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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原北京军区政委，德高望重的刘振华老将军与党同龄，便不胜激动，遂专程拜访。可老将军极少谈到个人，让笔者进一步感受到一名老共产党人正气浩然、赤心为国的崇高本色。
——题记
前不久，笔者有幸拜会了与党同龄的刘振华老将军。他虽已高龄，但刚正与果敢的精、气、神丝毫没有被岁月洪流所冲淡。走进将军家中不禁愕然，一切陈设都十分简朴自然。简朴得像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自然得没有任何粉饰和一缕铅华。唯一醒目而又与整个环境异常协调的是客厅正墙的一幅字，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专门书赠刘振华老将军的两个大字：“正气”。装裱的衬纸已经褪色，而“正气”二字格外醒目。无疑，这幅字已随将军多年，而“正气”始终镌刻在将军的心田里、言行上和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战场上彰显正气 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1949年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挥军十万，在大量舰艇和飞机配合下，环海南岛构筑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企图借海峡天险和装备优势，阻止解放军渡海。此时，蒋介石妄图以海南岛为跳板，以备反攻大陆。
面对严峻形势，解放海南刻不容缓！毛主席指示，1950年春夏之交、谷雨前后，务必解放海南岛！此时，担任第4野战军第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正全力为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是年28岁。
临战前，当四十军军长韩先楚考虑谁来带队潜渡琼州海峡时，一些干部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积极，有的竟请假到后方小病大治去了。这也难怨，28年的枪林弹雨，眼看要歌舞升平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眼看要有功可居、有福可享了。谁能保证这一仗没有危险呢？而且这一仗是破天荒的渡海作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作为率部潜渡前行的指挥员不啻于把脑袋放在波涛上，随时都有被冲走和覆没的可能。此时，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最清楚此战的重要意义和部队官兵的思想状况了；他更清楚越是在最危险最需要的关键时刻，越需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
也就在韩先楚军长为挑选率队潜渡琼州海峡指挥员而到118师物色人选时，刘振华主动找到了他，提出了这一要求，强调说：“首长，就批准我去吧！我比他们都年轻，身体好。何况，我是一个政工干部，还需要多一些实战锻炼。”
韩先楚军长太了解刘振华了：他在抗日战争时就被誉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1947年就在韩先楚麾下任主力团政委，一贯积极求战，多谋善断，打起仗来总爱往前钻。此时，他能主动为组织分忧、勇挑重担，是再好不过的了。韩先楚军长当即授命刘振华带队潜渡，一场海岛登陆战自此拉开序幕。
“金门一战的失利让许多人对‘海岛登陆’四个字产生了畏惧心理；另外，新中国成立了，有些人想要保命享福；还有，打仗既靠勇气，又凭实力，登岛作战不同于陆战，国民党有飞机军舰，我们没有，我们曾经用中央给的十万银元去香港买登陆艇，结果只买回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过江还行，跨海根本不可能；而且，战士都来自北方，不习水性、畏惧大海……”刘振华将军回忆说。当时，很多战士进海后吐得一塌糊涂，不少战士看到汪洋就十分恐惧，“东北虎”成了“旱鸭子”。面对北方战士晕船怕水的困境，登岛部队该如何克服？
在这诸多困难下，一个副师级政工干部如何胜此重任呢？刘振华清楚：“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毛泽东语），“练兵之法，莫先练心”（《登坛必究·教兵》）。于是，他又重新用起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法宝来。
那还是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7师20团政委时，该团编入的新战士多阶级观念模糊，常有人开小差。刘振华深入开展“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诉苦教育，显著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该教育经验被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充分肯定，在东北部队全面推广，后被毛主席称为“新式整军运动”。这就是闻名全军的“诉苦教育第一课”。
