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这一块石头，点燃了“红五月”。
　　这一年，整个世界被首次几乎染上了同一种颜色：红色。
　　从北京到巴黎，从芝加哥到西贡，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年轻人，都在狂躁和不安，激情与恐慌中燃烧着自己。
　　重庆，重庆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黄顺义和他的同学们正试图打倒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夫妇，却错谔地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反“刘张”错了！
　　波士顿，希拉里·罗德姆，也就是后来的希拉里·克林顿，正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大三，她还是一个“迷茫、温和、有趣并且有一些怪异念头的女孩”。她和同学们一起，抗议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夜间熄灯和鸣钟制，要求减少课业负担，支持不留级制度，甚至要求废黜韦尔斯利百年来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
　　墨西哥城，数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
　　布拉格，绝望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袒露着胸膛，抵挡苏军的坦克。
　　萨特和波伏瓦也去了布拉格，参加那里《苍蝇》和《肮脏的手》首演式。在《苍蝇》一剧中，朱庇特说：“一旦自由在人类心中爆发，神灵再也没法干什么不利于人的勾当！” 年轻人们对那些“神灵”们已忍无可忍了——父母的权威，政府的专制，意识形态的一统，前辈留下来的规矩与可见的未来。他们用自己狂热的青春，反叛一切可以反叛的内容。用言语、用行动、用政治手段、用暴力方法、也用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血色的一年。
　　马丁·路德金倒在了孟斐斯；罗伯特·肯尼迪倒在了洛杉矶；数百名学生倒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到那时，估计有上千名学生和工人倒在重庆的武斗中；更不用说，已有两万名美国大兵倒了越南的稻田里。没过多久，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查理大学哲学院学生帕拉赫点燃了自己，以抗议苏军的到来，在遗书中：他自称为“火炬一号”。
　　世界由此断裂成两个，一边代表传统，一边代表未来。“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美国的年轻人们说。《时代周刊》则说，“1968年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希拉里谈到这一年时说：“当时感觉在国际上和美国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事物的看法。”
　　在这个夏天，希拉里和朋友很认真地探讨在美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尽管结论是否定的，但希拉里已经认定，要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但实际上，等到大地震动引发的尘埃慢慢落到地上，青年人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只有自己。
　　很快，历史进入了70年代。中国的知青们下了乡，美国的嬉皮士中产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青春的热情很容易被现实冷却，那些大时代里的年轻人，在浪潮平息后，很快就融进了茫茫人海。
　　40年后，当年的愤怒青年已经差不多60岁了，他们经由了“中产”而进入了成功人士阶层，现实而稳健。同样生于1946年的比尔·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先后成为了美国总统，布拉格之春的灵魂人物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希拉里也正在实践自己的想法：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与此同时，他们当年胯下的哈雷摩托，也与他们一道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奢侈品。现在，头盔上不再有压抑不住的长发的大麻味，而是成功人士的白发和皱纹。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