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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哈佛男孩”的1919
“五四”运动爆发时，25岁的吴宓正在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
在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记中，“五四”运动几乎不见踪影。据后辈学者推断：如果不是因为他太懒或太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海外留学生无法在第一时间获知北京的消息。“五四”爆发后，北京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被切断，外国记者的报道主要通过无线电传送，发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断的。
5月9日的《纽约时报》只有一则简短快讯：“由于对巴黎所作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处理表示气愤，首都北京发生了骚乱……”
在吴宓1919年的日记中出现的不是“五四”，而是被视作“五四”导火索的“青岛事件”。8月11日这样记载：“晚，在宓室中开国防会（记者注：波士顿留美学生组织）董事会，由郑君莱述说日前特赴华京，遍谒各参、众议员，始末情形（为青岛事件）。”
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以哈佛中国学生为主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多次集会，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境内的权利。他们一再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他在巴黎和会中主持公道，同时致电与会中国代表：如条约将权利转让日本，应拒绝签字。他们还把文章寄往国内的《申报》、《新闻报》，“以表见留美中国学生之活动”，这些发出的中文稿多由吴宓起草。
相比“五四”在日记里的缺席，1919年至1921年，吴宓大量地记下了和好友“梅君”、“张君”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斥责，字里行间充溢着反感和抵触的强烈情绪。
当时，国内由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引领的“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吴宓的师兄、哈佛学生梅光迪开始“招兵买马”，在留学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准备和“新文學-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大论战。
因着清华同学的介绍，1918年秋转入哈佛的吴宓和梅光迪相识了。
新大陆之笔墨官司
——“逼上梁山”和“老梅上战场”
“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
——胡适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胡适出版了个人传记《四十自述》，回顾当初“文学革命”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时代酝酿、成熟。他以“逼上梁山”作比喻，把这场发生在世纪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源头“归功”于和当时密友、主要是梅光迪之间的一场持续近两年的“笔墨官司”。
梅光迪，生于1890年，安徽宣城人。梅家是宣城当地望族，梅光迪幼年在乡里有“神童”之誉，12岁应童子试，后就读于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在上海时，经同乡介绍结识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绩溪少年。两人结伴坐船北上，一起参加庚子赔款的官费留美考试。
当年胡中而梅落。梅于第二年再应试，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轮。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学、西北大学，1915年秋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文学，拜在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门下。
改名为胡适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初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转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
留美期间，胡梅二人继续交好。胡适好热闹，在美期间热衷到处作英文演讲，以至于引起物议。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适的聪明和才华，称他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并且乐观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他们和同在美国留学的赵元任、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往来密切，频繁通信讨论各种问题。从保留下来的信件和日记看，胡梅当时探讨的话题包括如何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以及如何看待当时国内兴起的“孔教运动”、基督教等一系列问题。
此时的东方老帝国正经历着一场千年未有的暴风骤雨。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被推翻，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之后上台，北洋政府从名义上暂时控制了中国。这些留美学生通过西方报纸、亲友信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一起探讨“救国济民”的药方。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准备转入哈佛大学。去波士顿前，他来到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共度暑假。这个夏天，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国的文字和文学。
几年前，胡适就表现出对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关注。1915年夏，他关心的是：“汉文究竟可成为教育利器否？”他的出发点是把汉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工具来考察——要求它能够普及到大多数人，也就是要把汉字变成大多数人接受教育的工具。
