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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南部地区的坡岗上，经常会发现一种短柄、双肩、束腰、弧刃的原始文化石器，大多硕大扁薄，对称规整，棱角分明，通体磨光，制作精致，被文物考古工作者定名为大石铲。因此类石器分布地域以广西南部地区为主，故习称为桂南大石铲，而以出土含大石铲文物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址则称为桂南大石铲遗址。大石铲、岩画、铜鼓是极富广西地方特色的三类文物，颇受关注。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调查发掘
1950年代，在崇左至友谊关公路建设中和民族学者在桂西南进行民族宗教调查时零星发现过大石铲文物。由于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石器，当时人们把它归人新石器时代的“有肩石器”或“有肩石斧”。这一带地区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也常见到大石铲，传说是可以驱鬼除邪的“雷公斧”，因此被蒙上了神秘面纱。
1960年舂，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开垦种植时发现成批石铲，广西文管会遂派人调查，得知其散布范围达2平方公里左右，大石铲这才开始引起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62年～1965年广西文管会组织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时，在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玉林地区、百色地区、柳州地区发现出土大石铲文物的遗址和地点60多处，其中隆安县乔建镇儒浩遗址、扶绥中东那淋遗址的面积都在方圆1平方公里以上。这类遗址大都分布在江河附近的低矮坡岗上，文物散布范围大，遗物丰富，特色明显，采集到的大量标本，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70年代以后，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进行大石铲遗址的发掘和研究。1973年秋和1978年春，广西文物考古训练班和广西文物工作队先后试掘扶绥县那淋遗址、隆安县大龙潭遗址。考古工作者将以上历次调查和试掘材料整理成文在《文物》1978年第9期发表，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桂南大石铲遗址，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广西文物工作队又先后于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韦关遗址，1979年春发掘隆安县大龙潭遗址，1980年6月试掘扶绥县中东遗址，1985年试掘崇左县吞云岭遗址，1985年9月试掘靖西县那耀遗址，1990年12月发掘忻城县三堆遗址。1991年～1992年在南宁至昆明铁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南宁至平果县108公里铁路沿线用地，发现南宁市坛洛乡马鞍岭，隆安那桐镇驮怀屯母牛墓岭、定江村定出岭和这元坡、乔建镇大山岭、秃斗岭及城厢镇桥汉等9处遗址，其中发掘隆安县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定出岭、内军坡等遗址。2003年5月发掘武鸣县仙葫弄山岩洞葬，2005年8月在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发掘隆安县虎楼岭遗址。在历次发掘中，以隆安县境内1979年大龙潭遗址、1991年～1992年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内军坡等遗址及2003年武鸣县仙葫弄山岩洞葬发掘的收获最丰富。
1987年～1989年广西文化厅组织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发现不少新的大石铲遗址或大石铲文物散布点。此后，广西的田阳、忻城、柳江、邕宁等多个县市也先后有大石铲零星出土。
桂南大石铲遗址特点
通过长期的调查、发掘，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了解了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分布情况、文化特征和年代等基本情况，从而认识到桂南大石铲遗址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史前文化遗存。
1、分布地域集中
大石铲文物分布范围包括广西、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以广西南部最多最密集。广西40多个县市有120多处大石铲遗址，广东7个县15处，海南省5个县6处，越南广宁省至少1处。其中有文化堆积层的遗址，目前只发现于广西隆安、扶绥、崇左、南宁、武鸣、邕宁等县市，其他地方的以零星大石铲文物散布点居多。在上述地方中，又以隆安县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扶绥县东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南宁西郊的那龙、坛洛、富庶等左、右江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大石铲遗址分布稠密，出土石铲数量最多，器型最典型。这些乡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应是大石铲遗址分布的中心区。零星发现大石铲文物的地方，东至玉林、北流、容县、贺州，远至广东的封开、郁南、德庆、高要，乃至兴宁；南至合浦、钦州、宁明、龙州，远至海南和越南北部；西至田阳、德保、靖西，乃至凌云，北至河池的忻城，柳州的柳江和市郊。
2、遗物遗迹独特
