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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新，一位有着37年教师与记者生涯，曾走访全国680多所学校，采写400多位名师、名校长，出版40多本著作的教育媒体工作者、教育专家与文化学者，在基础教育领域几乎无不知、无人不晓。
祖籍山东、曾在曲阜师范学校（今曲阜师范大学）任教的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彰显着“陶氏风格”的通讯、访谈与对话文章，每月都有不少见诸于全国报刊，对《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易经》《学记》等经典名句的引用，常常是信手拈来，给人以“道法自然”又恰到好处的感觉。他的文笔从容自然又不失恢宏之气，既有情感之水的涌动流淌，也摇曳着理性的光华，于字里行间流露着教育者的赤子之心与大爱情怀，更让文章具有了超越常人的深远意义与生命光辉。他所采写的校长与老师，也因其思想高格与造诣深厚而熠熠生辉。于是，有人便誉其为“中国校长与名师的伯乐”。可是，陶继新却说：“我只是一个教育行者，是在采访众多校长与老师、局长、学生及家长等过程中，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才有了‘情动而辞发’的一篇又一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我的生命历程。”
1983年底，陶继新从教师转型为教育媒体工作者。34年来，他坚持每年听课100多节，读书、采访与写作成了他生命的主体内容。他认为，没有读，就写不好作品。可如果只读一般性著作或报刊，也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因为读书有一个基本走向，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讀属于“上”的世界大师作品，尽管难以达到他们的境界，却可到达中层的水平；如果读中层水平的作品，则只能在下层徘徊复徘徊。因此，他多年来坚持以读经典为主，只订阅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主编的《文学评论》。他认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介扑面而来，也会因作品质量的优劣不等，让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在无意识中受到精神伤害。为此，他在全国各地讲学时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校长与老师及其学生应远离传播低级趣味的报刊图书及电子媒介，以免遭侵害。
陶继新认为，除了读好书，更要做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他对自己所要采访的人有着极为“挑剔”的眼光。就算对方很有地位或是熟人的要求，他也要考察候选采访者的品质如何。若不好，则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拒绝。采访时，他原则上不用被采访者提供的现成材料，而是在现场用电脑打字记录，然后形成烙印着陶氏风格的采访作品。即使有人请他撰写新书序言，他也不用对方提供的内容，而是自己一字一句地认真写成。他说，如果在别人提供的序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将是奇耻大辱，无异于文化盗贼。在他的眼里，要想写好文，就要先做好人，此之谓“作文如做人也”。
2017年5月13日，我有幸在罗浮山采访到陶继新。采访中，他温文儒雅，侃侃而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学校品牌管理》：您最初是在山东曲阜教书，之后是什么机缘转行到教育媒体？
陶继新：我在1980年参加工作，任教于曲阜师范学校，当了3年半的《文学与写作》老师。1983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刚开始创办《中学生报》，需要有一定写作水平，年龄不超过35岁的一线老师。当时，我正好35岁，并在全国发表了20多篇文章，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水平。当年年底，我便被借调过去，只是没有当《中学生报》编辑，而是在《山东教育》文科组当编辑，后为文科组组长。
1988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创办《当代小学生》杂志，领导委任我担任主编。这份杂志从无到有，从没有刊号到有刊号，我做了一定的工作。到1996年，刊物有了较大的影响，发行量超过了286万。
1997年，我被提拔为山东教育报刊社副总编，不久又兼任《中国教育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并主持记者站的工作。2005年，我开始担任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辑，依然是《中国教育报》记者，且每月都要独立完成不少于1万字的通讯报道文章。
不过，我喜欢读书与写作，很想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曾连续五年给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写辞职报告，想要辞去山东教育报刊社职务。虽然齐厅长没有答应我的辞职请求，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迄今感动不已。
《学校品牌管理》：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三件事情就是读书、写作、采访？
陶继新：在报刊社担任领导期间，几位社长都给予我很大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答应了我不参加行政招待的要求，很多无关重要的小事，也不让我耗神费力。即使是上班时间，有时也可以读书与写作。对此，我常心怀感恩。不过，社里的重大活动等，即使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会尽力去做的。例如，一年一度的全省发行工作会议，每年都是我代表社领导讲话。哪个市的报刊征订出了问题，我也要专门前去做局长等领导的工作，直到增加到理想订数为止。
2008年退休之后，我的读书、写作与讲课有了大幅度提升。2009年，《中国教育报》专门开辟“陶继新对话名校长”与“陶继新对话教育局长”栏目。四年之后，尽管没有再用这个栏目，但文章的发表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到现在，我已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三四百篇长篇文章。如果把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内，每月都有6万字左右见诸报端。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前是怎样做功课的？