自晚清以来，一直有人主张把白话文作为开启民智的锐利工具，各种白话报兴盛一时，其中也有十分激进的主张，有人甚至主张放弃汉字、把汉字全部拼音化。
胡适最初着眼的，只是如何改变文言难以教学的问题。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通过中西文对比，把文言判定为“半死”之文字。他主张用白话文讲解文言，提倡文法与标点，也就是使书面语向日用语或口语靠近。由此，他也把思路从文言教学改革转向了作为宣传启蒙工具之广义文学。
在1915年那个夏天，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赢得好友们的赞同。据他回忆：“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梅光迪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十分大胆地宣告：“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对当时多数留学生来说，胡适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听上去荒诞不经。任叔永还写了一首把外国人名连缀起来的打油诗来打趣他。
胡适随后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质疑，想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正是“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这两句，引发了一连串的“笔墨官司”，并最终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人在波士顿的梅光迪首先发难，写信给胡适，认为诗、文是“截然两途”，两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此外，他也认同诗界需要革命，许多诗家实为“古人奴婢”，并无古人的学术怀抱，只知效其形式，结果是“陈陈相因，腐烂不堪”。但究竟该如何下手，他的态度很谨慎——认为应该先认真研究英法诗界革命家，比如华兹华斯或雨果的诗及18世纪的诗。
他认为：“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
胡适认为梅“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又致信梅，再论“作诗如作文”之意，提出今日文学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若要改变，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
自1915年夏到1916年，在和梅光迪书信来回交锋中，胡适一直在思考有关文学革命的问题，甚至耽误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
1916年春，胡适又致信梅光迪，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他发现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以韵文而论，“（诗）三百篇变而为骚，再为五言、七言古诗，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古诗之变为律诗，诗之变为词，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之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
这一见解得到梅的赞同。梅回信说：“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俗俚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耳。”但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观点，仍持保留看法。
看得出，梅光迪并不反对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两人的关键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尤其是在白话能否入诗的问题上。
1916年暑假，任叔永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绮色佳的约嘉湖划船，忽遇风浪，紧急靠岸时，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诗记录这件趣事，寄给胡适——“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胡适在回信中批评了这首诗，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任叔永却颇为自得，认为覆舟一段是“全诗中坚”。胡适再致信，毫不客气地批评说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
对于胡适的“全盘否定”，为人厚道的任叔永诚恳地接受了。谁知梅光迪读信后对胡适大为不满，去封長信把他数落了一通。梅认为中国古诗文“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胡适所谓“活文字”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收到梅光迪的质问，胡适有意和他开个玩笑，于7月22日写了一首游戏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部分内容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 说话太荒唐。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梅光迪读罢此诗，给胡适写信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他排斥了所有文学革命的实验，批评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断言“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 胡适的这首游戏之作，一时间成为留学生圈里的笑谈。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
8月，梅光迪又致信胡适，提出他的四条“文学革命”主张：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他批评如今之南社诗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他认为第二条最有效用，第四条“为最轻，最少效用”。