这一经验在海南岛之战中得到广泛应用。“战士要有解决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在战士中搞诉苦教育，坚定了他们的斗争信念。”刘将军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战士努力学游泳，于是不怕水；高强度海上操练，于是不晕船。经高强度训练，一位副连长三过海峡，与琼崖纵队的海南地下工作者合作，到海口市区抓了敌人的一个间谍。”将军说到这里，嘴角洋溢起微笑。
“战士怕水、晕船、畏惧海洋这些问题解决的同时，就要解决渡海船只筹集与航行安全问题了。”刘将军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渔民把船埋到沙窝里，人都跑散了。另外，海上船队队形很难统一，危险很大。”面对敌人的飞机军舰，登岛部队如何解决这些现实困难？
刘振华老将军伸出四个指头，扬了扬，非常果断地说出四个字：“依靠群众！”他与战友们找到当地有名望的老船工交谈，讲明解放海南岛的意义。经劝说，老船工开始动员身边的人宣传解放思想。部队还对船工进行诉苦教育，讲明渔霸对他们的压迫及当地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苛捐杂税。一经诉苦，船工们觉悟了，积极参与筹备工作。但渔民都住在船上，于是部队在陆上给他们安置住宿，动员下船。就这样，船被征集起来了。
“没有群众支持，办不成事。群众路线不能丢，丢了就没有战斗力！”劉振华将军语气深沉而坚定，手掌用力击打在椅子扶手上。
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刘振华率队出发了。船队航行一小时后，东北风停了，船速减慢，经同行的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山建议，刘振华果断命令：以人力代替风力，摇橹划桨，继续前行！橹不够，就用铁锹、木板。战士与老船工们不停的划，很多人手上磨起了血泡。有战士累倒了，爬起来再坚持……到午夜时分，海面雾气缭绕。忽有马达声传来，敌人巡逻艇如幽灵一般若隐若现，探照灯闪闪划过。千钧一发之际，大雾保护了船队，巡逻艇与船队擦肩而过。但是，大雾也让船队偏离了航向，统一指挥几近失灵。船队靠近海南岛时，已偏离原定登陆点几十公里。刘振华一看不好，当即喝令众船：“向我靠拢，强行登陆！”接着，他一声令下，战士们跃身下海，涉水向滩头猛攻。
刘振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一把从警卫员手中抄过卡宾枪，带领指挥所人员跳下海，冲上岸去。战士们受到鼓舞，无不奋勇向前拼杀，甚至肉搏军舰。在与敌人海上的短兵相接中，战士们用木船迎击铁甲舰，铁钩钩军舰，钩了军舰爬军舰，视死如归，威震敌胆！敌人渐渐招架不住，登陆终获成功！“我们的加强团登陆成功，韩军长满意地说，一个团从敌人的防御正面打下去，我们40军八九个团一齐登陆一定会成功。后来的战役胜利后证明韩军长的决心是正确的。15兵团的邓华司令员最后也同意了韩军长大举总攻的意见，于毛主席要求的春夏之交、谷雨前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实现了。” 此次海岛登陆作战中，登陆船队有两条船因掉队而被敌人军舰击沉，100多名战士牺牲。有的船甚至漂到越南，我军与法国殖民者交接后战士们才回到国内。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刘振华老将军在引之为自豪的同时，总还有难以言喻的痛惜。他不止一次地讲：“我们的战士最可爱，最富牺牲精神！我常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而战士们和当年跟随刘振华渡海作战的基层指挥员无不庆幸和钦佩他们拥有这么一位“能打仗的政工干部”。
外交上弘扬正气 显位厚禄置之度外
刘振华不仅是位能打仗的政工干部，在外交战线上也是把智勇双全、刚正不阿的强手。
1971年，周恩来总理选调共和国少将刘振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于1949年11月23日与中国建交，两党两国两军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从1961年以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阿友谊和团结得到进一步发展。
为支援阿尔巴尼亚国防和经济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自己还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阿尔巴尼亚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仅把苏联已停止对阿的援助项目全部包下来，而且还无偿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另外，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多名专家，帮助阿培养了大批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人才。
