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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想国的中心在于证明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更加幸福，而本文的中心在于理清柏拉图本人对于这个核心论题的证明。要想说明正义的人为什么比不正义的人幸福首先必须了解与之相反的观点为什么有人说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加幸福，这也就是理想国中塞拉西马柯和大众的言论。紧接着我们分析对于正义的不同定义，并着重探讨了苏格拉底的从国家的大字正义看个人的小字正義。最后通过灵魂的内在结构划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快乐，最终证明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幸福这一命题，从而理清了柏拉图的思想脉络。
关键词：正义;幸福;灵魂;善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听到人们说“好人没好报”这样贬低好人而称颂坏人的话。也总有人认为坏人其实比好人是更加幸福这样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就有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并在著名的《理想国》一书中给出了充足的证明。柏拉图是怎么说的呢？
一、塞拉西马柯对于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幸福的证明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塞拉西马柯第一次提出了“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加幸福”的命题。当苏格拉底提出相反意见时，格老孔说道“可是大众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实行正义可是一件苦差事，如果必须要做那也是为了获取报酬或迫于舆论的压力，至于正义本身，人们躲还来不及呢”（p358a）说明这种认为“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坏人比好人）更加幸福”的言论不是塞拉西马柯的一家之言，而是属于大众的普遍认知。而我们当今社会也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塞拉西马柯式的言论。那么这种所谓塞拉西马柯式的言论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塞拉西马柯说到，“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打交道时总在吃亏，拿做生意来说，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合伙经营，到最后正义的人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再拿办公来说，纳税和捐款时，两个人的财产总是一样多，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义的人交得少;而等到分钱时，不正义的人得到的很多，而正义的人什么也拿不到。”塞拉西马柯所说的不正义还不止这些，它是指坏人的极致，也就是不仅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奴役公民的僭主。僭主不仅做坏事还通过舆论、演讲、建立党派等使自己看上去是正义的。所以最不正义的人看上去最正义的人，而这样的人最幸福。
然后格老孔对塞拉西马柯的言论加以补充。格老孔将善分为三种：因自身而善、因其后果而善和既因自身又因其后果的善。苏格拉底认为正义应该是最好的善，也就是既因为自身又因为它的后果才善。而格老孔认为一般大众只会认为实行正义是件苦差事，人们只因为正义的后果才行善。格老孔认为“那些实施正义的人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没有力量行不义之事”（p359b）。行不义之事会得到好处，但也会受到伤害，正义仅仅是那些没有力量避免伤害的人所订立的契约而已。
最后阿迪曼图在格老孔之后又补充道关于神的问题。按照一般人的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便看上去正义的僭主在世不会得到惩罚，神也会在死后惩罚他们。但是按照阿迪曼图的论证即使有神存在，最不义的人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坏人的极致僭主不仅是获得利益最多的人，而且也是看上去最正义的人，也就是最有好名声的人，“他们把人的好名声跟诸神联系起来，肯定诸神会给虔诚的人赐福”（p363a）。而祭司和巫师会通过献祭和巫术使富贵之人获得诸神的赐福，消灾赎罪，无论是个人的罪还是祖先的罪。
二、国家中的正义
因为论题是“正义的人是幸福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正义”这个概念进行考察。“正义是什么”这个在《理想国》中是最先被提出的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两个人给正义下过定义。
波勒马库斯最初关于正义的定义是“借东西要还就是正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反驳（当东西的主人头脑不正常的时候还要归还从他那里借来的东西），波勒马库斯将正义修改为“把对每个人有益的东西恰如其分的给他”（把有益的给朋友，有害的给敌人）。对此苏格拉底也提出两点反驳：一是正义在没有战争时无用，因为在非战争情况下没有朋友和敌人，正义还不如其他技艺的专家对人有用;二是敌人中也有好人有坏人，伤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正义的。