大石铲遗址出土的文物，以短柄、双肩、束腰、弧刃的大石铲文物为特色，器型可分直腰型、束腰型、袖肩型等，大多硕大扁薄，器体对称规整，棱角分明，弧线柔和，通体磨光，光洁润滑，制作精致，工艺水平较高，十分美观，堪称原始文化石器工艺品中的杰作。制作原料主要是页岩、板岩，其次是砂岩、石灰岩，个别是玉质。大石铲的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斤，刃缘厚钝，刃口大多没有使用痕迹。这类文物，以广西南部地区为多，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有少量发现，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没有见过，构成桂南大石铲文物的独特之处。
大石铲遗址文化堆积比较单一，遗迹比较少，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以大石铲为主，伴出的其他石器、陶器等文物极少。从发掘遗址见到的遗迹看，大石铲多以一定的组合形式如直立、斜立、侧放、平放等形式放置，而以刃部朝上或柄部朝上的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形式最引人注目，还有的用石铲围成一定形状，如圆形、凹字形等。在隆安县乔建镇秃斗岭、大山岭、麻风坡、雷美岭等遗址中，发现长方形或圆形土坑中放置不同摆放形式的石铲，一些土坑中还伴出陶罐、石斧、橄榄核、红烧土等物。该县古潭镇内军坡发现一处有意打碎的碎石铲堆遗址。这些大石铲遗址的遗迹现象在其他地区也非常罕见，构成了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史前时期墓葬和汉墓中也曾出土少量大石铲文物。武鸣县弄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出土大石铲7件，有学者认为南昆铁路隆安段一些出土大石铲的长方形土坑有部分应是墓葬。贵港市桐油岭一座西汉晚期墓和合浦县文昌塔一座西汉晚期墓也各出土大石铲文物1件。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年代
通过南宁地区史前文化对比研究发现，有的石铲及其共存的双肩石斧发现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上层，其年代显然比南宁地区贝丘遗址要晚；大石铲制作规整，棱角分明，反映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其年代应较晚；另外武鸣县仙葫弄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中也出土了大石铲文物。因此，一般认为大石铲遗址的年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距今5000年～4000年，可能晚至商周时期。隆安县大龙潭遗址时期应是该类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鼎盛时期的典型代表，该遗址文化层内炭屑的C14年代测 定，距今4750±100年，树轮校正是距今5320±135年，另一个数据是距今4735±120年，树轮校正是距今5300±150年，有专家认为数据偏早。合浦、贵港西汉晚期墓出土石铲，应是大石铲风俗的遗风。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性质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大石铲遗址可能是制作大石铲的加工场，除少数大石铲可能作为其他用途外，绝大多数石铲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大石铲遗址发掘揭露出来的大石铲放置形式看，是有意摆放的，周围没有加工石器的工具、碎屑，大石铲的型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70佘厘米，重几十斤，有不少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有的平刃，无使用痕迹，显然在生产中无实用价值，大石铲不是用于生产的实用器，而是用于宗教祭祀的礼器。其中，有人认为，大石铲遗址中那些奇特的石铲放置现象，应是与原始氏族社会进行某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遗存，有人认为，是祭祀天地神灵，祈求农业丰收和人口旺盛。有人认为，石铲的造型平面投影类似男性生殖器，是一种生殖崇拜，其石铲组合为崇祖仪式遗存，还有人认为，从大石铲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原地区类似地点，大石铲有可能是结盟的遗物。
大石铲源自本地距今约7000年左右出现的石器——双肩石斧，这种双肩石斧是农业生产工具，大石铲的初始功能可能是农业生产工具。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大石铲原本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渐退化，最后演变为一种祭祀用品，成为当时原始居民宗教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上述第二种认为大石铲不是实用器而是宗教礼器的观点，逐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大石铲遗址的多种遗迹现象，说明大石铲用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可见的，有的用于祭祀，有的用于随葬，还有的用途目前还不能认知，尚有许多未解谜团，有待今后新发现和深入研究才能解决。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族属
