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15周年特刊的主题是“时代的肖像”，需要回访15年间采访过的代表人物。贾樟柯是其中一位。这15年间，或者说从贾樟柯开始拍电影以来，他都在持续而迅速地反映“当下”，这对一个创作者而言，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如何在易碎的现实中收集吉光片羽，超越性地思考，并指向永恒，太考验身处其中之人。贾樟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艰辛之旅，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导演之处。
　　我一直好奇贾樟柯的电影之源从何而来。从上大学时在教室里第一次看《小武》时便产生如此疑问。粗粝的电影画质和随时响起的流行歌曲里，你会产生一种来自城乡结合部的深切的认同感。90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城乡结合部，到处都是汾阳。贾樟柯拍的是许多人没去过的汾阳，却让人产生了故乡之感。此后无论贾樟柯拍哪里，都让人感觉是汾阳，这是一种汾阳化的视听感官模式。
　　这种模式最早是以反思者的身份出现。就像贾樟柯1999年在《南方周末》上登载的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里所写，“我一直反感那种莫名其妙的职业优越感，而业余精神中则包含着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这是贾樟柯当时打动人之处。

　　2009年，本刊对贾樟柯团队做过一组报道。我负责采访贾樟柯团队最早的主要成员：顾峥、王宏伟、余力为、赵涛。他们提到了汾阳。香港人余力为说，1972年，他跟父母到广州，那里的灯光给人的感觉是黄绿黄绿的。于是，汾阳在他镜头下也变得黄绿黄绿的。顾峥则说，《站台》里的一场戏，需要拍能听到邓丽君的地方，在汾阳换了好几个外景，拍了好几遍，贾樟柯都不满意，他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
　　大概受此影响，2019年5月，回访贾樟柯，我第一次到了汾阳，马上想到的是一个黄绿黄绿的县城，和随时能听到邓丽君的地方。结果都不是。那几天烈日当头，整个小城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大街小巷也很安静。城市的主体跟许多地方一样，楼盘是最主要的建筑。但在某些视觉区域，贾樟柯电影里出现的场景保存得非常完好。比如说关帝庙、教堂、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门洞。身临现场，忽然对贾樟柯电影的理解自然地增强。看着关帝庙在汾阳的位置，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心里位置，会明白贾樟柯电影里的“义”为何无处不在。贾樟柯就读的汾阳中学，以前是著名的教会学校，名人辈出。在学校的楼上，能望见远处教堂的钟楼。这又会让你明白，贾樟柯电影里出现的某些宗教的气息并非刻意，在这里是自然的存在。
　　这次回访还有一个契机是吕梁文学季的举办。贾樟柯作为东道主招待了四方来的作家。文学季的主会场设在汾阳的贾家庄。这个地点更像是一个浓缩了中国社会进程的超现实的所在。这里原本是盐碱地，种粮困难。当地人选择了集体经济。几十年中，一个村庄像城市一样建造，有大工厂、大酒店、大游乐场。贾樟柯的新片《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以此为起点。这个起点就已经决定了这是超出村庄和文学的表达。
　　贾家庄里还有一家以“山河故人”命名的餐馆。某天中午，我们在一楼吃饭时，从二楼依次走下来了莫言、李敬澤、于坚、欧阳江河……这里已经是中国文化的吞吐口岸，而不只是汾阳小子贾樟柯的游荡之处，贾樟柯也早已不再是那个“业余的”电影创作者。
　　在吕梁文学季期间，他既是主人，也是主持人，还是导演和老板，受访者和演讲者，他像铁人一样，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上来回腾挪，一个人扮演着现实这部纷繁电影中的许多个角色。此间，他还是会说，“阅读使我们不至于愚笨，写作使我们不至于沉默。”作为区别于其他导演的知识分子的底色仍然存在着，最初的贾樟柯便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