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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那么,找到了症结所在,如何“去行政化”呢?我以为,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在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开始,更不用说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的渠道,进而硬化了行政化趋向。我认为,“去行政化”也应该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过程。
本文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我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教授在学术资源配置上说不上话,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那么,找到了症结所在,如何“去行政化”呢?我以为,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我认为,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在国外,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远远没有开始,更不用说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的渠道,进而硬化了行政化趋向。我认为,“去行政化”也应该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过程。
本文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