为做好庞大的援阿专家队伍管理工作和抓好所进行援助项目的落实，刘振华上任伊始便亲自到各工地调研一手资料。调研中，他渐渐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无私给予援助，而阿方却毫不珍惜、任意挥霍、铺张浪费，其口气还大得吓人。比如，中国帮阿方建了两座发电站，上面的仪器缺乏保护，都被小学生抠掉了；许多小孩将又粗又长的大面包放在地上，当成坐垫，吃的时候还不吃面包皮；中国为帮阿方修潜艇，是用外汇从西德买来的锰钢，但是阿方竟用这些钢板去搭建仓库、垫马路；阿方没有棉花，却让中国用中国棉花援助他们，建纱厂、织布厂，然后做成布再卖回中国；阿方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阿方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不由得阵阵心痛，几乎义愤填膺了！”刘老将军捶了捶胸，“当大使不能因在人家的地盘上就做外国人面前的老好人，也不能因害怕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而畏首畏尾不敢说话。当大使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讲真话，树正气，驱邪恶！”刘振华将军把这九个字说得节奏鲜明、铿锵有力，紧握的拳头似要爆发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于是，刘振华刻不容缓地约见阿国防部长，对上述现象作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并特别谈道：这种做法有损两国人民的友谊。阿国防部长始之愕然，后见刘振华态度严肃，便诺诺应是。此后，一时间阿方在铺张浪费问题上作出了一些纠正。
刘振华并未因此而停止对那些不良现象的扼制，每有机会，他都要向对方含笑提示。有几次，特意请他们陪同到现场参观。可以想见，在那些不尊重对方的事实面前，不尊重对方者不能不面红耳赤。从此，刘振华在阿尔巴尼亚成为“不受欢迎的大使”，一些阿方基层单位的负责人甚至说，我们不欢迎刘大使来，每次来都会指出问题。对此，刘振华将军并不在意，依然是非分明，依然我行我素。有人劝他：你不怕极左的阿方告你的刁状？你不怕不明真相者给你扣帽子、打棍子？劉振华坦然一笑：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
他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与阿方交涉纠正那些不正之风的同时，他及时向国内外交部做了报告，并提出了在外交战线上也要实事求是、援助有度的建议。外交部将这些意见刊登在工作简报上。周总理看到这份简报后，对刘振华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表示赞赏，并将简报转发国务院有关负责部门。各有关负责部门主动向阿尔巴尼亚做工作，纠正偏向，使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作为外交大使，刘振华从不放弃主动做工作的机会。有次，阿尔巴尼亚党中央书记霍查召见他，提出一个求助军事装备的要求，要求中国提供八百门大炮、五百辆坦克等，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刘振华回到使馆，召开使馆党委会研究。会上一致不同意霍的要求。刘振华向国内外交部汇报了这一事情，并建议邀请阿国防部长来华访问，以巧妙地解决这一难题。在阿国防部长巴鲁库访问期间，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他，都同他谈了以这种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是错误的道理，并以事例阐述。阿国防部长同意了这些意见，欣然收回了他受命提出的要求。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国防部长一回到阿尔巴尼亚的机场，就被逮捕，并被扣以“亲华反党”的帽子。
刘振华老将军对此表示愤懑和惋惜，对当时极左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鄙视。须知，他就是在这种极左的氛围中完成大使使命的，完成得很漂亮，既保持了与阿的正常交往和关系，更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周总理曾称赞他：“你这个大使当的不错嘛！”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将军外交生涯的高度评价。
高位上保持正气 特权特利置之度外
当过部队大首长，做过优秀外交官。有人曾问刘振华：您是大干部，为什么自家的孩子却没出一个高干？连师长、旅长都没有？
刘振华听了这话，坦然一笑，诙谐地说：“咱没那本事呀，还没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呦……”
刘老将军并非不望子成龙，只是希望子女们凭自己的本领去成龙成凤。“成龙成凤，未必就是当大官，当大官也未必就是龙凤，事业要靠自己闯。”老将军还说，“当权的老子都为自己的子女挑肥拣瘦，哪还有普通人家的子女过的日子嘛！所有的人都应该公平竞争、择优进取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我的子女不准靠老子！” 刘振华在职期间，从未插手子女职务、待遇、升迁等问题，即使有老战友、老部下主动想帮忙，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大儿子晓威当了5年正团职干部，一直没有提副师职，于是希望父亲帮忙说话。将军知道后，像对士兵下命令一样告诉儿子：“转业！”可是，有不少将帅甚至只是有点权力之领导的子女，就是因为父辈说句话，而“转转为留”又青云直上了。但刘振华始终没说这句话，儿子清楚父亲的性格，遵从父命，脱下了军装。转业前，组织上还是给他调升到副师职。
