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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二月初九夜半时分，为湘军大营经理粮饷的徐州粮台内，人心惶惶，奔走喧哗，一件惊天大事猝然发生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大女婿、徐州粮台经办袁榆生吞服鸦片自杀了！
消息传到总督府，一向以沉着坚毅著称的曾国藩，也禁不住惶然失态，一边疾呼下人全力救治，一边焦虑不安地踱步疾走。其情其景，丝毫不亚于当年久攻太平军不克时“寸心欲碎、绕屋彷徨”的焦灼无助之状。
曾国藩时年54岁，官至封疆大吏，身兼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可谓百战功成，阅世已深。可面对这么一桩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命案，名满天下的曾国藩竟有些茫然失措，不知所终，他为自己择婿不慎而深深自责。
曾氏一门家教甚严，《曾国藩家书》流传于世，更被后人奉为治家圭臬。但“大清第一能臣”曾国藩却在挑选女婿上屡屡失计，亲自挑选的女婿一个不如一个。他的五个女儿，除了最后的幺女因为“自由恋爱”结婚终获幸福外，其余四个命运悲惨，结局凄凉。向来重视家风养成的曾文正公，何以在挑选女婿一事上不仅贻祸膝下爱女，还一再徒伤家族门风？曾氏智者千虑的诸多遗憾，足为后世之训。
不成器的大女婿
经过一番紧张折腾，曾国藩的大女婿袁榆生终于被抢救过来，两江总督大人免于更大的羞辱，但此事已经轰动内外，人尽皆知。虽然事后经过大女儿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赴总督署向岳父曾国藩“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给了曾国藩少许面子，但此人实在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同治五年（1866），也就是“吞食鸦片自杀”的第二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白银，终于让一贯以清廉自持的曾国藩忍无可忍，愤而公开宣布与这个女婿断绝关系。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他在培养女儿方面的见识上未能脱离封建道德的窠臼。与要求儿子们求学上进不同，他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女儿们朝着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并亲自为女儿们制订了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除此而外，他还要亲自“验工”，并强调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
曾国藩为女择婿，可谓费尽心机，然而总结起来大致不过两条：第一，孩子的父亲都是曾国藩熟识的人，要么是湖南老乡，要么是官场同僚，而且都是品格高尚颇具才气之人;第二，这些孩子都是他亲自见过，甚至亲自教育过的。如此择婿，应该说符合曾氏做事稳慎的做派，应该十拿九稳了。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6岁那年，曾国藩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翰林院编修袁芳瑛的儿子袁渝生。袁芳瑛是曾国藩湘潭老乡，工书法，尤其善写白折小楷，又嗜藏书，是晚清著名藏书家。曾国藩也是爱书之人，常出入其家，相互品鉴，探讨学习。其时袁芳瑛的大儿子袁榆生七岁，生得虎头虎脑，伶俐聪明。曾国藩知道袁芳瑛是谦谦君子，博雅好学，认为这样的父亲肯定会教导出不一样的儿子，于是就主动提亲结缘。
然而，曾国藩第一次择婿就栽了大跟头。待到曾纪静嫁入袁家之后，才发现袁渝生不止嗜赌滥饮，还在她进门之前，就已经瞒着曾家未婚而先娶妾，这在当时的世家大族里简直是笑话和耻辱。
原来，袁渝生的父亲袁芳瑛痴迷藏书而短于教子，对这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娇宠有加。袁渝生长大之后，“不喜读书雅记”，只爱“豪迈博饮”，全然一副浪荡公子模样，不服管教。父亲袁芳瑛去世之后，儿子袁渝生更如脫缰野马，整天呼朋引伴放荡豪饮，以至负债累累家道渐衰，于是不惜售卖父亲一生辛苦收集的藏书。
