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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交响乐团，意大利指挥大师穆蒂，马勒的交响曲，当这三样凑到一起，成就了2016开年中国古典乐坛的一件大事。
2016年1月底，穆蒂带领芝加哥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演绎贝多芬、马勒、普罗科菲耶夫和柴科夫斯基等作曲大师的经典作品。这是“世界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第三次造访国家大剧院，也是穆蒂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亮相。尽管演出被安排在工作日，尽管票价不菲，票房却依旧火爆，热情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一掷千金，冒着北京冬天将近零下10℃的严寒，赶来一睹心中的“男神”、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的风采。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指挥之一，现年75岁的穆蒂的履历稱得上辉煌。他曾先后在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伦敦爱乐乐团、费城管弦乐团、斯卡拉歌剧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著名音乐机构长期任职，并作为客座指挥受邀与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等合作。来自歌剧故乡意大利的穆蒂，被公认为当世最佳的威尔第诠释者，曾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长达19年，是自有此职位以来的最长任期纪录保持者。
而在最近十年，穆蒂一度身处古典乐坛的风暴眼。由于他强调忠于作曲家的原意，而忽视了乐手、歌唱家、导演等合作者的想法，2005年他在压倒性的反对声中被迫离开斯卡拉，滑向职业生涯的低谷。2010年他入主芝加哥交响乐团，成为该乐团历史上第十任音乐总监。
在演出之外，他以音乐的使者自居，致力于以音乐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搭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他曾说“音乐是惟一的救世良方”。二十多年前，穆蒂启动了一个名为“友谊之路”的音乐计划，他带着斯卡拉乐团去萨拉热窝、肯尼亚内罗毕，邀请当地音乐家和乐手共同合作，为那里的孩子甚至是监狱囚犯演奏，“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坐，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但同样感受着音乐的力量”。
这一次，也许有感于中国歌剧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在音乐方面一向以著名的“难搞”闻名于世的穆蒂，在演出前的采访中对中国观众提出“惊人”忠告：在亚洲，一些歌剧被诠释得很糟糕，只因艺术家来自欧洲，亚洲观众对表演者充满尊敬，便误认为这是高水准的演出并全盘接受。大师伸出食指补充道：“当心那些欧洲骗子！”
里卡尔多·穆蒂（Riccardo Mutti，1941-），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就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艺术水准的指挥大师，穆蒂曾执掌伦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等世界级乐团，并曾在享誉世界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长达19年之久。2005年，由于强调音乐要忠于作曲家，穆蒂遭到反对，被迫离开斯卡拉。2010年穆蒂接手芝加哥交响乐团，为乐团百余年历史上第十位音乐总监。
对话穆蒂
Q：作为一个意大利指挥家，你认为意大利歌剧现状如何？
A：其实当下的意大利歌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很多意大利歌唱家为了呈现好的现场效果不惜违背作曲家或者指挥家的真正意图，为了迎合观众而破坏了意大利歌剧本身的规律和文化。意大利歌剧其实不应该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我们观众也应该更注重其整体性，注意到意大利歌剧不是只追求观赏效果的戏剧，不要一味沉迷于其花哨的技巧，不要被表面所打动。
其次，很多世界上很重要的歌剧演员，把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莫扎特等人的歌剧都当成很严肃的歌剧题材。而对意大利的歌剧，则不惜用污染艺术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愤怒的。很多年我都认为：一旦自己的作曲家包括指挥家、歌唱家把追求效果作为表现他们自己的一种工具，做不到真正的尊重，那一切将会是非常糟糕的。意大利歌剧其实是非常敏锐的，表面上任何一点的不正当改造都会给歌剧本身带来很大的伤害。
Q：你对意大利歌剧的看法与你的老师托斯卡尼尼一致吗？
A：我认为是一致的。我的老师是托斯卡尼尼，他曾和威尔第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在排威尔第的歌剧时，威尔第不断地提醒歌唱家、指挥家、音乐家说：“歌曲、歌剧都只有一个创世者，那就是作曲者。他上面谱子怎么写的，你们就怎么唱怎么做，不要自己加什么东西进去。”托斯卡尼尼完全按照这样一个宗旨，所以从这一点，他敢于说自己是继承了正统的意大利歌剧传统。我认为我也继承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意大利法西斯的猖獗，托斯卡尼尼被迫离开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歌剧便处于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状态。举个例子，比如《弄臣》——威尔第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弄臣》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很有悲剧感的故事，威尔第要求从头到尾是一个很长的延续，不要有任何的被打断。但是现在的唱歌的人，无论男高音还是男中音，都制造了各种各样自己的音调和花腔来表现自己，把威尔第原来的意思完全打断了。
