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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喟叹：“有财产可分”的时代，哪有地方“容得下—对平凡的夫妻”呢?
鲜有一份司法解释引起如此轩然大波。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因其“亲夫妻明算账”的“锱铢必较”引爆了男女老少对于婚姻、家庭的大讨论。
在短短数天之内，司法解释“深入”群众，全国的适婚青年男女、已婚男女以及即将成为公婆、岳父母的老年男女，都在各类媒体上发出了自己“认真研读”后的声音。
各地出现的房产证“加名热”，网上男女两性各持一端的升级口水战，无一不预示着在“后司法解释(三)”时代，“算清楚账”成为了夫妻婚姻生活的重要议题。
“保卫”个人财产
“婚姻法新解”并非“横空出世”，最高人民法院于去年年底公布征求意见稿，经由激烈的社会讨论，“尘埃落定”的最终稿还是激起喧嚣一片。
这个涉及到抚养赡养、财产分割等事项的司法解释共十九条，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对房产、不动产的规定就有五条。
条文被民众“提炼”成了简单的五句话：“婚前个人按揭的房，离婚时归个人；父母给孩子买的房，孩子的伴侣没有份；夫妻间互相送房子，未过户前可反悔；一方卖了共同的房，另一方不能反悔；给父母买房改房，离婚时不分割只拿钱。”
一些戏谑的解读是，曾被指“推高了房价”的中国丈母娘成为“最失落的人”；“宁愿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愿望落空；“潜力股”会取代“有房男”成为下一轮婚嫁“谈判”中的香饽饽；给儿子买了房的公婆从此可以长舒一口气——娶了媳妇不用担心被分了钱。
也有人指出，在“拜金女”、“丈母娘”失落之时，可能也有相当数量的“小白脸”和“凤凰男”因无法觊觎女方家产而“黯然神伤”。但据中国民间的“男婚女嫁”传统，多数年轻人结婚时都是男方出钱买房、女方带上嫁妆。
这基本符合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预想”，最高法院一庭负责人表示制定此司法解释时考虑了国情——“畸高房价和高离婚增长率并存，父母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毕生积蓄……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一半。”
从关注婚姻自由到关注婚姻财产，中国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现代婚姻理念滥觞于清末民国时期，逐步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婚姻法》中，婚姻自由、两性平等被高度强调，对夫妻财产的规定却只有简略的一句话：“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意识高涨，离婚再也不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延伸。在个体利益与家庭伦理的正面碰撞中，如何划分清楚财产，保证人们在婚姻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成为了社会需要正视的命题。
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关于家庭财产的条文增加到了三条，而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首次确立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婚姻的“契约”性质得到进一步加强，个人在婚姻中获得空前的自主权——如今，离婚与结婚同样自由。《婚姻法》的变迁与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的立法理念相吻合，《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与此同时，中国房价如同“坐”上了火箭，十年来中国多数城市住房价格涨了数倍，普通中国人或为房奋斗、或望房兴叹、或因房致富。“婚姻法新解”的发布，使得婚姻中以房产为代表的财产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强者愈强，弱者更弱?
这厢最高法院举起“保卫个人财产”的大旗，那厢司法解释如一颗石子，激起各界对该解释是否“公平合理”的质疑。
“这个司法解释针对了司法实践的热点难点进行解释，但是有利于审判的司法解释，是否有利于婚姻关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对《京华周刊》表示：“有些条文不能够对所有公民进行平等保护。”
以“婚姻法新解”第十条为例，支付首付者为产权登记方，若夫妻两人离婚不能达成协议，那由登记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李明舜指出：“进行补偿的实现途径如何?如果产权登记方只有一套房，同时无法一下子拿出大笔的资金，法院也不能强制性地拍卖住宅，很多时候补偿就成了一句空话。”
“司法解释对实际拥有者保护得很实在，但是对相对人的保护一不充分，二不切实。”李明舜如是总结，这样在婚姻中处于经济弱势的一方难以获得“公平”的对待。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弱势一方通常是女性。
网络上出现了多元的声音，许多男性认为司法解释出台可以有效遏制“嫁人只嫁有房男”这种“不正之风”，使得男女之间“感情归感情，金钱归金钱”。很多女性则针锋相对，女性在就业与生活等方面与男性面临的处境不同，“婚姻法新解”名为“公平”实则不公。也有人将“板子”打向双方：“骂这个不好的女人都是没本事的女人，夸这个好的男人是准备离婚的男人。正儿八经的家庭哪用得着这个。”
一份指导法官断案的文件，使得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在8月下旬举办的一个婚姻法学界内部的小型讨论会上，专家们认为女性为家庭为社会所做的隐性贡献并未获得“法院的认可”，“婚姻法新解”将婚姻中的“财产关系”凌驾于“人身关系”之上，对物权过于着重，而家庭作为伦理载体与承担社会繁衍的功能，并未得到正视。
更令人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权益如何受到保障。农民夫妻双方一旦感情破裂，基于“男婚女嫁”的传统以及对个人婚前财产的保护，女方可能遭遇“居无定所”的命运。
“我参加了意见稿的几次讨论，最高法院说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但有些条文甚至比意见稿还倒退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的专家告诉《京华周刊》：“有些话只能在内部说一说，还需要等等看司法解释后的判案实践如何。”
物权，婚姻下一站
“在这变得太快的时代，我们的婚姻过于动荡。”网友直言。
饮食男女似乎已经看不清对方的模样：男性视女性为拜金女、女性视男性为负心男，男性视自己为可能被骗财的纯情男、女性视自己为可能被骗情的“包子女”。