曾国藩在好友袁芳瑛死时，已经觉察到这位准女婿袁渝生品格堪忧。如果从女儿的未来着想，他原本应该断然悔婚。但曾国藩一生尊儒重道，又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栋梁，此时悔婚既感有负死去的老友，更怕世人唾弃他嫌贫爱富。瞻前顾后之下，遂将爱女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这样一个朽木难雕的女婿，曾国藩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再三力图将其拉回正道。曾国藩处心积虑地给家人打招呼，要他们对袁渝生表面上仍要保持尊重，“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但是，岳父大人的一番苦心却付诸东流，袁渝生婚后仍不安心读书，荒度岁月。于是曾国藩只好另觅他途，转而让袁渝生锻炼经办具体事务的能力，读好“世事”这本书，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经理湘军粮饷。
谁知袁渝生到了徐州不久，不但大肆招嫖，还仗着总督女婿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民。曾国藩处置此事时思前想后，还是给女婿袁渝生留下一丝面子，只派人责打家丁，抓了妓女，但袁渝生却不领岳父的情，竟然吞服鸦片自尽，以示反抗之意。
与曾国藩断绝翁婿关系后的袁渝生，不思悔过，更加猖狂，与妻子曾纪静形同路人，即便在她大病卧床之时也拒绝探望。曾纪静在袁家上下的冷漠和敌意中，又无子嗣陪伴，竟至抑郁而终，时年仅二十九岁。
郁郁寡欢的曾纪耀
曾国藩的次女曾纪耀要算是所有女儿中至诚贤惠的一个，出生于1843年，比姐姐曾纪静小两岁，自幼知诗书、会女红，精通外语。在姐姐曾纪静出嫁后的第二年，曾纪耀嫁给了曾国藩的养子陈松生。陈松生的生父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家一向交好，陈松生幼时父母双亡，是曾国藩看着长大的。
陈家的经济状况因为陈松生的父亲陈源兖出身贫寒，家境多年未有改善。曾纪耀自嫁入陈家，就注定了生计艰难。但她仍然牢记父亲教诲，想方设法经营家庭，“委屈顺从，卒无怨色”。丈夫得了咯血病，性情变得急躁，曾纪耀“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对其久病的嫂子，曾纪耀也尽心照护，毫无怨言。
但是，曾纪耀和丈夫陈松生没有生育孩子，这在当时社会是一件大憾事。好在曾纪耀没有公婆，陈松生虽然为人性格偏执急躁，但后来曾纪泽出使英国，提携这位妹婿，让陈松生做了自己的帮办。曾纪耀在异国他乡过了一段较为舒心的日子。但由于终身未育，且身体素弱，这个女儿同样“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曾纪耀到了英国的第三年便病逝了，时年仅39岁。 备受折磨的曾纪琛
在曾国藩的五个女儿中，也许三女曾纪琛的命运最为悲苦。曾纪琛生于1844年，比二姐曾纪耀小一岁。和家中姐妹一样，她从小也深受曾国藩严格的管教。在曾纪耀出嫁的同一年，她嫁给湘军有名的“战神”罗泽南之子罗允吉，罗泽南为了回援被困战阵中的曾国藩，急攻武昌城不下而战死，使得年幼的罗允吉早年丧父。
曾国藩和罗泽南是患难之交，罗泽南亦是为回援曾国藩而战死，但有人在罗泽南去世后不久就向曾家提亲，想把曾家三女儿曾纪琛许配给罗泽南小儿子罗允吉，开始曾国藩没有同意。此时的罗允吉因为父亲的功勋，小小年纪就被朝廷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赏戴花翎。曾国藩之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原因正在于“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另外是因为“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后来，曾国藩认为罗泽南极为清廉，家中并无资财，罗允吉肯定没有沾染贵公子的习气。更重要的是，罗泽南是为救援自己才战死的，现在罗允吉成了孤儿，自己责无旁贷负有教导之责，于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也就是说，洁身自好的曾国藩再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三女儿择定了夫婿。他虽然保持了自己的名节操守，却让女儿曾纪琛重蹈覆辙。
同治元年（1862），等到曾纪琛与罗允吉成婚之后，曾家人这才发现这位名门之后原来是个不可思议的小气鬼。在曾纪泽寄给父亲曾国藩的信中，历数这位妹夫诸多“褊浅”“愚昧不谙事”之事，竟因叔父未出修砌祖坟费用而磨碑灭名，又在发布讣告时仍因费用事不具叔父名，足见对其人品行事之鄙夷。
罗允吉没有继承乃父的奇崛大气，却将其偏执顽固一丝不漏延续下来。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罗允吉的生母是父亲罗泽南的小妾。此小妾出身农家，没有文化见识，只是妾凭夫贵，丈夫死了只有靠儿子，便对这根独苗惯养娇宠，最后养成罗允吉脾气暴烈说一不二的性格。尤其让人意外的是，曾纪琛的婆婆也把一切怨气不满全撒在她身上，居然让大家闺秀自己刷马桶，还怂恿婢女辱骂儿媳妇，可谓百般侮辱。