Q：马勒现在已经变成最重要的交响乐作曲家了，但是你只指挥过《第一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在将来会不会指挥更多的马勒交响乐呢？
A：虽然我只指挥了《第一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但我指挥了他所有的歌剧集，很多别的指挥家都从来没指挥过马勒的任何作品。我指挥的很多作曲家都是别人从来没指挥过的，这纯粹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人的一生太短，选择却太多，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偏好，这只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希望以后我能多活几年，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会多指挥几个马勒的交响曲的。
我在斯卡拉歌剧院，除了标准的交响乐作品和现代作品，我指挥了50多部歌剧。我是斯卡拉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音乐总监。我所演出的剧目，从蒙特威尔第到现代曲目，如果什么都干的话，肯定有问题。数量一旦多起来，很多东西就会流于表面化，而无法用心且深刻地去表现。 Q：你上次来北京是2011年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演出，而这次则是带着芝加哥交响乐团来的。去了芝加哥之后，你觉得你带给了这个乐团什么新的改变？
A：我在不同乐团有很多不同经历，这次来到芝加哥交响乐团其实是把独特的意大利文化带到了芝加哥交响乐团，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在过往的125年中，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历史本就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指挥家合作的歷史。如果说新的改变，我认为我可能会把欧洲，尤其是意大利那种歌唱性特别强的声音特质带进去，让现在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比以往会更加具有歌唱性，旋律性。
Q：来中国两次，能不能评价一下中国的乐迷或者观众？
A：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及好几次，为什么中国的观众一定要知道欧洲的指挥对中国乐迷或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我想说其实观众一般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他很聪明，具备很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好的观赏纪律性，另一类就是相反的。亚洲的观众对古典音乐同样是有很高的理解水平的，特别是对于歌剧的体会更深。
其实有时候即使是欧洲的、传统的、重要的音乐乐团或指挥家他们也会表演出水平并不高的作品，但这样可能会带来一种对亚洲观众的误解。所以我反而觉得观众的好坏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他们其实都具备很好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欧洲老牌音乐国度的音乐家有责任对这些新的观众来树立一个正确的对作品的阐释。
上一次在我和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中，我发现了很多很好的、素养非常高、水平非常高的音乐家。现在是一个幸运的时期，就像音乐家本身的国籍不重要一样，观众的国籍也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如前所述观众本就有差异，中国的观众已经非常好了，也会越来越好的。
Q：怎么看待音乐和社会的关系？你认为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古典音乐如此有兴趣？
A：世界是一个世界，对我来说，中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都没什么区别。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庭。披头士也算是伟大的音乐家，全世界的人也都喜欢他们，现在音乐是没有界限的。当音乐家打动到人的灵魂和内心时，我们都是一样的。音乐是我们最好的良药，在音乐面前，我们感同身受。
我已经有20多年在做一个“音乐为友谊”的项目，在项目刚开始时，我把斯卡拉歌剧院的乐队队员、歌唱队队员（都是意大利人）带到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当时巴尔干战争刚刚结束，万事破败萧条。我邀请当地音乐家们和我们一个一个并排坐下来，我们便播放音乐。当音乐响起来，我们都立刻被打动了。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语言和国籍，但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人心都是一样的，只要能打动人，音乐是没有国籍的。
三年前我曾把这个项目做到了肯尼亚，我指挥当地的黑人小孩唱《纳不科》，他们唱得很好，并还想要学着用意大利方式去唱。肯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是一样的人，想要达到同样的音乐、精神、文化目标的人。