陶继新：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采访一位校长、局长、老师或学校、区域等，一般需要一到三天；写成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大约需要两三天。
采访前，我很少“备课”，也可以说是备了一辈子的课。因为听过无数各种各样的课，所以对不同的课堂教学相当熟悉。在全国不断地采访城区有名的大学校，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从赫赫有名的名校长与名师，到默默无闻且有发展潜力但迄今并不出名的校长与老师等，我都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写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十多年，就一直这样“备课”。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采访，采访什么对象，我都会用电脑打字记录下被采访者所说的90%以上的内容。采访一结束，随即谈出我要写成的作品思路。这常常让被采访者感到惊讶，问我打字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怎么形成自己的写作思路等。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回答。看看叱咤风云的中国名师们，他们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班级上课，花一两分钟便与学生演绎起教与学的精彩。因为他们备了一辈子课，即便与这些学生初次相见，但原本所拥有的教学阅历与教育智慧，让其瞬间抵达到随心所欲、水乳交融的高层次教学境界之中。
教学如此，采写亦然。只有每年每月甚至每天做好采写的功夫，才能让采访与写作走进游刃有余的境界。
不提前“备课”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我不喜欢受外界宣傳或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干扰”，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我更看重实地考察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以及深入调研后产生的辩证思考。因此，我总会从大家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中挖掘出教育的本质，发现教育的亮点或者误区。访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宣传，更起到了促进学校提升与发展的作用，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点。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写作、讲课有何诀窍？
陶继新：我现在研究“功夫教育学”，任何事都是功到自然成。不下功夫，事业达不到自己本该达到的高度。我49岁才背诵了《论语》，66岁背《大学》《中庸》，现在正在背《黄帝内经》。我觉得把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教育功夫到家了”，采访写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这37年来我从没离开过课堂，没离开过教育，没离开过读书。后来，我与魏书生老师相遇，合作写了三本书，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我还与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北京的网易演播室即兴对话，也整理出版了一本书。这是长期以来教育功夫积累的成果。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过如此多校长和老师，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共性？
陶继新：我书中写的名校长和我心里的名校长不完全一样。我写的名校长要么在地方或者全国有名气的，要么我认为是具备潜力的，而且适当的倾斜农村的校长。即使对方潜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也照样采写。
优秀的校长都有共性。第一，有思想。思想能产生力量，这绝对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思想，他不可能对教育有独特的思考。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陶行知、叶圣陶，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大师，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有思想、有境界、有情怀的校长的访谈，我是放在首位的，而且乐此不疲。不过，有一些我是不写的。例如，有思想但不是“好人”的，我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很强。第二，有文化。学校是文化圣地，校长应是学校里最有文化的人。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校长不读书，不仅不读书还不懂学校文化。第三，有智慧。我认为很多人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不一定说明其有智慧。在古代，智和慧不是一个意思，慧是心灵相通。有些校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是绝了，多么难的事情都能解决。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很享受这个破解困难的过程，认为这是境界提升和心灵净化的过程！第四，懂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中庸”。中庸不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法则，自然法则，即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过犹不及。《黄帝内经》有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古人知道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起居有常，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都是合乎天道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懂得了天地规则，不是不讲原则的和谐。作为校长，就要真正懂中庸、懂和谐，不能是老好人。有的校长工作很愉快，发展也很好，老师们也随之得到发展，每天工作还很开心。像这样的校长，我写了很多。有的校长很敬业，但自己累得要命，老师们也叫苦连天。像这样的校长，我不欣赏。我写得比较少的是：废寝忘食地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自己得了病。
《学校品牌管理》：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您是怎么坚守自己的原则？