罗家的生存环境让曾纪琛深感压抑，但深研精习程朱理学的曾国藩，一直嘱托曾纪琛“不可有片语违忤”，并且写信给儿子曾纪泽，搬出那一套封建纲常教育儿女们：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这封充满教条的家信，足见曾国藩一直全力践行他的人生哲学。“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忠君、孝父、顺夫、守礼，在曾国藩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1888年，罗允吉因病去世，44岁的曾纪琛开始守寡。对于纪琛，曾国藩反复教导其谨守妇道礼仪，曲意侍奉婆母，不得怨悔。之所以说是“曲意”，是因为曾纪琛遇到的这个婆婆性情凶悍，为人刻薄。1912年，在长孙罗延庆出生之时，曾纪琛在伤感与兴奋中告别了人世，享年68岁。
曾国藩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一生忠君事亲，无不以诚。他对子女侄孙的要求，无不严厉。虽然知道亲生骨肉在夫家饱受折磨，但仍然抱定谨守礼法的一套道德信条，虽以牺牲亲人幸福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命运无常
曾国藩对四女婿郭依永是最为满意的。四女曾纪纯生于1846年，比三姐曾纪琛小两岁。她的婚姻生活还算美满，却好景不长。曾纪纯所嫁是郭嵩焘之子郭依永，这位女婿的人品、学识都很优秀，继承了他爹的优良品质。在曾国藩的前四个女儿中，只有曾纪纯品尝到了夫妻和乐、举案齐眉的幸福。但可惜这位四女婿和曾纪纯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在21岁就去世了，曾纪纯从20岁时就开始守寡。曾国藩择婿一直秉承着“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理念。郭依永和他父亲郭嵩焘一样聪明好学，兴趣广泛，文笔俱佳，尤喜作诗，有名士风度。但美中不足的是，郭依永多愁善感，体质衰弱。虽然曾国藩很喜欢这个女婿，并且对他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但先天体弱的郭依永，却不幸早逝了。
曾纪纯后来的命运也很不幸。郭依永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对曾纪纯充满敌意，曾纪芬称“（四姐）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菜菔为肴，月费一银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自夫君去世后，曾纪纯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生活很是拮据，因为劳累过度，36岁就去世了。
放任不管，失而复得
曾家四女命运如此多舛，一生迷信风水命理的曾国藩，认为这只能解释为上天注定，从此对外宣称再也不管最小女儿的婚事。
事情说来也巧，幺女曾纪芬在24岁的“高龄”才嫁入聂家，在她婚前，父亲、母亲以及聂缉椝的父亲都过世了，小两口失去了父辈的荫庇，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却过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聂缉椝历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职，后来不做官的聂缉椝竟然开始经商，到洞庭湖区垦种，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08年以32万两银子买下一家纺织公司，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其子聂其杰于1920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地位举足轻重。
聂缉椝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日子很是甜蜜。作为曾国藩女儿当中唯一留下回忆录的一位，曾纪芬在《崇德老人年谱》（曾纪芬自号崇德老人）中提及其父亲的地方并不多。在她的回忆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刻板得有些不近人情。
曾国藩的教女方式非常传统，在严格束缚下，曾家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前四个女儿的悲苦命运，与曾国藩从小对她们的妇道教育过于严格大有关系。