所以音乐和社会的关系就像之前总有人说的：我并没有解决世界上问题的妙方，但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你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她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世界上的我们合在一起，能够解决的远远比政治家多。我们用音乐去进行“心的交流”，在音乐面前，中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德国人都是同一个大家庭。
最后一点，中国一直有发展古典音乐的愿望，但你们千万要小心那些冒充专家的欧洲人。很多欧洲的骗子跑到亚洲来以为可以骗骗你们，你们千万要小心。
2016年1月底，穆蒂带领芝加哥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演绎贝多芬、马勒、普罗科菲耶夫和柴科夫斯基等作曲大师的经典作品。这是“世界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第三次造访国家大剧院，也是穆蒂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亮相。尽管演出被安排在工作日，尽管票价不菲，票房却依旧火爆，热情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一掷千金，冒着北京冬天将近零下10℃的严寒，赶来一睹心中的“男神”、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的风采。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指挥之一，现年75岁的穆蒂的履历稱得上辉煌。他曾先后在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伦敦爱乐乐团、费城管弦乐团、斯卡拉歌剧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著名音乐机构长期任职，并作为客座指挥受邀与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等合作。来自歌剧故乡意大利的穆蒂，被公认为当世最佳的威尔第诠释者，曾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长达19年，是自有此职位以来的最长任期纪录保持者。
而在最近十年，穆蒂一度身处古典乐坛的风暴眼。由于他强调忠于作曲家的原意，而忽视了乐手、歌唱家、导演等合作者的想法，2005年他在压倒性的反对声中被迫离开斯卡拉，滑向职业生涯的低谷。2010年他入主芝加哥交响乐团，成为该乐团历史上第十任音乐总监。
在演出之外，他以音乐的使者自居，致力于以音乐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搭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他曾说“音乐是惟一的救世良方”。二十多年前，穆蒂启动了一个名为“友谊之路”的音乐计划，他带着斯卡拉乐团去萨拉热窝、肯尼亚内罗毕，邀请当地音乐家和乐手共同合作，为那里的孩子甚至是监狱囚犯演奏，“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坐，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但同样感受着音乐的力量”。
这一次，也许有感于中国歌剧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在音乐方面一向以著名的“难搞”闻名于世的穆蒂，在演出前的采访中对中国观众提出“惊人”忠告：在亚洲，一些歌剧被诠释得很糟糕，只因艺术家来自欧洲，亚洲观众对表演者充满尊敬，便误认为这是高水准的演出并全盘接受。大师伸出食指补充道：“当心那些欧洲骗子！”
对话穆蒂
Q：作为一个意大利指挥家，你认为意大利歌剧现状如何？
A：其实当下的意大利歌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很多意大利歌唱家为了呈现好的现场效果不惜违背作曲家或者指挥家的真正意图，为了迎合观众而破坏了意大利歌剧本身的规律和文化。意大利歌剧其实不应该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我们观众也应该更注重其整体性，注意到意大利歌剧不是只追求观赏效果的戏剧，不要一味沉迷于其花哨的技巧，不要被表面所打动。
其次，很多世界上很重要的歌剧演员，把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莫扎特等人的歌剧都当成很严肃的歌剧题材。而对意大利的歌剧，则不惜用污染艺术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的效果，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愤怒的。很多年我都认为：一旦自己的作曲家包括指挥家、歌唱家把追求效果作为表现他们自己的一种工具，做不到真正的尊重，那一切将会是非常糟糕的。意大利歌剧其实是非常敏锐的，表面上任何一点的不正当改造都会给歌剧本身带来很大的伤害。
Q：你对意大利歌剧的看法与你的老师托斯卡尼尼一致吗？
A：我认为是一致的。我的老师是托斯卡尼尼，他曾和威尔第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在排威尔第的歌剧时，威尔第不断地提醒歌唱家、指挥家、音乐家说：“歌曲、歌剧都只有一个创世者，那就是作曲者。他上面谱子怎么写的，你们就怎么唱怎么做，不要自己加什么东西进去。”托斯卡尼尼完全按照这样一个宗旨，所以从这一点，他敢于说自己是继承了正统的意大利歌剧传统。我认为我也继承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意大利法西斯的猖獗，托斯卡尼尼被迫离开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歌剧便处于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状态。举个例子，比如《弄臣》——威尔第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弄臣》是一个很有戏剧性，很有悲剧感的故事，威尔第要求从头到尾是一个很长的延续，不要有任何的被打断。但是现在的唱歌的人，无论男高音还是男中音，都制造了各种各样自己的音调和花腔来表现自己，把威尔第原来的意思完全打断了。
