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那么，找到了症结所在，如何“去行政化”呢?我以为，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在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开始，更不用说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的渠道，进而硬化了行政化趋向。我认为，“去行政化”也应该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过程。
　　本文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