好在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曾国藩不太一样。曾国藩的夫人生过六个女孩，在生曾纪芬之前，第五女“因脾虚病痢失于调理而殇”，“故余生而欧阳太夫人及诸兄姊保抱提携，怜爱弥笃”。对后来的最小的女儿纪芬，全家人如“失而复得”，都非常疼爱。包括曾国藩，对这个“满女”都不像对别的女儿那样严厉，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怜爱。纪芬从小的生活氛围应该是比诸姊轻松一些，长大成人之后，也不像几位姐姐那样逆来顺受，所以在选择自己的婚姻时多了些自主，最终得到了幸福。
今天看来，曾国藩在挑选女婿上的失败，与他在行军打仗及官宦生涯中的“识人如神”，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醉心于程朱之学，是晚清理学名臣，更是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他在选择女婿时更多的是看中“门户”。表面上看他选择女婿看中的是“知根知底”的老乡又与自己颇有交情的朋友之子，但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女婿的家庭在政治地位上基本和他当时的位置不相上下，也就是男方和曾家“门当户对”。
但曾国藩忽视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在为女儿择婿上，曾国藩也不能免俗。他眼中只看中了男方父亲的品行功绩以及权势地位，以为自己女儿嫁过去既能和自己的身份面子匹配，又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既是一种当时流行的政治联姻，也是一种“虎父无犬子”的错误认识。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又以识人见长，并著有识人之书《冰鉴》，但却失察于择婿，所以常自责和反省。最终，曾国藩醒悟：父亲好，并不能保证儿子一定就好;小时候聪明可爱，长大后并不一定成器。也許正是有了这样的惨痛教训，让曾国藩这样一位既是名臣贤人又能“识人如神”的父亲，对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的婚姻“放任不管”，让她自己选择嫁给了在当时身份等级都与自己家族不太相符的聂仲芳。后来曾纪芬儿孙满堂，不但夫妻和睦家庭幸福，而且还罕见地活到90岁的高龄。
曾国藩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当年择婿的行为后悔不已，沉痛地说出“联姻不必富室名门，择子莫择父”这样的话。曾国藩后来的醒悟，也算是对自己“识人术”的一种更正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消息传到总督府，一向以沉着坚毅著称的曾国藩，也禁不住惶然失态，一边疾呼下人全力救治，一边焦虑不安地踱步疾走。其情其景，丝毫不亚于当年久攻太平军不克时“寸心欲碎、绕屋彷徨”的焦灼无助之状。
曾国藩时年54岁，官至封疆大吏，身兼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可谓百战功成，阅世已深。可面对这么一桩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命案，名满天下的曾国藩竟有些茫然失措，不知所终，他为自己择婿不慎而深深自责。
曾氏一门家教甚严，《曾国藩家书》流传于世，更被后人奉为治家圭臬。但“大清第一能臣”曾国藩却在挑选女婿上屡屡失计，亲自挑选的女婿一个不如一个。他的五个女儿，除了最后的幺女因为“自由恋爱”结婚终获幸福外，其余四个命运悲惨，结局凄凉。向来重视家风养成的曾文正公，何以在挑选女婿一事上不仅贻祸膝下爱女，还一再徒伤家族门风？曾氏智者千虑的诸多遗憾，足为后世之训。
不成器的大女婿
经过一番紧张折腾，曾国藩的大女婿袁榆生终于被抢救过来，两江总督大人免于更大的羞辱，但此事已经轰动内外，人尽皆知。虽然事后经过大女儿曾纪静耐心解劝，袁榆生赴总督署向岳父曾国藩“谢罪”，表示“愿图自新”，给了曾国藩少许面子，但此人实在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同治五年（1866），也就是“吞食鸦片自杀”的第二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贪污挪用公款六百两白银，终于让一贯以清廉自持的曾国藩忍无可忍，愤而公开宣布与这个女婿断绝关系。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他在培养女儿方面的见识上未能脱离封建道德的窠臼。与要求儿子们求学上进不同，他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女儿们朝着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并亲自为女儿们制订了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除此而外，他还要亲自“验工”，并强调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
