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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是在黎凯的家里，他说花莲市的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它他妈的就一直坐在那儿，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在那儿，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我他一直想去那看看这头大象，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前天，黎凯跑到他家楼顶上跳了下去，因为他老婆劈腿了。但我知道黎凯对他老婆没有那么在意。黎凯回到家里，他本来要去出差，但是发现自己的皮鞋拿错了，两只不一样；他常年吃一种安眠药吃坏了脑子。他就把火车票改签，然后回家，门大概被反锁了吧，因为他的钥匙打不开。等他进了屋，发现他老婆衣冠不整。
黎凯说：“我找我的皮鞋。”
她说：“都在鞋柜里。”
黎凯就去翻鞋柜，终于找到两只一样的，他本来想就这么出门，但发现他老婆嘴上有个牙印。我觉得他安眠药吃得还不够多所以才会发现那个牙印。
“家里有人？”黎凯说。
“根本没有，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拿东西啊。”
“那你要待在这儿吗？”
“什么？”
“你要待在家里吗？”他老婆显然很慌张。
于是黎凯先走到厕所看，又去卧室，他还特意翻了翻衣柜。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知道的，反正他打开了他们家那个大得不像话的洗衣机，因为他老婆每周都要把床单被罩洗一遍。他打开之后，我正坐在里面。
他说：“那只皮鞋是你的？”
我说：“是。”
洗衣机在阳台上，我正考虑怎么出来呢。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怎么从洗衣机里爬出来。不过我已经把脑袋伸了出来。
我看到，黎凯拉开窗户就跳了下去。我没听到什么动静。黎凯老婆冲了过来，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我就赶紧跑了。把上次落在他家的皮鞋也带走了。因为他老婆上次送了我双鞋，我就把自己的皮鞋忘在他家。
所以这两天，就有新闻稿登出来，“苦难白领因妻子出轨激愤自杀”。下面讨论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骂他老婆，一拨人骂我。这件事我失误在，首先我认为黎凯一点也不爱他老婆，其实我也不爱，我只不过因为追求一个女人没追上，才去找了黎凯老婆，因为我们在大学时关系很好。
接着，我追求的那个女人，她去了台北。我就跟了过去。
她总是很忙，有一堆事情要做，而我什么事情也不做，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当我缺钱的时候，就去跟着开剧本策划会，里面有很多我这样的人，我们坐在那儿，帮一个项目出出主意，瞎扯淡，然后每人分些钱。我一个字儿也不给他们写，只去瞎扯淡，所以赚得并不太多。我身边有三个人，可以把我拉去参加这种策划会，一个是做话剧的，他已经结婚了；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前一阵拍了个反响还不错的电影；还有一个是我的前女友，她本职就是做编剧。这样，不管我跟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起我没钱了，他们都会拉我去开剧本会，他们并不想跟我扯上这种工作关系，只是怕我也许哪天会死掉，才会帮我。但我没想到已经转行的黎凯如此果断。有一次我和那个拍电影的同学一起去四海骑摩托车，一辆汽车轧了中线，我压弯出了问题，栽进悬崖旁的地沟里，假如没有地沟我就会从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滚下去，当时他担忧地跑过来看我。我有点混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冲下悬崖还是安然无恙，对这一生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我还是感到一丝庆幸。所以这个同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大项目的策划会，我现在可以跑去台北也是因为这笔钱。
到了台北，我去中华电信办手机卡。这里有三个柜台，其中有个老太太在买手机，她坐在那儿买了有一个钟头；另一个柜台是个老头，他要换卡，估计坐了更久的时间。剩下的我们十几号人就等那一个柜台。我真不想老了也变成那样。我换了新手机卡，给她打电话。
“是我。”我说。
“你换号了？”她也许并不想接到我的电话。
