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四川省足球协会宣告正式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在当地媒体的叙述中，四川足协成为全国第一家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脱钩的省级足协。
　　外人很容易注意到，这次“脱钩”仪式上出现的牌子是“四川省足球协会”——尽管被称为“新的四川省足协”，但外人还是很难理解其“新”。此外，现场出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
　　由省长为地方足协揭牌，并称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这一现象背后似乎存在一种难以解释的悖论。四川也不是唯一存在这一现象的省份。
　　在中超刚刚建立的那段惨淡日子里，足球在诸多城市都很难得到这样级别的官员重视。不过，进入2010年，特别是到2011年年底，对搞好足球的重要意义具有高度敏感性的 “足球省长”们（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开始了支持足球的实际行动。
　　当时，中超的陕西浐灞俱乐部迁址贵州。陕西浐灞此前两个赛季一直坚持高投入，并有不错的表现，却突然传出俱乐部迁址贵州一事。《足球》报透露，为了吸引陕西浐灞队，贵州方面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
　　几乎在同一时刻，广东、重庆、青岛等地的一把手或重要领导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足球的关心。中央对于中国足球的重视前所未有，这一切都源于足球是普通民众最关注的体育运动之一，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国际影响力。
　　但是，从职业体育的本身而论，政府官员对足球“重拾信心”并频繁现身，难道不是增加了足球协会的“行政”色彩吗？
　　以四川为例，10年前他们本来就有一支职业球队四川冠城。2006年初，四川省体育局在和实德的博弈中，召开发布会宣布“四川失去了中超”，这一表态让实德始料未及。圈内人猜测，由于当时球队实力不济，如果四川队转入当地体育部门名下，一旦降级，这一后果肯定要有人承担责任。这个会议还宣读了省政府奖励郑洁晏紫法网夺冠的嘉奖令。
　　提到协会和行政部门对职业体育的“甄别”和爱好，体育界、媒体和球迷都是前事不忘的。去年，在四川省级社团社会化改革的报道中出现的说法，也许代表了某种疑惑──“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说，足球改革方案中有一句话，就是“要在体育局党组领导下”。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贯彻，关系如何理顺，目前还在研究中，足球改革就是要为体育管理改革趟出一条路。”
　　这条路难道一直没有趟？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存在毋庸置疑被视为地方体育成功的今天，由当初舍弃球队的原班人马来搞足球“市场化”，显得有些怪诞。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具体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协会秘书处）的转变，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按规定核销相关事业编制。脱钩改革完成后，体育总局不再具体参与足球业务工作，而是对中国足协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像张玉宁这样在荷甲踢球的年轻选手，参加十二强比赛还算是正常征召，要求其再“往下”，参加U19国青赛事，是否也是必要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呢？23年的职业联赛，时至今日仍然纠结于最为普通的问题：当职业俱乐部遇到世界杯、奥运会和全运会，还能“脱钩”否？
　　高官频频现身，可以理解为帮助释放有利于足球发展的信号，而足球改革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业内人士的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