陶继新：我是这样走下来的，不断发展自己，不求领导认可，但求问心无愧。除了研读功夫教育学之外，我还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我所坚持与追求的，要看对我的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是不是真正有益。
我的工作室专门聘请了一名小姑娘，叫姜文文。我的微信、网站等很多技术性工作都由她来打理。这样，我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采访和写作上。只要不用出差，工作又不是特别紧张，我就会在每天下午5点后听一个小时徐文兵主讲的《黄帝内经》。
但光读书还不行，读书是天，采访写稿是地，阴阳结合才能和谐发展。
刚退休时，我的讲课任务很多，但从去年开始就严格控制了。我坚持一个原则，讲课是输出，读书与采写是输入。采访到的任何一个典型都是完善自我心灵的重要素材。我现在的状态是投入百分之七八十功夫在采写上，并全力以赴地写稿。除写了大量校长与学校等作品外，我还为《新教师》开设的《陶继新论道名师》栏目撰写文章，已经采写完毕且发表的有邱学华、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孙双金、薛法根、华应龙、管建刚等。我想尽可能地把中国真正的名师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而且在采写他们时，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人格与高超的水平等，自然也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近几年，我主持了《中国教育报》宣传策划中心主办的“名家人文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到今年已是第九届了。去年4月举办的是第八届，原计划1200人的规模，但报名截止后仍有源源不断的报名者，最后人数超过了1700人。后来，经与会老师的强烈要求，再邀请原班专家与名师在6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会议。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全部会务交给北京凤凰师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真正有益的事情上。
《学校品牌管理》：您的人格魅力和才学真让人敬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您的人生，正如刚才的讲述，已是洗尽铅华，至于化境。
陶继新：谢谢您的鼓励！其实，我只是尽了一点儿心与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说自己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善良，我坚信《周易》上说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时，我知道人生只有努力，别无选择；努力越大，收获越多；努力越小，收获越少。一个人不能白活在世上，要做一些对自己，尤其是对世人有益的事。于是，我就有了持之以恒的努力。
访谈结束后，我还久久回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陶继新走过的每一步，真的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心不能至”，却是“心向往之”。相信这位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心怀良知的教育者，在未来的生命行程中，还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祖籍山东、曾在曲阜师范学校（今曲阜师范大学）任教的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彰显着“陶氏风格”的通讯、访谈与对话文章，每月都有不少见诸于全国报刊，对《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易经》《学记》等经典名句的引用，常常是信手拈来，给人以“道法自然”又恰到好处的感觉。他的文笔从容自然又不失恢宏之气，既有情感之水的涌动流淌，也摇曳着理性的光华，于字里行间流露着教育者的赤子之心与大爱情怀，更让文章具有了超越常人的深远意义与生命光辉。他所采写的校长与老师，也因其思想高格与造诣深厚而熠熠生辉。于是，有人便誉其为“中国校长与名师的伯乐”。可是，陶继新却说：“我只是一个教育行者，是在采访众多校长与老师、局长、学生及家长等过程中，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才有了‘情动而辞发’的一篇又一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我的生命历程。”
1983年底，陶继新从教师转型为教育媒体工作者。34年来，他坚持每年听课100多节，读书、采访与写作成了他生命的主体内容。他认为，没有读，就写不好作品。可如果只读一般性著作或报刊，也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因为读书有一个基本走向，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讀属于“上”的世界大师作品，尽管难以达到他们的境界，却可到达中层的水平；如果读中层水平的作品，则只能在下层徘徊复徘徊。因此，他多年来坚持以读经典为主，只订阅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主编的《文学评论》。他认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介扑面而来，也会因作品质量的优劣不等，让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在无意识中受到精神伤害。为此，他在全国各地讲学时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校长与老师及其学生应远离传播低级趣味的报刊图书及电子媒介，以免遭侵害。
陶继新认为，除了读好书，更要做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他对自己所要采访的人有着极为“挑剔”的眼光。就算对方很有地位或是熟人的要求，他也要考察候选采访者的品质如何。若不好，则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拒绝。采访时，他原则上不用被采访者提供的现成材料，而是在现场用电脑打字记录，然后形成烙印着陶氏风格的采访作品。即使有人请他撰写新书序言，他也不用对方提供的内容，而是自己一字一句地认真写成。他说，如果在别人提供的序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将是奇耻大辱，无异于文化盗贼。在他的眼里，要想写好文，就要先做好人，此之谓“作文如做人也”。
2017年5月13日，我有幸在罗浮山采访到陶继新。采访中，他温文儒雅，侃侃而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学校品牌管理》：您最初是在山东曲阜教书，之后是什么机缘转行到教育媒体？
