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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新,一位有着37年教师与记者生涯,曾走访全国680多所学校,采写400多位名师、名校长,出版40多本著作的教育媒体工作者、教育专家与文化学者,在基础教育领域几乎无不知、无人不晓。
祖籍山东、曾在曲阜师范学校(今曲阜师范大学)任教的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彰显着“陶氏风格”的通讯、访谈与对话文章,每月都有不少见诸于全国报刊,对《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易经》《学记》等经典名句的引用,常常是信手拈来,给人以“道法自然”又恰到好处的感觉。他的文笔从容自然又不失恢宏之气,既有情感之水的涌动流淌,也摇曳着理性的光华,于字里行间流露着教育者的赤子之心与大爱情怀,更让文章具有了超越常人的深远意义与生命光辉。他所采写的校长与老师,也因其思想高格与造诣深厚而熠熠生辉。于是,有人便誉其为“中国校长与名师的伯乐”。可是,陶继新却说:“我只是一个教育行者,是在采访众多校长与老师、局长、学生及家长等过程中,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才有了‘情动而辞发’的一篇又一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我的生命历程。”
1983年底,陶继新从教师转型为教育媒体工作者。34年来,他坚持每年听课100多节,读书、采访与写作成了他生命的主体内容。他认为,没有读,就写不好作品。可如果只读一般性著作或报刊,也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因为读书有一个基本走向,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讀属于“上”的世界大师作品,尽管难以达到他们的境界,却可到达中层的水平;如果读中层水平的作品,则只能在下层徘徊复徘徊。因此,他多年来坚持以读经典为主,只订阅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主编的《文学评论》。他认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介扑面而来,也会因作品质量的优劣不等,让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在无意识中受到精神伤害。为此,他在全国各地讲学时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校长与老师及其学生应远离传播低级趣味的报刊图书及电子媒介,以免遭侵害。
陶继新认为,除了读好书,更要做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他对自己所要采访的人有着极为“挑剔”的眼光。就算对方很有地位或是熟人的要求,他也要考察候选采访者的品质如何。若不好,则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拒绝。采访时,他原则上不用被采访者提供的现成材料,而是在现场用电脑打字记录,然后形成烙印着陶氏风格的采访作品。即使有人请他撰写新书序言,他也不用对方提供的内容,而是自己一字一句地认真写成。他说,如果在别人提供的序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将是奇耻大辱,无异于文化盗贼。在他的眼里,要想写好文,就要先做好人,此之谓“作文如做人也”。
2017年5月13日,我有幸在罗浮山采访到陶继新。采访中,他温文儒雅,侃侃而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学校品牌管理》:您最初是在山东曲阜教书,之后是什么机缘转行到教育媒体?
陶继新:我在1980年参加工作,任教于曲阜师范学校,当了3年半的《文学与写作》老师。1983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刚开始创办《中学生报》,需要有一定写作水平,年龄不超过35岁的一线老师。当时,我正好35岁,并在全国发表了20多篇文章,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水平。当年年底,我便被借调过去,只是没有当《中学生报》编辑,而是在《山东教育》文科组当编辑,后为文科组组长。
1988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创办《当代小学生》杂志,领导委任我担任主编。这份杂志从无到有,从没有刊号到有刊号,我做了一定的工作。到1996年,刊物有了较大的影响,发行量超过了286万。
1997年,我被提拔为山东教育报刊社副总编,不久又兼任《中国教育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并主持记者站的工作。2005年,我开始担任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辑,依然是《中国教育报》记者,且每月都要独立完成不少于1万字的通讯报道文章。
不过,我喜欢读书与写作,很想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曾连续五年给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写辞职报告,想要辞去山东教育报刊社职务。虽然齐厅长没有答应我的辞职请求,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迄今感动不已。
《学校品牌管理》: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三件事情就是读书、写作、采访?
陶继新:在报刊社担任领导期间,几位社长都给予我很大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答应了我不参加行政招待的要求,很多无关重要的小事,也不让我耗神费力。即使是上班时间,有时也可以读书与写作。对此,我常心怀感恩。不过,社里的重大活动等,即使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会尽力去做的。例如,一年一度的全省发行工作会议,每年都是我代表社领导讲话。哪个市的报刊征订出了问题,我也要专门前去做局长等领导的工作,直到增加到理想订数为止。
2008年退休之后,我的读书、写作与讲课有了大幅度提升。2009年,《中国教育报》专门开辟“陶继新对话名校长”与“陶继新对话教育局长”栏目。四年之后,尽管没有再用这个栏目,但文章的发表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到现在,我已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三四百篇长篇文章。如果把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内,每月都有6万字左右见诸报端。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前是怎样做功课的?
