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什么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一）长征文物的保护历程
“长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名词，它所代表的含义，通过亲身经历、口耳相授、回忆文章、学校教材、学术著作以及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等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和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在1936年8月——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还不满一年，三大主力红军尚未会师，红军总政治部就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向广大指战员征集长征回忆录并编纂成册。1937年，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不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便签发了征集红军文物和历史资料的通知，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党中央指导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正式文件。1961年，遵义会议旧址和泸定桥等重要长征文物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之后各批次国保单位中也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长征文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征文物保护工作。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并亲临贵州遵义、宁夏西吉、江西于都、湖南汝城、广西全州等长征沿线重要点段考察，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2016—2017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了《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对策研究报告》和《长征文化线路总体规划》;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列为六大重点项目之一;201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长征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同年公布的第八批国保名单中新列入了“猴场会议旧址”“葛牌镇红25军军部旧址”“果洛红军沟”等6处长征文物并对湘江战役旧址的文物本体构成进行了增补，使得国保中长征文物总数达到45处、223个文物点，长征文物的构成体系更加完整（图1）。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统筹部署了具体建设任务。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
《建设方案》和《实施方案》明确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涵盖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所经过的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5个省区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开展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教育培训工程六类重点工程。
大众通常认知中的“公园”是以休憩娱乐为主的场所，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则肩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彰显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探索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神圣使命，具有革命教育、保护传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产业带动等多重功能，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民生工程、党建工程。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愿景
根据《建设方案》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成为弘扬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家园，构建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以此激励人们继续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还应通过相关建设保护工作的开展，带动长征沿线经济社会建设，促进生态修复与环境综合治理，探索管理机制体制创新。
因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不仅应着力于系统的文物保护展示、体系化的空间布局、统一的形象标识、完备的基础设施、优质的环境廊道等“硬件”内容;知名的文化品牌、鲜明的文化主题、标准化的文旅服务、多样化的传播手段、科学化的管理机制等“软件”建设也不可或缺。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实现“保护好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传承好长征精神、利用好长征资源、带动好长征沿线发展”的总体建设目标。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特点
（一）以传承长征精神為核心，具有突出的精神意义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四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唯一以弘扬革命精神、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核心建设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以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核心，“红色基调、教育为主”，是其主要建设保护原则之一。作为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长征文物中包含了大量纪念碑和烈士墓（图2），如屹立在雪山脚下的松潘红军长征纪念总碑、矗立于赤水河畔的茅台渡口纪念碑、俯瞰黄土高原的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静卧凤凰山松林之中的邓萍墓等。此外，长征沿线还分布有革命主题展示和纪念场馆168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34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87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9处、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14处。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资源，这些纪念设施、教育基地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长征文物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
四支长征红军部队在两年的时间里，跨越六万五千里距离，留下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长征文物。据初步统计，现有长征有关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超过2100处，包括了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会议遗址、重要机构旧址、战场遗址、名人旧居、交通设施、革命标语、纪念设施、烈士墓及墓园等，涵盖了革命文物的所有主要类型。而且，由于行军战斗的客观需求，它们大部分并非红军建造，而是就地利用原有建（构）筑物，这就使得长征文物在建造年代、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方面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图3）。其中既有古老的明清祠堂宅院，也有近现代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府邸教堂，更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设计建设的纪念碑和雕塑。以长征标语建筑物为例，有的镌刻在明代城墙的墙身，有的雕凿在清代纪功碑的两面，有的附身在寺庙的墙壁和经幢上，有的书写在民居的门扇板壁上。而长征路上的“红军桥”也同样既包含了近代的公路桥，也包括了传统的石拱桥、铁索桥，更有充满民族特色的风雨桥、伸臂桥等，可谓不一而足。长征文物与沿线各民族、各地区、各类型、各时代的历史文物、乡土建筑、文化景观与文化线路的结合，既拓展了它的文化内涵，也增加了保护工作的复杂性。
（三）跨越广大人文地理区域，文化和自然资源丰富多元
红军长征路线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穿行于中西部地貌阶梯转换处，经过了湖湘、江汉、南岭、滇中、大小凉山、巴蜀、青藏高原、陕甘黄土高原等十余个人文地理区域和苗、侗、瑶、彝、藏、羌、回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沿线拥有世界遗产13项、地质公园102项、森林公园412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02个，中国传统村落1726个，在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及景观多样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实际形成了从东南至西北串联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巨型廊道。
在人文资源方面，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因与红军结下了沽酒的渊源使得茅台终成“国酒”，川渝滇黔的传统场镇（图4）和古盐道记录了红军四渡赤水、开仓分盐的故事，剑门雄关和古蜀道见证了红军强渡嘉陵勇夺天险的英雄气概，川西的官寨碉楼和茶马古道（图5）留下了红军翻越雪山的艰苦足迹，闻名西北的同心清真大寺前的广场上依稀可见当年三大主力红军汇集于此举行万人军民大会的盛况。
