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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都居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先驱。在反复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会深深地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不论是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被放逐,都表现了对国家、对人民、对君主的极大关心。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屈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已为古今一绝,那么,他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最终的悲剧结局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以下方面作一分析。
一、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屈原的爱国思想
列宁说过,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毛泽东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里说过:“爱国主义内容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要谈屈原的爱国思想自然不能离开屈原生活的历史时代来探讨。
楚原是商的属国,商亡后,被迫向南迁移,后被周成王封于楚地。常被周人斥为南蛮加以剪伐,始终局促于汉水之南。周东迁后,国力衰弱,楚趁机发展势力,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并向北发展,打败了隋国、徐国,灭掉了申、息、邓、弦、黄等国,屈服了陈国、蔡国,插手郑国事务,与齐国争霸。尤其是打败了宋国之后,楚成了中原的霸主,控制了黄河流域的许多中小国家。公元前606年,竟陈兵于周的边境,问鼎于周室,意在取而代之。公元前597年,楚征服郑国,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与晋国对峙。楚昭王时败给吴国后,国力虽然大减,但直到春秋后期,它的疆域在诸候国中仍是最大的。战国中后期的楚怀王时代,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山东诸国合众抗秦,推怀王为纵约长,所以汉朝刘向概括当时的形势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源出于撷顶部落,在上古民族结构中曾长期处于特殊地位的楚民族素有爱国传统。由于南迁,使它介于华夏、蛮夷之间,为求生存与发展,它必须利用夷夏双方的力量,吸收相邻各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经600余年的艰苦奋斗,推行“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路线,务使夷夏“阁不率服”,因而竟壮大发展成为战国时期两强国之一。到春秋后期,楚国已兼并了四五十国,疆域扩展非常迅速。到战国中期前,楚已成为战国时代疆域最大的国家。
楚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荣历史,使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从而更形成了热爱楚国、报效楚国的传统精神,君臣上下,普遍如此。屈原作为这样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深谙历史、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刚烈之士,继承了楚民族的爱国精神传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客观现实造就了屈原的爱国思想,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兼诗人。
由于楚怀王昏庸无能,目光短浅,楚国内部贵族腐朽势力把持政权,山东六国彼此争夺,导致秦国趁机采取远交威胁利诱等手段,完全瓦解了合纵联盟阵线,使得楚国由盛转衰,逐渐走向灭亡。屈原正是处在这样历史年代,在楚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被楚怀王任用为左徒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居重要位置。在《惜往日》中,屈原自己回忆说:“惜往日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这表明他在左徒任上时怀王非常相信他,命他明法审令,起草新的法制条文,而且他也曾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治理得逐渐富强起来,新法也制定完毕且实行。从屈原遭到腐朽贵族们的诬陷,导致昏庸的怀王“怒而疏屈原”的史实来看,屈原的新法一定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从而也证明屈原的新法有重要的改革内容。
屈原的外交路线非常明确—主张联齐抗秦。《新序·节士》篇记载“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见屈原在外交上的作用及他对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山东六国中,齐最富,楚最大,只有齐楚联合,才足以对抗强秦。然而昏庸的怀王因受张仪之骗,贪得商于之地而绝了齐交。在兵挫地削后,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再令屈原使齐,又结联盟。由于昏庸的怀王反复无常,听信了郑袖等人的奸计,再次与齐绝交,与秦约为婚姻,致使一向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遭受到更大的排斥,为理想的无法实现承受巨大的痛苦。《离骚》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表明了屈原为国为君而忧虑的心情。正如屈原所虑,怀王被骗,客死他乡,顷襄王则完全屈服于秦国的压力。
然而,屈原在黑暗的现实中,却绝不与腐朽的贵族集团同流合污。为了拯救国家,他不怕打击陷害,做着坚决的斗争。在《离骚》中愤怒地写道:“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在《惜往日》中写道:“信谄谈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他不仅痛斥腐朽的贵族,而且愤怒地“责数怀王”,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思想情怀。
二、“思九州”体现了屈原的伟大爱国思想
屈原不仅爱自己的宗主国—楚国,而且爱整个中国。战国之前,先后存在过夏、商、周三个大一统的朝代。周王朝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名义下,诸侯林立,还有四夷之国与周王朝或诸候国发生某些联系。各诸侯虽然不相统属,但又能相互依存,共同创造着华夏文明,所以《离骚》才有“思九州之博大兮”的诗句。随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个人地位的变化,时人所居之国也在变化,因此在时人的思想中“国”有三层含义:一是原籍之国,亦称乡国;二是居住或仕奉之国,亦称君国;三是超越于乡国、君国之上的,共同使用华夏文明的、传统思想中所认为的构成神话谱系的大一统之国,即有着共同祖先的“祖国”或称“天下”。正由于这样,人们的爱国便有范围的不同,一般臣民所爱之国,大抵是乡国与君国。伍员弃楚奔吴,为吴伐楚,绝情于乡国,所爱的只是君国。孔子周游列国,偏于诸侯,所爱的是祖国。屈原热爱楚国,但是他心目中的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处江南的楚国,他是要以楚国为基础来统一天下,以结束“九州”分裂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传说中尧舜、夏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所统治下的一统天下。