陶继新: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采访一位校长、局长、老师或学校、区域等,一般需要一到三天;写成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大约需要两三天。
采访前,我很少“备课”,也可以说是备了一辈子的课。因为听过无数各种各样的课,所以对不同的课堂教学相当熟悉。在全国不断地采访城区有名的大学校,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从赫赫有名的名校长与名师,到默默无闻且有发展潜力但迄今并不出名的校长与老师等,我都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写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十多年,就一直这样“备课”。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采访,采访什么对象,我都会用电脑打字记录下被采访者所说的90%以上的内容。采访一结束,随即谈出我要写成的作品思路。这常常让被采访者感到惊讶,问我打字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怎么形成自己的写作思路等。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回答。看看叱咤风云的中国名师们,他们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班级上课,花一两分钟便与学生演绎起教与学的精彩。因为他们备了一辈子课,即便与这些学生初次相见,但原本所拥有的教学阅历与教育智慧,让其瞬间抵达到随心所欲、水乳交融的高层次教学境界之中。
教学如此,采写亦然。只有每年每月甚至每天做好采写的功夫,才能让采访与写作走进游刃有余的境界。
不提前“备课”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我不喜欢受外界宣傳或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干扰”,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我更看重实地考察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以及深入调研后产生的辩证思考。因此,我总会从大家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中挖掘出教育的本质,发现教育的亮点或者误区。访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宣传,更起到了促进学校提升与发展的作用,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点。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写作、讲课有何诀窍?
陶继新:我现在研究“功夫教育学”,任何事都是功到自然成。不下功夫,事业达不到自己本该达到的高度。我49岁才背诵了《论语》,66岁背《大学》《中庸》,现在正在背《黄帝内经》。我觉得把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教育功夫到家了”,采访写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这37年来我从没离开过课堂,没离开过教育,没离开过读书。后来,我与魏书生老师相遇,合作写了三本书,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我还与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北京的网易演播室即兴对话,也整理出版了一本书。这是长期以来教育功夫积累的成果。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过如此多校长和老师,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共性?
陶继新:我书中写的名校长和我心里的名校长不完全一样。我写的名校长要么在地方或者全国有名气的,要么我认为是具备潜力的,而且适当的倾斜农村的校长。即使对方潜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也照样采写。
优秀的校长都有共性。第一,有思想。思想能产生力量,这绝对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思想,他不可能对教育有独特的思考。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陶行知、叶圣陶,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大师,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有思想、有境界、有情怀的校长的访谈,我是放在首位的,而且乐此不疲。不过,有一些我是不写的。例如,有思想但不是“好人”的,我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很强。第二,有文化。学校是文化圣地,校长应是学校里最有文化的人。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校长不读书,不仅不读书还不懂学校文化。第三,有智慧。我认为很多人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不一定说明其有智慧。在古代,智和慧不是一个意思,慧是心灵相通。有些校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是绝了,多么难的事情都能解决。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很享受这个破解困难的过程,认为这是境界提升和心灵净化的过程!第四,懂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中庸”。中庸不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法则,自然法则,即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过犹不及。《黄帝内经》有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古人知道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起居有常,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都是合乎天道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懂得了天地规则,不是不讲原则的和谐。作为校长,就要真正懂中庸、懂和谐,不能是老好人。有的校长工作很愉快,发展也很好,老师们也随之得到发展,每天工作还很开心。像这样的校长,我写了很多。有的校长很敬业,但自己累得要命,老师们也叫苦连天。像这样的校长,我不欣赏。我写得比较少的是:废寝忘食地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自己得了病。
《学校品牌管理》: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您是怎么坚守自己的原则?