自然资源方面，“金沙水拍云崖暖”道出了金沙江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图6）;“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记录了川北草原上的艰难行军;川台错落的黄土梁峁诉说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的豪迈;冰封雪盖的秦晋高原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景一如当年[8]（图7）。古人说“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长征，全面地了解了广袤中国大地上的地理气候、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从而对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四）贴近时代与情感，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长城、大运河、黄河⑤等国家文化公园传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厚重历史和悠久文化，而长征发生的时间相对晚近，但却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之一。现当代遗产保护有一个重要理念是“遗产即记忆”，强调遗产对于保存延续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意义。长征的历史并不久远，它承载的记忆及情感依然鲜活，一些亲历者仍然在世，很多红军后代还在不断讲述着父辈的故事。在福建长汀，当地的刘氏宗亲整理出千余名参加红军的族人名单，开展“红军烈士进祠堂”活动，将传承红色基因与延续家族记忆结合在一起;在四川黑水，芦花官寨头人泽旺与红军建立了深厚感情，其后人始终致力于守护长征文物，讲述长征故事，到如今已形成了“四代红色守护人”。这些记忆和情感的传承使得“长征”这一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强大的时代感召力。从烈士追思瞻仰（图8），到“重走长征路”步行体验，再到长征主题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都不断将“长征”带入到当下的文化和教育场景中来。长征已然从一个特定群体经历的历史事件，升华为共和国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问题与挑战
（一）单体小而散，保护难度大
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高级别的长征文物保存状况已经得到了全面提升，72.9%的国保长征文物保存状况达到了“好”和“较好”水平，省保长征文物中这一数字也达到了53.1%（图9）。但是，大量低级别长征文物散落在十五个省区市的巨大地理尺度内，给保护和管理者们设下了难题。由于红军多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区域行动，使得长征文物往往地处偏远且环境艰苦的地区;同时大部分文物规模普遍较小，建造水平不高，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残损速度较快。其中一些如战壕、标语、红军墓等散落文物甚至难以被发现和标记，更无法用传统保护方法和标准来对待。
（二）产权复杂，面临管理难题
红军长征主要行进在乡村地区，因此长征文物的产权情况比较复杂，据初步统计，长征文物中约20%的国保、40%的省保和55%的市县保属于集体或私有产权。一方面，集体和私有产权长征文物容易遭到不当维修和改/加建，造成文物残损和历史信息湮灭，其保护修缮工作也在管理制度和现实操作中存在很多障碍，导致保存状况明显差于国有产權文物（图10）;可另一方面，由国家征收将原住民迁出的做法往往不利于保持文物真实性和传承长征精神，甚至造成“保护性破坏”，使得非国有长征文物的保护管理有时陷入两难。
（三）展示同质化，吸引力不足
与极具视觉震撼力的长城、运河和黄河相比，大部分长征文物很难凭借外观获得良好的展示效果，再加上革命文物展示利用在氛围和基调上的严格要求，使得一些长征文物的展示严肃性有余、创新性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图11）。在展示内容方面，以传统图文展示为主，偏重对长征全过程及重大史实的陈述，缺少对本地特色长征故事和人物的挖掘;在场景复原方面，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导致缺乏富含历史信息和当地人文特征的场景细节，“一桌一椅一张床，所有房间一个样”;在景观塑造方面，较少运用当代设计理念和手法，往往简单沿用纪念广场、纪念馆、纪念碑的“三件套组合”，花费巨大而效果有限，甚至造成对历史环境的破坏。在传播路径和手段方面过度依赖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和培训机构组织的集体学习。线上传播推广还处在探索阶段，在新思路的拓展、新技术的运用上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突破说教、灌输式的宣教方式，提升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四）沿线建设基础薄弱
长征沿线很多是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这些地方受历史、自然和交通条件所限，缺乏大型城市群的资源支撑，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文化服务欠账相对较多，人才保障水平较低。再加上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因涉及意识形态领域，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推动执行，资金渠道单一，社会参与度低，更增加了这些地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难度。
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正确打开方式
（一）借鉴文化线路保护理念，开展长征文物资源系统性保护
1.如何认识——长征文化线路
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范围广、地域跨度大、且呈现线性特征，那么它是否符合“文化线路”的定义，可以借鉴文化线路的思路开展保护利用工作呢？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文化线路宪章》（ICMOS Charter of Cultural Routes）中提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之一的文化线路“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而长征作为一次军事行动，从出发到结束仅有两年，并没有伴随发生大规模持续性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技术角度看并不符合该宪章定义。但如果将视角放宽，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根据自身特点及社会文化需求对文化线路的概念进行了不同阐释，并推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项目。例如作为文化线路概念源头的“欧洲文化线路”（European Cultural Routes）项目，其创立背景是欧洲一体化，因而线路的选择以“承载着共同记忆的欧洲空间”“克服距离、边界和隔阂”为宗旨，已公布的32条线路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宪章中的标准定义颇有差距，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拿破仑之路”是类似于长征的军事远征线路，“欧洲犹太遗产之路”和“地热小镇之路”是围绕某一主题的系列遗产地形成的网络，“莫扎特之路”是以人物生平和艺术创作轨迹形成的路线。甚至还有“唐吉诃德之路”这样并不真实存在于历史、作为文化概念存在的线路。可见，文化线路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系统性认知和保护遗产的方式，可以有着更为多样化的认识和更为广泛的应用途径。长征文物数量巨大、分布面积广阔且带有明显的线性特征，文化主题鲜明统一，相关人文和自然资源丰富，完全可以视为一条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视角来认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图12），将零散的文物以主题引领、以事件联系、以线路组织，将所有体现长征精神的元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从而建立整体性的保护利用框架，达到“1+1>2”的效果。在这一整体视角下，一些规模很小、结构简单的长征文物的价值可以得到凸显。如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图13），虽然只有一人多高，墓体砌筑方式简易，却有力地证实了红军长征翻越雪山的历史路线，且海拔480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又如达维会师桥（图14），长仅13.8米、宽2.8米，是藏族地区很不起眼的通行小桥，却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重要实物例证。还有红军长征中很多重要的渡口滩头，虽然已无明显的文物遗存，但从文化线路的视角看仍是红军长征路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样，从文化线路的保护理念来看，现有的长征文物清单还不够完整，一些重要的长征史实和路段仍缺乏文物支撑，难以串联形成长征故事的完整讲述，一些长征文物的级别认定也仅从单体价值出发，没有充分考虑其在线路整体中的定位。下一阶段应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寻访⑧，并对长征文物进行系统价值评估和级别调整，形成更加科学完整的文物清单。甚至可以考虑参考长城、大运河、茶马古道等的命名和保护单位划分经验，将国保单位中的长征文物统一归并整合为一处，命名为“长征革命线路”，以明确长征文物作为文化线路的整体意义。第八批国保公布时对湘江战役旧址的增补内容中，除了悲壮的红十八团古岭头阻击战战斗旧址外，还包括龙胜县红军楼、审敌堂和资源县中革军委驻地旧址，从而对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苗、侗少数民族地区，挫败国民党挑动民族矛盾的阴谋，向湘南进军的长征历程形成了更加完整的讲述。
2.如何保护——分类施策