女婿张建经原是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武汉军区撤消后，调到刘老将军任政委的沈阳军区。张建经想到军区司令部任原职，刘老将军又是一句命令语气的话，掷地有声：“下连队锻炼去！”有位部队首长觉得这样安排实在过意不去，于是将张建经放到自己的部队当了几年团长，后又调到总后勤部干了几年正团职干部，最终还是转了业。
小儿子晓欣是大学生，在部队工作十分出色，但因无意与他人竞争职务，主动从团职参谋位置转业到地方，并自谋职业。他对父亲没有为他说情帮忙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说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很佩服父亲，也慢慢理解并尊重父亲在处理子女问题上的态度。
作为将军，父亲威严如山；作为父亲，将军父爱无边！刘晓威对父亲的爱感悟得深刻：“其实，父亲对我们很疼爱，教育我们时十分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引导我们如何生活、工作与待人接物，怎样处理各种问题。”刘振华对子女有鼓励也有批评，但从不发脾气。他言传身教，影响着子女牢固树立了服务于人民、报效于国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在地方都很受欢迎和尊重。
现在，刘老将军子女中只有女儿仍在部队做不挂军衔的白衣战士。她受到将军崇高精神的影响，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安排。”
“帮孩子当大官是错误的，教孩子如何做人才是正道。要让他们凭自己能力去创业！”刘振华一边说，一边摆了摆手。可是，当下的特权者，有几人能如老将军一样把特权特利置之度外呢？“没必要争房子、争车、争待遇，那样活得不自然、不痛快。共产党人就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自己费心思，应多为他人、多为群众谋利益。”稍停片刻，似又陷入沉思：“想想那些成千上万的烈士、想想那些供我们衣食而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们已是享天福了，还有什么脸面要求特殊照顾呢？”
在这久留脑海的笑容中，我们依依不舍地向眼前的这位崇高者、共和国将军刘振华首长挥手告别。阳光照进小院儿，一位能打仗、讲真话、不谋私，始终浩然正气的老布尔什维克形象屹立祖国大地上，屹立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闪耀着金光，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并率領着他的追随者，再打一次新时期、新内容的渡海战！
——题记
前不久，笔者有幸拜会了与党同龄的刘振华老将军。他虽已高龄，但刚正与果敢的精、气、神丝毫没有被岁月洪流所冲淡。走进将军家中不禁愕然，一切陈设都十分简朴自然。简朴得像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自然得没有任何粉饰和一缕铅华。唯一醒目而又与整个环境异常协调的是客厅正墙的一幅字，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专门书赠刘振华老将军的两个大字：“正气”。装裱的衬纸已经褪色，而“正气”二字格外醒目。无疑，这幅字已随将军多年，而“正气”始终镌刻在将军的心田里、言行上和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
战场上彰显正气 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1949年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挥军十万，在大量舰艇和飞机配合下，环海南岛构筑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企图借海峡天险和装备优势，阻止解放军渡海。此时，蒋介石妄图以海南岛为跳板，以备反攻大陆。
面对严峻形势，解放海南刻不容缓！毛主席指示，1950年春夏之交、谷雨前后，务必解放海南岛！此时，担任第4野战军第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正全力为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是年28岁。
临战前，当四十军军长韩先楚考虑谁来带队潜渡琼州海峡时，一些干部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积极，有的竟请假到后方小病大治去了。这也难怨，28年的枪林弹雨，眼看要歌舞升平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眼看要有功可居、有福可享了。谁能保证这一仗没有危险呢？而且这一仗是破天荒的渡海作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作为率部潜渡前行的指挥员不啻于把脑袋放在波涛上，随时都有被冲走和覆没的可能。此时，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最清楚此战的重要意义和部队官兵的思想状况了；他更清楚越是在最危险最需要的关键时刻，越需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
