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薛舒的小说，最先是那些以“刘湾”为背景的作品，《鞭》《摩天轮》《母鸡生活》等。我多次到过上海，读完这些小说，我就以为我去了一个“假上海”：这么多乡下人的故事，哪里是魔都！但又觉得任何事物都有个前世今生，仔细回味小说里的人物，从前的上海也许真是这样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薛舒笔下多有从事裁缝这种职业的人物，这就特别像上海了——上海谚语讲“不怕房子失火，就怕出门跌一跤”，老上海人热爱生活，一身珠光宝气，能把家业都穿在身上，所以裁缝的生意总是好做，这不啻为上海市井生活的一个侧影。
　　薛舒的新篇《最后一棵树》（《青年文学》2020年第1期）开篇就用衣着塑造了顾品芳这个热爱生活的“魔都时尚大妈”形象。梁一倩的继父老廖三天前病故，于是她過来陪住，以安慰母亲顾品芳的丧夫之痛，但她发现母亲对这份关心表现出了十分的不在意和不耐烦。她正在做早餐，却听到母亲说“我不吃早饭了，要出门一趟”，这很令她吃惊，更使她惊诧的是此时母亲“已经穿戴整齐，藕色无领冰丝薄风衣，咖啡色真丝萝卜裤，脖子里系一条米色几何图案小丝巾，配上棕色焗油短卷发，完完整整一个魔都时尚大妈。”对此梁一倩甚是不解，相伴多年的丈夫去世，难道母亲没有悲伤吗？于是仔细回忆，发现继父病逝后母亲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告别仪式上，那次“没有号啕，只红着模糊的泪眼”的哭，“悲伤得十分克制，显得相当有教养”，果然真的只是一个仪式;第二次哭的理由则令人哭笑不得：“我想喝罗宋汤”，因为只有死去的老廖会做，梁一倩才认定母亲这次哭“大概想念老廖了”。梁一倩通过顾品芳的表现得出一个结论：“母亲不需要她的陪伴”;她甚至认为自己的到来干扰了母亲的生活，“她伸出的是橄榄枝，母亲却把它当成鞭子。”
　　看到这里，揣摩人物的心理，梁一倩的内心一定充满了“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挫败感。故事继续伸展，作者通过几组人物的关系赫然揭示出城市生活里的怪诞伦理。来陪母亲之前，梁一倩正与结婚六年的吴劲松闹离婚，原因是诸如他“脱袜子一撸到底卷成团，扔在地板上，东一只西一只，死也不肯拉直抻平放进洗衣桶”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认为他将“接近中产阶层”的生活过成了“粗制滥造的底层生活”;而无论她有怎样的“精神洁癖”，吴劲松始终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梁一倩与母亲是“‘开放型’的亲子关系，彼此从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被外公外婆抚养大的梁一倩，母亲的关心从来没有理由，也不会征求她的意见，她只从收到的礼物中揣测母亲的生活。父亲在女儿的生活中是缺席的，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并没有亲近的欲望”，“梁一倩也不惦念父亲，她压根就不认识他。”楼下的店长对着前来用餐的母女嘘寒问暖，却压根不知道老廖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梁一倩看来，“老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去世了，地球依然旋转，世界依然喧闹，连他的妻子顾品芳都活得好好的，更不要说Homes店长没发现世上已经没了老廖。少一个食客而已，不影响营业额。”
　　城市的街巷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惊涛骇浪和波澜壮阔，常见的是鸡零狗碎和一地鸡毛。沉溺其中，等于置身高楼丛林里狭窄的弄堂小路，放眼皆是墙上的空调机、窗上的铁栏杆和晾晒在阳台上的五彩衣物。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和人之间摩肩接踵、气息相闻甚至肉身相贴乃是常事，人人在逼仄中都缺少一块独属于自己的领地以安放自我。这块领地如何获得？薛舒在小说里抓住了要害：城市将人伸出的柔弱触手挤回体内，并筑起坚固的隔离墙，墙里就是自我的王国了，从此风雨不进我行我素，凡事只需要自我拯救：虽然老廖刚去世，但这并不影响顾品芳去麦德龙买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去证券交易所去见基金经理;她对老廖的怀念除了每天三炷香，就是看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时想咧嘴大笑时突然“收拢嘴巴”，然后迅速换到别的频道。就连最亲近的人，也只是墙外一个与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存在物，他们都不影响自己生活的“营业额”：梁一倩之于母亲，已不认识的亲生父亲之于梁一倩，吴劲松和梁一倩这对夫妻，以及Homes店长之于顾品芳一家人，都是如此。薛舒的讲说传递出悲观而又无奈的情绪，那既是梁一倩的感觉，也是现实是里真真切切的实情，作者和她的人物一起嗟叹着城市人普遍的人际遭遇。
　　与乡村书写呈现人物在远山近水中的粗砺狂放不同，飘荡着暧昧灯光的一日三餐和窗明几净中的蝇营狗苟，或者红男绿女从卿卿我我到反目成仇的狗血故事，是城市书写中常见的桥段。所以，写城市生活非常容易写成“浮世绘”，实情实景真人，难以拉开与现实的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空间，人物就会隐于俗世而不容易凸显出与众生有差别的特质，这多少也是城市书写的难度。《最后一棵树》也并非不是“浮世绘”，但这幅“浮世绘”却有着丰富的层次感和生动感，不叫人腻烦。薛舒的成功在于她找到了一个意象，就是小说中被反复提及的“最后一棵树”。