如前文所述，长征文物的建造年代、类型和历史功能丰富多样，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在保护中需要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长征文物在保护措施上的难点开展技术攻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实施研究性保护，积累经验，形成具有示范性、推广性的工程样板，整体提升长征文物保护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以长征文物中比较独特的战场遗址和标语宣传画两类为例。战场遗址保护状况普遍不够理想（图15），一方面是因为长征途中戰事频仍、情况急迫，红军很少有机会构筑坚固的工事，保存下来的往往只是一些简陋的战壕和掩体（图16），非常容易受到自然侵蚀（风雨侵蚀，植物生长等）和人类活动（耕地、造林、建设等）的影响而毁失;另一方面，过去一些地方在革命文物保护中“重纪念性、轻真实性”，花大力气建设纪念设施，而对遗址遗迹的调查和保护重视不足。针对这一情况，首先应对战场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测绘，明确遗址的分布范围，现存战壕、掩体、弹坑、指挥所等实物遗存的位置、规模和保存状况。根据调查结果划定保护区划，并开展必要的保护和修复工程。同时，大力开展对战役战斗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景观艺术手法进行意向性景观修复，或通过数字技术（AR，声光电等）“还原”历史景观，“重现”战场氛围。广西全州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战场遗址在历史环境受到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在保护战壕遗址的基础上，采用桂北特有的石林景观，结合地貌植被和战场历史格局，形成“红军纪念林”（图17），让红军烈士的英魂伴随着苍松翠柏融入大地、体现“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意向，取得了较好的景观修复效果。
再以标语和宣传画为例，长征途中红军边行军、边战斗、边宣传，留下了大量标语、宣传画。但是它们既没有精心配置的颜料，也没有预先制作的地仗，而是广泛留存在沿途的墙体、板壁、梁柱和山石上。由于缺乏成熟的保护技术，致使标语和宣传画褪色、碎裂脱落甚至灭失，还有相当一部分赋存于非文物建筑上，更加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因而未被纳入保护体系。在标语和宣传画的保护过程中，首先应开展全面调查，摸清家底、开展分类认定工作;充分借鉴、吸收石刻、泥塑、壁画、彩绘等相关文物类型的保护成果，针对其不同的做法（石刻、灰浆、墨书等）、赋存材质（石壁、土墙、木材等）等提出合理的保护修复技术和方法，并对相关的保护性设施建设、揭取及切割保护的判断标准和工艺技术等编制相关导则或技术手册，建立西北干燥环境和南方潮湿环境下标语保护展示技术研究实践基地;针对依附在不可移动文物上、依附在非文物建（构）筑物上和已入馆藏等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展示管理细则。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各地已逐渐开始重视对标语和宣传画的保护工作，如江西省近年来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规范（试行）》等文件，全面摸清红色标语家底、推进红色标语分类认定、建立红色标语数据库、编制了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行动计划。目前，一些保护试点项目已初见成效并开始向更大范围铺开（图18）。 3.如何实施——分区连片推进
《建设方案》中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体现“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则提出“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的要求。因此，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应采取分区连片推进的策略。在全国层面，协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建设范围和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中的长征片区，对主体建设范围内有一定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但尚未列入长征片区的县（区、市）提出增补（图19）。在省级层面，应建立健全多级联动、多部门联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根据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的密集程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展示园和集中展示带的布局，结合行政区划边界将长征片区整体分解为若干区段，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或工作方案，强化长征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和展示的统筹。鼓励编制跨区域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总体保护规划，促进同主题地区联动发展。在市县层面，应分段落实建设保护和管理运营工作，充分发挥属地职能。鼓励赣州、桂林、遵义、阿坝、延安、信阳、陇南等资源丰富，建设任务集中的市州成立市级建设保护管理机构，统筹各县区相关工作。目前桂林市已成立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协调和指导桂北各县做好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研究挖掘和保护利用等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根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以下简称《长征总规》）要求，大力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重点项目组织方面，应改变过去以单个文物点为工作对象的传统模式，积极尝试在主题引领下，由示范县牵头，以国保长征文物为重点，串联整合较低级别文保单位，组织集中连片保护工程及整体展示工程，作为保护传承工作的主要抓手。
（二）讲述长征故事，发挥红色教育功能
1.如何讲述——划分故事单元，构建差异化展示格局
“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目标，因此，公园建设保护工作开展应始终以长征故事作为主要线索。《长征总规》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提出了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为轴，以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三军会师路线为四线的“一轴四线”总体空间框架。在此基础上，以重要长征故事及史实为线索，整体划分为14个主题篇章，形成差異化的展示主题布局（图20）。各省则在“一轴四线十四篇”的总体格局下再划分故事单元，如四川省将长征四川段划分为10个区段，重点讲述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史实。同时在市县一级也要根据其长征故事特点及资源分布等组织故事片区。
以长征故事为主要线索的各篇章、区段不仅是落在图面上的规划语言， 更是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建设保护工作的重要纲领。各故事单元应重点围绕主题组织展示内容，聚焦代表性历史事件和人物，形成全面完整、层次分明、特色突出、内容深入的叙事体系。
《长征总规》以14篇章为总体框架确定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的布局，划定52个国家级重点展示园作为核心展示节点（图21），35条集中展示带作为主要展示廊道，避免各区域展示主题和内容的同质化。故事单元也同样指导了长征线性展馆群的建设提升，根据《长征总规》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建设1处整体展示长征历程的全国总馆?，而14篇章中每个区段均需要有1～2处规格较高、展示基础较好的纪念馆或博物馆作为主题馆，区段中各个主要长征故事应有专题馆。经过梳理，全国应补充新建不同主题展馆11处，并对9处已有展馆进行扩建提升，形成定位准确、特色突出、差异化发展的长征线性展馆群。不支持建设主题重复的展馆或缺乏鲜明主题，讲述长征全过程的展馆、文化园、微缩景观园等项目。
2.如何传承——构建以长征文物为核心的红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7]。这就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应实现广泛、持久、深入的革命教育与文化传播，使公众能够真正走近长征、了解故事、获得感悟。为此，需要重点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实施一系列以文物为核心的展陈提升工程，创建一批长征主题革命文物展示示范基地，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陈列展览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实现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同时，依托长征沿线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联合纪念馆、爱教基地、研学基地，并鼓励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力量建设不同类型、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长征红培基地、长征训练营、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等项目，形成丰富多元的长征精神主题红色教育体系。
二是以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依托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及长征故事，组织一系列长征特色教育培训活动。广泛开展馆校共建、部队共建、社区共建、单位共建等，推动长征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针对青少年组织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等系列研学体验课程，对长征沿线历史遗迹、重要事件发生地等开展实地探访、研学考察。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将长征精神教育课程和研学活动等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社会实践课程并计算学分，鼓励有条件的教育、研究机构开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红色旅游管理等相关课程、培训班。
（三）走读党史、沉浸体验——贯通的长征历史步道
1.如何定位——长征历史步道
