的庙宇、教堂以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聚居区执行严格的保护政策，立法规定并公开发布全国必须保留的7000余座具有历史记忆、文化特质的旧有建筑，确保了多元文化内涵城市形象的延续。宁夏各地因独特的自然风貌、历史传承和民族特点，在城市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西夏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和回族文化“四大”文化主轴，为建设特色城市奠定了文化基调。但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发展中，城市缺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城市文化空间遭到破坏。
为此，必须认真学习借鉴新加坡的做法，立足传承中华文明，充分認识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塑造城市形象、延展城市文明的重要意义，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整体理念中，树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融合推进的思想，通过建立并公开发布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方式，把文化的传承、展示与塑造纳入城市增长规律与轨迹，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建设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市，赋予城市持久的文化竞争力。
强化顶层设计，解决规划不到位的问题
规划是龙头，直接决定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方向。新加坡在发展中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城市，通过政府主导、专家评估、技术支撑、公众咨询等方式，逐步构建了战略性的概念规划、指导性的总体规划和管制性的实施规划体系，以国家条例等法定方式明确规划效力，确定了“放眼长远、有效执行、收效争论、系统创新、内置弹性”的规划和开发制度，使城市建设始终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序推进。特别是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地理、历史、气候和文化资产优势，创造一个持久、美丽、独特亚洲城市”和“保留具有历史意义和建筑学价值的老建筑”“建造与原有老建筑协调一致的新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从规划顶层设计层面保护历史文化。宁夏城市规划，往往忽视历史文化的沿革，存在模仿、复制以及“贪大求洋”等现象。城市规划只有在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精髓，才能校准定位。宁夏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对五市进行了明确定位，也突出了各城市的文化特色，在下一步的城市建设发展中，各个城市必须要按照已经明确的定位，进一步加强规划顶层设计，深入研究、精确把握城市特有的文化品质，贯穿文化传承理念，科学编制城市空间发展、特色风貌管控、历史文化保护等各项规划，建立强制性规划执行机制，引领城市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特别是在规划落实中，要借鉴新加坡严格的规划执行制度，注重“先”字，把规划当作工作的起点，一切空间要素的安排均发韧于规划，任何建设行为、项目安排必须先由规划来统筹；注重“关”字，把规划当成工作的终点，任何建设行为、项目安排能否实施，都取决于规划、裁定于规划，过不了规划关，就不能实施。同时，还要严格落实规划领导责任，坚决杜绝“领导一换、规划就变”的现象，确保通过有效的规划落实来实现历史文化的接续。
提高建造水平，解决技术不到位的问题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好的建筑会提升城市价值，给人美的享受，反映出城市特有的标识。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建筑遗产，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精品。新加坡对建筑管理有着严密、系统、精细的要求，以专业建筑师、工程师法和建筑管制法等为依据，全面加强注册与专业人士和承包商、建筑设计与施工、建筑管理与维修三个方面专业化管制，制定了建筑设计认可审查、施工企业许可、工程实施监理、建筑物定期检查等强性制度和施工工法、工序及绿色建筑等方面的量化评价体系，任何建造活动，都必须须经过全方位的技术评价后才能实施，以此确保建筑能符合质量安全、标准规范以及文化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因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区的不少城市，比如西夏国古都银川、古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固原、唐代著名军事重镇灵武等，也都跳动着“凝固的音符”，但却很少奏出令人赏心悦目的“交响曲”。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历史文化建筑研究不够，简单追求“量”的增加，“堆砌”了一些水平较低的仿古建筑，而且在对一些古建筑修缮时，因建造技术、工法水平较低，只做到了“修旧如旧”，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大基础建筑理论的研究，精确把握古建筑布局、体量、色彩、材质等技术要求，编制相关标准规范，建立建设项目文化遗产保护前置评价体系，加强基础设施更新、传统建筑修复、生态安全防灾、数字信息处理等适应性技术的研发推广，精细提高“仿古”“修复”水平，确保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历史文化厚度。
同时，要重视城市设计，一方面要强化城市设计的宏观引领，将城市设计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建构好城市设计管控要素的层次体系和指标内容，对影响城市文化品牌和整体形象的公共开敞空间、高度空间序列、界面、轴线与视廊、城市节点、道路等通用指标进行量化；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城市设计的微观管控，积极推行地块设计制度，对建筑贴线率和建筑退线等强制性要素进行量化规定，实现对城市三维空间形态的精细化管理，确保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有效衔接，为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做好前瞻指引。 完善城市功能，解决配套不到位的问题