陶继新:我是这样走下来的,不断发展自己,不求领导认可,但求问心无愧。除了研读功夫教育学之外,我还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我所坚持与追求的,要看对我的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是不是真正有益。
我的工作室专门聘请了一名小姑娘,叫姜文文。我的微信、网站等很多技术性工作都由她来打理。这样,我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采访和写作上。只要不用出差,工作又不是特别紧张,我就会在每天下午5点后听一个小时徐文兵主讲的《黄帝内经》。
但光读书还不行,读书是天,采访写稿是地,阴阳结合才能和谐发展。
刚退休时,我的讲课任务很多,但从去年开始就严格控制了。我坚持一个原则,讲课是输出,读书与采写是输入。采访到的任何一个典型都是完善自我心灵的重要素材。我现在的状态是投入百分之七八十功夫在采写上,并全力以赴地写稿。除写了大量校长与学校等作品外,我还为《新教师》开设的《陶继新论道名师》栏目撰写文章,已经采写完毕且发表的有邱学华、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孙双金、薛法根、华应龙、管建刚等。我想尽可能地把中国真正的名师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而且在采写他们时,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人格与高超的水平等,自然也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近几年,我主持了《中国教育报》宣传策划中心主办的“名家人文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到今年已是第九届了。去年4月举办的是第八届,原计划1200人的规模,但报名截止后仍有源源不断的报名者,最后人数超过了1700人。后来,经与会老师的强烈要求,再邀请原班专家与名师在6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会议。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全部会务交给北京凤凰师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真正有益的事情上。
《学校品牌管理》:您的人格魅力和才学真让人敬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您的人生,正如刚才的讲述,已是洗尽铅华,至于化境。
陶继新:谢谢您的鼓励!其实,我只是尽了一点儿心与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说自己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善良,我坚信《周易》上说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时,我知道人生只有努力,别无选择;努力越大,收获越多;努力越小,收获越少。一个人不能白活在世上,要做一些对自己,尤其是对世人有益的事。于是,我就有了持之以恒的努力。
访谈结束后,我还久久回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陶继新走过的每一步,真的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心不能至”,却是“心向往之”。相信这位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心怀良知的教育者,在未来的生命行程中,还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祖籍山东、曾在曲阜师范学校(今曲阜师范大学)任教的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近年来,彰显着“陶氏风格”的通讯、访谈与对话文章,每月都有不少见诸于全国报刊,对《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易经》《学记》等经典名句的引用,常常是信手拈来,给人以“道法自然”又恰到好处的感觉。他的文笔从容自然又不失恢宏之气,既有情感之水的涌动流淌,也摇曳着理性的光华,于字里行间流露着教育者的赤子之心与大爱情怀,更让文章具有了超越常人的深远意义与生命光辉。他所采写的校长与老师,也因其思想高格与造诣深厚而熠熠生辉。于是,有人便誉其为“中国校长与名师的伯乐”。可是,陶继新却说:“我只是一个教育行者,是在采访众多校长与老师、局长、学生及家长等过程中,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才有了‘情动而辞发’的一篇又一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精神照亮了我的生命历程。”
1983年底,陶继新从教师转型为教育媒体工作者。34年来,他坚持每年听课100多节,读书、采访与写作成了他生命的主体内容。他认为,没有读,就写不好作品。可如果只读一般性著作或报刊,也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因为读书有一个基本走向,即“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即讀属于“上”的世界大师作品,尽管难以达到他们的境界,却可到达中层的水平;如果读中层水平的作品,则只能在下层徘徊复徘徊。因此,他多年来坚持以读经典为主,只订阅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主编的《文学评论》。他认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介扑面而来,也会因作品质量的优劣不等,让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在无意识中受到精神伤害。为此,他在全国各地讲学时一次又一次地呼吁,校长与老师及其学生应远离传播低级趣味的报刊图书及电子媒介,以免遭侵害。
陶继新认为,除了读好书,更要做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他对自己所要采访的人有着极为“挑剔”的眼光。就算对方很有地位或是熟人的要求,他也要考察候选采访者的品质如何。若不好,则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拒绝。采访时,他原则上不用被采访者提供的现成材料,而是在现场用电脑打字记录,然后形成烙印着陶氏风格的采访作品。即使有人请他撰写新书序言,他也不用对方提供的内容,而是自己一字一句地认真写成。他说,如果在别人提供的序言下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将是奇耻大辱,无异于文化盗贼。在他的眼里,要想写好文,就要先做好人,此之谓“作文如做人也”。
2017年5月13日,我有幸在罗浮山采访到陶继新。采访中,他温文儒雅,侃侃而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学校品牌管理》:您最初是在山东曲阜教书,之后是什么机缘转行到教育媒体?