曾国藩为女择婿，可谓费尽心机，然而总结起来大致不过两条：第一，孩子的父亲都是曾国藩熟识的人，要么是湖南老乡，要么是官场同僚，而且都是品格高尚颇具才气之人;第二，这些孩子都是他亲自见过，甚至亲自教育过的。如此择婿，应该说符合曾氏做事稳慎的做派，应该十拿九稳了。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6岁那年，曾国藩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翰林院编修袁芳瑛的儿子袁渝生。袁芳瑛是曾国藩湘潭老乡，工书法，尤其善写白折小楷，又嗜藏书，是晚清著名藏书家。曾国藩也是爱书之人，常出入其家，相互品鉴，探讨学习。其时袁芳瑛的大儿子袁榆生七岁，生得虎头虎脑，伶俐聪明。曾国藩知道袁芳瑛是谦谦君子，博雅好学，认为这样的父亲肯定会教导出不一样的儿子，于是就主动提亲结缘。
然而，曾国藩第一次择婿就栽了大跟头。待到曾纪静嫁入袁家之后，才发现袁渝生不止嗜赌滥饮，还在她进门之前，就已经瞒着曾家未婚而先娶妾，这在当时的世家大族里简直是笑话和耻辱。
原来，袁渝生的父亲袁芳瑛痴迷藏书而短于教子，对这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娇宠有加。袁渝生长大之后，“不喜读书雅记”，只爱“豪迈博饮”，全然一副浪荡公子模样，不服管教。父亲袁芳瑛去世之后，儿子袁渝生更如脫缰野马，整天呼朋引伴放荡豪饮，以至负债累累家道渐衰，于是不惜售卖父亲一生辛苦收集的藏书。
曾国藩在好友袁芳瑛死时，已经觉察到这位准女婿袁渝生品格堪忧。如果从女儿的未来着想，他原本应该断然悔婚。但曾国藩一生尊儒重道，又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栋梁，此时悔婚既感有负死去的老友，更怕世人唾弃他嫌贫爱富。瞻前顾后之下，遂将爱女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这样一个朽木难雕的女婿，曾国藩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再三力图将其拉回正道。曾国藩处心积虑地给家人打招呼，要他们对袁渝生表面上仍要保持尊重，“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但是，岳父大人的一番苦心却付诸东流，袁渝生婚后仍不安心读书，荒度岁月。于是曾国藩只好另觅他途，转而让袁渝生锻炼经办具体事务的能力，读好“世事”这本书，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经理湘军粮饷。
谁知袁渝生到了徐州不久，不但大肆招嫖，还仗着总督女婿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民。曾国藩处置此事时思前想后，还是给女婿袁渝生留下一丝面子，只派人责打家丁，抓了妓女，但袁渝生却不领岳父的情，竟然吞服鸦片自尽，以示反抗之意。
与曾国藩断绝翁婿关系后的袁渝生，不思悔过，更加猖狂，与妻子曾纪静形同路人，即便在她大病卧床之时也拒绝探望。曾纪静在袁家上下的冷漠和敌意中，又无子嗣陪伴，竟至抑郁而终，时年仅二十九岁。
郁郁寡欢的曾纪耀
曾国藩的次女曾纪耀要算是所有女儿中至诚贤惠的一个，出生于1843年，比姐姐曾纪静小两岁，自幼知诗书、会女红，精通外语。在姐姐曾纪静出嫁后的第二年，曾纪耀嫁给了曾国藩的养子陈松生。陈松生的生父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家一向交好，陈松生幼时父母双亡，是曾国藩看着长大的。
陈家的经济状况因为陈松生的父亲陈源兖出身贫寒，家境多年未有改善。曾纪耀自嫁入陈家，就注定了生计艰难。但她仍然牢记父亲教诲，想方设法经营家庭，“委屈顺从，卒无怨色”。丈夫得了咯血病，性情变得急躁，曾纪耀“扶持调护，真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对其久病的嫂子，曾纪耀也尽心照护，毫无怨言。
但是，曾纪耀和丈夫陈松生没有生育孩子，这在当时社会是一件大憾事。好在曾纪耀没有公婆，陈松生虽然为人性格偏执急躁，但后来曾纪泽出使英国，提携这位妹婿，让陈松生做了自己的帮办。曾纪耀在异国他乡过了一段较为舒心的日子。但由于终身未育，且身体素弱，这个女儿同样“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曾纪耀到了英国的第三年便病逝了，时年仅39岁。 备受折磨的曾纪琛