塞拉西马柯对正义的定义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会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来制定法律···正义就是已经建立起的政府的利益。我想你会承认政府掌握着权利，政府是强大的，因此从中可以正确的得出结论，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都是强者的利益”（p338e）。而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一门技艺考虑或者规定强者的利益，而是考虑和规定被统治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给正义下定义，而是先从城邦的正义入手，探究正义和不正义的起源。因为“在这个大得多的东西里会有更多的正义，也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先探讨正义在城邦里的性质，然后再到个别人身上考察正义，这就叫以小见大”。（p369a）
苏格拉底通过模拟城邦起源的方式建立了最好的城邦。他们首先使用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制造生产工具，后来由于奢侈品的利用、引入外来人口，导致资源不足引发战争出现新的阶层卫士，最后讨论卫士的教育和管理者，从而最终建立起最完善的城邦。因为城邦是最完善的，最完善的城邦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因为在城邦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一条普遍原则“正义就是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兼做其他职业，我们听许多人这样说过，而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说。”（p433a）这最初的原则也是正义的根基。所以国家的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意味着整体的和谐，意味着城邦中的好的一部分管控着坏的一部分，意味着智慧（统治者）、激情（卫士）和欲望（平民）的部分各司其职，整个等级制度井然有序。
三、下降到个人的正义
人们会经常使用“做自己的主人”这句话，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主人又是奴隶呢？于是柏拉图将人的灵魂一分为二，分为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而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较好的部分控制较差的部分。而城邦中也可以看到少数人的智慧支配着众多的被统治者的欲望。这样城邦的正义就和个人的正义有了某种同构性。从而从城邦的正义就下降到了个人的正义。 而柏拉图认为灵魂较好的部分中掌控理性智慧的部分和掌控激情勇敢的部分也并不是同一个，于是柏拉图又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灵魂中的三个部分正好对应国家的三个阶级。个人的正义就是“按照正义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安排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能够成为支配自己的人，能够做到自身内部秩序良好，使灵魂的三个部分相互协调”（p443d）
最初塞拉西马柯认为最不正义的僭主最幸福。苏格拉底則通过讨论五种不同的政体而讨论五种不同类型的人。按照幸福程度的排序，他们分别是王者类型的人、荣誉的人、寡头型的人、民主型的人、僭主型的人。认为僭主才是最不幸的人。
各种类型的政体按照其出现次序。最初出现的是荣誉类型的国家，发生战争时，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掌管国家，因为他们更易从事战争。由于勇敢的精神占主导作用，因此他的特点就是争强好胜和热爱荣誉。私人拥有金钱会摧毁荣誉政体，因为他们会想方设法挥霍金钱违法乱纪。随着他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于是出现寡头制。
而在寡头制的国家统治者的儿女养尊处优娇生惯养身体虚弱。穷人会觉得富人是饭桶，在战争中穷人获得了胜利，将敌党处死或者流放。为了保障其他公民权以及担任公职的机会他们用抽签来决定。于是出现民主制。
但是民主制的国家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声称自己热爱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一个渴望自由的民主城邦可能会让坏人当领导，而其他人则烂醉如泥。民主制有三种人：会演讲有能力的人、富人和人民。人民视有钱人为寡头。为反对寡头制，有能力的民众的首领成为僭主。
僭主刚出道时向公民许下众多诺言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但僭主的灵魂由欲望的部分统治，他的生活便在宴饮狂欢娼妓中度过。钱花光了就会借钱和抵押财产，抢劫和骗取。僭主的本性永远不可能品尝到真正的友谊和自由。一个僭主统治的国家是贫穷的国家被奴役的国家。僭主随时害怕奴隶会反抗，随时心中充满恐惧。并且他的周围全都是敌人。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幸福反而是最不幸的人。
四、正义的人最幸福
因为前边已经定义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和谐，灵魂中较好的部分控制灵魂中较坏的部分。而最正义的人就是僭主的反面就是王者类型的人。于是苏格拉底将人的基本类型分为：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并区分与此相对的三种快乐：爱智慧、爱荣誉和爱利益。
财主们会断言，与利益相比，荣誉和学习的快乐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们能带来金钱;热爱荣誉的人会说，金钱带来的快乐是庸俗和低级的，学习带来的快乐是无用的空谈，除非这种知识能让他出名;哲学家拿他认识的真理与实在、始终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中，其他任何快乐都比不上必然性的快乐。
那凭什么说哲学家的快乐高于其他两种快乐，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两点证明。一：哲学家从小就要品尝另外两种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不一定要体验和学习事物本质的那种快乐，而且即使他这样做，渴望这么做，也不一定能做到。除了爱智者能够体验到沉思与实体带来的快乐之外其他任何人做不到。二：爱智者是唯一经历与理智结合在一起的人。“判断”这种工具或者手段必须通过语辞和讨论才能达到。语辞和讨论是哲学家的工具。爱智者和热爱讨论者认可的事情最真实最有效。