“没有，我到台北了。”
“真假？”
“我在西门町的峨眉街换了手机卡。”
“来做什么？”
“瞎晃，顺便找你。”
“疯了吧？我可没空陪你，安排得很满。”
“没关系，吃个饭就行。”
“不行的，今晚已經约了人，他们作家就是很傲娇，谈得并不顺畅。”她说。
“那就吃个夜宵。”
“这……晚点联系。”
她把电话挂了。
我去商店里买了双拖鞋，把从黎凯家里拿回来的皮鞋换下来塞进包里。但包里占据空间最大的就是这双皮鞋，于是我又把它拿出来，扔到垃圾箱里了。倒不是因为在意黎凯是否穿过。
之后我坐在一家超市门口，买了一打啤酒。门口放着两个小圆凳子，我一个人占据了两个凳子，有个东南亚人想来坐，但我没有把啤酒拿下来，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如果在他们老家我可不敢这么干。我从下午五点，一直待到晚上十点，中间去一家宾馆用了几次洗手间。我运气很好，离开的时候没有人来坐这两个小圆凳子。这是我今年运气最好的事了。十点刚过，我给她打电话。
“你来士林吧。”她说。
我到了士林，站在一个咖啡馆门口，等了半小时，她出来了。
她，以及一个作家，还有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玩意儿的人，他们三人在门口告别。她一脸笑容，作家也一脸笑容，那个不知道做什么的也一脸笑容。我总觉得这个作家很难缠，是为了多见她几面，因为她很好看。
等他们告别完，我朝她招了招手。
我看着她，她说：“怎么了？”
“没怎么。”
“那你看我做什么？”
“该看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不喜欢别人看我。”
“得了吧。”
我们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鹅肉老字号。她好像一天没吃东西的样子，吃了半个鹅腿，还有一份皮冻之类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 “你来找我做什么？”她擦了擦嘴。
“跟你待一会儿。”
“那就要跑过来？”
“我没有事情做，但跟你待着比较放松。”
“我们不太可能的，因为不是一路人，所以你跑这么远来找我，也没什么用。”
“那你跟什么人是一路呢？”
“反正不是你，因为你不知道我的点，我也理解不了你。”
“听起来可真复杂。”
“对，就是你这种冷嘲热讽，让人很不舒服，我跟你待着并不舒服。”
“两天前，我睡了一个朋友的老婆，让他看到了，他就跳楼了。我来台北是为了把这个事混过去。”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你不见我。”
“那你现在告诉我了，我以后可能更不会见你了。”
“不管告不告诉你，见你都会越来越困难。”
她微微皱着眉头，我仔细观察着她。我一直想从她身上找到某个破绽，以此来让自己从这个阴影里走出去。
从鹅肉店出来后，不到五百米就走到了通河边，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不能跟她去喝酒的地方，因为她每次只抿几口，让人觉得很烦躁。
我说：“那个作家说什么了？”
“他不满意剧本，要自己弄。”
“但作家写不了剧本，你怎么说的？”
“我不能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就说，你可以自己弄，但你写不了剧本。”
“可以这样说服别人吗？”
“百试不爽，我去开策划会，如果原著作者来了，他总是不满意，我就这么说的，你可以自己写，但一个月后就拿坨屎过来，这里的每个人看了以后还不告诉你，都说挺好的。”
“你不怕事情黄吗？”
“他已经签了合同，黄了他拿不到后面的钱，而且版权都签走了。”
“我说不出口。”
“但你在对付我上可没什么说不出口。”
“因为你一直纏着我。”
“最开始可不是这样。”
“最开始不是这样，但相处一段时间，我发现并不合适，我不舒服。”
“你说过了，你不舒服，我不觉得人什么时候舒服过。”
“那是你，我有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就很舒服。”
“你们认识多久了？”
“半年。”
“然后怎么样了？”
“关系很好啊。”
“怎么个好法？”
“他善解人意，对我很好，我见到他很开心。”
“那怎么半年了也没什么进展呢？”
她不说话。我闻到河里的腥味，但又好像不是，我侧头一看，果然两个东南亚人正朝这儿走着。然后她朝我靠了靠。我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推脱。之前就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拒绝。再之前也一样，总是这样。
东南亚人走过去之后，她把我的手移开，朝一侧坐了坐。
“你就一直在台北待着吗？”我说。
“对啊，忙完就回去。”
“我带你去花莲看个东西。”
“不去。”
“你不知道看什么就不去？即便你不去，我也告诉你吧，那是我听过最好玩的事，一头大象坐在动物园里，每天坐在那儿。”
