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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通知》，正式恢复了已经停止实行十多年之久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并通过试点逐步扩大。随后，国务院及其所属综合部门重新发布或修订了“发明奖励条例”“技术改进奖励条例”“国家优质产品奖励条例”。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恢复、实行，拉开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但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环境条件下，每迈出一小步都那么艰难，阻力重重。正是在这些关键时刻，邓小平及时给予关注甚至作出有理有据的拍板，从而使工资和奖金等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有序、健康、有效地推动下去。
邓小平批评平均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实行供给制，到1955年才普遍改为工资制，学习苏联的办法，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国家干部中实行各种级差的工资制度。“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制度都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借此来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
邓小平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批评当时劳动报酬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没写在工资条上的“奖金”
开滦煤矿是一座中外著名的百年老矿。1970年，开滦煤矿井下工人董泽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75.4元，其父非常惊讶：做了一二十年井上工人，月薪比儿子少了20多元。董泽民清楚，当初选择下井就是因为“挣钱多”，这就叫“按劳分配”，但在当时没人敢明说。
当时正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否定奖励机制和工资差别，按劳分配更没有名分。受“文革”的影响，开滦煤矿一度实行月工资制，工人出现上班不上班一个样、旷工也不少得。
为了出煤，矿务局党委书记肖寒恢复日工资制，多劳者可以多领钱，出勤率立马提了上来。肖寒决定，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标准是，井下工人高于井上工人，主要工种高于辅助工种，重体力劳动高于轻体力劳动，工人高于干部。为了不留把柄，这部分多发的钱不叫奖金，工资单上也没有名字。
刚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时，工人中争论很大。有的说，咱们嘴上批判的和自己搞的，完全是两码事。1974年前后，一名地委政工書记要到开滦煤矿蹲点，打算组织工人搞批判试点。肖寒一听到消息就非常担心，他找到唐山市委书记死磨硬缠，说唐山市委统一领导开滦煤矿已经非常好，开滦地委就不要派人蹲点了。最后，唐山市委把那名政工书记挡了回去。
由于开滦煤矿产量年年创新高，中央派来调查组调研，结论说开滦煤矿是个生产典型。当报告送达上级时，“四人帮”极力阻挠，开滦煤矿经验一直没有面世。
“开滦经验要总结”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仍对开滦煤矿的做法有非议。在这关键时刻，开滦煤矿按劳分配的制度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肯定。
197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听取煤炭部工作汇报。汇报者说，开滦煤矿5年间累计多产煤炭2000万余吨，相当于年增加两座年产200万吨的大型煤矿，全员效率1.673吨/工，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效率一倍。
“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声音发问。
李先念插话道：“开滦工资井上井下不一样，井下工资也不一样。他们最早恢复工程师责任制，坚持各项生产安全规章制度。”
发问者总结说：“大庆经验要学，开滦经验也要学。开滦生产翻番、效率比全国高一倍，肯定是好经验。开滦经验要总结，包括按劳分配，包括岗位责任制。”
30多年过去后，当时的汇报者、时任煤炭部部长的肖寒仍能清楚地记得这段谈话，而那个发问者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拍板发奖金
开滦煤矿坚持按劳分配，但从来没敢明确提出恢复奖金，因为大多数人反对“奖金挂帅”。
机会还是来了。1978年9月19日，邓小平视察开滦煤矿，肖寒陪同。
“煤炭价格太低，工人工资低，福利差，不如电力等系统的职工。此外，井下工人劳动强度大，艰苦危险，夜班工人一年四季不见太阳，现在没有奖金，可否发点奖金？井下班长实行岗位津贴？”肖寒试探着问。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
“奖金是否马上可以发？”
得到肯定答复后，肖寒迫不及待地给康世恩副总理打电话请示。
“小平同志同意了，当然可以发。”康世恩说。1979年1月，全国煤炭工作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平均每吨煤提价5元，实行井下班长岗位津贴，增加采煤工人井下津贴。4月起，井下班长岗位津贴等在全国煤矿系统执行，按劳分配中的奖金终于名正言顺。
（据《天津日报》）
邓小平批评平均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实行供给制，到1955年才普遍改为工资制，学习苏联的办法，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国家干部中实行各种级差的工资制度。“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制度都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借此来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
邓小平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中就批评当时劳动报酬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没写在工资条上的“奖金”
开滦煤矿是一座中外著名的百年老矿。1970年，开滦煤矿井下工人董泽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75.4元，其父非常惊讶：做了一二十年井上工人，月薪比儿子少了20多元。董泽民清楚，当初选择下井就是因为“挣钱多”，这就叫“按劳分配”，但在当时没人敢明说。
当时正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否定奖励机制和工资差别，按劳分配更没有名分。受“文革”的影响，开滦煤矿一度实行月工资制，工人出现上班不上班一个样、旷工也不少得。
为了出煤，矿务局党委书记肖寒恢复日工资制，多劳者可以多领钱，出勤率立马提了上来。肖寒决定，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标准是，井下工人高于井上工人，主要工种高于辅助工种，重体力劳动高于轻体力劳动，工人高于干部。为了不留把柄，这部分多发的钱不叫奖金，工资单上也没有名字。
刚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时，工人中争论很大。有的说，咱们嘴上批判的和自己搞的，完全是两码事。1974年前后，一名地委政工書记要到开滦煤矿蹲点，打算组织工人搞批判试点。肖寒一听到消息就非常担心，他找到唐山市委书记死磨硬缠，说唐山市委统一领导开滦煤矿已经非常好，开滦地委就不要派人蹲点了。最后，唐山市委把那名政工书记挡了回去。
由于开滦煤矿产量年年创新高，中央派来调查组调研，结论说开滦煤矿是个生产典型。当报告送达上级时，“四人帮”极力阻挠，开滦煤矿经验一直没有面世。
“开滦经验要总结”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仍对开滦煤矿的做法有非议。在这关键时刻，开滦煤矿按劳分配的制度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肯定。
197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听取煤炭部工作汇报。汇报者说，开滦煤矿5年间累计多产煤炭2000万余吨，相当于年增加两座年产200万吨的大型煤矿，全员效率1.673吨/工，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效率一倍。
“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声音发问。
李先念插话道：“开滦工资井上井下不一样，井下工资也不一样。他们最早恢复工程师责任制，坚持各项生产安全规章制度。”
发问者总结说：“大庆经验要学，开滦经验也要学。开滦生产翻番、效率比全国高一倍，肯定是好经验。开滦经验要总结，包括按劳分配，包括岗位责任制。”
30多年过去后，当时的汇报者、时任煤炭部部长的肖寒仍能清楚地记得这段谈话，而那个发问者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拍板发奖金
开滦煤矿坚持按劳分配，但从来没敢明确提出恢复奖金，因为大多数人反对“奖金挂帅”。
机会还是来了。1978年9月19日，邓小平视察开滦煤矿，肖寒陪同。
“煤炭价格太低，工人工资低，福利差，不如电力等系统的职工。此外，井下工人劳动强度大，艰苦危险，夜班工人一年四季不见太阳，现在没有奖金，可否发点奖金？井下班长实行岗位津贴？”肖寒试探着问。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
“奖金是否马上可以发？”
得到肯定答复后，肖寒迫不及待地给康世恩副总理打电话请示。
“小平同志同意了，当然可以发。”康世恩说。1979年1月，全国煤炭工作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平均每吨煤提价5元，实行井下班长岗位津贴，增加采煤工人井下津贴。4月起，井下班长岗位津贴等在全国煤矿系统执行，按劳分配中的奖金终于名正言顺。
（据《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