四大国家文化公园都应有各自不同的体验方式，不同于“望长城”“游运河”，“重走长征路”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最恰当的体验方式。步行体验是学习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的最重要且最直接的途径——通过 “走读”党史，才能够沉浸式地体验红军在面对极端严酷的挑战时所体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18]。且红军长征路往往与茶马古道、蜀道、川盐古道、湘桂古道等历史道路和文化线路重合，途经两广丘陵、云贵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南阳盆地等各类代表性自然景观，因此在重走长征路的同时，不仅能够体验革命精神，还能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学习地方历史文化、感受沿途风土人情。因此，建设贯通全国的长征历史步道，形成以“走读党史”为核心的全程沉浸式，游览体验模式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性内容。 长征历史步道并非一条简单的步行道路，而是由红军路、串连步道和连接线组成的完整体系（图22）。红军路是经党史部门确认为红军长征行军路线，且沿线长征遗址遗迹、历史环境保存比较完整的历史道路（图23）;串联步道是为保证步道体系的连续贯通，依托符合红军长征历史走向的旅游公路、城市绿道、省县乡道等而设置的，用于串联红军路及重要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步行道路;连接线指将红军路、串联步道与高速、国道、高铁等快速交通网络进行连接或沟通较为偏远的展示节点的车行道路。而红军长征期间曾经驻扎、留有长征遗迹和长征故事、且历史环境和红色文化氛围保存较好、具备一定旅游发展潜力的“红军长征村”，则是开展长征历史步道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和驿站。以长征历史步道串联集革命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红军长征村，就可以形成“万里红路、千村串联”的格局，突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
2.如何建设——保护优先，安全性与沉浸感并重
以“体会革命艰苦，感悟长征精神”为主旨，建设长征历史步道，应以保护优先，首先是要根据长征文化线路的定义、长征历史步道认定标准与党史、军史部门相配合，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长征历史步道调查寻访和整理，针对线路清晰，历史铺装保存较为完整的，可以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已确定的长征历史步道进行分段分类治理保护，对道路历史铺装，应以保护修缮、清理修整为主，应注意保留山间、乡间、田间小路的自然乡土状态（图24），不得随意更换铺装改建为现代景观路或旅游路;在受地形条件制约或有生态保护要求等不宜踩踏区域，可以少量设置木栈道;串联步道可以在车行道路一侧通过改变路面颜色、设置人车分隔绿篱等手段辟出步行区域;新建道路的材质应综合考虑耐久、适宜行走、安全、朴素及与景观协调等要求。二是要以安全保障为基本前提，应建立步道和基础设施保护、安全排查、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后期维护和事后紧
急救援的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步行者人身安全。沿途设置长征宿营地、休息站、紧急求助设施、垃圾收集处理装置，有落石、易跌落等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等。沿途基础设施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不应过分强调舒适度，避免过度娱乐化、商业化。配套设施（尤其是宿营地和休息站）應尽可能结合红军长征村设置。三是要在道路设置若干“叙事兴奋点”，讲述长征故事，增加步行者停驻和体验时间，增加步行趣味性，充实体验内容，营造“沉浸感”。叙事兴奋点可与长征文物或相关历史遗迹相结合，与博物馆、展示馆相结合或与代表性、地标性自然资源相结合（图25）。
3.如何贯通——步行体验，增强互动
实现长征历史步道的全线贯通，进一步凸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特征，强化长征故事的连贯性，需要达到线路贯通、标识贯通、活动贯通、时代贯通四方面的目标。线路贯通是要从实体层面强化步道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基于详实的调查研究，以符合行军路线、串联重要节点、便于建设实施为原则，选择适合的线路作为长征历史步道主线。近期精选展示资源富集、代表性强、建设条件好、文物环境保存完整、能够给人以较强的体验感和代入感的区段，集中开展示范段建设（《长征总规》已确定了沿线15省区市44条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应特别鼓励建设跨省、跨区域的长征历史步道。例如，云贵川三省已签署《加快推进川滇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出“四渡赤水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
标识贯通是指在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形象LOGO的引领下，设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标识系统，线上线下统一使用，尤以历史步道标识为工作重点，包括步道的路径引导标识、指向标识、解说标识、导览定位标识等。同时建立包括文创产品、宣传材料、多媒体界面、交通设施、村镇整体形象等在内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强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和辨识度。
活动贯通则是以重走长征路步行体验为基础，通过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推出一系列契合长征主题特色的复合型体验活动。重点开发长征研学旅游、长征乡村旅游、长征体育旅游、长征自驾和徒步探险游，打造主题突出且内容多样的长征文化旅游体验（图26）。重点构建以“长征+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户外探险”为核心的体育活动，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发徒步、健走、马拉松、骑行、自驾、越野、低空游览、水上运动等特色活动，将“全民健身”与红色教育充分融合。
最后，还需要强化长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的联合展示，完整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强化长征历史与新时代长征路的联合展示，将跨越天堑的赤水河大桥、世界屋脊上的川藏公路、大小凉山的脱贫攻坚成果等新中国建设成就有机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展示体系，讲好长征故事、革命故事、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形成长征历史步道的时代贯通。
（四）科技赋能，线上线下开启新长征
1.如何推广——数字再现助力长征精神传播推广
在《建设方案》要求中，数字再现工程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六大工程之一，其目的在于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展示空间以及不受地域限制的爱国主义教育空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思维的广泛应用，是解决以往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展示内容同质化以及传播推广缺乏吸引力的有效方式。这首先需要加强主体建设范围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主题展示区内部无线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5G）的全面覆盖。在此基础上，通过采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数字信息，建设长征云数字云平台，对内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对外形成官方网站。
通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一方面可以实现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实时展示，以及长征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重要人物等丰富信息的讲解介绍。另一方面，能够结合网上重大主题和重大议题，在第一时间推出形式多样的传播行动，联动各类新媒体形成社交传媒矩阵。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出符合年轻人欣赏形式、内容精良、品质优良的宣传片、影视节目、互动直播等丰富多元的产品，推动长征主题红色教育的社交化、立体化和可视化，从而实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播推广。 2.如何应用——“互联网+长征”率先启动全线贯通长征路
2016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而革命文物展示利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互联网+长征”示范项目选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内容包括全国长征文物地图线上应用和“强渡天险”App开发（图27），“强渡大渡河”红色研学课程设计，以及相关网络传播内容制作及5G基站建设等。该项目由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策划设计，中国联通集团联合云景文旅、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地图出版社共同参与，是各领域专业人员跨界合作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
“长征文物地图”手机小程序率先实现了长征文物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展示（图28），具有分类搜索、查询和定位功能，并将长征文物与长征重大事件相关联，让使用者在“时空地图”中清晰地掌握长征历史与文物载体之间的对应关系，“长征历史上的今天”板块还能够穿越时间，将历史与当下相连接，增强使用者的代入感。“强渡天险”App通过将5G通信技术、AR云和3D数字内容相结合，实现了强渡大渡河遗址现场与虚拟历史场景的“无缝集成”，观众仅需使用手机对准遗址，即可360度观看“赵章成神炮歼敌”等叠加于现实场景中的3D虚拟影像，这一形式能够在不扰动遗址本体的前提下，实现历史场景复原，提升展示的直观性和吸引力。使用者还可以通过App與红军战士合影，在纪念馆中“寻宝”，向当年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将军骨灰抛洒处献花，从而获得与现场参观或网上浏览截然不同的体验。结合线上体验内容，项目还设计并组织了当地小学生教育研学活动，通过长征历史步道模拟行军、手机导览和现场教学，让学生们身体力行地了解长征历史、学习军事知识和文物保护知识、感悟长征精神。
五、结语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中华文明重要标识等方面肩负着时代重任。尽管由于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长征国家文化的建设保护工作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借鉴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理念建立系统性的保护体系，以讲述长征故事为核心构建整体展示格局，通过贯通的长征历史步道提供沉浸式体验，利用创新科技手段开启新时代传播推广等措施，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解决路径和工作方法，为国家文化建设找到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并由此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道路。