“好玩吗？”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一年前，那个哥们儿告诉我的，前几天他就跳楼了，我刚才说过吧？搞不懂为什么。你真的不想去看看？”
“我不想跟你去任何地方。”
“那你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呢？”我几乎脱口而出。
“那我走了。”她站起来。
我拉过她的胳膊，她就坐下来。这太无聊了。
“你走吧。”我说。
她站起来，但我一动不动，她看着我，说：“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为什么？”
“我不想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你有什么不想的呢？”
她怨怼地看了我一眼，起身迈步。
我想着在河边坐一会儿，但还是有点担心她，就跟在她身后二百米的位置。她住得离这里并不远，期间她看了两次手机地图，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到了那家宾馆，我看着她进去，就离开了。
半夜，我找了机场对面的一个宾馆，窗户是双层真空，所以可以看到各个时辰飞机的起飞与降落，但听不到任何声音。白天，这间屋子幽暗无比，远离市区，所以我可以坐在一把椅子上。在这两天里，我每天上午起床，中午去街道里面吃一个便当，晚上带回一瓶酒，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机场。
在宾馆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收拾好行李去了花莲，一百二十公里，火车跑了三个小时。这算个镇子，这个镇子全是针对游客的夜市，里面最有名的是烤野猪肉，味道跟牛皮纸差不多，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得飞两千公里来到这里，买一份牛皮纸，吃下去，发个朋友圈说这是阿里山野猪肉。我在小镇游荡了两天，一直待在气温酷热的室外，因为燥热能缓解一点不安。除了夜市，我所住的民宿老板是个头发染成浅色的中年男人。在上午，我出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
“你是做什么的？”他说。
“做电气焊的。”我说。
“电气焊？”
“就是焊接铁器。”我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爸会一点，所以我也会一点，我几年前还去焊接铁门的店铺里做过一阵子。
“那很好。”他说。
我不知道好在哪儿。
我说：“你呢？”
“我是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有这么一栋楼？”
“我年轻时周游世界，现在年纪大了，在这里定居，这个地方很好，很安静。”
“是挺安静的。”
“现在我主要做木雕，你的房间里没有，但客厅里的桌子，楼道里的，都是我做的。”
黎凯说：“我找我的皮鞋。”
她说：“都在鞋柜里。”
黎凯就去翻鞋柜，终于找到两只一样的，他本来想就这么出门，但发现他老婆嘴上有个牙印。我觉得他安眠药吃得还不够多所以才会发现那个牙印。
“家里有人？”黎凯说。
“根本没有，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拿东西啊。”
“那你要待在这儿吗？”
“什么？”
“你要待在家里吗？”他老婆显然很慌张。
于是黎凯先走到厕所看，又去卧室，他还特意翻了翻衣柜。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知道的，反正他打开了他们家那个大得不像话的洗衣机，因为他老婆每周都要把床单被罩洗一遍。他打开之后，我正坐在里面。
他说：“那只皮鞋是你的？”
我说：“是。”
洗衣机在阳台上，我正考虑怎么出来呢。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怎么从洗衣机里爬出来。不过我已经把脑袋伸了出来。
我看到，黎凯拉开窗户就跳了下去。我没听到什么动静。黎凯老婆冲了过来，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我就赶紧跑了。把上次落在他家的皮鞋也带走了。因为他老婆上次送了我双鞋，我就把自己的皮鞋忘在他家。
所以这两天，就有新闻稿登出来，“苦难白领因妻子出轨激愤自杀”。下面讨论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骂他老婆，一拨人骂我。这件事我失误在，首先我认为黎凯一点也不爱他老婆，其实我也不爱，我只不过因为追求一个女人没追上，才去找了黎凯老婆，因为我们在大学时关系很好。
接着，我追求的那个女人，她去了台北。我就跟了过去。