陶继新：我在1980年参加工作，任教于曲阜师范学校，当了3年半的《文学与写作》老师。1983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刚开始创办《中学生报》，需要有一定写作水平，年龄不超过35岁的一线老师。当时，我正好35岁，并在全国发表了20多篇文章，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水平。当年年底，我便被借调过去，只是没有当《中学生报》编辑，而是在《山东教育》文科组当编辑，后为文科组组长。
1988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创办《当代小学生》杂志，领导委任我担任主编。这份杂志从无到有，从没有刊号到有刊号，我做了一定的工作。到1996年，刊物有了较大的影响，发行量超过了286万。
1997年，我被提拔为山东教育报刊社副总编，不久又兼任《中国教育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并主持记者站的工作。2005年，我开始担任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辑，依然是《中国教育报》记者，且每月都要独立完成不少于1万字的通讯报道文章。
不过，我喜欢读书与写作，很想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曾连续五年给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写辞职报告，想要辞去山东教育报刊社职务。虽然齐厅长没有答应我的辞职请求，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迄今感动不已。
《学校品牌管理》：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三件事情就是读书、写作、采访？
陶继新：在报刊社担任领导期间，几位社长都给予我很大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答应了我不参加行政招待的要求，很多无关重要的小事，也不让我耗神费力。即使是上班时间，有时也可以读书与写作。对此，我常心怀感恩。不过，社里的重大活动等，即使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会尽力去做的。例如，一年一度的全省发行工作会议，每年都是我代表社领导讲话。哪个市的报刊征订出了问题，我也要专门前去做局长等领导的工作，直到增加到理想订数为止。
2008年退休之后，我的读书、写作与讲课有了大幅度提升。2009年，《中国教育报》专门开辟“陶继新对话名校长”与“陶继新对话教育局长”栏目。四年之后，尽管没有再用这个栏目，但文章的发表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到现在，我已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三四百篇长篇文章。如果把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内，每月都有6万字左右见诸报端。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前是怎样做功课的？
陶继新：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采访一位校长、局长、老师或学校、区域等，一般需要一到三天；写成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大约需要两三天。
采访前，我很少“备课”，也可以说是备了一辈子的课。因为听过无数各种各样的课，所以对不同的课堂教学相当熟悉。在全国不断地采访城区有名的大学校，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从赫赫有名的名校长与名师，到默默无闻且有发展潜力但迄今并不出名的校长与老师等，我都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写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十多年，就一直这样“备课”。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采访，采访什么对象，我都会用电脑打字记录下被采访者所说的90%以上的内容。采访一结束，随即谈出我要写成的作品思路。这常常让被采访者感到惊讶，问我打字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怎么形成自己的写作思路等。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回答。看看叱咤风云的中国名师们，他们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班级上课，花一两分钟便与学生演绎起教与学的精彩。因为他们备了一辈子课，即便与这些学生初次相见，但原本所拥有的教学阅历与教育智慧，让其瞬间抵达到随心所欲、水乳交融的高层次教学境界之中。
教学如此，采写亦然。只有每年每月甚至每天做好采写的功夫，才能让采访与写作走进游刃有余的境界。
不提前“备课”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我不喜欢受外界宣傳或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干扰”，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我更看重实地考察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以及深入调研后产生的辩证思考。因此，我总会从大家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中挖掘出教育的本质，发现教育的亮点或者误区。访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宣传，更起到了促进学校提升与发展的作用，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点。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写作、讲课有何诀窍？
陶继新：我现在研究“功夫教育学”，任何事都是功到自然成。不下功夫，事业达不到自己本该达到的高度。我49岁才背诵了《论语》，66岁背《大学》《中庸》，现在正在背《黄帝内经》。我觉得把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教育功夫到家了”，采访写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这37年来我从没离开过课堂，没离开过教育，没离开过读书。后来，我与魏书生老师相遇，合作写了三本书，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我还与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北京的网易演播室即兴对话，也整理出版了一本书。这是长期以来教育功夫积累的成果。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过如此多校长和老师，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共性？