　　这棵树是老廖生前众多绿植中的一株，老廖将死，其他的绿植诡异地先他而枯，只有这棵树存活了下来，并且丝毫没有凋萎的迹象。在女儿看来，顾品芳的冷漠表现之一，是只愿意讲述花随人死的神秘故事，却不对这“最后一棵树”尽一点养护的责任。梁一倩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由故人想到绿树，她看不过去了，用尽所有关于养花的经验来悉心照料这棵树，并试图通过手机软件找出这是一棵什么树，但却未能成功。时隔两周当梁一倩再次来到母亲家，这棵没有被浇过水的树依旧枝繁叶茂，她决心要看看这棵树是怎样“成精”的，一番拨弄后真相大白，原来这只是一棵“由玻璃钢树脂、环氧树脂和塑料做成的、不浇水也能常年翠绿的仿真植物”！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极有耐心，不动声色地将这棵树的真相隐藏到了最后，解谜的一霎那犹如莫泊桑揭穿“项链”真相时那样震撼人心。然而，被揭穿的真相却带来了更多的谜团：那样喜欢养绿植的老廖，难道不知道这是一棵假树吗？他没有理由不知道，但是既然知道为何还要买来？！更奇怪的是，母亲的神情告诉梁一倩，她分明也知道这是一棵假树！但是她为何不阻止自己浇水呢？
　　小说写到此处，作家笔下的现实借由一棵树化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境界中，仿佛那棵树是继父和母亲合谋给自己开的一个小小玩笑，有些滑稽、有些伤感，但又将人引入冷静的遐思中：每个人对于别人，是否都是这样一棵假树？或者，每个人是否也愿意别人是自己身边的一棵仿真树？由此，我们看到作者的匠心：假树作为意象，成为对现实进行抽象的工具，小说里那个生机勃勃、血肉丰满的世界，在树的映照下显示出它的模型意义。而这棵假树，也莫不是人的象征：对于顾品芳而言，它也许就是老廖，这个“吸包子里的肉汤都要发出满足的‘嗞嗞’声的男人”，如今只不过是门后壁橱里的遗像，对别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吴劲松和梁一倩而言，他们也许“互为假树”，无论妻子的精神洁癖有多严重，丈夫照例还是要把直撸下来的袜子扔得东一只西一只，而不管妻子是否真的在和自己闹离婚;无论吴劲松多么恼人，妻子还是要回到家中给他找绒睡衣找痔疮膏。对于梁一倩，母亲也许就是那棵假树，失去丈夫的母亲并没有梁一倩想象得那样伤心，她对母亲的关心和给“最后一棵树”浇水异曲同工，即便不去浇水，它也始终会生机盎然;母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改变自己的任何生活，梁一倩也不过是母亲的一株仿真树……
　　别伸橄榄枝，也便不会被当作鞭子，正是这种观念作祟，才使城市变成了人情的荒漠，这无疑该是一种悲哀。但生活又不是这样简单，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伸出橄榄枝，而我们自己也实在搞不清楚，别人是否需要我们的橄榄枝——要命的是，这种徘徊彷徨、欲做还休的犹疑，一方面是出于对自我意识的确认与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当作城市人优雅的修养而被赞赏和鼓励的。正是在这些看似正确的伦理道路上，传统道德——连同辨别真树与假树的乡村知识——走完了它最后的旅程。薛舒笔下的“最后一棵树”所代言的，恰是这种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吊诡逻辑，这也是这篇小说明确的批判意义。
　　有学者曾说：“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正在建构之中”，并说“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人物。”（孟繁华：《建构新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收入《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我们忧心的是，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乡村的“差序伦理”格局日渐崩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约束作用在城市里已经被“熟悉的陌生人”消解掉，《最后一棵树》中的顾品芳、吴劲松可谓这种城市文化的“表征性人物”，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形象，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薛舒的写作从“刘湾”开始渐入城市深处，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挽吊（《哭歌》《唐装》），也有对农民失地后的迷茫写照（《那时花香》），也曾描绘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冲击后的尴尬处境（《摩天轮》），而在《最后一棵树》中，她则呈现了城市生活里人与人之间难以说、却又冷静接受的漠然与疏离——虽然我们并不期待这样的体验，但这或许也是当下时代生活的本质之一。
　　【作者简介】桫椤，批评家，197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媒体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曾获孙犁文学奖、 《芳草》文学杂志女评委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出版评论集《阅读的隐喻》。
　　责任编辑/鲁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