梅的这四条主张被胡适记录在日记中，他认为第二条似是而非，表示要与梅详细讨论。同月19日，胡适致函朱经农，初步提出自己的八条文学革命纲领：“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至此，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八事”已基本成型。此外，他还做了一个决定，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当时，胡适和在上海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因约稿之事保持通信。来往书信中，两人兴奋地发现彼此对文学的看法惊人地一致。1916年底，胡适把自己对文学革命的思考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稿，寄给了陈独秀和《新青年》。陈独秀看过后大为赞赏。那以后，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有关“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如何发生、发展，最后成为时代洪流的历史叙事了。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广揽人才，请陈独秀北上出任文科学长。陈则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并写信给胡适催他尽早回国。留美七年的胡适早有归国实施“文学革命”抱负之意。拿到北大聘书后，他匆匆离开纽约，临行前又作一首白话小诗送梅、任两位好友：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1917年刊登于《新青年》第2期的《文学改良刍议》点燃了“文学革命”之火。年仅27岁的胡适由此暴得大名，和陈独秀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思想文化明星，和无数新青年心中的导师。
几乎在同时（1917年1月），梅光迪在英文版《留学生月刊》第12卷第3期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一文。他提出：在当前的文艺复兴时代，伏尔泰主义（启蒙主义）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因为习惯的枷锁困住了我们。但是，这样容易导致中庸的丧失，尤其在一个动荡狂躁的社会环境中，一时冲动的行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过去和反传统两个极端间摇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寻找到一种方法，重新调整变动不居的情况，去收获新与旧融合的最佳成果”。
有别于当时国内的种种复古、守旧思潮的是，梅光迪提出——“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观念”，并要使“历史成为活的力量”。
几个留学生在1920年代一场关于文字与文学改革的小争论，何以逐步引发并震荡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文化革命”运动，又何以使得一批近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由此分化为对立的两大思想文化阵营？
《胡适评传》作者、美国历史学者贾祖麟（Grieder）的点评可谓直中靶心——他指出：在当时人们心中，文学革命的目的不只是旧文学的毁灭而已，“反对者是在保护一整套的文化价值，而提倡者则反对生硬的古语与老文学的陈词滥调，要弃绝那整个社会文化的遗产。”
这正是胡、梅这对曾经的密友价值分歧的核心所在，也是日后以北大、《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化激进主义阵营，和以《学衡》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长达数十年论争的核心所在。
首聚哈佛
——白璧德的中国门徒
1917年起，正当胡适和《新青年》在国内声名如日中天、呈压倒性的大势，远在波士顿的梅光迪开始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召集志同道合者，准备和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进行持久的论战。
1918年9月，吴宓转学至哈佛，和梅光迪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屡次作竟日谈”，自此结盟。据吴宓所记：“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所言所行之可痛恨”，他并自比春秋时挽救并复兴楚国的申包胥，而胡适则是那个发誓要覆楚的伍子胥。
梅的一番慷慨之辞令性情中人吴宓十分感动。他当即表示：愿效驰驱，勉力追随，如诸葛亮对刘备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宓小梅光迪四岁，陕西泾阳人，生长于吴家大院，是热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女主角的历史原型、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的堂侄。1911年，吴宓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白璧德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在哈佛，和梅光迪、吴宓密切往来的还有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张歆海。他们一起听白璧德的课，对陈独秀、胡适此时在国内发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据吴宓日记载，“均莫不痛恨胡陈。”张歆海表示：目前诸位“羽翼未成，不可轻飞”，等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代表人物，1912年至1933年执教哈佛大学。在20世纪初期，他逆时代潮流而动，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反省，抨击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浪漫主义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
除思想学说外，白璧德之于当时中国留学生的魅力，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因着他对东方文化和价值的一份尊敬和理解。身为西方学者，他摆脱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心态。白璧德的夫人出生于福州，他虽然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却十分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33年白氏去世，吴宓发文悼念，列举白璧德的“中国门弟子”有梅光迪、吴宓、汤用彤、张歆海、楼光来、林语堂、梁实秋、郭斌龢八位。从事植物学的胡先骕虽没有上过白璧德的课，但曾翻译、介绍过他的文章，并在哈佛期间登门拜访过他。在梅、吴和胡之外，梁实秋是最积极、最系统地向国人宣传、实践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义主张的人。