陶继新：我书中写的名校长和我心里的名校长不完全一样。我写的名校长要么在地方或者全国有名气的，要么我认为是具备潜力的，而且适当的倾斜农村的校长。即使对方潜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也照样采写。
优秀的校长都有共性。第一，有思想。思想能产生力量，这绝对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思想，他不可能对教育有独特的思考。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陶行知、叶圣陶，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大师，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有思想、有境界、有情怀的校长的访谈，我是放在首位的，而且乐此不疲。不过，有一些我是不写的。例如，有思想但不是“好人”的，我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很强。第二，有文化。学校是文化圣地，校长应是学校里最有文化的人。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校长不读书，不仅不读书还不懂学校文化。第三，有智慧。我认为很多人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不一定说明其有智慧。在古代，智和慧不是一个意思，慧是心灵相通。有些校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是绝了，多么难的事情都能解决。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很享受这个破解困难的过程，认为这是境界提升和心灵净化的过程！第四，懂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中庸”。中庸不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法则，自然法则，即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过犹不及。《黄帝内经》有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古人知道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起居有常，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都是合乎天道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懂得了天地规则，不是不讲原则的和谐。作为校长，就要真正懂中庸、懂和谐，不能是老好人。有的校长工作很愉快，发展也很好，老师们也随之得到发展，每天工作还很开心。像这样的校长，我写了很多。有的校长很敬业，但自己累得要命，老师们也叫苦连天。像这样的校长，我不欣赏。我写得比较少的是：废寝忘食地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自己得了病。
《学校品牌管理》：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您是怎么坚守自己的原则？
陶继新：我是这样走下来的，不断发展自己，不求领导认可，但求问心无愧。除了研读功夫教育学之外，我还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我所坚持与追求的，要看对我的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是不是真正有益。
我的工作室专门聘请了一名小姑娘，叫姜文文。我的微信、网站等很多技术性工作都由她来打理。这样，我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采访和写作上。只要不用出差，工作又不是特别紧张，我就会在每天下午5点后听一个小时徐文兵主讲的《黄帝内经》。
但光读书还不行，读书是天，采访写稿是地，阴阳结合才能和谐发展。
刚退休时，我的讲课任务很多，但从去年开始就严格控制了。我坚持一个原则，讲课是输出，读书与采写是输入。采访到的任何一个典型都是完善自我心灵的重要素材。我现在的状态是投入百分之七八十功夫在采写上，并全力以赴地写稿。除写了大量校长与学校等作品外，我还为《新教师》开设的《陶继新论道名师》栏目撰写文章，已经采写完毕且发表的有邱学华、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孙双金、薛法根、华应龙、管建刚等。我想尽可能地把中国真正的名师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而且在采写他们时，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人格与高超的水平等，自然也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近几年，我主持了《中国教育报》宣传策划中心主办的“名家人文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到今年已是第九届了。去年4月举办的是第八届，原计划1200人的规模，但报名截止后仍有源源不断的报名者，最后人数超过了1700人。后来，经与会老师的强烈要求，再邀请原班专家与名师在6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会议。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全部会务交给北京凤凰师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真正有益的事情上。
《学校品牌管理》：您的人格魅力和才学真让人敬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您的人生，正如刚才的讲述，已是洗尽铅华，至于化境。
陶继新：谢谢您的鼓励！其实，我只是尽了一点儿心与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说自己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善良，我坚信《周易》上说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时，我知道人生只有努力，别无选择；努力越大，收获越多；努力越小，收获越少。一个人不能白活在世上，要做一些对自己，尤其是对世人有益的事。于是，我就有了持之以恒的努力。
访谈结束后，我还久久回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陶继新走过的每一步，真的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心不能至”，却是“心向往之”。相信这位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心怀良知的教育者，在未来的生命行程中，还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