当下的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男女两性进入婚姻并不遵循“均富均贫”原则，婚姻中双方“抗风险”能力并不相当。若婚姻遵循市场原则与“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经济弱势一方势必内心不安。
列宁曾说：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出于对“白头到老”的不自信，如何保卫财产、避免“人财两空”成为了男女们共同的信条。而“婚姻法新解”因其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效力”，使得《婚姻法》立马变身《婚姻财产保护法》。
有“好事之徒”臆测“后司法解释(三)时代”的中国婚姻模式：家庭主妇和主夫会越来越少；为照顾家庭而耽误事业发展的男女会越来越少；带着嫁妆、装修款或车子结婚的女性会越来越少；AA制家庭与女强人会越来越多；社会上照顾儿童、老人的代理机构会越来越多；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更进一步的猜测是：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少，不婚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在欧美已成为现实，去年底发布的报告称39％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正变得过时，当年美国成人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而在法国，1000个法国人中平均只有43人结婚，59％的新生儿都是非婚生子。
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婚姻法》对婚姻财产的规定过少，是赋予“婚姻法新解”如此“神效”的原因。在德国，关于夫妻财产制的内容达到了亲属法条文的三分之一，而瑞士的民法夫妻财产制度占到亲属法条文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中国《婚姻法》中的寥寥几条。
尽管“账”算得更清楚，但欧美等国家也更加“保卫”婚姻。各国建立的离婚补偿制度，都意图保证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在离婚之后，依然有生活保障。而在中国，一直以来倡导离异夫妻双方自食其力。在婚姻动荡的年代，一部“精密计算”看似对每个人公平公正的司法解释，激化了人们对于失败婚姻的“可怕想象”。
饱经战乱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曾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一则“婚姻法新解”使得全社会“风声鹤唳”，有人喟叹：“有财产可分”的时代，哪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呢?
鲜有一份司法解释引起如此轩然大波。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因其“亲夫妻明算账”的“锱铢必较”引爆了男女老少对于婚姻、家庭的大讨论。
在短短数天之内，司法解释“深入”群众，全国的适婚青年男女、已婚男女以及即将成为公婆、岳父母的老年男女，都在各类媒体上发出了自己“认真研读”后的声音。
各地出现的房产证“加名热”，网上男女两性各持一端的升级口水战，无一不预示着在“后司法解释(三)”时代，“算清楚账”成为了夫妻婚姻生活的重要议题。
“保卫”个人财产
“婚姻法新解”并非“横空出世”，最高人民法院于去年年底公布征求意见稿，经由激烈的社会讨论，“尘埃落定”的最终稿还是激起喧嚣一片。
这个涉及到抚养赡养、财产分割等事项的司法解释共十九条，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对房产、不动产的规定就有五条。
条文被民众“提炼”成了简单的五句话：“婚前个人按揭的房，离婚时归个人；父母给孩子买的房，孩子的伴侣没有份；夫妻间互相送房子，未过户前可反悔；一方卖了共同的房，另一方不能反悔；给父母买房改房，离婚时不分割只拿钱。”
一些戏谑的解读是，曾被指“推高了房价”的中国丈母娘成为“最失落的人”；“宁愿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愿望落空；“潜力股”会取代“有房男”成为下一轮婚嫁“谈判”中的香饽饽；给儿子买了房的公婆从此可以长舒一口气——娶了媳妇不用担心被分了钱。
也有人指出，在“拜金女”、“丈母娘”失落之时，可能也有相当数量的“小白脸”和“凤凰男”因无法觊觎女方家产而“黯然神伤”。但据中国民间的“男婚女嫁”传统，多数年轻人结婚时都是男方出钱买房、女方带上嫁妆。
这基本符合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预想”，最高法院一庭负责人表示制定此司法解释时考虑了国情——“畸高房价和高离婚增长率并存，父母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毕生积蓄……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一半。”
从关注婚姻自由到关注婚姻财产，中国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的现代婚姻理念滥觞于清末民国时期，逐步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婚姻法》中，婚姻自由、两性平等被高度强调，对夫妻财产的规定却只有简略的一句话：“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意识高涨，离婚再也不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性和家庭崩溃”的延伸。在个体利益与家庭伦理的正面碰撞中，如何划分清楚财产，保证人们在婚姻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成为了社会需要正视的命题。
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关于家庭财产的条文增加到了三条，而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首次确立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婚姻的“契约”性质得到进一步加强，个人在婚姻中获得空前的自主权——如今，离婚与结婚同样自由。《婚姻法》的变迁与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的立法理念相吻合，《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与此同时，中国房价如同“坐”上了火箭，十年来中国多数城市住房价格涨了数倍，普通中国人或为房奋斗、或望房兴叹、或因房致富。“婚姻法新解”的发布，使得婚姻中以房产为代表的财产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强者愈强，弱者更弱?