（责任编辑：孙秀丽）
（一）长征文物的保护历程
“长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名词，它所代表的含义，通过亲身经历、口耳相授、回忆文章、学校教材、学术著作以及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等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和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在1936年8月——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还不满一年，三大主力红军尚未会师，红军总政治部就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向广大指战员征集长征回忆录并编纂成册。1937年，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不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便签发了征集红军文物和历史资料的通知，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党中央指导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正式文件。1961年，遵义会议旧址和泸定桥等重要长征文物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之后各批次国保单位中也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长征文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征文物保护工作。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并亲临贵州遵义、宁夏西吉、江西于都、湖南汝城、广西全州等长征沿线重要点段考察，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2016—2017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了《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对策研究报告》和《长征文化线路总体规划》;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列为六大重点项目之一;201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长征标识与展示体系建设指引》。同年公布的第八批国保名单中新列入了“猴场会议旧址”“葛牌镇红25军军部旧址”“果洛红军沟”等6处长征文物并对湘江战役旧址的文物本体构成进行了增补，使得国保中长征文物总数达到45处、223个文物点，长征文物的构成体系更加完整（图1）。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统筹部署了具体建设任务。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
《建设方案》和《实施方案》明确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涵盖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所经过的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5个省区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开展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教育培训工程六类重点工程。
大众通常认知中的“公园”是以休憩娱乐为主的场所，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则肩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彰显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探索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神圣使命，具有革命教育、保护传承、文化传播、公共服务、产业带动等多重功能，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民生工程、党建工程。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愿景
根据《建设方案》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应该成为弘扬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家园，构建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以此激励人们继续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还应通过相关建设保护工作的开展，带动长征沿线经济社会建设，促进生态修复与环境综合治理，探索管理机制体制创新。
因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不仅应着力于系统的文物保护展示、体系化的空间布局、统一的形象标识、完备的基础设施、优质的环境廊道等“硬件”内容;知名的文化品牌、鲜明的文化主题、标准化的文旅服务、多样化的传播手段、科学化的管理机制等“软件”建设也不可或缺。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实现“保护好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传承好长征精神、利用好长征资源、带动好长征沿线发展”的总体建设目标。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特点
（一）以传承长征精神為核心，具有突出的精神意义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四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唯一以弘扬革命精神、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核心建设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以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核心，“红色基调、教育为主”，是其主要建设保护原则之一。作为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长征文物中包含了大量纪念碑和烈士墓（图2），如屹立在雪山脚下的松潘红军长征纪念总碑、矗立于赤水河畔的茅台渡口纪念碑、俯瞰黄土高原的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静卧凤凰山松林之中的邓萍墓等。此外，长征沿线还分布有革命主题展示和纪念场馆168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34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87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9处、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14处。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资源，这些纪念设施、教育基地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长征文物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
四支长征红军部队在两年的时间里，跨越六万五千里距离，留下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长征文物。据初步统计，现有长征有关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超过2100处，包括了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会议遗址、重要机构旧址、战场遗址、名人旧居、交通设施、革命标语、纪念设施、烈士墓及墓园等，涵盖了革命文物的所有主要类型。而且，由于行军战斗的客观需求，它们大部分并非红军建造，而是就地利用原有建（构）筑物，这就使得长征文物在建造年代、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方面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图3）。其中既有古老的明清祠堂宅院，也有近现代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府邸教堂，更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设计建设的纪念碑和雕塑。以长征标语建筑物为例，有的镌刻在明代城墙的墙身，有的雕凿在清代纪功碑的两面，有的附身在寺庙的墙壁和经幢上，有的书写在民居的门扇板壁上。而长征路上的“红军桥”也同样既包含了近代的公路桥，也包括了传统的石拱桥、铁索桥，更有充满民族特色的风雨桥、伸臂桥等，可谓不一而足。长征文物与沿线各民族、各地区、各类型、各时代的历史文物、乡土建筑、文化景观与文化线路的结合，既拓展了它的文化内涵，也增加了保护工作的复杂性。
（三）跨越广大人文地理区域，文化和自然资源丰富多元
红军长征路线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穿行于中西部地貌阶梯转换处，经过了湖湘、江汉、南岭、滇中、大小凉山、巴蜀、青藏高原、陕甘黄土高原等十余个人文地理区域和苗、侗、瑶、彝、藏、羌、回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沿线拥有世界遗产13项、地质公园102项、森林公园412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02个，中国传统村落1726个，在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及景观多样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实际形成了从东南至西北串联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巨型廊道。
在人文资源方面，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因与红军结下了沽酒的渊源使得茅台终成“国酒”，川渝滇黔的传统场镇（图4）和古盐道记录了红军四渡赤水、开仓分盐的故事，剑门雄关和古蜀道见证了红军强渡嘉陵勇夺天险的英雄气概，川西的官寨碉楼和茶马古道（图5）留下了红军翻越雪山的艰苦足迹，闻名西北的同心清真大寺前的广场上依稀可见当年三大主力红军汇集于此举行万人军民大会的盛况。