屈原在《离骚》中选用大量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教训去劝说怀王,他所用的例证几乎都是大一统天下时的君主,正如刘安所说:“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他多次赞颂尧舜、夏禹、商汤等大一统君主及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等华夏诸国共同认为的理想宰辅。《天问》中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而涉及到楚史的只有四五句而已。这正如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所言:“为统一中国起见,极力主张消弥各个氏族集团的个别传统,特别是个别的氏族传统,而倡导出中国民族的大公祖以为统一的基点。”屈原极力称颂尧舜、夏禹、商汤,正是这个用意。《离骚》一开头,他就说明自己为高阳氏的后代,捧出这位整个华夏的始祖来,说明在他的思想中认为楚民族有着同秦齐等国一样光荣的历史,是有资格统一全国的。他要为怀王导先路,劝怀王举贤授能,使楚国富强,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反复劝戒怀王,“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正是希望楚怀王如尧舜,自评为皋陶,而用楚国力量统一天下。他迫切希望怀王“抚壮而弃秽”,“及前王之踵武”追踪尧舜,“遵道而得路”,振兴国家。他以夏启、太康、夏架、奔、后辛等整个华夏诸国所公认的历史上的昏君为鉴,用来劝导、指责怀王,这表明屈原的思想中是把楚国与整个中国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楚国只是大一统的中国的一部分,楚又有数百年向北发展的历史,拥有带甲百万、地广人众的条件,只要怀王能遵道得路,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楚国一定能够统一整个中国。他要使楚富足强大,并以此为基础去统一全中国。他不仅仅爱楚国,而且爱祖国,他把爱楚国与爱整个中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核心。
三、屈原的悲剧性结局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的悲剧性结局,其根本原因是时代的缺陷所造成的。屈原生活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君主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体现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其“唯我独尊”的权威是丝毫不容侵犯的。而屈原却偏要打着先王的旗号,不厌其烦地去开导楚王、说服楚王,甚至颂古而非今,不仅没有收到正面效果,反而触怒了楚王,乃至被逐出朝廷,过着悲惨的流放生活。虽然,他用诗歌“发愤以抒情”,揭露和批判了昏君佞臣中的种种丑恶行径,这或许会对统治者的信誉产生一些冲击作用,却不能触动君主专制的既存意志,更不用说会触动君主专制实体了。正是这种时代的缺陷,造成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也是产生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政者必须以古代的明君贤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否则就没有资格当政。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说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这与屈原自我认定的理想化的人格标准有关,他将从政者的人格标准定得很高,且作为第一要素,要求为政者时时保持人格的高尚和尊严,不做任何有损人格的事,在政治上不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在屈原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绳墨”(准则);但在善良的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只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来表示崇敬;而在昏君佞臣的眼中,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迂腐怪异,遂嗤之以鼻。说到底,屈原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是一种自我认定的理想化了的图景,当他为此而付诸实践时,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冲突,使自己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承受了种种痛苦和打击。令人敬佩的是,他宁折不弯,“九死”不悔,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为其既定理想而奋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另外,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与他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有关。历代政治家从政情况表明,大凡精明、成功的政治家,均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讲究策略……由于某种政治目的需要,因而有时不免要受点委屈(或曰以退为进),做适度妥协或让步。而性格刚烈、士人气节极强的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难免会冲动任性,感情用事,固守己见,不愿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种士人气节和诗人气质,“尚带有人类早期青少年时代狂热、激进、纯洁、气盛、探索、无所顾忌等等不够老练圆滑的种种特点”。正是这种个性化的刚烈性格和“以道自任”的士人气节以及重感情、易冲动的诗人气质,使屈原追求人格的完美更加执着,更加专注,无形中也就加快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进程。
不过,从历史的客观效果来看,屈原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得也有失。正是政治上的失败,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巨大成就,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这些不朽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影响,从后世的各种“屈原文化现象”中可以看出,爱国情操、人格精神的政治道德意义似乎要比文学本身的影响还要深刻广泛些。因为屈原的爱国情操和人格精神,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格修养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这些千古绝唱的诗句,如同穿越时空隧道的一道道声波,在天地回荡,让人“惊起却回头”,肃然起敬!