1921年，白璧德曾应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关于“中西人文教育”的讲演。他指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重道德观念，最富于人文精神，孔子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不谋而合，中西方都应该对二者的伦理关系作对比研究。他主张中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而努力。
白璧德非常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激烈的新旧之争。在演讲中，他公开批评“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不免重蹈西方机械主义覆辙，是一场“功利情感运动”。一方面，他理解中国人希望发展工业革命、科学以抵御列强侵略的愿望;但是，他也提醒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不应在倒浴水时把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
1921年，因被陈独秀批评海外留学生和国内文化运动“无关”，《留美学生季报》展开了“留美学生与国内文化运动”的讨论，孟宪承、吴宓、邱昌渭等都参与了论争。
吴宓在第8卷第1号发表的《论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中批评、攻击新文化运动最激烈、最具颠覆性的。他把新文学视作“乱国之文学”，“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之时，皆必有之”，是“土匪文学”，说“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认为“趋附新文学”的人，是“对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
1921年7月底，在启程回国的远洋轮船上，他还就邱昌渭对他的批评（《答吴宓君》），又写了《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渭》。针对邱说他是为了维持“圣道”，他说自己感觉“此其名如何之魅，其事如何之大”，并说自己就是要维持“圣道”——不单是孔子之道，还有耶稣、释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所教，不分中西门户之见。
在时代洪流混杂的嘈杂声中，吴宓和梅光迪所发出的声音完全没有引起如《新青年》上的文章那样的关注，似乎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的反对，已毫无力量。”
此后的岁月中，吴宓、梅光迪等学人似乎永远“落后”于时代，与时代的主流“格格不入”。在剧烈变动的20世紀，这些“执拗低音”被时代交响曲中激越亢奋的主旋律所遮蔽。
群英荟萃东南——《学衡》和学衡派群体
1921年秋，在梅光迪的召唤下，吴宓回国执教于东南大学。
第二年9月，东南大学设立西洋文学系，梅光迪为系主任，吴宓任教授。在刘伯明的支持下，梅、吴二人又陆续邀请哈佛时期的好友汤用彤、楼光来以及李思纯等志同道合者来东南大学任教。一时间，东南大学群贤毕至、人才济济。一个史称“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已经聚拢、形成。
1922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学衡杂志简章》即阐明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卷首插图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先贤画像，象征着杂志旨在融合中西方最优秀文化的抱负。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评〈尝试集〉》，都是针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批评。
杂志社和同人聚会之所设立在吴宓南京的寓所——鼓楼北二条巷24号。吴宓自制一块白底黑字招牌——“学衡杂志社”，钉在大门外。在这里，《学衡》召开了第一次社员聚会，到场的有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柳诒徵（历史系教授）等八人。
会议定下了杂志体例，分通论、述学、书评等六门，并派定梅、马、胡、邵（祖平）为各门的主任编辑。大家公推柳诒徵撰写发刊词——《弁言》，封面的“学衡”二字则请湖南宿儒曾农髯题写。
梅光迪、胡先骕为杂志发起人，吴宓为杂志总编辑兼干事。此后，柳诒徵、汤永彤、缪凤林、景昌极等先后担任编辑、干事。杂志刊文不设稿酬，凡为《学衡》杂志做文章者即为社员，印务则由中华书局承担。
从创刊起，《学衡》杂志的五大主力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此外还有六十多人围绕该刊撰文，全部作者人数达一百多人。前期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体，1925年吴宓北上入清华筹备、主持国学研究院后，又吸纳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清华国学院师生加入作者队伍。 学衡群体大多是留美归国学生，基本为执教于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无党团派别和官方政治背景。他们都有着自己坚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统”，敢于逆已成大势的新文化运动“主潮”而行，公开与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主力军“叫板”。
“学衡派”能群聚于东南大学，和副校长刘伯明有“兼容并包”之胸怀是分不开的。刘伯明之于东南大学和“学衡派”，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和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学衡》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想杂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南大学并不提供经费支持，杂志的基本印刷费由骨干成员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到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由吴宓个人每期补贴百元，并向亲友募捐来勉强维持刊物的运行。
