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历史学家汉斯·凯尔纳的见解最能突现语言在恢复民族历史记忆中的作用，他说，“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对于人类的“二战”记忆而言，汉斯·凯尔纳所言极是，如果我们只是依靠生存者的见证和一些学者的信念来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如果我们不能找到特定的写作形式来复活这些记忆，人类保持这些历史记忆的信心将会随着历史演绎的多样性而削弱，人类关于“二战”的记忆也终将变得模糊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先明先生和一个学历史的美国小伙子聊起抗日战争。那位美国小伙子问他：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人血战的时候，你们中国人在做什么？罗先生心中一愣，看了看这个年轻人，反问道：你们西方人和日本打了几年仗？他说，四年，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罗先生说，中国人打了十四年，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他立刻显出疑惑不解的样子。事后，罗先生特地到图书馆翻了一通西方国家学者写的“二战”史书才明白，为什么这位历史学学士不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历史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开始与日本侵略者血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民抗战，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其间，中国是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为了打退敌人，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段历史在西方人编著的一些二战史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被轻描淡写，以致年轻一代的西方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历史于是乎就在这种轻描淡写中被模糊了、淡忘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罗先明先生决心让人们真实地了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在含辛茹苦十余载之后，罗先明先生终于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向世人推出三卷本、达两千页的皇皇巨著——《远东大战纪事》。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这部作品显示出了深厚的历史意识与理性精神。首先，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远东大战纪事》与其他历史小说迥然有别，在它这里历史不是一团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巴，而是史实、文化、道德以及人性的存在过程与载体，从而使作品具有史诗的历史意识和厚重感；其次，《远东大战纪事》是以一种理性激活历史的叙事方式复活历史，从而使作品具有史诗的哲学意味和人性深度。
　　在《远东大战纪事》的历史叙事中，过去时的时间标识以及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历史展开的依据，是史诗的历史感的根源所在，同时它又通过将交叉的事件和叠合的人物植入这种独特的复合式空间结构而具有了本体性的意味。
　　比如，《远东大战纪事》的文本以章节纪年的方式标明历史的身份，成为作品历史感的显在的表现形式。作者用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的日本“东方会议”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本战犯在巢鸭监狱被执行死刑的二十二年时间，构筑了全书三卷八部二十九章的辉煌巨构，按照时间的顺序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史实：“东方会议”——“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塘沽协定》——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诺曼底登陆——原子弹爆炸——日本投降等等。而在历史的空间维度上，作者的笔触也触及远东抗战的所有重要地区，从战争的策源地日本到抗战的主战场中国，从苏联的远东战场到美国的远东战场，从朝鲜的抗日战场到东南亚的杀敌前线……文本以时间构架纵向的轴线，配以空间的横向流动，使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情怀尽情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时空交织的历史空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由历史的客观史实的诗性描写所带来的强烈历史意识、历史感。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著作，《远东大战纪事》另一个值得称道的魅力在于，作者在其历史叙事的历史显形式下，蕴藏着立足于人性的内在形态与精神立场，这也成为建构文本的内驱力。纵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人性立场，作品在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始终不忘从人性的立场来表现特定历史时空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使作品始终具有诗性的意味。
　　为了更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写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罗先生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到世界局势，从国内不同力量对待抗日的不同反应到世界列强瞬息万变的政治策略，甚至从抗日战争所涉及的不同国度的风土人情到不同人物的服饰语言与音容笑貌，他考查得详详细细，有根有据，把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深重的劫难、残忍的掠夺、英雄的抗争、政府的腐败、领袖的伟岸、人民的英勇等刻画得淋漓尽致。谈起这部书的创作的心路历程，罗先生曾经这样表述过，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考验。从远处看，那时的中国是个积贫积弱、身陷囹圄的灾难性的民族，好像整个民族被掐住了喉咙，无法喘息。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声息都被埋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可是，当你把每个单个的人拉出来看，细细分析，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貌似渺小卑微的外表下有一颗鲜活的灵魂，这灵魂虽然受到损伤，但仍旧十分敏感。受到残害的人虽然处在绝境，对生命的渴望仍埋藏在心底。这些人物的灵魂，像是个泉眼，越往深处挖，泉水越往外涌，这万涓溪流汇在一起便是一部复活了的历史。
　　在相当程度上，《远东大战纪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它是一部用心灵浇铸的、植根人性深度的活生生的历史，这使这部历史巨著具有不同凡响、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这在艺术上得益于作者大胆的创新，他一改传统历史体裁写作的旧习，不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整理历史，而是把自己的整个心灵都浸沉到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历史命运中，在心灵的对话当中展现人物的个性特征，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因而，这部著作中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一个个单向度的人，而是在丰富复杂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复调式的人物。这里边的小人物川上精一，就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脸谱式的战争狂人，作者把人物的复杂性还原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全部的丰富性，从和平时期的年轻浪漫，到战争前夕的狂热固执，至战争中的变态肆虐、毫无人性，直至被军国主义者内部所自相残杀，人性在这里突显得如此狰狞可怖，战争在这里表现得如此灭绝人性，历史在这里显得如此荒诞不经。同样是小人物，作者在描写少校牛元峰时，则匠心独具，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现人物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在与张学良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仕者的忠贞：在与士兵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军人的坚定：在与女儿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将用枪口对准同胞的中国人的无赖与悲哀，字里行间浸透了人性的力量，读之令人心悸。
　　然而作者描写人物并不止于此，他善于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战争的残酷及其反人性的一面。战争前夕，许多日本妇女怀着对爱情的失落、对未来的绝望、对命运的担忧，或改良为娼，或服毒自杀，这原本是发泄对命运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抗争。可是，这原本凄楚的悲剧在那个时代中却演绎成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被逼为娼的妇女被誉为民族的精英，服毒自杀的少妇被赞为帝国女杰。在阅读这些人物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气息、人性的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历史被活化为活生生的历史，并在人性的深度感动读者的灵魂，复活人类对于战争的历史记忆。
　　（《远东大战纪事》，三卷本，罗先明著，广西人民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1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