功能体现城市承载能力。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也存在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后通过实施市区重建（类似于旧城改造）策略，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公共住房、综合交通、城市绿化及水源保障等体系建设，实现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发展的跃升。特别是在城市生态绿化中，制定了涵盖车道、分车带绿地、地下管线铺设绿带、生态绿带等内容的道路绿地建设规范，出台自然保护区、树木保存区、绿化遗迹路和古树保护计划等具体措施，全域、分层次开展园林绿化，建成区域公园65个、邻里公园260个，利用城市空间建设绿色走廊联道250公里，鼓励发展空间绿化、社区绿化，全国绿化覆盖率达到46.7%，不仅把新加坡建成了“花园城市”，更建成了“花园里的城市”。这对我区推进城市建设有很多启示。一般，文化遗产集聚区往往在旧城，也是交通拥堵、管网混乱、内涝严重、环境脏乱等“城市病”高发区域。因此，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要在合理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立足功能的配套完善，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通过实施旧城改造和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项目，不断加大水、电、路、气、暖、绿及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该“填空的填空”、该“留白的留白”，疏通阻塞，消除盲点，良性循环，建设与人口规模、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相适应的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提高宜居水平维度上深度展现文化脉络。在旧城改造建设中，我们也要注意采取多种手段保护好文化遗产，如可以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严格控制周围建筑高度，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持文化景觀的完整性；在改造中要尊重城市原有格局，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有历史价值的传统街巷肌理，避免形成规模过大的人口聚居区等，实现城市功能完善和文化遗产保护融合互动。在城市生态空间营造上，要学习新加坡“花园里的城市”理念，全面推进城市休闲森林公园建设，利用旧城改造空间，构筑好互联互通城市绿色廊道，积极推行下沉式绿化、空间绿化等新技术，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空间。此外，在新区建设中，也要着力保持与城市整体历史文化特质的融合，在建筑风格、组团形象、元素使用等方面，既要体现现代文明，又要与文化遗产一脉相承。
加大综合执法，解决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建出形，管出神，只有建管并重，一个城市才能形神具备。规范、高效的城市管理，是展现城市形象魅力的重要手段。新加坡在城市管理中推行以政府、市民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互动的动态治理模式，强化多部门协同、一体化推进的实施机制，制订了严峻的法治保障措施，确保了城市管理的规范、有序、高效，成功地在世界上树立了品牌。而我们的不少城市，还处在较低的管理层次，在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治本之策缺失，造成管理的低端、低效、低质，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我们要积极推进综合执法体系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整合规划、园林、建设、文物等部门职能，完善层级分明的城市管理构架，构建以社区自治管理为基础、专业管理相对集中、综合管理重心下移的城市管理体系，强化对重要文物单位、街区、民居、建筑、古树等立法保护，确保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性。我们要积极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依托，着力整合、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将城市管理的各项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推动城市管理转型升级。特别是在精细化方面，要全域推广“以克论净、深度保洁”模式，让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在管理社会化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社会联动、公众参与，积极探索城市管理市场化路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更多的服务主体，确保在科学、高效、有序的城市管理中展现城市形象和人文内涵。
科学有序开发，解决利用不到位的问题
文化遗产是尘封的宝藏，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新加坡在城市发展中提出了“开发控制”策略，制订了灵活的政策平衡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比如，建筑的高度以及人行道等设置，都可以根据现实开发需要定期调整和改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建筑、文化等资源的使用效益。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进行高效开发利用，将“无形”的资产盘活，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城市建设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遗产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据统计，文化遗产开发对国民经济贡献是同期财政投入的8.1倍，即对文化遗产投入1元，可给国民经济带来8.1元的产出。独特的文化积淀，往往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金字招牌”，如苏州白墙灰瓦的城市色彩、平遥古色古香的历史风韵、凤凰清新淡雅的文化意境等。这些城市内在的文化肌理，铸就了各自城市独具魅力的空间形态和品质性格，是滋养城市发展的沃土。在城市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我区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比如吴忠市穆民新村对回族文化的开发利用，银川市西夏区在城市建设中对西夏建筑元素符号的使用，但总体来看，整个城市文化开发利用还处在较低水平，在城市文化塑造方面仍是短板，缺少让人记得住、叫得响、“眼前一亮”的品牌。为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应在有效保护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对推动城市发展的资源效应，打通与旅游产业开发、城市形象宣传、历史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接续渠道，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为城市整体发展提供新的支点，同时也可以利用开发收益“反哺”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良性循环。此外，对特定保护对象，还应积极开展申遗活动，提高城市历史文化的知名度，在全方位保护基础上实现开放性利用。
没有文化滋养的城市，只是工业逻辑下钢筋混凝土的堆砌。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城市，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保护它、珍惜它；你若把它只视为一种物质，就会无度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随心所欲地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