桂南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族属应是商周秦汉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骆越人的先民。从分布地域看，商周秦汉时期骆越人的活动地域与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分布地域基本一致，从文化因素看，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中的墓葬葬俗和随葬品与骆越人的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从年代上看，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与骆越人活动年代上限基本相衔接，大石铲遗址的年代约距今5000年～4000年，其下限年代可能晚到商周时期，而据文献记载，骆越族出现年代上限大致应在商代，恰好与大石铲文化遗存下限的年代基本衔接。因此，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族属，应是骆越人的先民。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调查发掘
1950年代，在崇左至友谊关公路建设中和民族学者在桂西南进行民族宗教调查时零星发现过大石铲文物。由于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石器，当时人们把它归人新石器时代的“有肩石器”或“有肩石斧”。这一带地区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也常见到大石铲，传说是可以驱鬼除邪的“雷公斧”，因此被蒙上了神秘面纱。
1960年舂，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同正园艺场开垦种植时发现成批石铲，广西文管会遂派人调查，得知其散布范围达2平方公里左右，大石铲这才开始引起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962年～1965年广西文管会组织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时，在南宁地区、钦州地区、玉林地区、百色地区、柳州地区发现出土大石铲文物的遗址和地点60多处，其中隆安县乔建镇儒浩遗址、扶绥中东那淋遗址的面积都在方圆1平方公里以上。这类遗址大都分布在江河附近的低矮坡岗上，文物散布范围大，遗物丰富，特色明显，采集到的大量标本，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970年代以后，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进行大石铲遗址的发掘和研究。1973年秋和1978年春，广西文物考古训练班和广西文物工作队先后试掘扶绥县那淋遗址、隆安县大龙潭遗址。考古工作者将以上历次调查和试掘材料整理成文在《文物》1978年第9期发表，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桂南大石铲遗址，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广西文物工作队又先后于1978年9月试掘扶绥县韦关遗址，1979年春发掘隆安县大龙潭遗址，1980年6月试掘扶绥县中东遗址，1985年试掘崇左县吞云岭遗址，1985年9月试掘靖西县那耀遗址，1990年12月发掘忻城县三堆遗址。1991年～1992年在南宁至昆明铁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南宁至平果县108公里铁路沿线用地，发现南宁市坛洛乡马鞍岭，隆安那桐镇驮怀屯母牛墓岭、定江村定出岭和这元坡、乔建镇大山岭、秃斗岭及城厢镇桥汉等9处遗址，其中发掘隆安县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定出岭、内军坡等遗址。2003年5月发掘武鸣县仙葫弄山岩洞葬，2005年8月在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调查发掘隆安县虎楼岭遗址。在历次发掘中，以隆安县境内1979年大龙潭遗址、1991年～1992年大山岭、秃斗岭、麻风坡、雷美岭、内军坡等遗址及2003年武鸣县仙葫弄山岩洞葬发掘的收获最丰富。
1987年～1989年广西文化厅组织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发现不少新的大石铲遗址或大石铲文物散布点。此后，广西的田阳、忻城、柳江、邕宁等多个县市也先后有大石铲零星出土。
桂南大石铲遗址特点
通过长期的调查、发掘，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了解了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分布情况、文化特征和年代等基本情况，从而认识到桂南大石铲遗址是独具地方特色的史前文化遗存。
1、分布地域集中
大石铲文物分布范围包括广西、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以广西南部最多最密集。广西40多个县市有120多处大石铲遗址，广东7个县15处，海南省5个县6处，越南广宁省至少1处。其中有文化堆积层的遗址，目前只发现于广西隆安、扶绥、崇左、南宁、武鸣、邕宁等县市，其他地方的以零星大石铲文物散布点居多。在上述地方中，又以隆安县南部的那桐、乔建、丁当、南圩，扶绥县东北部的中东、昌平、渠黎，南宁西郊的那龙、坛洛、富庶等左、右江汇合成邕江的三角地带，大石铲遗址分布稠密，出土石铲数量最多，器型最典型。这些乡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应是大石铲遗址分布的中心区。零星发现大石铲文物的地方，东至玉林、北流、容县、贺州，远至广东的封开、郁南、德庆、高要，乃至兴宁；南至合浦、钦州、宁明、龙州，远至海南和越南北部；西至田阳、德保、靖西，乃至凌云，北至河池的忻城，柳州的柳江和市郊。
2、遗物遗迹独特
大石铲遗址出土的文物，以短柄、双肩、束腰、弧刃的大石铲文物为特色，器型可分直腰型、束腰型、袖肩型等，大多硕大扁薄，器体对称规整，棱角分明，弧线柔和，通体磨光，光洁润滑，制作精致，工艺水平较高，十分美观，堪称原始文化石器工艺品中的杰作。制作原料主要是页岩、板岩，其次是砂岩、石灰岩，个别是玉质。大石铲的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70余厘米，重几十斤，刃缘厚钝，刃口大多没有使用痕迹。这类文物，以广西南部地区为多，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有少量发现，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没有见过，构成桂南大石铲文物的独特之处。