她总是很忙，有一堆事情要做，而我什么事情也不做，也没有任何事情要做。当我缺钱的时候，就去跟着开剧本策划会，里面有很多我这样的人，我们坐在那儿，帮一个项目出出主意，瞎扯淡，然后每人分些钱。我一个字儿也不给他们写，只去瞎扯淡，所以赚得并不太多。我身边有三个人，可以把我拉去参加这种策划会，一个是做话剧的，他已经结婚了；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前一阵拍了个反响还不错的电影；还有一个是我的前女友，她本职就是做编剧。这样，不管我跟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起我没钱了，他们都会拉我去开剧本会，他们并不想跟我扯上这种工作关系，只是怕我也许哪天会死掉，才会帮我。但我没想到已经转行的黎凯如此果断。有一次我和那个拍电影的同学一起去四海骑摩托车，一辆汽车轧了中线，我压弯出了问题，栽进悬崖旁的地沟里，假如没有地沟我就会从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滚下去，当时他担忧地跑过来看我。我有点混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冲下悬崖还是安然无恙，对这一生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我还是感到一丝庆幸。所以这个同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大项目的策划会，我现在可以跑去台北也是因为这笔钱。
到了台北，我去中华电信办手机卡。这里有三个柜台，其中有个老太太在买手机，她坐在那儿买了有一个钟头；另一个柜台是个老头，他要换卡，估计坐了更久的时间。剩下的我们十几号人就等那一个柜台。我真不想老了也变成那样。我换了新手机卡，给她打电话。
“是我。”我说。
“你换号了？”她也许并不想接到我的电话。
“没有，我到台北了。”
“真假？”
“我在西门町的峨眉街换了手机卡。”
“来做什么？”
“瞎晃，顺便找你。”
“疯了吧？我可没空陪你，安排得很满。”
“没关系，吃个饭就行。”
“不行的，今晚已經约了人，他们作家就是很傲娇，谈得并不顺畅。”她说。
“那就吃个夜宵。”
“这……晚点联系。”
她把电话挂了。
我去商店里买了双拖鞋，把从黎凯家里拿回来的皮鞋换下来塞进包里。但包里占据空间最大的就是这双皮鞋，于是我又把它拿出来，扔到垃圾箱里了。倒不是因为在意黎凯是否穿过。
之后我坐在一家超市门口，买了一打啤酒。门口放着两个小圆凳子，我一个人占据了两个凳子，有个东南亚人想来坐，但我没有把啤酒拿下来，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如果在他们老家我可不敢这么干。我从下午五点，一直待到晚上十点，中间去一家宾馆用了几次洗手间。我运气很好，离开的时候没有人来坐这两个小圆凳子。这是我今年运气最好的事了。十点刚过，我给她打电话。
“你来士林吧。”她说。
我到了士林，站在一个咖啡馆门口，等了半小时，她出来了。
她，以及一个作家，还有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玩意儿的人，他们三人在门口告别。她一脸笑容，作家也一脸笑容，那个不知道做什么的也一脸笑容。我总觉得这个作家很难缠，是为了多见她几面，因为她很好看。
等他们告别完，我朝她招了招手。
我看着她，她说：“怎么了？”
“没怎么。”
“那你看我做什么？”
“该看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不喜欢别人看我。”
“得了吧。”
我们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进了一家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鹅肉老字号。她好像一天没吃东西的样子，吃了半个鹅腿，还有一份皮冻之类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 “你来找我做什么？”她擦了擦嘴。
“跟你待一会儿。”
“那就要跑过来？”
“我没有事情做，但跟你待着比较放松。”
“我们不太可能的，因为不是一路人，所以你跑这么远来找我，也没什么用。”
“那你跟什么人是一路呢？”
“反正不是你，因为你不知道我的点，我也理解不了你。”
“听起来可真复杂。”
“对，就是你这种冷嘲热讽，让人很不舒服，我跟你待着并不舒服。”
“两天前，我睡了一个朋友的老婆，让他看到了，他就跳楼了。我来台北是为了把这个事混过去。”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你不见我。”
“那你现在告诉我了，我以后可能更不会见你了。”
“不管告不告诉你，见你都会越来越困难。”
她微微皱着眉头，我仔细观察着她。我一直想从她身上找到某个破绽，以此来让自己从这个阴影里走出去。
从鹅肉店出来后，不到五百米就走到了通河边，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不能跟她去喝酒的地方，因为她每次只抿几口，让人觉得很烦躁。