也就在韩先楚军长为挑选率队潜渡琼州海峡指挥员而到118师物色人选时，刘振华主动找到了他，提出了这一要求，强调说：“首长，就批准我去吧！我比他们都年轻，身体好。何况，我是一个政工干部，还需要多一些实战锻炼。”
韩先楚军长太了解刘振华了：他在抗日战争时就被誉为“能打仗的政工干部”，1947年就在韩先楚麾下任主力团政委，一贯积极求战，多谋善断，打起仗来总爱往前钻。此时，他能主动为组织分忧、勇挑重担，是再好不过的了。韩先楚军长当即授命刘振华带队潜渡，一场海岛登陆战自此拉开序幕。
“金门一战的失利让许多人对‘海岛登陆’四个字产生了畏惧心理；另外，新中国成立了，有些人想要保命享福；还有，打仗既靠勇气，又凭实力，登岛作战不同于陆战，国民党有飞机军舰，我们没有，我们曾经用中央给的十万银元去香港买登陆艇，结果只买回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过江还行，跨海根本不可能；而且，战士都来自北方，不习水性、畏惧大海……”刘振华将军回忆说。当时，很多战士进海后吐得一塌糊涂，不少战士看到汪洋就十分恐惧，“东北虎”成了“旱鸭子”。面对北方战士晕船怕水的困境，登岛部队该如何克服？
在这诸多困难下，一个副师级政工干部如何胜此重任呢？刘振华清楚：“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毛泽东语），“练兵之法，莫先练心”（《登坛必究·教兵》）。于是，他又重新用起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法宝来。
那还是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7师20团政委时，该团编入的新战士多阶级观念模糊，常有人开小差。刘振华深入开展“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诉苦教育，显著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该教育经验被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充分肯定，在东北部队全面推广，后被毛主席称为“新式整军运动”。这就是闻名全军的“诉苦教育第一课”。
这一经验在海南岛之战中得到广泛应用。“战士要有解决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在战士中搞诉苦教育，坚定了他们的斗争信念。”刘将军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战士努力学游泳，于是不怕水；高强度海上操练，于是不晕船。经高强度训练，一位副连长三过海峡，与琼崖纵队的海南地下工作者合作，到海口市区抓了敌人的一个间谍。”将军说到这里，嘴角洋溢起微笑。
“战士怕水、晕船、畏惧海洋这些问题解决的同时，就要解决渡海船只筹集与航行安全问题了。”刘将军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渔民把船埋到沙窝里，人都跑散了。另外，海上船队队形很难统一，危险很大。”面对敌人的飞机军舰，登岛部队如何解决这些现实困难？
刘振华老将军伸出四个指头，扬了扬，非常果断地说出四个字：“依靠群众！”他与战友们找到当地有名望的老船工交谈，讲明解放海南岛的意义。经劝说，老船工开始动员身边的人宣传解放思想。部队还对船工进行诉苦教育，讲明渔霸对他们的压迫及当地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苛捐杂税。一经诉苦，船工们觉悟了，积极参与筹备工作。但渔民都住在船上，于是部队在陆上给他们安置住宿，动员下船。就这样，船被征集起来了。
“没有群众支持，办不成事。群众路线不能丢，丢了就没有战斗力！”劉振华将军语气深沉而坚定，手掌用力击打在椅子扶手上。
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刘振华率队出发了。船队航行一小时后，东北风停了，船速减慢，经同行的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山建议，刘振华果断命令：以人力代替风力，摇橹划桨，继续前行！橹不够，就用铁锹、木板。战士与老船工们不停的划，很多人手上磨起了血泡。有战士累倒了，爬起来再坚持……到午夜时分，海面雾气缭绕。忽有马达声传来，敌人巡逻艇如幽灵一般若隐若现，探照灯闪闪划过。千钧一发之际，大雾保护了船队，巡逻艇与船队擦肩而过。但是，大雾也让船队偏离了航向，统一指挥几近失灵。船队靠近海南岛时，已偏离原定登陆点几十公里。刘振华一看不好，当即喝令众船：“向我靠拢，强行登陆！”接着，他一声令下，战士们跃身下海，涉水向滩头猛攻。