1923年，时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表示愿意出资1000元支持《学衡》杂志。尽管章氏在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学衡派”相近，吴宓等人还是拒绝了这笔资助，以确保杂志和任何政治势力保持距离。
连一直对“学衡派”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周作人也评价说：民国时期的形形色色“古文复兴运动”，背后大多有“政治的意味”和“人物的背景”，譬如林纾之于徐树铮，章士钊之于段祺瑞，但《学衡》的复古运动没有政治目的，是真正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更胜一筹。”
学衡派群英荟萃、齐聚东南大学的盛况，持续两年就不复存在了。1923年11月，《学衡》的主要支持者刘伯明突发脑膜炎去世，年仅38岁。他的继任者缺乏兼容并包的胸怀，西洋文学系很快名存实亡，到1924年四五月被校方裁并。
“学衡派”一时风流云散：梅光迪赴美执教哈佛，吴宓北上受聘于东北大学，缪凤林、景昌极等也到东北大学任教，李思纯回四川成都，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在哈佛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
杂志发起人梅光迪从一开始就把《学衡》的编辑工作和社务全部丢给吴宓，自1923年起就不再给《学衡》撰稿。
作为主编，吴宓苦苦维系，几乎靠一人之力支撑着《学衡》。他是杂志的核心，也是整个学衡群体里最有团队意识的。北上后，他曾几度积极筹划，想让分散各地的学衡同仁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恢复当年群英荟萃东南的盛景。
1925年，吴宓回母校清华，负责筹备国学研究院，曾计划让刘永济、柳诒徵、吴芳吉等人受聘清华，但没能成功。当时，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都在东北大学任教，他一度又设想以东北大学作为“学衡”的基地，赶到天津和过路的柳诒徵会面，商议此事。但柳还是想回到东南大学，不愿一直待在奉天（沈阳）。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之计划，亦只可废止而已。”
1927年7月初，得知任教于东北大学的“学衡派”同人决定南归，他很伤感，在日记中说“宓在东北所苦心维持经营之团体，真将瓦解”，抱怨柳、刘、景、吴丝毫不理解他的心意，“只任一己之自由，而无团体之计划在心，可伤也。”
为《学衡》撰稿的人并不多，办刊经费时常不足，社务也无人过问，也无人捐助，只有吴宓一人为刊物筹款操心，编辑权也因此落在他手中，所以有人说“《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
在日记和自编年谱里，吴宓记录下自己的操劳和委屈，以及同人的不理解，为得不到应有支持和社会认可而伤感，“平生苦作，而不能感动一人，独立辛勤从事，而无人襄助，无人矜怜，无人赞许，无人鼓励，殊可痛伤。”
1932年，《学衡》在南京的社员们不满于吴宓在北京一人独揽杂志编辑权，要求杂志和中华书局解约，转而归张其昀創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印行。这使得吴宓和南京同人产生了分歧，他只好辞去总编辑职务。南京方面改选缪凤林为总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解约。
当时，在南京的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认为：《学衡》已经背负落后、保守的恶名，决定放弃《学衡》的名字，于1932年9月另起炉灶，创办了《国风》。79期成为《学衡》的终刊。
在和“新文化派”对峙的反对派刊物中，《学衡》是存在时间最久的。除前后相承的《学衡》、《国风》外，属“学衡”一派的还有多个由成员创办、主持的外围刊物，包括以历史学者柳诒徵和其学生为主体的《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史学和地理》，吴宓在清华时期负责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945年由张其昀、钱穆、冯友兰主持的《思想与时代》等。
文学论战：“含泪批评家”和“古衣冠小丈夫”
1922年，19岁的文学青年胡梦华因一篇诗歌批评所遭遇的，是“学衡派”及其同情者在与同时代“高音”竞声的一个缩影。
时隔八年，沈从文回顾这场论争时评论说：“《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
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湖畔”诗人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诗集。
上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以汪静之、冯雪峰等浙江第一师范学生为群体的“湖畔诗社”。他们专事抒情短诗的写作，以一种挑战姿态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慕，对恋爱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掀起了爱情诗写作的新高潮。
青年诗人汪静之是胡适的同乡晚辈，因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一下子跃上中国诗坛。他的诗集《蕙的风》最初得以出版，也是因为胡适出面帮的忙，并请胡适为之写序。
序言中，胡适对汪静之的诗歌创作大加肯定，把他划归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二代少年诗人（“湖畔诗人”），称赞汪“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指出了汪静之诗歌的稚气与浅露，但又认为这样远胜于暮气和晦涩。胡适最为肯定的，是汪对“诗体的解放”。
因着名人胡适的推介，《蕙的风》很快引起文坛大佬们的注意。朱自清读后称赞汪静之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周作人专门做《情诗》一文，指出《蕙的风》显示了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同年 10月24日，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题为《读了〈蕙的风〉以后》的文章，尖锐批评汪静之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因此“应当严格取缔”。对于为诗集作序的人，胡梦华也提出批评，说这些“滥序”有被人利用之讥，“为清醒的读者笑，为昏迷的读者害。”
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胡梦华的批评，新文化一派的文人作家纷纷给予回击。首先反驳的，是汪的同乡、自称“胡适秘书”的章衣萍，他在《民国日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接着是《不中听的闲话》，说胡梦华是“南京蝙蝠派的文妖”，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学衡派。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宗白华等人也撰文与胡梦华展开论争。