自然资源方面，“金沙水拍云崖暖”道出了金沙江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图6）;“绿原无垠漫风烟，蓬高没膝步泥潭”记录了川北草原上的艰难行军;川台错落的黄土梁峁诉说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的豪迈;冰封雪盖的秦晋高原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景一如当年[8]（图7）。古人说“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长征，全面地了解了广袤中国大地上的地理气候、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从而对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四）贴近时代与情感，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长城、大运河、黄河⑤等国家文化公园传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厚重历史和悠久文化，而长征发生的时间相对晚近，但却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之一。现当代遗产保护有一个重要理念是“遗产即记忆”，强调遗产对于保存延续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意义。长征的历史并不久远，它承载的记忆及情感依然鲜活，一些亲历者仍然在世，很多红军后代还在不断讲述着父辈的故事。在福建长汀，当地的刘氏宗亲整理出千余名参加红军的族人名单，开展“红军烈士进祠堂”活动，将传承红色基因与延续家族记忆结合在一起;在四川黑水，芦花官寨头人泽旺与红军建立了深厚感情，其后人始终致力于守护长征文物，讲述长征故事，到如今已形成了“四代红色守护人”。这些记忆和情感的传承使得“长征”这一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强大的时代感召力。从烈士追思瞻仰（图8），到“重走长征路”步行体验，再到长征主题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都不断将“长征”带入到当下的文化和教育场景中来。长征已然从一个特定群体经历的历史事件，升华为共和国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问题与挑战
（一）单体小而散，保护难度大
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高级别的长征文物保存状况已经得到了全面提升，72.9%的国保长征文物保存状况达到了“好”和“较好”水平，省保长征文物中这一数字也达到了53.1%（图9）。但是，大量低级别长征文物散落在十五个省区市的巨大地理尺度内，给保护和管理者们设下了难题。由于红军多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区域行动，使得长征文物往往地处偏远且环境艰苦的地区;同时大部分文物规模普遍较小，建造水平不高，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残损速度较快。其中一些如战壕、标语、红军墓等散落文物甚至难以被发现和标记，更无法用传统保护方法和标准来对待。
（二）产权复杂，面临管理难题
红军长征主要行进在乡村地区，因此长征文物的产权情况比较复杂，据初步统计，长征文物中约20%的国保、40%的省保和55%的市县保属于集体或私有产权。一方面，集体和私有产权长征文物容易遭到不当维修和改/加建，造成文物残损和历史信息湮灭，其保护修缮工作也在管理制度和现实操作中存在很多障碍，导致保存状况明显差于国有产權文物（图10）;可另一方面，由国家征收将原住民迁出的做法往往不利于保持文物真实性和传承长征精神，甚至造成“保护性破坏”，使得非国有长征文物的保护管理有时陷入两难。
（三）展示同质化，吸引力不足
与极具视觉震撼力的长城、运河和黄河相比，大部分长征文物很难凭借外观获得良好的展示效果，再加上革命文物展示利用在氛围和基调上的严格要求，使得一些长征文物的展示严肃性有余、创新性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图11）。在展示内容方面，以传统图文展示为主，偏重对长征全过程及重大史实的陈述，缺少对本地特色长征故事和人物的挖掘;在场景复原方面，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导致缺乏富含历史信息和当地人文特征的场景细节，“一桌一椅一张床，所有房间一个样”;在景观塑造方面，较少运用当代设计理念和手法，往往简单沿用纪念广场、纪念馆、纪念碑的“三件套组合”，花费巨大而效果有限，甚至造成对历史环境的破坏。在传播路径和手段方面过度依赖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和培训机构组织的集体学习。线上传播推广还处在探索阶段，在新思路的拓展、新技术的运用上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突破说教、灌输式的宣教方式，提升对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四）沿线建设基础薄弱
长征沿线很多是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这些地方受历史、自然和交通条件所限，缺乏大型城市群的资源支撑，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文化服务欠账相对较多，人才保障水平较低。再加上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因涉及意识形态领域，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推动执行，资金渠道单一，社会参与度低，更增加了这些地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难度。
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正确打开方式
（一）借鉴文化线路保护理念，开展长征文物资源系统性保护
1.如何认识——长征文化线路
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范围广、地域跨度大、且呈现线性特征，那么它是否符合“文化线路”的定义，可以借鉴文化线路的思路开展保护利用工作呢？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文化线路宪章》（ICMOS Charter of Cultural Routes）中提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类型之一的文化线路“必须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而长征作为一次军事行动，从出发到结束仅有两年，并没有伴随发生大规模持续性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从技术角度看并不符合该宪章定义。但如果将视角放宽，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根据自身特点及社会文化需求对文化线路的概念进行了不同阐释，并推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项目。例如作为文化线路概念源头的“欧洲文化线路”（European Cultural Routes）项目，其创立背景是欧洲一体化，因而线路的选择以“承载着共同记忆的欧洲空间”“克服距离、边界和隔阂”为宗旨，已公布的32条线路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宪章中的标准定义颇有差距，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拿破仑之路”是类似于长征的军事远征线路，“欧洲犹太遗产之路”和“地热小镇之路”是围绕某一主题的系列遗产地形成的网络，“莫扎特之路”是以人物生平和艺术创作轨迹形成的路线。甚至还有“唐吉诃德之路”这样并不真实存在于历史、作为文化概念存在的线路。可见，文化线路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系统性认知和保护遗产的方式，可以有着更为多样化的认识和更为广泛的应用途径。长征文物数量巨大、分布面积广阔且带有明显的线性特征，文化主题鲜明统一，相关人文和自然资源丰富，完全可以视为一条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视角来认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图12），将零散的文物以主题引领、以事件联系、以线路组织，将所有体现长征精神的元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从而建立整体性的保护利用框架，达到“1+1>2”的效果。在这一整体视角下，一些规模很小、结构简单的长征文物的价值可以得到凸显。如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图13），虽然只有一人多高，墓体砌筑方式简易，却有力地证实了红军长征翻越雪山的历史路线，且海拔480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又如达维会师桥（图14），长仅13.8米、宽2.8米，是藏族地区很不起眼的通行小桥，却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重要实物例证。还有红军长征中很多重要的渡口滩头，虽然已无明显的文物遗存，但从文化线路的视角看仍是红军长征路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样，从文化线路的保护理念来看，现有的长征文物清单还不够完整，一些重要的长征史实和路段仍缺乏文物支撑，难以串联形成长征故事的完整讲述，一些长征文物的级别认定也仅从单体价值出发，没有充分考虑其在线路整体中的定位。下一阶段应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寻访⑧，并对长征文物进行系统价值评估和级别调整，形成更加科学完整的文物清单。甚至可以考虑参考长城、大运河、茶马古道等的命名和保护单位划分经验，将国保单位中的长征文物统一归并整合为一处，命名为“长征革命线路”，以明确长征文物作为文化线路的整体意义。第八批国保公布时对湘江战役旧址的增补内容中，除了悲壮的红十八团古岭头阻击战战斗旧址外，还包括龙胜县红军楼、审敌堂和资源县中革军委驻地旧址，从而对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苗、侗少数民族地区，挫败国民党挑动民族矛盾的阴谋，向湘南进军的长征历程形成了更加完整的讲述。
2.如何保护——分类施策
如前文所述，长征文物的建造年代、类型和历史功能丰富多样，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在保护中需要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长征文物在保护措施上的难点开展技术攻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实施研究性保护，积累经验，形成具有示范性、推广性的工程样板，整体提升长征文物保护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以长征文物中比较独特的战场遗址和标语宣传画两类为例。战场遗址保护状况普遍不够理想（图15），一方面是因为长征途中戰事频仍、情况急迫，红军很少有机会构筑坚固的工事，保存下来的往往只是一些简陋的战壕和掩体（图16），非常容易受到自然侵蚀（风雨侵蚀，植物生长等）和人类活动（耕地、造林、建设等）的影响而毁失;另一方面，过去一些地方在革命文物保护中“重纪念性、轻真实性”，花大力气建设纪念设施，而对遗址遗迹的调查和保护重视不足。针对这一情况，首先应对战场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和测绘，明确遗址的分布范围，现存战壕、掩体、弹坑、指挥所等实物遗存的位置、规模和保存状况。根据调查结果划定保护区划，并开展必要的保护和修复工程。同时，大力开展对战役战斗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景观艺术手法进行意向性景观修复，或通过数字技术（AR，声光电等）“还原”历史景观，“重现”战场氛围。广西全州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战场遗址在历史环境受到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在保护战壕遗址的基础上，采用桂北特有的石林景观，结合地貌植被和战场历史格局，形成“红军纪念林”（图17），让红军烈士的英魂伴随着苍松翠柏融入大地、体现“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的意向，取得了较好的景观修复效果。