我说：“那个作家说什么了？”
“他不满意剧本，要自己弄。”
“但作家写不了剧本，你怎么说的？”
“我不能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就说，你可以自己弄，但你写不了剧本。”
“可以这样说服别人吗？”
“百试不爽，我去开策划会，如果原著作者来了，他总是不满意，我就这么说的，你可以自己写，但一个月后就拿坨屎过来，这里的每个人看了以后还不告诉你，都说挺好的。”
“你不怕事情黄吗？”
“他已经签了合同，黄了他拿不到后面的钱，而且版权都签走了。”
“我说不出口。”
“但你在对付我上可没什么说不出口。”
“因为你一直纏着我。”
“最开始可不是这样。”
“最开始不是这样，但相处一段时间，我发现并不合适，我不舒服。”
“你说过了，你不舒服，我不觉得人什么时候舒服过。”
“那是你，我有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就很舒服。”
“你们认识多久了？”
“半年。”
“然后怎么样了？”
“关系很好啊。”
“怎么个好法？”
“他善解人意，对我很好，我见到他很开心。”
“那怎么半年了也没什么进展呢？”
她不说话。我闻到河里的腥味，但又好像不是，我侧头一看，果然两个东南亚人正朝这儿走着。然后她朝我靠了靠。我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推脱。之前就是这样，我在家里也把她搂过来，她也没拒绝。再之前也一样，总是这样。
东南亚人走过去之后，她把我的手移开，朝一侧坐了坐。
“你就一直在台北待着吗？”我说。
“对啊，忙完就回去。”
“我带你去花莲看个东西。”
“不去。”
“你不知道看什么就不去？即便你不去，我也告诉你吧，那是我听过最好玩的事，一头大象坐在动物园里，每天坐在那儿。”
“好玩吗？”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一年前，那个哥们儿告诉我的，前几天他就跳楼了，我刚才说过吧？搞不懂为什么。你真的不想去看看？”
“我不想跟你去任何地方。”
“那你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呢？”我几乎脱口而出。
“那我走了。”她站起来。
我拉过她的胳膊，她就坐下来。这太无聊了。
“你走吧。”我说。
她站起来，但我一动不动，她看着我，说：“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为什么？”
“我不想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你有什么不想的呢？”
她怨怼地看了我一眼，起身迈步。
我想着在河边坐一会儿，但还是有点担心她，就跟在她身后二百米的位置。她住得离这里并不远，期间她看了两次手机地图，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到了那家宾馆，我看着她进去，就离开了。
半夜，我找了机场对面的一个宾馆，窗户是双层真空，所以可以看到各个时辰飞机的起飞与降落，但听不到任何声音。白天，这间屋子幽暗无比，远离市区，所以我可以坐在一把椅子上。在这两天里，我每天上午起床，中午去街道里面吃一个便当，晚上带回一瓶酒，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机场。
在宾馆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收拾好行李去了花莲，一百二十公里，火车跑了三个小时。这算个镇子，这个镇子全是针对游客的夜市，里面最有名的是烤野猪肉，味道跟牛皮纸差不多，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得飞两千公里来到这里，买一份牛皮纸，吃下去，发个朋友圈说这是阿里山野猪肉。我在小镇游荡了两天，一直待在气温酷热的室外，因为燥热能缓解一点不安。除了夜市，我所住的民宿老板是个头发染成浅色的中年男人。在上午，我出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
“你是做什么的？”他说。
“做电气焊的。”我说。
“电气焊？”
“就是焊接铁器。”我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爸会一点，所以我也会一点，我几年前还去焊接铁门的店铺里做过一阵子。
“那很好。”他说。
我不知道好在哪儿。
我说：“你呢？”
“我是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有这么一栋楼？”
“我年轻时周游世界，现在年纪大了，在这里定居，这个地方很好，很安静。”
“是挺安静的。”
“现在我主要做木雕，你的房间里没有，但客厅里的桌子，楼道里的，都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