面对反攻，胡梦华“初生牛犊不畏虎”，接着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进行反驳和答辩，坚持认为文学有一个道德标准，而《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引诱人们“去做罪恶”，批评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进而尖锐批评整个新文学运动：“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同时不无失望地表示，“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
正当胡梦华以一人之力与新文学领军人物论战方酣时，鲁迅站了出来。11月17日，他以“风声”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胡的主要观点给予批驳——嘲讽胡梦华看到“意中人”三字，马上想到《金瓶梅》;看到“和尚悔出家”，就认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以及含着“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汪静之不要再写这类“堕落轻薄”之作。他认为胡是以“锻炼周纳”手法陷人以罪，而“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在12月发表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鲁迅创造了一个小丑式的人物，用来嘲讽胡梦华。小说中，女娲炼石补天之后，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古衣冠小丈夫”，捧着一条青竹奏折，上刻一段道貌岸然的文言，女娲于是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将那竹片烧了，吓得“古衣冠小丈夫”呜呜咽咽地哭。
胡梦华顽强地继续发文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在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阵营的强势猛攻之下，最终偃旗息鼓了。当事人汪静之回忆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来之后，左右都不响了。”
在这场论战中，鲁迅以杂文中“含泪的批评家”和小说里“古衣冠小丈夫”这两个形象，捍卫了新诗反传统礼教的战斗传统，同时也把年仅19岁的胡梦华打入文学话语权的十八层地狱。
在之后的革命文学史书写中，胡梦华“沦为”可笑、荒诞的反面人物，为进步青年所“不齿”。
1982年，胡梦华早年论文集《表现的鉴赏》在台湾重版，他撰写了“重印前言”，为60年前的这场笔墨之战做了自我批评，自嘲说当时“戴着假道学的眼镜”是为了“讨好新女性的喜悦”，“因为我本来就是近视眼嘛。”
胡梦华和汪静之年龄相近，也是安徽绩溪人。他家与胡适家族是世交，故与胡适以“叔侄”相称。他报考东南大学时，是请胡适向校长郭秉文写的介绍信。他又是梅光迪、吴宓的学生，故深受二人文学观的影响。
其实，胡梦华在文学立场上属“折中调和”派。一方面，他支持胡适的主张，认为“诗的革新与创新，必须彻底铲掉新旧诗体的格律，连根拔掉，不要有丝毫姑息、保留”。另一方面，他对老师梅、吴等人所坚持的“白话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也很认同，认为这是“不朽之论”。
他曾发表过一篇评《学衡》的文章，认为近来评《学衡》的人很多，但大部分只是谩骂甚至咒诅。他深信《学衡》所提倡的人文主义虽和“时代青年格格不入”，确有存在价值、并值得信仰的部分。同时，他也批评《学衡》里的文章“破坏多而建设少”，没有承担起“善于提纲和发扬广大”的大任。
1923年，胡梦华和同班女生吴淑贞结婚，在南京举办婚礼。他特意请胡适为证婚人，梅光迪、楼光来为男女双方介绍人，吴宓、柳诒徵、杨杏佛也都应邀到场。
在花牌楼中国青年会的婚礼现场，两派领袖人物难得会聚一堂，由此展开一场“坦诚而友好的交流”。
据胡梦华晚年回忆，先是“吾家适之叔”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观点，然后梅、吴二师则搬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等古希腊先贤，提醒说杜威、罗素这两位被当时中国学术界顶礼膜拜的博士“未必青胜于蓝”，更不要说后来居上了。接着，柳诒徵又提出了孟子。此时，胡适一人敌三，“陷入重围”，杨杏佛于是拔刀相助，“雄辩滔滔”。
大禹是虫还是人？——南北大战“古史辨”
1919年“五四”运动后，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打出了他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的新方向。
同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不能仅仅归结为拥护科学和民主“两大罪案”，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
1922年，胡适的学生、北大青年助教顧颉刚在研究古史、伪书和民间的歌谣、戏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出来”的古史辨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以及上古时期“尧舜禹稷”的事迹靠不住等一系列观点。 顾颉刚关于古史的诸多论断中，流传最广、最具颠覆性的，是有关“大禹是一条虫”的推断。
顾颉刚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大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1923年，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提出“禹”来自于九鼎，证据是《说文》中的“禹，虫也，从厹，象形”，“厹，兽足蹂地也”，大约是蜥蜴之类的动物。“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新文化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否定和颠覆，自然强烈地刺激到中国传统治史者的情感。
从1920年7月到1925年5月，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史学者从经学和史学领域主动出击，挑战北大“新文化派”的学术新论：1920年，缪凤林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质疑;1921年，柳诒徵对胡适和章太炎的诸子研究提出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刘掞藜、柳诒徵发起的对顾颉刚“古史辨”新学的挑战。