再以标语和宣传画为例，长征途中红军边行军、边战斗、边宣传，留下了大量标语、宣传画。但是它们既没有精心配置的颜料，也没有预先制作的地仗，而是广泛留存在沿途的墙体、板壁、梁柱和山石上。由于缺乏成熟的保护技术，致使标语和宣传画褪色、碎裂脱落甚至灭失，还有相当一部分赋存于非文物建筑上，更加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因而未被纳入保护体系。在标语和宣传画的保护过程中，首先应开展全面调查，摸清家底、开展分类认定工作;充分借鉴、吸收石刻、泥塑、壁画、彩绘等相关文物类型的保护成果，针对其不同的做法（石刻、灰浆、墨书等）、赋存材质（石壁、土墙、木材等）等提出合理的保护修复技术和方法，并对相关的保护性设施建设、揭取及切割保护的判断标准和工艺技术等编制相关导则或技术手册，建立西北干燥环境和南方潮湿环境下标语保护展示技术研究实践基地;针对依附在不可移动文物上、依附在非文物建（构）筑物上和已入馆藏等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展示管理细则。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各地已逐渐开始重视对标语和宣传画的保护工作，如江西省近年来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规范（试行）》等文件，全面摸清红色标语家底、推进红色标语分类认定、建立红色标语数据库、编制了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行动计划。目前，一些保护试点项目已初见成效并开始向更大范围铺开（图18）。 3.如何实施——分区连片推进
《建设方案》中提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体现“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则提出“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的要求。因此，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应采取分区连片推进的策略。在全国层面，协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建设范围和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中的长征片区，对主体建设范围内有一定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但尚未列入长征片区的县（区、市）提出增补（图19）。在省级层面，应建立健全多级联动、多部门联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根据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分布的密集程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展示园和集中展示带的布局，结合行政区划边界将长征片区整体分解为若干区段，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或工作方案，强化长征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和展示的统筹。鼓励编制跨区域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总体保护规划，促进同主题地区联动发展。在市县层面，应分段落实建设保护和管理运营工作，充分发挥属地职能。鼓励赣州、桂林、遵义、阿坝、延安、信阳、陇南等资源丰富，建设任务集中的市州成立市级建设保护管理机构，统筹各县区相关工作。目前桂林市已成立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协调和指导桂北各县做好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研究挖掘和保护利用等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根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以下简称《长征总规》）要求，大力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重点项目组织方面，应改变过去以单个文物点为工作对象的传统模式，积极尝试在主题引领下，由示范县牵头，以国保长征文物为重点，串联整合较低级别文保单位，组织集中连片保护工程及整体展示工程，作为保护传承工作的主要抓手。
（二）讲述长征故事，发挥红色教育功能
1.如何讲述——划分故事单元，构建差异化展示格局
“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目标，因此，公园建设保护工作开展应始终以长征故事作为主要线索。《长征总规》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提出了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为轴，以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三军会师路线为四线的“一轴四线”总体空间框架。在此基础上，以重要长征故事及史实为线索，整体划分为14个主题篇章，形成差異化的展示主题布局（图20）。各省则在“一轴四线十四篇”的总体格局下再划分故事单元，如四川省将长征四川段划分为10个区段，重点讲述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史实。同时在市县一级也要根据其长征故事特点及资源分布等组织故事片区。
以长征故事为主要线索的各篇章、区段不仅是落在图面上的规划语言， 更是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建设保护工作的重要纲领。各故事单元应重点围绕主题组织展示内容，聚焦代表性历史事件和人物，形成全面完整、层次分明、特色突出、内容深入的叙事体系。
《长征总规》以14篇章为总体框架确定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的布局，划定52个国家级重点展示园作为核心展示节点（图21），35条集中展示带作为主要展示廊道，避免各区域展示主题和内容的同质化。故事单元也同样指导了长征线性展馆群的建设提升，根据《长征总规》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建设1处整体展示长征历程的全国总馆?，而14篇章中每个区段均需要有1～2处规格较高、展示基础较好的纪念馆或博物馆作为主题馆，区段中各个主要长征故事应有专题馆。经过梳理，全国应补充新建不同主题展馆11处，并对9处已有展馆进行扩建提升，形成定位准确、特色突出、差异化发展的长征线性展馆群。不支持建设主题重复的展馆或缺乏鲜明主题，讲述长征全过程的展馆、文化园、微缩景观园等项目。
2.如何传承——构建以长征文物为核心的红培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7]。这就要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保护应实现广泛、持久、深入的革命教育与文化传播，使公众能够真正走近长征、了解故事、获得感悟。为此，需要重点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实施一系列以文物为核心的展陈提升工程，创建一批长征主题革命文物展示示范基地，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陈列展览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实现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做到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同时，依托长征沿线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联合纪念馆、爱教基地、研学基地，并鼓励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力量建设不同类型、面向不同社会群体的长征红培基地、长征训练营、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等项目，形成丰富多元的长征精神主题红色教育体系。
二是以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依托长征重大历史事件及长征故事，组织一系列长征特色教育培训活动。广泛开展馆校共建、部队共建、社区共建、单位共建等，推动长征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针对青少年组织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等系列研学体验课程，对长征沿线历史遗迹、重要事件发生地等开展实地探访、研学考察。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将长征精神教育课程和研学活动等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社会实践课程并计算学分，鼓励有条件的教育、研究机构开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红色旅游管理等相关课程、培训班。
（三）走读党史、沉浸体验——贯通的长征历史步道
1.如何定位——长征历史步道
四大国家文化公园都应有各自不同的体验方式，不同于“望长城”“游运河”，“重走长征路”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最恰当的体验方式。步行体验是学习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的最重要且最直接的途径——通过 “走读”党史，才能够沉浸式地体验红军在面对极端严酷的挑战时所体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18]。且红军长征路往往与茶马古道、蜀道、川盐古道、湘桂古道等历史道路和文化线路重合，途经两广丘陵、云贵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南阳盆地等各类代表性自然景观，因此在重走长征路的同时，不仅能够体验革命精神，还能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学习地方历史文化、感受沿途风土人情。因此，建设贯通全国的长征历史步道，形成以“走读党史”为核心的全程沉浸式，游览体验模式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性内容。 长征历史步道并非一条简单的步行道路，而是由红军路、串连步道和连接线组成的完整体系（图22）。红军路是经党史部门确认为红军长征行军路线，且沿线长征遗址遗迹、历史环境保存比较完整的历史道路（图23）;串联步道是为保证步道体系的连续贯通，依托符合红军长征历史走向的旅游公路、城市绿道、省县乡道等而设置的，用于串联红军路及重要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步行道路;连接线指将红军路、串联步道与高速、国道、高铁等快速交通网络进行连接或沟通较为偏远的展示节点的车行道路。而红军长征期间曾经驻扎、留有长征遗迹和长征故事、且历史环境和红色文化氛围保存较好、具备一定旅游发展潜力的“红军长征村”，则是开展长征历史步道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和驿站。以长征历史步道串联集革命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为一体的红军长征村，就可以形成“万里红路、千村串联”的格局，突出“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体辨识度。