在曾国藩的五个女儿中，也许三女曾纪琛的命运最为悲苦。曾纪琛生于1844年，比二姐曾纪耀小一岁。和家中姐妹一样，她从小也深受曾国藩严格的管教。在曾纪耀出嫁的同一年，她嫁给湘军有名的“战神”罗泽南之子罗允吉，罗泽南为了回援被困战阵中的曾国藩，急攻武昌城不下而战死，使得年幼的罗允吉早年丧父。
曾国藩和罗泽南是患难之交，罗泽南亦是为回援曾国藩而战死，但有人在罗泽南去世后不久就向曾家提亲，想把曾家三女儿曾纪琛许配给罗泽南小儿子罗允吉，开始曾国藩没有同意。此时的罗允吉因为父亲的功勋，小小年纪就被朝廷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赏戴花翎。曾国藩之所以不同意这门亲事，原因正在于“缘罗子系恩赐举人，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另外是因为“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习于骄奢，吾深以为戒。三女许字，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门也”。
后来，曾国藩认为罗泽南极为清廉，家中并无资财，罗允吉肯定没有沾染贵公子的习气。更重要的是，罗泽南是为救援自己才战死的，现在罗允吉成了孤儿，自己责无旁贷负有教导之责，于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也就是说，洁身自好的曾国藩再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三女儿择定了夫婿。他虽然保持了自己的名节操守，却让女儿曾纪琛重蹈覆辙。
同治元年（1862），等到曾纪琛与罗允吉成婚之后，曾家人这才发现这位名门之后原来是个不可思议的小气鬼。在曾纪泽寄给父亲曾国藩的信中，历数这位妹夫诸多“褊浅”“愚昧不谙事”之事，竟因叔父未出修砌祖坟费用而磨碑灭名，又在发布讣告时仍因费用事不具叔父名，足见对其人品行事之鄙夷。
罗允吉没有继承乃父的奇崛大气，却将其偏执顽固一丝不漏延续下来。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罗允吉的生母是父亲罗泽南的小妾。此小妾出身农家，没有文化见识，只是妾凭夫贵，丈夫死了只有靠儿子，便对这根独苗惯养娇宠，最后养成罗允吉脾气暴烈说一不二的性格。尤其让人意外的是，曾纪琛的婆婆也把一切怨气不满全撒在她身上，居然让大家闺秀自己刷马桶，还怂恿婢女辱骂儿媳妇，可谓百般侮辱。
罗家的生存环境让曾纪琛深感压抑，但深研精习程朱理学的曾国藩，一直嘱托曾纪琛“不可有片语违忤”，并且写信给儿子曾纪泽，搬出那一套封建纲常教育儿女们：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这封充满教条的家信，足见曾国藩一直全力践行他的人生哲学。“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忠君、孝父、顺夫、守礼，在曾国藩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1888年，罗允吉因病去世，44岁的曾纪琛开始守寡。对于纪琛，曾国藩反复教导其谨守妇道礼仪，曲意侍奉婆母，不得怨悔。之所以说是“曲意”，是因为曾纪琛遇到的这个婆婆性情凶悍，为人刻薄。1912年，在长孙罗延庆出生之时，曾纪琛在伤感与兴奋中告别了人世，享年68岁。
曾国藩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他一生忠君事亲，无不以诚。他对子女侄孙的要求，无不严厉。虽然知道亲生骨肉在夫家饱受折磨，但仍然抱定谨守礼法的一套道德信条，虽以牺牲亲人幸福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命运无常
曾国藩对四女婿郭依永是最为满意的。四女曾纪纯生于1846年，比三姐曾纪琛小两岁。她的婚姻生活还算美满，却好景不长。曾纪纯所嫁是郭嵩焘之子郭依永，这位女婿的人品、学识都很优秀，继承了他爹的优良品质。在曾国藩的前四个女儿中，只有曾纪纯品尝到了夫妻和乐、举案齐眉的幸福。但可惜这位四女婿和曾纪纯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在21岁就去世了，曾纪纯从20岁时就开始守寡。曾国藩择婿一直秉承着“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理念。郭依永和他父亲郭嵩焘一样聪明好学，兴趣广泛，文笔俱佳，尤喜作诗，有名士风度。但美中不足的是，郭依永多愁善感，体质衰弱。虽然曾国藩很喜欢这个女婿，并且对他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但先天体弱的郭依永，却不幸早逝了。