苏格拉底将灵魂的三个部分比作人、狮子和怪兽。而主张“行不义之事可以获利，行正义之事对自己不利”就是主张纵容和强化灵魂中狮子和怪兽的性质，但却让灵魂中好的部分忍受饥饿，让他变得虚弱，也不去调解两个精怪的纠纷，而任他们相互残杀和吞食。而主张行正义之事的人能够完全主宰整个人，并使各个部分和谐相处。
由最有智慧的人统治的、城邦内部三个阶层井然有序的城邦才是最正义也是最幸福的城邦。同理，由灵魂中最最智慧的部分主宰的整个人才是最正义的人，而这样的人最幸福。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正义;幸福;灵魂;善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听到人们说“好人没好报”这样贬低好人而称颂坏人的话。也总有人认为坏人其实比好人是更加幸福这样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就有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并在著名的《理想国》一书中给出了充足的证明。柏拉图是怎么说的呢？
一、塞拉西马柯对于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幸福的证明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塞拉西马柯第一次提出了“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加幸福”的命题。当苏格拉底提出相反意见时，格老孔说道“可是大众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实行正义可是一件苦差事，如果必须要做那也是为了获取报酬或迫于舆论的压力，至于正义本身，人们躲还来不及呢”（p358a）说明这种认为“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坏人比好人）更加幸福”的言论不是塞拉西马柯的一家之言，而是属于大众的普遍认知。而我们当今社会也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塞拉西马柯式的言论。那么这种所谓塞拉西马柯式的言论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塞拉西马柯说到，“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打交道时总在吃亏，拿做生意来说，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合伙经营，到最后正义的人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再拿办公来说，纳税和捐款时，两个人的财产总是一样多，总是正义的人交得多，不正义的人交得少;而等到分钱时，不正义的人得到的很多，而正义的人什么也拿不到。”塞拉西马柯所说的不正义还不止这些，它是指坏人的极致，也就是不仅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奴役公民的僭主。僭主不仅做坏事还通过舆论、演讲、建立党派等使自己看上去是正义的。所以最不正义的人看上去最正义的人，而这样的人最幸福。
然后格老孔对塞拉西马柯的言论加以补充。格老孔将善分为三种：因自身而善、因其后果而善和既因自身又因其后果的善。苏格拉底认为正义应该是最好的善，也就是既因为自身又因为它的后果才善。而格老孔认为一般大众只会认为实行正义是件苦差事，人们只因为正义的后果才行善。格老孔认为“那些实施正义的人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没有力量行不义之事”（p359b）。行不义之事会得到好处，但也会受到伤害，正义仅仅是那些没有力量避免伤害的人所订立的契约而已。
最后阿迪曼图在格老孔之后又补充道关于神的问题。按照一般人的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便看上去正义的僭主在世不会得到惩罚，神也会在死后惩罚他们。但是按照阿迪曼图的论证即使有神存在，最不义的人也是最幸福的。因为坏人的极致僭主不仅是获得利益最多的人，而且也是看上去最正义的人，也就是最有好名声的人，“他们把人的好名声跟诸神联系起来，肯定诸神会给虔诚的人赐福”（p363a）。而祭司和巫师会通过献祭和巫术使富贵之人获得诸神的赐福，消灾赎罪，无论是个人的罪还是祖先的罪。
二、国家中的正义
因为论题是“正义的人是幸福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正义”这个概念进行考察。“正义是什么”这个在《理想国》中是最先被提出的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两个人给正义下过定义。
波勒马库斯最初关于正义的定义是“借东西要还就是正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反驳（当东西的主人头脑不正常的时候还要归还从他那里借来的东西），波勒马库斯将正义修改为“把对每个人有益的东西恰如其分的给他”（把有益的给朋友，有害的给敌人）。对此苏格拉底也提出两点反驳：一是正义在没有战争时无用，因为在非战争情况下没有朋友和敌人，正义还不如其他技艺的专家对人有用;二是敌人中也有好人有坏人，伤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正义的。
塞拉西马柯对正义的定义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每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会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来制定法律···正义就是已经建立起的政府的利益。我想你会承认政府掌握着权利，政府是强大的，因此从中可以正确的得出结论，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都是强者的利益”（p338e）。而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一门技艺考虑或者规定强者的利益，而是考虑和规定被统治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给正义下定义，而是先从城邦的正义入手，探究正义和不正义的起源。因为“在这个大得多的东西里会有更多的正义，也更容易理解。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先探讨正义在城邦里的性质，然后再到个别人身上考察正义，这就叫以小见大”。（p369a）