Q：马勒现在已经变成最重要的交响乐作曲家了，但是你只指挥过《第一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在将来会不会指挥更多的马勒交响乐呢？
A：虽然我只指挥了《第一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但我指挥了他所有的歌剧集，很多别的指挥家都从来没指挥过马勒的任何作品。我指挥的很多作曲家都是别人从来没指挥过的，这纯粹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人的一生太短，选择却太多，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偏好，这只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希望以后我能多活几年，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会多指挥几个马勒的交响曲的。
我在斯卡拉歌剧院，除了标准的交响乐作品和现代作品，我指挥了50多部歌剧。我是斯卡拉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音乐总监。我所演出的剧目，从蒙特威尔第到现代曲目，如果什么都干的话，肯定有问题。数量一旦多起来，很多东西就会流于表面化，而无法用心且深刻地去表现。 Q：你上次来北京是2011年和上海交响乐团一起演出，而这次则是带着芝加哥交响乐团来的。去了芝加哥之后，你觉得你带给了这个乐团什么新的改变？
A：我在不同乐团有很多不同经历，这次来到芝加哥交响乐团其实是把独特的意大利文化带到了芝加哥交响乐团，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在过往的125年中，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历史本就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指挥家合作的歷史。如果说新的改变，我认为我可能会把欧洲，尤其是意大利那种歌唱性特别强的声音特质带进去，让现在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比以往会更加具有歌唱性，旋律性。
Q：来中国两次，能不能评价一下中国的乐迷或者观众？
A：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及好几次，为什么中国的观众一定要知道欧洲的指挥对中国乐迷或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我想说其实观众一般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他很聪明，具备很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好的观赏纪律性，另一类就是相反的。亚洲的观众对古典音乐同样是有很高的理解水平的，特别是对于歌剧的体会更深。
其实有时候即使是欧洲的、传统的、重要的音乐乐团或指挥家他们也会表演出水平并不高的作品，但这样可能会带来一种对亚洲观众的误解。所以我反而觉得观众的好坏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他们其实都具备很好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欧洲老牌音乐国度的音乐家有责任对这些新的观众来树立一个正确的对作品的阐释。
上一次在我和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中，我发现了很多很好的、素养非常高、水平非常高的音乐家。现在是一个幸运的时期，就像音乐家本身的国籍不重要一样，观众的国籍也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如前所述观众本就有差异，中国的观众已经非常好了，也会越来越好的。
Q：怎么看待音乐和社会的关系？你认为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古典音乐如此有兴趣？
A：世界是一个世界，对我来说，中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都没什么区别。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庭。披头士也算是伟大的音乐家，全世界的人也都喜欢他们，现在音乐是没有界限的。当音乐家打动到人的灵魂和内心时，我们都是一样的。音乐是我们最好的良药，在音乐面前，我们感同身受。
我已经有20多年在做一个“音乐为友谊”的项目，在项目刚开始时，我把斯卡拉歌剧院的乐队队员、歌唱队队员（都是意大利人）带到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当时巴尔干战争刚刚结束，万事破败萧条。我邀请当地音乐家们和我们一个一个并排坐下来，我们便播放音乐。当音乐响起来，我们都立刻被打动了。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语言和国籍，但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人心都是一样的，只要能打动人，音乐是没有国籍的。
三年前我曾把这个项目做到了肯尼亚，我指挥当地的黑人小孩唱《纳不科》，他们唱得很好，并还想要学着用意大利方式去唱。肯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是一样的人，想要达到同样的音乐、精神、文化目标的人。
所以音乐和社会的关系就像之前总有人说的：我并没有解决世界上问题的妙方，但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你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她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世界上的我们合在一起，能够解决的远远比政治家多。我们用音乐去进行“心的交流”，在音乐面前，中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德国人都是同一个大家庭。
最后一点，中国一直有发展古典音乐的愿望，但你们千万要小心那些冒充专家的欧洲人。很多欧洲的骗子跑到亚洲来以为可以骗骗你们，你们千万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