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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了晚自习，一个男生急匆匆地跑来找我，人还没进办公室就喊上了：“老师!我的五十元钱被人偷了，老师!刚偷的，你帮我找……”那是七(五)班的冯建，五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意味着一周的生活费，怪不得那么急切，我心想。“先坐下，有事慢慢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缓解他激动而又紧张的情绪，我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看着杯口的水汽云雾升腾，稍稍坐定的他情绪稳定了，慢慢向我诉说丢钱的经过。
“下了晚自习，你班的李华波和王浩到我们班去了。我离开后，王浩坐在我的座位上，上自习时我的五十元钱就在书包里，我上卫生间回来拿书包时钱就不见了，钱就是王浩偷的。”冯建斩钉截铁地说。我吃了一惊，这两位同学是我所管理的七(六)班学生，李华波品学兼优，不可能拿别人的钱吧?王浩纪律性是差了一点，但一直没发现有拿别人东西的坏毛病。我故作沉稳，脑筋飞快地转着，怎么办?急学生所急，丢失的钱要找回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是教师的责任、义务。无论是王浩或李华波拿了那五十元钱，或是其他同学拿了，或许自己弄丢了，“偷”这个显眼的字眼，是会深深伤害一个心理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它会让学生被伙伴们瞧不起，抬不起头，或许就此堕落。但也绝不能放纵，我深知预防违法犯罪应从杜绝不良行为做起，防微杜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心里想着，目光始终注视着冯建。“你见到王浩拿你的钱了吗?”我问。“没有，但我班很多同学可以证明王浩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李华波离我的座位较远。”冯建答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亲眼所见也可能是假的，看到的是假象，不经过实际调查我们是不能随意下结论的，对于那丢失的五十元钱，明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老师l”我拍着胸脯郑重其事地说。冯建见我态度诚恳、坚决，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我的答复，“那就拜托老师了。”目光忧郁的冯建悄然离开办公室回宿舍了。我估计他怀疑我要袒护本班的学生，下面的戏怎么唱?我冷静地沉思……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找到李华波、王浩，分别与他们单独谈话，询问昨晚的相关情况。李华波告诉我：“根本就没到冯建的座位上去，有七(五)班同学作证。”王浩则对我说：“下课后，去了七(五)班，确实坐在冯建的座位上，但绝没拿他的钱，根本就没见过。”王浩态度坚决，其实我认为他的嫌疑最大，但不能推断假设，断案是要有证据的，怎么能轻易冠之于孩子一个偷名?权衡利弊，我一时语塞，案件侦破陷入僵局。绝不能冷场，无论他们是否拿他人的钱，私自串班，就有了作案嫌疑，能不能让俩顽皮小子承担点责任，付出点代价?大道理就不要讲了，我看还是要把难题交给全班同学解决，群众有的是智慧，我心里暗想。“既然你俩都没有见过那五十元钱，我们也绝不能冤枉好人，那就快去教室学习吧。”我平静而又严肃地说。他俩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态度恭敬但又心事重重，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课前准备时，班里的学生都到齐了。我走上讲台，目光庄重地望着大家，同学们的眼睛也齐刷刷地看着我。“昨天晚自习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作了描述。“或许是冯建自己把钱弄丢了，也可能是七(五)班的某个同学拿了，也许……，假设多样。但有一点确切无疑那就是李华波和王浩私自去了七(五)班，碰巧人家的钱丢了，怀疑你也不是没有理由。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请你对此事发表评论并提出解决办法，深入思考后于下午自习课针对此事召开专题讨论会。”同学们的眼神先后扫过那两位串班者，寂静无声化为压力，那两位的头更低了。
下午讨论会在班长主持下开始了，学生们纷纷登台发言。有的同学说私自串班是违反纪律，即使没拿别人的钱也受怀疑；有的说五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不少，但比不上纯洁的心灵，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要把钱看淡，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有的说可能他的钱没丢，是否赖人；有的说我们住校生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钱等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不能乱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班长就是班长，“听我来讲几句，钱没了我们将来长大了可以挣，纯真至善的心灵比金子珍贵，问题是人家的钱没了找不回来这一周的生活怎么办?得想出解决办法。”班长一语点中要害。那二位坐不住了，分别表示要捐助但不是返还，因为自己没拿那五十元钱。我心想，好了，火候到了。“同学们，这样解决好不好?既然那五十元钱寻不回来了，就是它迷路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我们就从各自扮演的角色出发，为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好吗?”学生举手赞成。“李华波和王浩私自串班，巧遇此事，偶然里有必然，各自捐助十元钱作为代价；从我们班卖废品的钱里拿出十元，这叫爱心捐助；我因管理无方致使学生犯错出资十元作为补偿，可谓亡羊补牢。不知可否?”我的话语一出，自然是高票通过，一路绿灯，班主任的影响力还真大!