这厢最高法院举起“保卫个人财产”的大旗，那厢司法解释如一颗石子，激起各界对该解释是否“公平合理”的质疑。
“这个司法解释针对了司法实践的热点难点进行解释，但是有利于审判的司法解释，是否有利于婚姻关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对《京华周刊》表示：“有些条文不能够对所有公民进行平等保护。”
以“婚姻法新解”第十条为例，支付首付者为产权登记方，若夫妻两人离婚不能达成协议，那由登记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李明舜指出：“进行补偿的实现途径如何?如果产权登记方只有一套房，同时无法一下子拿出大笔的资金，法院也不能强制性地拍卖住宅，很多时候补偿就成了一句空话。”
“司法解释对实际拥有者保护得很实在，但是对相对人的保护一不充分，二不切实。”李明舜如是总结，这样在婚姻中处于经济弱势的一方难以获得“公平”的对待。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弱势一方通常是女性。
网络上出现了多元的声音，许多男性认为司法解释出台可以有效遏制“嫁人只嫁有房男”这种“不正之风”，使得男女之间“感情归感情，金钱归金钱”。很多女性则针锋相对，女性在就业与生活等方面与男性面临的处境不同，“婚姻法新解”名为“公平”实则不公。也有人将“板子”打向双方：“骂这个不好的女人都是没本事的女人，夸这个好的男人是准备离婚的男人。正儿八经的家庭哪用得着这个。”
一份指导法官断案的文件，使得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在8月下旬举办的一个婚姻法学界内部的小型讨论会上，专家们认为女性为家庭为社会所做的隐性贡献并未获得“法院的认可”，“婚姻法新解”将婚姻中的“财产关系”凌驾于“人身关系”之上，对物权过于着重，而家庭作为伦理载体与承担社会繁衍的功能，并未得到正视。
更令人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女性权益如何受到保障。农民夫妻双方一旦感情破裂，基于“男婚女嫁”的传统以及对个人婚前财产的保护，女方可能遭遇“居无定所”的命运。
“我参加了意见稿的几次讨论，最高法院说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但有些条文甚至比意见稿还倒退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的专家告诉《京华周刊》：“有些话只能在内部说一说，还需要等等看司法解释后的判案实践如何。”
物权，婚姻下一站
“在这变得太快的时代，我们的婚姻过于动荡。”网友直言。
饮食男女似乎已经看不清对方的模样：男性视女性为拜金女、女性视男性为负心男，男性视自己为可能被骗财的纯情男、女性视自己为可能被骗情的“包子女”。
当下的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男女两性进入婚姻并不遵循“均富均贫”原则，婚姻中双方“抗风险”能力并不相当。若婚姻遵循市场原则与“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经济弱势一方势必内心不安。
列宁曾说：物质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出于对“白头到老”的不自信，如何保卫财产、避免“人财两空”成为了男女们共同的信条。而“婚姻法新解”因其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效力”，使得《婚姻法》立马变身《婚姻财产保护法》。
有“好事之徒”臆测“后司法解释(三)时代”的中国婚姻模式：家庭主妇和主夫会越来越少；为照顾家庭而耽误事业发展的男女会越来越少；带着嫁妆、装修款或车子结婚的女性会越来越少；AA制家庭与女强人会越来越多；社会上照顾儿童、老人的代理机构会越来越多；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更进一步的猜测是：结婚的人会越来越少，不婚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在欧美已成为现实，去年底发布的报告称39％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正变得过时，当年美国成人结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而在法国，1000个法国人中平均只有43人结婚，59％的新生儿都是非婚生子。
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婚姻法》对婚姻财产的规定过少，是赋予“婚姻法新解”如此“神效”的原因。在德国，关于夫妻财产制的内容达到了亲属法条文的三分之一，而瑞士的民法夫妻财产制度占到亲属法条文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中国《婚姻法》中的寥寥几条。
尽管“账”算得更清楚，但欧美等国家也更加“保卫”婚姻。各国建立的离婚补偿制度，都意图保证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在离婚之后，依然有生活保障。而在中国，一直以来倡导离异夫妻双方自食其力。在婚姻动荡的年代，一部“精密计算”看似对每个人公平公正的司法解释，激化了人们对于失败婚姻的“可怕想象”。
饱经战乱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曾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一则“婚姻法新解”使得全社会“风声鹤唳”，有人喟叹：“有财产可分”的时代，哪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