刘振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一把从警卫员手中抄过卡宾枪，带领指挥所人员跳下海，冲上岸去。战士们受到鼓舞，无不奋勇向前拼杀，甚至肉搏军舰。在与敌人海上的短兵相接中，战士们用木船迎击铁甲舰，铁钩钩军舰，钩了军舰爬军舰，视死如归，威震敌胆！敌人渐渐招架不住，登陆终获成功！“我们的加强团登陆成功，韩军长满意地说，一个团从敌人的防御正面打下去，我们40军八九个团一齐登陆一定会成功。后来的战役胜利后证明韩军长的决心是正确的。15兵团的邓华司令员最后也同意了韩军长大举总攻的意见，于毛主席要求的春夏之交、谷雨前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实现了。” 此次海岛登陆作战中，登陆船队有两条船因掉队而被敌人军舰击沉，100多名战士牺牲。有的船甚至漂到越南，我军与法国殖民者交接后战士们才回到国内。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刘振华老将军在引之为自豪的同时，总还有难以言喻的痛惜。他不止一次地讲：“我们的战士最可爱，最富牺牲精神！我常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而战士们和当年跟随刘振华渡海作战的基层指挥员无不庆幸和钦佩他们拥有这么一位“能打仗的政工干部”。
外交上弘扬正气 显位厚禄置之度外
刘振华不仅是位能打仗的政工干部，在外交战线上也是把智勇双全、刚正不阿的强手。
1971年，周恩来总理选调共和国少将刘振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部，于1949年11月23日与中国建交，两党两国两军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从1961年以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阿友谊和团结得到进一步发展。
为支援阿尔巴尼亚国防和经济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自己还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阿尔巴尼亚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仅把苏联已停止对阿的援助项目全部包下来，而且还无偿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另外，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多名专家，帮助阿培养了大批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人才。
为做好庞大的援阿专家队伍管理工作和抓好所进行援助项目的落实，刘振华上任伊始便亲自到各工地调研一手资料。调研中，他渐渐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无私给予援助，而阿方却毫不珍惜、任意挥霍、铺张浪费，其口气还大得吓人。比如，中国帮阿方建了两座发电站，上面的仪器缺乏保护，都被小学生抠掉了；许多小孩将又粗又长的大面包放在地上，当成坐垫，吃的时候还不吃面包皮；中国为帮阿方修潜艇，是用外汇从西德买来的锰钢，但是阿方竟用这些钢板去搭建仓库、垫马路；阿方没有棉花，却让中国用中国棉花援助他们，建纱厂、织布厂，然后做成布再卖回中国；阿方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阿方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不由得阵阵心痛，几乎义愤填膺了！”刘老将军捶了捶胸，“当大使不能因在人家的地盘上就做外国人面前的老好人，也不能因害怕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而畏首畏尾不敢说话。当大使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讲真话，树正气，驱邪恶！”刘振华将军把这九个字说得节奏鲜明、铿锵有力，紧握的拳头似要爆发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于是，刘振华刻不容缓地约见阿国防部长，对上述现象作了有理有据的剖析，并特别谈道：这种做法有损两国人民的友谊。阿国防部长始之愕然，后见刘振华态度严肃，便诺诺应是。此后，一时间阿方在铺张浪费问题上作出了一些纠正。
刘振华并未因此而停止对那些不良现象的扼制，每有机会，他都要向对方含笑提示。有几次，特意请他们陪同到现场参观。可以想见，在那些不尊重对方的事实面前，不尊重对方者不能不面红耳赤。从此，刘振华在阿尔巴尼亚成为“不受欢迎的大使”，一些阿方基层单位的负责人甚至说，我们不欢迎刘大使来，每次来都会指出问题。对此，刘振华将军并不在意，依然是非分明，依然我行我素。有人劝他：你不怕极左的阿方告你的刁状？你不怕不明真相者给你扣帽子、打棍子？劉振华坦然一笑：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
他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与阿方交涉纠正那些不正之风的同时，他及时向国内外交部做了报告，并提出了在外交战线上也要实事求是、援助有度的建议。外交部将这些意见刊登在工作简报上。周总理看到这份简报后，对刘振华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表示赞赏，并将简报转发国务院有关负责部门。各有关负责部门主动向阿尔巴尼亚做工作，纠正偏向，使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作为外交大使，刘振华从不放弃主动做工作的机会。有次，阿尔巴尼亚党中央书记霍查召见他，提出一个求助军事装备的要求，要求中国提供八百门大炮、五百辆坦克等，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刘振华回到使馆，召开使馆党委会研究。会上一致不同意霍的要求。刘振华向国内外交部汇报了这一事情，并建议邀请阿国防部长来华访问，以巧妙地解决这一难题。在阿国防部长巴鲁库访问期间，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他，都同他谈了以这种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是错误的道理，并以事例阐述。阿国防部长同意了这些意见，欣然收回了他受命提出的要求。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国防部长一回到阿尔巴尼亚的机场，就被逮捕，并被扣以“亲华反党”的帽子。