(作者简介:刘洁(1980.6—)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研究实习员。)
一、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屈原的爱国思想
列宁说过,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毛泽东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里说过:“爱国主义内容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要谈屈原的爱国思想自然不能离开屈原生活的历史时代来探讨。
楚原是商的属国,商亡后,被迫向南迁移,后被周成王封于楚地。常被周人斥为南蛮加以剪伐,始终局促于汉水之南。周东迁后,国力衰弱,楚趁机发展势力,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并向北发展,打败了隋国、徐国,灭掉了申、息、邓、弦、黄等国,屈服了陈国、蔡国,插手郑国事务,与齐国争霸。尤其是打败了宋国之后,楚成了中原的霸主,控制了黄河流域的许多中小国家。公元前606年,竟陈兵于周的边境,问鼎于周室,意在取而代之。公元前597年,楚征服郑国,饮马黄河,雄视北方,与晋国对峙。楚昭王时败给吴国后,国力虽然大减,但直到春秋后期,它的疆域在诸候国中仍是最大的。战国中后期的楚怀王时代,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山东诸国合众抗秦,推怀王为纵约长,所以汉朝刘向概括当时的形势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源出于撷顶部落,在上古民族结构中曾长期处于特殊地位的楚民族素有爱国传统。由于南迁,使它介于华夏、蛮夷之间,为求生存与发展,它必须利用夷夏双方的力量,吸收相邻各族的积极的文化因素,经600余年的艰苦奋斗,推行“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路线,务使夷夏“阁不率服”,因而竟壮大发展成为战国时期两强国之一。到春秋后期,楚国已兼并了四五十国,疆域扩展非常迅速。到战国中期前,楚已成为战国时代疆域最大的国家。
楚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光荣历史,使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从而更形成了热爱楚国、报效楚国的传统精神,君臣上下,普遍如此。屈原作为这样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家庭、深谙历史、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刚烈之士,继承了楚民族的爱国精神传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客观现实造就了屈原的爱国思想,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兼诗人。
由于楚怀王昏庸无能,目光短浅,楚国内部贵族腐朽势力把持政权,山东六国彼此争夺,导致秦国趁机采取远交威胁利诱等手段,完全瓦解了合纵联盟阵线,使得楚国由盛转衰,逐渐走向灭亡。屈原正是处在这样历史年代,在楚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被楚怀王任用为左徒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居重要位置。在《惜往日》中,屈原自己回忆说:“惜往日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这表明他在左徒任上时怀王非常相信他,命他明法审令,起草新的法制条文,而且他也曾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治理得逐渐富强起来,新法也制定完毕且实行。从屈原遭到腐朽贵族们的诬陷,导致昏庸的怀王“怒而疏屈原”的史实来看,屈原的新法一定严重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从而也证明屈原的新法有重要的改革内容。
屈原的外交路线非常明确—主张联齐抗秦。《新序·节士》篇记载“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可见屈原在外交上的作用及他对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山东六国中,齐最富,楚最大,只有齐楚联合,才足以对抗强秦。然而昏庸的怀王因受张仪之骗,贪得商于之地而绝了齐交。在兵挫地削后,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再令屈原使齐,又结联盟。由于昏庸的怀王反复无常,听信了郑袖等人的奸计,再次与齐绝交,与秦约为婚姻,致使一向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遭受到更大的排斥,为理想的无法实现承受巨大的痛苦。《离骚》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表明了屈原为国为君而忧虑的心情。正如屈原所虑,怀王被骗,客死他乡,顷襄王则完全屈服于秦国的压力。
然而,屈原在黑暗的现实中,却绝不与腐朽的贵族集团同流合污。为了拯救国家,他不怕打击陷害,做着坚决的斗争。在《离骚》中愤怒地写道:“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在《惜往日》中写道:“信谄谈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他不仅痛斥腐朽的贵族,而且愤怒地“责数怀王”,他的悲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思想情怀。
二、“思九州”体现了屈原的伟大爱国思想
屈原不仅爱自己的宗主国—楚国,而且爱整个中国。战国之前,先后存在过夏、商、周三个大一统的朝代。周王朝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名义下,诸侯林立,还有四夷之国与周王朝或诸候国发生某些联系。各诸侯虽然不相统属,但又能相互依存,共同创造着华夏文明,所以《离骚》才有“思九州之博大兮”的诗句。随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个人地位的变化,时人所居之国也在变化,因此在时人的思想中“国”有三层含义:一是原籍之国,亦称乡国;二是居住或仕奉之国,亦称君国;三是超越于乡国、君国之上的,共同使用华夏文明的、传统思想中所认为的构成神话谱系的大一统之国,即有着共同祖先的“祖国”或称“天下”。正由于这样,人们的爱国便有范围的不同,一般臣民所爱之国,大抵是乡国与君国。伍员弃楚奔吴,为吴伐楚,绝情于乡国,所爱的只是君国。孔子周游列国,偏于诸侯,所爱的是祖国。屈原热爱楚国,但是他心目中的国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处江南的楚国,他是要以楚国为基础来统一天下,以结束“九州”分裂的局面,使中国成为传说中尧舜、夏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所统治下的一统天下。