大石铲遗址文化堆积比较单一，遗迹比较少，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以大石铲为主，伴出的其他石器、陶器等文物极少。从发掘遗址见到的遗迹看，大石铲多以一定的组合形式如直立、斜立、侧放、平放等形式放置，而以刃部朝上或柄部朝上的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形式最引人注目，还有的用石铲围成一定形状，如圆形、凹字形等。在隆安县乔建镇秃斗岭、大山岭、麻风坡、雷美岭等遗址中，发现长方形或圆形土坑中放置不同摆放形式的石铲，一些土坑中还伴出陶罐、石斧、橄榄核、红烧土等物。该县古潭镇内军坡发现一处有意打碎的碎石铲堆遗址。这些大石铲遗址的遗迹现象在其他地区也非常罕见，构成了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史前时期墓葬和汉墓中也曾出土少量大石铲文物。武鸣县弄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出土大石铲7件，有学者认为南昆铁路隆安段一些出土大石铲的长方形土坑有部分应是墓葬。贵港市桐油岭一座西汉晚期墓和合浦县文昌塔一座西汉晚期墓也各出土大石铲文物1件。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年代
通过南宁地区史前文化对比研究发现，有的石铲及其共存的双肩石斧发现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上层，其年代显然比南宁地区贝丘遗址要晚；大石铲制作规整，棱角分明，反映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其年代应较晚；另外武鸣县仙葫弄山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中也出土了大石铲文物。因此，一般认为大石铲遗址的年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距今5000年～4000年，可能晚至商周时期。隆安县大龙潭遗址时期应是该类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鼎盛时期的典型代表，该遗址文化层内炭屑的C14年代测 定，距今4750±100年，树轮校正是距今5320±135年，另一个数据是距今4735±120年，树轮校正是距今5300±150年，有专家认为数据偏早。合浦、贵港西汉晚期墓出土石铲，应是大石铲风俗的遗风。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性质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大石铲遗址可能是制作大石铲的加工场，除少数大石铲可能作为其他用途外，绝大多数石铲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大石铲遗址发掘揭露出来的大石铲放置形式看，是有意摆放的，周围没有加工石器的工具、碎屑，大石铲的型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存在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70佘厘米，重几十斤，有不少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有的平刃，无使用痕迹，显然在生产中无实用价值，大石铲不是用于生产的实用器，而是用于宗教祭祀的礼器。其中，有人认为，大石铲遗址中那些奇特的石铲放置现象，应是与原始氏族社会进行某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遗存，有人认为，是祭祀天地神灵，祈求农业丰收和人口旺盛。有人认为，石铲的造型平面投影类似男性生殖器，是一种生殖崇拜，其石铲组合为崇祖仪式遗存，还有人认为，从大石铲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原地区类似地点，大石铲有可能是结盟的遗物。
大石铲源自本地距今约7000年左右出现的石器——双肩石斧，这种双肩石斧是农业生产工具，大石铲的初始功能可能是农业生产工具。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大石铲原本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渐退化，最后演变为一种祭祀用品，成为当时原始居民宗教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上述第二种认为大石铲不是实用器而是宗教礼器的观点，逐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大石铲遗址的多种遗迹现象，说明大石铲用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可见的，有的用于祭祀，有的用于随葬，还有的用途目前还不能认知，尚有许多未解谜团，有待今后新发现和深入研究才能解决。
桂南大石铲遗址的族属
桂南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族属应是商周秦汉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骆越人的先民。从分布地域看，商周秦汉时期骆越人的活动地域与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分布地域基本一致，从文化因素看，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中的墓葬葬俗和随葬品与骆越人的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从年代上看，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与骆越人活动年代上限基本相衔接，大石铲遗址的年代约距今5000年～4000年，其下限年代可能晚到商周时期，而据文献记载，骆越族出现年代上限大致应在商代，恰好与大石铲文化遗存下限的年代基本衔接。因此，大石铲遗址文化遗存的族属，应是骆越人的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