在对传世文献的“疑”与“信”上，南北两个文化思想群体发生了激烈论战。论战一方是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为代表的北大“疑古派”，另一方则是柳诒徵、刘掞藜、缪凤林等师徒为主力的东南大学“信古派”。
柳诒徵，字翼谋，近现代史学大家，民国时期与陈垣、陈寅恪并称“南柳北陈”。他幼年失父，寒窗苦读，薪传清乾嘉学派，治学严谨扎实，主张“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
除個人治史外，柳氏另一大成就是二十多年中培养了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胡焕庸、范希曾等一大批专长于文史地哲的名学者，时号“柳门”。吴宓曾言：“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
刘掞藜也是柳门子弟，在向顾颉刚正式挑战之前，他就曾作《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耶？真耶》，批评梁启超和胡适，其中批评胡适认定《尚书》是伪书、是儒家为“托古改制”所造的说法，这使尧舜禹事迹的真实性成了问题，并给出自己对尧舜禹记载真伪的考证。
1923年7月，顾颉刚主编的《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刊出了刘掞藜、胡堇人质疑顾颉刚、钱玄同论古史的文章，由此开启了“疑古”南北讨论高潮。刘不认同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推想，对他所举证据也不满意;而胡堇人也不满于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出来”的说法，尤其不满于有关“大禹很可能是一条虫”这一大胆推断。
作为回应，顾在同期上刊文，提出了区别“信史”和“非信史”的基本观念，并提出了四条标准，陆续刊登在《读书杂志》：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刘掞藜对顾的回答仍不满意，又以《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再投《读书杂志》。顾颉刚一边继续完成之前的答复，一边在杂志上用三期刊登“启示”，邀更多人加入这场争论，“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我们几个人的责任。”
在最初两个来回中，这场“疑古”大讨论的双方彼此还彬彬有礼，限定在学术层面。随后，胡适、钱玄同也参与了这场讨论。
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文，提出三点：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意思是——我们如今做古史研究，不可先入为主地带着六书“必然可信可靠”的观点
胡适在该杂志第18期撰文，说这场有关古史的讨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也是这本副刊上最具永久价值的问题，并强调自己信服“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原则。他表彰顾颉刚，说顾的学术观点是对今日史学界的大贡献，并肯定顾的学说中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
胡适又考察了刘掞藜的史学方法，认为刘的一些结论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再次提出“一切史料都是证据”的观点，以及史家该以何种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证据”。他认为刘搜求史料有功夫，但没有新的精神和方法，仍在传统史学中打转，是简单的信而不疑。
另一厢，“学衡派”史地学者们创办的《史地学报》合两期转载了《读书杂志》上对“古史辨”的讨论。柳诒徵站出来，公开支持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有意展示东南大学的群体力量。
他以长者之姿和语气，教训二十来岁的顾颉刚，针对顾从《说文》中释“禹”得出“虫”的结论，教导他要以史书为本，不可专信文字。如果要用文字来研究古史，要先熟读许慎的《说文》，并潜心研究清代儒者的论著，然后再来谈“疑古”。
年少气盛的顾颉刚显然被激怒了，发文说自己不领受柳的教导，“我们现在研究学问，自有二十世纪的学问界做我们的导师”，至于《说文解字》和清儒著述，也只是“研究的材料，不是学问的准绳”，说自己和柳的分歧在于“精神上的不一致”。
紧随其后，北大同人组织了新一轮反击，钱玄同、容庚、魏建功都参与应战，气氛一下子从心平气和的讨论激化为夹枪带棍的言语攻势。
钱玄同以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强势话语，一下子划分了“咱们”和“他们”阵营;魏建功则尖锐地指出柳等人“只有学古人的舌”，激进地提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所谓“正史”也只是一些史料，只有经过彻底整理之后才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容庚则向柳诒徵进言，要他注意甲骨文、彝器等新近出土的大量新材料，而不能只守许慎的《说文解字》。
面对来自北京的气势汹汹的攻势，柳最终以“不再去辩论这个是非”结束了这场大战。但是，他仍通过顾颉刚致函容庚，表示自己会重视容庚的话。这也让容庚感受到学界前辈的肚量，随后也为自己的不敬道歉。 正如容庚对柳诒徵的提醒，当时参与“古史辨”大战的南北双方除了对待传世文献的“疑”或“信”的态度之外，也有语境、知识资源占有上的区别。
清末民初时，一下子出现了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史料发现，包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钟鼎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以及敦煌文书。
当时，北大研究所已经开始大量占据这些新的历史材料。“这是章太炎和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大学的学术研究所不及的。”专注于“学衡派”研究的学者沈卫威指出。
王国维是当时南北两派都十分敬重的学问大家。
他在文化立场上亲近“学衡”一派，在学术上却非常前沿，对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等都作出了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他首创“二重证据法”，利用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考证出商代帝王世系，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从而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以及“疑古派”和“信古派”之争，王国维在1926年致容庚的信中有过中肯的评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