陶继新:我在1980年参加工作,任教于曲阜师范学校,当了3年半的《文学与写作》老师。1983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刚开始创办《中学生报》,需要有一定写作水平,年龄不超过35岁的一线老师。当时,我正好35岁,并在全国发表了20多篇文章,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水平。当年年底,我便被借调过去,只是没有当《中学生报》编辑,而是在《山东教育》文科组当编辑,后为文科组组长。
1988年,山东教育报刊社创办《当代小学生》杂志,领导委任我担任主编。这份杂志从无到有,从没有刊号到有刊号,我做了一定的工作。到1996年,刊物有了较大的影响,发行量超过了286万。
1997年,我被提拔为山东教育报刊社副总编,不久又兼任《中国教育报》山东记者站副站长,并主持记者站的工作。2005年,我开始担任山东教育报刊社总编辑,依然是《中国教育报》记者,且每月都要独立完成不少于1万字的通讯报道文章。
不过,我喜欢读书与写作,很想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曾连续五年给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写辞职报告,想要辞去山东教育报刊社职务。虽然齐厅长没有答应我的辞职请求,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迄今感动不已。
《学校品牌管理》: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坚持的三件事情就是读书、写作、采访?
陶继新:在报刊社担任领导期间,几位社长都给予我很大的关心与支持。他们答应了我不参加行政招待的要求,很多无关重要的小事,也不让我耗神费力。即使是上班时间,有时也可以读书与写作。对此,我常心怀感恩。不过,社里的重大活动等,即使不是我分管的工作,我也会尽力去做的。例如,一年一度的全省发行工作会议,每年都是我代表社领导讲话。哪个市的报刊征订出了问题,我也要专门前去做局长等领导的工作,直到增加到理想订数为止。
2008年退休之后,我的读书、写作与讲课有了大幅度提升。2009年,《中国教育报》专门开辟“陶继新对话名校长”与“陶继新对话教育局长”栏目。四年之后,尽管没有再用这个栏目,但文章的发表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到现在,我已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三四百篇长篇文章。如果把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包括在内,每月都有6万字左右见诸报端。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前是怎样做功课的?
陶继新: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采访一位校长、局长、老师或学校、区域等,一般需要一到三天;写成一篇万字左右的文章,大约需要两三天。
采访前,我很少“备课”,也可以说是备了一辈子的课。因为听过无数各种各样的课,所以对不同的课堂教学相当熟悉。在全国不断地采访城区有名的大学校,乡村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从赫赫有名的名校长与名师,到默默无闻且有发展潜力但迄今并不出名的校长与老师等,我都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写成了不同类型的作品。三十多年,就一直这样“备课”。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采访,采访什么对象,我都会用电脑打字记录下被采访者所说的90%以上的内容。采访一结束,随即谈出我要写成的作品思路。这常常让被采访者感到惊讶,问我打字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怎么形成自己的写作思路等。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回答。看看叱咤风云的中国名师们,他们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班级上课,花一两分钟便与学生演绎起教与学的精彩。因为他们备了一辈子课,即便与这些学生初次相见,但原本所拥有的教学阅历与教育智慧,让其瞬间抵达到随心所欲、水乳交融的高层次教学境界之中。
教学如此,采写亦然。只有每年每月甚至每天做好采写的功夫,才能让采访与写作走进游刃有余的境界。
不提前“备课”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我不喜欢受外界宣傳或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干扰”,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我更看重实地考察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以及深入调研后产生的辩证思考。因此,我总会从大家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中挖掘出教育的本质,发现教育的亮点或者误区。访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宣传,更起到了促进学校提升与发展的作用,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点。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写作、讲课有何诀窍?
陶继新:我现在研究“功夫教育学”,任何事都是功到自然成。不下功夫,事业达不到自己本该达到的高度。我49岁才背诵了《论语》,66岁背《大学》《中庸》,现在正在背《黄帝内经》。我觉得把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教育功夫到家了”,采访写作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这37年来我从没离开过课堂,没离开过教育,没离开过读书。后来,我与魏书生老师相遇,合作写了三本书,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我还与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北京的网易演播室即兴对话,也整理出版了一本书。这是长期以来教育功夫积累的成果。
《学校品牌管理》:您采访过如此多校长和老师,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共性?