刘振华老将军对此表示愤懑和惋惜，对当时极左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鄙视。须知，他就是在这种极左的氛围中完成大使使命的，完成得很漂亮，既保持了与阿的正常交往和关系，更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周总理曾称赞他：“你这个大使当的不错嘛！”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将军外交生涯的高度评价。
高位上保持正气 特权特利置之度外
当过部队大首长，做过优秀外交官。有人曾问刘振华：您是大干部，为什么自家的孩子却没出一个高干？连师长、旅长都没有？
刘振华听了这话，坦然一笑，诙谐地说：“咱没那本事呀，还没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呦……”
刘老将军并非不望子成龙，只是希望子女们凭自己的本领去成龙成凤。“成龙成凤，未必就是当大官，当大官也未必就是龙凤，事业要靠自己闯。”老将军还说，“当权的老子都为自己的子女挑肥拣瘦，哪还有普通人家的子女过的日子嘛！所有的人都应该公平竞争、择优进取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我的子女不准靠老子！” 刘振华在职期间，从未插手子女职务、待遇、升迁等问题，即使有老战友、老部下主动想帮忙，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大儿子晓威当了5年正团职干部，一直没有提副师职，于是希望父亲帮忙说话。将军知道后，像对士兵下命令一样告诉儿子：“转业！”可是，有不少将帅甚至只是有点权力之领导的子女，就是因为父辈说句话，而“转转为留”又青云直上了。但刘振华始终没说这句话，儿子清楚父亲的性格，遵从父命，脱下了军装。转业前，组织上还是给他调升到副师职。
女婿张建经原是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武汉军区撤消后，调到刘老将军任政委的沈阳军区。张建经想到军区司令部任原职，刘老将军又是一句命令语气的话，掷地有声：“下连队锻炼去！”有位部队首长觉得这样安排实在过意不去，于是将张建经放到自己的部队当了几年团长，后又调到总后勤部干了几年正团职干部，最终还是转了业。
小儿子晓欣是大学生，在部队工作十分出色，但因无意与他人竞争职务，主动从团职参谋位置转业到地方，并自谋职业。他对父亲没有为他说情帮忙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说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很佩服父亲，也慢慢理解并尊重父亲在处理子女问题上的态度。
作为将军，父亲威严如山；作为父亲，将军父爱无边！刘晓威对父亲的爱感悟得深刻：“其实，父亲对我们很疼爱，教育我们时十分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引导我们如何生活、工作与待人接物，怎样处理各种问题。”刘振华对子女有鼓励也有批评，但从不发脾气。他言传身教，影响着子女牢固树立了服务于人民、报效于国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在地方都很受欢迎和尊重。
现在，刘老将军子女中只有女儿仍在部队做不挂军衔的白衣战士。她受到将军崇高精神的影响，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切听从党安排。”
“帮孩子当大官是错误的，教孩子如何做人才是正道。要让他们凭自己能力去创业！”刘振华一边说，一边摆了摆手。可是，当下的特权者，有几人能如老将军一样把特权特利置之度外呢？“没必要争房子、争车、争待遇，那样活得不自然、不痛快。共产党人就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自己费心思，应多为他人、多为群众谋利益。”稍停片刻，似又陷入沉思：“想想那些成千上万的烈士、想想那些供我们衣食而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们已是享天福了，还有什么脸面要求特殊照顾呢？”
在这久留脑海的笑容中，我们依依不舍地向眼前的这位崇高者、共和国将军刘振华首长挥手告别。阳光照进小院儿，一位能打仗、讲真话、不谋私，始终浩然正气的老布尔什维克形象屹立祖国大地上，屹立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闪耀着金光，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并率領着他的追随者，再打一次新时期、新内容的渡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