屈原在《离骚》中选用大量古代帝王兴衰的经验、教训去劝说怀王,他所用的例证几乎都是大一统天下时的君主,正如刘安所说:“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他多次赞颂尧舜、夏禹、商汤等大一统君主及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等华夏诸国共同认为的理想宰辅。《天问》中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而涉及到楚史的只有四五句而已。这正如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所言:“为统一中国起见,极力主张消弥各个氏族集团的个别传统,特别是个别的氏族传统,而倡导出中国民族的大公祖以为统一的基点。”屈原极力称颂尧舜、夏禹、商汤,正是这个用意。《离骚》一开头,他就说明自己为高阳氏的后代,捧出这位整个华夏的始祖来,说明在他的思想中认为楚民族有着同秦齐等国一样光荣的历史,是有资格统一全国的。他要为怀王导先路,劝怀王举贤授能,使楚国富强,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反复劝戒怀王,“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正是希望楚怀王如尧舜,自评为皋陶,而用楚国力量统一天下。他迫切希望怀王“抚壮而弃秽”,“及前王之踵武”追踪尧舜,“遵道而得路”,振兴国家。他以夏启、太康、夏架、奔、后辛等整个华夏诸国所公认的历史上的昏君为鉴,用来劝导、指责怀王,这表明屈原的思想中是把楚国与整个中国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楚国只是大一统的中国的一部分,楚又有数百年向北发展的历史,拥有带甲百万、地广人众的条件,只要怀王能遵道得路,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楚国一定能够统一整个中国。他要使楚富足强大,并以此为基础去统一全中国。他不仅仅爱楚国,而且爱祖国,他把爱楚国与爱整个中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核心。
三、屈原的悲剧性结局
“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屈原的悲剧性结局,其根本原因是时代的缺陷所造成的。屈原生活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君主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体现着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其“唯我独尊”的权威是丝毫不容侵犯的。而屈原却偏要打着先王的旗号,不厌其烦地去开导楚王、说服楚王,甚至颂古而非今,不仅没有收到正面效果,反而触怒了楚王,乃至被逐出朝廷,过着悲惨的流放生活。虽然,他用诗歌“发愤以抒情”,揭露和批判了昏君佞臣中的种种丑恶行径,这或许会对统治者的信誉产生一些冲击作用,却不能触动君主专制的既存意志,更不用说会触动君主专制实体了。正是这种时代的缺陷,造成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也是产生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为政者必须以古代的明君贤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否则就没有资格当政。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说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君主专制日趋强化的时代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这与屈原自我认定的理想化的人格标准有关,他将从政者的人格标准定得很高,且作为第一要素,要求为政者时时保持人格的高尚和尊严,不做任何有损人格的事,在政治上不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在屈原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绳墨”(准则);但在善良的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只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来表示崇敬;而在昏君佞臣的眼中,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迂腐怪异,遂嗤之以鼻。说到底,屈原为楚国所构想的“美政”社会,是一种自我认定的理想化了的图景,当他为此而付诸实践时,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冲突,使自己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承受了种种痛苦和打击。令人敬佩的是,他宁折不弯,“九死”不悔,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为其既定理想而奋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另外,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与他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有关。历代政治家从政情况表明,大凡精明、成功的政治家,均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讲究策略……由于某种政治目的需要,因而有时不免要受点委屈(或曰以退为进),做适度妥协或让步。而性格刚烈、士人气节极强的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难免会冲动任性,感情用事,固守己见,不愿做任何妥协或让步。这种士人气节和诗人气质,“尚带有人类早期青少年时代狂热、激进、纯洁、气盛、探索、无所顾忌等等不够老练圆滑的种种特点”。正是这种个性化的刚烈性格和“以道自任”的士人气节以及重感情、易冲动的诗人气质,使屈原追求人格的完美更加执着,更加专注,无形中也就加快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进程。
不过,从历史的客观效果来看,屈原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得也有失。正是政治上的失败,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巨大成就,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这些不朽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影响,从后世的各种“屈原文化现象”中可以看出,爱国情操、人格精神的政治道德意义似乎要比文学本身的影响还要深刻广泛些。因为屈原的爱国情操和人格精神,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格修养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这些千古绝唱的诗句,如同穿越时空隧道的一道道声波,在天地回荡,让人“惊起却回头”,肃然起敬!
(作者简介:刘洁(1980.6—)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