曾纪纯后来的命运也很不幸。郭依永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对曾纪纯充满敌意，曾纪芬称“（四姐）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菜菔为肴，月费一银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自夫君去世后，曾纪纯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生活很是拮据，因为劳累过度，36岁就去世了。
放任不管，失而复得
曾家四女命运如此多舛，一生迷信风水命理的曾国藩，认为这只能解释为上天注定，从此对外宣称再也不管最小女儿的婚事。
事情说来也巧，幺女曾纪芬在24岁的“高龄”才嫁入聂家，在她婚前，父亲、母亲以及聂缉椝的父亲都过世了，小两口失去了父辈的荫庇，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却过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聂缉椝历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职，后来不做官的聂缉椝竟然开始经商，到洞庭湖区垦种，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08年以32万两银子买下一家纺织公司，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其子聂其杰于1920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地位举足轻重。
聂缉椝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日子很是甜蜜。作为曾国藩女儿当中唯一留下回忆录的一位，曾纪芬在《崇德老人年谱》（曾纪芬自号崇德老人）中提及其父亲的地方并不多。在她的回忆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头，刻板得有些不近人情。
曾国藩的教女方式非常传统，在严格束缚下，曾家女儿在成长过程中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前四个女儿的悲苦命运，与曾国藩从小对她们的妇道教育过于严格大有关系。
好在对这个最小的女儿，曾国藩不太一样。曾国藩的夫人生过六个女孩，在生曾纪芬之前，第五女“因脾虚病痢失于调理而殇”，“故余生而欧阳太夫人及诸兄姊保抱提携，怜爱弥笃”。对后来的最小的女儿纪芬，全家人如“失而复得”，都非常疼爱。包括曾国藩，对这个“满女”都不像对别的女儿那样严厉，有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怜爱。纪芬从小的生活氛围应该是比诸姊轻松一些，长大成人之后，也不像几位姐姐那样逆来顺受，所以在选择自己的婚姻时多了些自主，最终得到了幸福。
今天看来，曾国藩在挑选女婿上的失败，与他在行军打仗及官宦生涯中的“识人如神”，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醉心于程朱之学，是晚清理学名臣，更是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他在选择女婿时更多的是看中“门户”。表面上看他选择女婿看中的是“知根知底”的老乡又与自己颇有交情的朋友之子，但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女婿的家庭在政治地位上基本和他当时的位置不相上下，也就是男方和曾家“门当户对”。
但曾国藩忽视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在为女儿择婿上，曾国藩也不能免俗。他眼中只看中了男方父亲的品行功绩以及权势地位，以为自己女儿嫁过去既能和自己的身份面子匹配，又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既是一种当时流行的政治联姻，也是一种“虎父无犬子”的错误认识。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又以识人见长，并著有识人之书《冰鉴》，但却失察于择婿，所以常自责和反省。最终，曾国藩醒悟：父亲好，并不能保证儿子一定就好;小时候聪明可爱，长大后并不一定成器。也許正是有了这样的惨痛教训，让曾国藩这样一位既是名臣贤人又能“识人如神”的父亲，对最小的女儿曾纪芬的婚姻“放任不管”，让她自己选择嫁给了在当时身份等级都与自己家族不太相符的聂仲芳。后来曾纪芬儿孙满堂，不但夫妻和睦家庭幸福，而且还罕见地活到90岁的高龄。
曾国藩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当年择婿的行为后悔不已，沉痛地说出“联姻不必富室名门，择子莫择父”这样的话。曾国藩后来的醒悟，也算是对自己“识人术”的一种更正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