2.如何建设——保护优先，安全性与沉浸感并重
以“体会革命艰苦，感悟长征精神”为主旨，建设长征历史步道，应以保护优先，首先是要根据长征文化线路的定义、长征历史步道认定标准与党史、军史部门相配合，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长征历史步道调查寻访和整理，针对线路清晰，历史铺装保存较为完整的，可以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已确定的长征历史步道进行分段分类治理保护，对道路历史铺装，应以保护修缮、清理修整为主，应注意保留山间、乡间、田间小路的自然乡土状态（图24），不得随意更换铺装改建为现代景观路或旅游路;在受地形条件制约或有生态保护要求等不宜踩踏区域，可以少量设置木栈道;串联步道可以在车行道路一侧通过改变路面颜色、设置人车分隔绿篱等手段辟出步行区域;新建道路的材质应综合考虑耐久、适宜行走、安全、朴素及与景观协调等要求。二是要以安全保障为基本前提，应建立步道和基础设施保护、安全排查、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后期维护和事后紧
急救援的全流程安全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步行者人身安全。沿途设置长征宿营地、休息站、紧急求助设施、垃圾收集处理装置，有落石、易跌落等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等。沿途基础设施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不应过分强调舒适度，避免过度娱乐化、商业化。配套设施（尤其是宿营地和休息站）應尽可能结合红军长征村设置。三是要在道路设置若干“叙事兴奋点”，讲述长征故事，增加步行者停驻和体验时间，增加步行趣味性，充实体验内容，营造“沉浸感”。叙事兴奋点可与长征文物或相关历史遗迹相结合，与博物馆、展示馆相结合或与代表性、地标性自然资源相结合（图25）。
3.如何贯通——步行体验，增强互动
实现长征历史步道的全线贯通，进一步凸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特征，强化长征故事的连贯性，需要达到线路贯通、标识贯通、活动贯通、时代贯通四方面的目标。线路贯通是要从实体层面强化步道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基于详实的调查研究，以符合行军路线、串联重要节点、便于建设实施为原则，选择适合的线路作为长征历史步道主线。近期精选展示资源富集、代表性强、建设条件好、文物环境保存完整、能够给人以较强的体验感和代入感的区段，集中开展示范段建设（《长征总规》已确定了沿线15省区市44条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应特别鼓励建设跨省、跨区域的长征历史步道。例如，云贵川三省已签署《加快推进川滇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出“四渡赤水长征历史步道示范段”。
标识贯通是指在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形象LOGO的引领下，设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标识系统，线上线下统一使用，尤以历史步道标识为工作重点，包括步道的路径引导标识、指向标识、解说标识、导览定位标识等。同时建立包括文创产品、宣传材料、多媒体界面、交通设施、村镇整体形象等在内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强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和辨识度。
活动贯通则是以重走长征路步行体验为基础，通过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推出一系列契合长征主题特色的复合型体验活动。重点开发长征研学旅游、长征乡村旅游、长征体育旅游、长征自驾和徒步探险游，打造主题突出且内容多样的长征文化旅游体验（图26）。重点构建以“长征+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户外探险”为核心的体育活动，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发徒步、健走、马拉松、骑行、自驾、越野、低空游览、水上运动等特色活动，将“全民健身”与红色教育充分融合。
最后，还需要强化长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的联合展示，完整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强化长征历史与新时代长征路的联合展示，将跨越天堑的赤水河大桥、世界屋脊上的川藏公路、大小凉山的脱贫攻坚成果等新中国建设成就有机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展示体系，讲好长征故事、革命故事、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形成长征历史步道的时代贯通。
（四）科技赋能，线上线下开启新长征
1.如何推广——数字再现助力长征精神传播推广
在《建设方案》要求中，数字再现工程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六大工程之一，其目的在于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展示空间以及不受地域限制的爱国主义教育空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思维的广泛应用，是解决以往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展示内容同质化以及传播推广缺乏吸引力的有效方式。这首先需要加强主体建设范围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主题展示区内部无线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5G）的全面覆盖。在此基础上，通过采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数字信息，建设长征云数字云平台，对内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和动态化管理，对外形成官方网站。
通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一方面可以实现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实时展示，以及长征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重要人物等丰富信息的讲解介绍。另一方面，能够结合网上重大主题和重大议题，在第一时间推出形式多样的传播行动，联动各类新媒体形成社交传媒矩阵。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出符合年轻人欣赏形式、内容精良、品质优良的宣传片、影视节目、互动直播等丰富多元的产品，推动长征主题红色教育的社交化、立体化和可视化，从而实现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播推广。 2.如何应用——“互联网+长征”率先启动全线贯通长征路
2016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而革命文物展示利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互联网+长征”示范项目选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内容包括全国长征文物地图线上应用和“强渡天险”App开发（图27），“强渡大渡河”红色研学课程设计，以及相关网络传播内容制作及5G基站建设等。该项目由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策划设计，中国联通集团联合云景文旅、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地图出版社共同参与，是各领域专业人员跨界合作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
“长征文物地图”手机小程序率先实现了长征文物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展示（图28），具有分类搜索、查询和定位功能，并将长征文物与长征重大事件相关联，让使用者在“时空地图”中清晰地掌握长征历史与文物载体之间的对应关系，“长征历史上的今天”板块还能够穿越时间，将历史与当下相连接，增强使用者的代入感。“强渡天险”App通过将5G通信技术、AR云和3D数字内容相结合，实现了强渡大渡河遗址现场与虚拟历史场景的“无缝集成”，观众仅需使用手机对准遗址，即可360度观看“赵章成神炮歼敌”等叠加于现实场景中的3D虚拟影像，这一形式能够在不扰动遗址本体的前提下，实现历史场景复原，提升展示的直观性和吸引力。使用者还可以通过App與红军战士合影，在纪念馆中“寻宝”，向当年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将军骨灰抛洒处献花，从而获得与现场参观或网上浏览截然不同的体验。结合线上体验内容，项目还设计并组织了当地小学生教育研学活动，通过长征历史步道模拟行军、手机导览和现场教学，让学生们身体力行地了解长征历史、学习军事知识和文物保护知识、感悟长征精神。
五、结语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中华文明重要标识等方面肩负着时代重任。尽管由于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长征国家文化的建设保护工作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借鉴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理念建立系统性的保护体系，以讲述长征故事为核心构建整体展示格局，通过贯通的长征历史步道提供沉浸式体验，利用创新科技手段开启新时代传播推广等措施，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解决路径和工作方法，为国家文化建设找到一种正确的打开方式，并由此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传承道路。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