苏格拉底通过模拟城邦起源的方式建立了最好的城邦。他们首先使用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和制造生产工具，后来由于奢侈品的利用、引入外来人口，导致资源不足引发战争出现新的阶层卫士，最后讨论卫士的教育和管理者，从而最终建立起最完善的城邦。因为城邦是最完善的，最完善的城邦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因为在城邦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一条普遍原则“正义就是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兼做其他职业，我们听许多人这样说过，而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说。”（p433a）这最初的原则也是正义的根基。所以国家的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意味着整体的和谐，意味着城邦中的好的一部分管控着坏的一部分，意味着智慧（统治者）、激情（卫士）和欲望（平民）的部分各司其职，整个等级制度井然有序。
三、下降到个人的正义
人们会经常使用“做自己的主人”这句话，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主人又是奴隶呢？于是柏拉图将人的灵魂一分为二，分为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而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较好的部分控制较差的部分。而城邦中也可以看到少数人的智慧支配着众多的被统治者的欲望。这样城邦的正义就和个人的正义有了某种同构性。从而从城邦的正义就下降到了个人的正义。 而柏拉图认为灵魂较好的部分中掌控理性智慧的部分和掌控激情勇敢的部分也并不是同一个，于是柏拉图又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灵魂中的三个部分正好对应国家的三个阶级。个人的正义就是“按照正义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安排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能够成为支配自己的人，能够做到自身内部秩序良好，使灵魂的三个部分相互协调”（p443d）
最初塞拉西马柯认为最不正义的僭主最幸福。苏格拉底則通过讨论五种不同的政体而讨论五种不同类型的人。按照幸福程度的排序，他们分别是王者类型的人、荣誉的人、寡头型的人、民主型的人、僭主型的人。认为僭主才是最不幸的人。
各种类型的政体按照其出现次序。最初出现的是荣誉类型的国家，发生战争时，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掌管国家，因为他们更易从事战争。由于勇敢的精神占主导作用，因此他的特点就是争强好胜和热爱荣誉。私人拥有金钱会摧毁荣誉政体，因为他们会想方设法挥霍金钱违法乱纪。随着他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于是出现寡头制。
而在寡头制的国家统治者的儿女养尊处优娇生惯养身体虚弱。穷人会觉得富人是饭桶，在战争中穷人获得了胜利，将敌党处死或者流放。为了保障其他公民权以及担任公职的机会他们用抽签来决定。于是出现民主制。
但是民主制的国家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声称自己热爱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一个渴望自由的民主城邦可能会让坏人当领导，而其他人则烂醉如泥。民主制有三种人：会演讲有能力的人、富人和人民。人民视有钱人为寡头。为反对寡头制，有能力的民众的首领成为僭主。
僭主刚出道时向公民许下众多诺言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但僭主的灵魂由欲望的部分统治，他的生活便在宴饮狂欢娼妓中度过。钱花光了就会借钱和抵押财产，抢劫和骗取。僭主的本性永远不可能品尝到真正的友谊和自由。一个僭主统治的国家是贫穷的国家被奴役的国家。僭主随时害怕奴隶会反抗，随时心中充满恐惧。并且他的周围全都是敌人。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幸福反而是最不幸的人。
四、正义的人最幸福
因为前边已经定义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和谐，灵魂中较好的部分控制灵魂中较坏的部分。而最正义的人就是僭主的反面就是王者类型的人。于是苏格拉底将人的基本类型分为：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并区分与此相对的三种快乐：爱智慧、爱荣誉和爱利益。
财主们会断言，与利益相比，荣誉和学习的快乐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们能带来金钱;热爱荣誉的人会说，金钱带来的快乐是庸俗和低级的，学习带来的快乐是无用的空谈，除非这种知识能让他出名;哲学家拿他认识的真理与实在、始终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中，其他任何快乐都比不上必然性的快乐。
那凭什么说哲学家的快乐高于其他两种快乐，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两点证明。一：哲学家从小就要品尝另外两种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不一定要体验和学习事物本质的那种快乐，而且即使他这样做，渴望这么做，也不一定能做到。除了爱智者能够体验到沉思与实体带来的快乐之外其他任何人做不到。二：爱智者是唯一经历与理智结合在一起的人。“判断”这种工具或者手段必须通过语辞和讨论才能达到。语辞和讨论是哲学家的工具。爱智者和热爱讨论者认可的事情最真实最有效。
苏格拉底将灵魂的三个部分比作人、狮子和怪兽。而主张“行不义之事可以获利，行正义之事对自己不利”就是主张纵容和强化灵魂中狮子和怪兽的性质，但却让灵魂中好的部分忍受饥饿，让他变得虚弱，也不去调解两个精怪的纠纷，而任他们相互残杀和吞食。而主张行正义之事的人能够完全主宰整个人，并使各个部分和谐相处。
由最有智慧的人统治的、城邦内部三个阶层井然有序的城邦才是最正义也是最幸福的城邦。同理，由灵魂中最最智慧的部分主宰的整个人才是最正义的人，而这样的人最幸福。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