拿着四方捐助的四十元钱，我找到了冯建，告诉了他钱的来历，我希望他不要再对那五十元钱刨根问底了，并为自己没把钱保管好而给别人犯错误创造了条件之错承担十元钱的责任。冯建欣然接受了。五十元钱没有寻回来，满天阴云却也散了。
“下了晚自习，你班的李华波和王浩到我们班去了。我离开后，王浩坐在我的座位上，上自习时我的五十元钱就在书包里，我上卫生间回来拿书包时钱就不见了，钱就是王浩偷的。”冯建斩钉截铁地说。我吃了一惊，这两位同学是我所管理的七(六)班学生，李华波品学兼优，不可能拿别人的钱吧?王浩纪律性是差了一点，但一直没发现有拿别人东西的坏毛病。我故作沉稳，脑筋飞快地转着，怎么办?急学生所急，丢失的钱要找回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是教师的责任、义务。无论是王浩或李华波拿了那五十元钱，或是其他同学拿了，或许自己弄丢了，“偷”这个显眼的字眼，是会深深伤害一个心理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它会让学生被伙伴们瞧不起，抬不起头，或许就此堕落。但也绝不能放纵，我深知预防违法犯罪应从杜绝不良行为做起，防微杜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心里想着，目光始终注视着冯建。“你见到王浩拿你的钱了吗?”我问。“没有，但我班很多同学可以证明王浩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李华波离我的座位较远。”冯建答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亲眼所见也可能是假的，看到的是假象，不经过实际调查我们是不能随意下结论的，对于那丢失的五十元钱，明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老师l”我拍着胸脯郑重其事地说。冯建见我态度诚恳、坚决，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我的答复，“那就拜托老师了。”目光忧郁的冯建悄然离开办公室回宿舍了。我估计他怀疑我要袒护本班的学生，下面的戏怎么唱?我冷静地沉思……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找到李华波、王浩，分别与他们单独谈话，询问昨晚的相关情况。李华波告诉我：“根本就没到冯建的座位上去，有七(五)班同学作证。”王浩则对我说：“下课后，去了七(五)班，确实坐在冯建的座位上，但绝没拿他的钱，根本就没见过。”王浩态度坚决，其实我认为他的嫌疑最大，但不能推断假设，断案是要有证据的，怎么能轻易冠之于孩子一个偷名?权衡利弊，我一时语塞，案件侦破陷入僵局。绝不能冷场，无论他们是否拿他人的钱，私自串班，就有了作案嫌疑，能不能让俩顽皮小子承担点责任，付出点代价?大道理就不要讲了，我看还是要把难题交给全班同学解决，群众有的是智慧，我心里暗想。“既然你俩都没有见过那五十元钱，我们也绝不能冤枉好人，那就快去教室学习吧。”我平静而又严肃地说。他俩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态度恭敬但又心事重重，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课前准备时，班里的学生都到齐了。我走上讲台，目光庄重地望着大家，同学们的眼睛也齐刷刷地看着我。“昨天晚自习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作了描述。“或许是冯建自己把钱弄丢了，也可能是七(五)班的某个同学拿了，也许……，假设多样。但有一点确切无疑那就是李华波和王浩私自去了七(五)班，碰巧人家的钱丢了，怀疑你也不是没有理由。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请你对此事发表评论并提出解决办法，深入思考后于下午自习课针对此事召开专题讨论会。”同学们的眼神先后扫过那两位串班者，寂静无声化为压力，那两位的头更低了。
下午讨论会在班长主持下开始了，学生们纷纷登台发言。有的同学说私自串班是违反纪律，即使没拿别人的钱也受怀疑；有的说五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不少，但比不上纯洁的心灵，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要把钱看淡，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有的说可能他的钱没丢，是否赖人；有的说我们住校生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钱等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不能乱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班长就是班长，“听我来讲几句，钱没了我们将来长大了可以挣，纯真至善的心灵比金子珍贵，问题是人家的钱没了找不回来这一周的生活怎么办?得想出解决办法。”班长一语点中要害。那二位坐不住了，分别表示要捐助但不是返还，因为自己没拿那五十元钱。我心想，好了，火候到了。“同学们，这样解决好不好?既然那五十元钱寻不回来了，就是它迷路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我们就从各自扮演的角色出发，为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好吗?”学生举手赞成。“李华波和王浩私自串班，巧遇此事，偶然里有必然，各自捐助十元钱作为代价；从我们班卖废品的钱里拿出十元，这叫爱心捐助；我因管理无方致使学生犯错出资十元作为补偿，可谓亡羊补牢。不知可否?”我的话语一出，自然是高票通过，一路绿灯，班主任的影响力还真大!
拿着四方捐助的四十元钱，我找到了冯建，告诉了他钱的来历，我希望他不要再对那五十元钱刨根问底了，并为自己没把钱保管好而给别人犯错误创造了条件之错承担十元钱的责任。冯建欣然接受了。五十元钱没有寻回来，满天阴云却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