陶继新:我书中写的名校长和我心里的名校长不完全一样。我写的名校长要么在地方或者全国有名气的,要么我认为是具备潜力的,而且适当的倾斜农村的校长。即使对方潜力不是很大,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也照样采写。
优秀的校长都有共性。第一,有思想。思想能产生力量,这绝对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思想,他不可能对教育有独特的思考。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陶行知、叶圣陶,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大师,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有思想、有境界、有情怀的校长的访谈,我是放在首位的,而且乐此不疲。不过,有一些我是不写的。例如,有思想但不是“好人”的,我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很强。第二,有文化。学校是文化圣地,校长应是学校里最有文化的人。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校长不读书,不仅不读书还不懂学校文化。第三,有智慧。我认为很多人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不一定说明其有智慧。在古代,智和慧不是一个意思,慧是心灵相通。有些校长解决问题的思路真是绝了,多么难的事情都能解决。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很享受这个破解困难的过程,认为这是境界提升和心灵净化的过程!第四,懂和谐。和谐也可以称“中庸”。中庸不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法则,自然法则,即不偏不倚,不高不低,过犹不及。《黄帝内经》有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上古人知道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起居有常,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都是合乎天道的。大家都知道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那个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也是懂得了天地规则,不是不讲原则的和谐。作为校长,就要真正懂中庸、懂和谐,不能是老好人。有的校长工作很愉快,发展也很好,老师们也随之得到发展,每天工作还很开心。像这样的校长,我写了很多。有的校长很敬业,但自己累得要命,老师们也叫苦连天。像这样的校长,我不欣赏。我写得比较少的是:废寝忘食地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自己得了病。
《学校品牌管理》: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您是怎么坚守自己的原则?
陶继新:我是这样走下来的,不断发展自己,不求领导认可,但求问心无愧。除了研读功夫教育学之外,我还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我所坚持与追求的,要看对我的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是不是真正有益。
我的工作室专门聘请了一名小姑娘,叫姜文文。我的微信、网站等很多技术性工作都由她来打理。这样,我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采访和写作上。只要不用出差,工作又不是特别紧张,我就会在每天下午5点后听一个小时徐文兵主讲的《黄帝内经》。
但光读书还不行,读书是天,采访写稿是地,阴阳结合才能和谐发展。
刚退休时,我的讲课任务很多,但从去年开始就严格控制了。我坚持一个原则,讲课是输出,读书与采写是输入。采访到的任何一个典型都是完善自我心灵的重要素材。我现在的状态是投入百分之七八十功夫在采写上,并全力以赴地写稿。除写了大量校长与学校等作品外,我还为《新教师》开设的《陶继新论道名师》栏目撰写文章,已经采写完毕且发表的有邱学华、于永正、贾志敏、王崧舟、孙双金、薛法根、华应龙、管建刚等。我想尽可能地把中国真正的名师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而且在采写他们时,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人格与高超的水平等,自然也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近几年,我主持了《中国教育报》宣传策划中心主办的“名家人文高端论坛暨名师课堂研讨会”,到今年已是第九届了。去年4月举办的是第八届,原计划1200人的规模,但报名截止后仍有源源不断的报名者,最后人数超过了1700人。后来,经与会老师的强烈要求,再邀请原班专家与名师在6月举办了一次同样的会议。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全部会务交给北京凤凰师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处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对生命发展、对教育发展真正有益的事情上。
《学校品牌管理》:您的人格魅力和才学真让人敬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您的人生,正如刚才的讲述,已是洗尽铅华,至于化境。
陶继新:谢谢您的鼓励!其实,我只是尽了一点儿心与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说自己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善良,我坚信《周易》上说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同时,我知道人生只有努力,别无选择;努力越大,收获越多;努力越小,收获越少。一个人不能白活在世上,要做一些对自己,尤其是对世人有益的事。于是,我就有了持之以恒的努力。
访谈结束后,我还久久回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陶继新走过的每一步,真的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虽“心不能至”,却是“心向往之”。相信这位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心怀良知的教育者,在未来的生命行程中,还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