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重逢
　　
　　 邓小平同志是在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提出辞职请求的。但是，直到１１月９日才算是邓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小平同志的辞职请求。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下午，小平同志笑容满面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同志们道别。他深情地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小平同志退下来后参加的第一次活动便是与战争年代共同驰骋疆场的老同志欢聚一堂，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
　　秦基伟同志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他是小平同志的老部下，又是“二野战史”编委会的负责人。他借修订第二野战军战争史的机会请小平同志和二野的一些老同志见见面。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上午，小平同志身着中山装高兴地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和大家一一握手（见题图）。他激动地说：“过去忙，很难得见面，现在退休了，有这个条件，来和大家随便聊聊。”他看到这些老部下，就像又回到了当年指挥他们作战的那个年代。他在和宋任穷、陈锡联、李雪峰等老同志握手时，在他们脸上仔细端详，看了又看，询问他们身体怎么样。在同原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握手时，秦基伟刚要向他介绍，小平同志就风趣地说：“杨国宇，在二野是有名的杨大人。”小平同志的幽默和对往事的深刻记忆，使大家倍感亲切。
　　入座后，秦基伟向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了“二野战史”的修订情况后，请小平同志讲话。小平同志一口气从抗日战争讲到了挺进大别山。他既讲当时的战略意图，也讲具体的战役战斗，有板有眼地历数着。接着，小平同志又把话题转到了淮海战役。他说，二野是在装备差的情况下迎接淮海战役的。小平同志回忆起战前毛主席亲自向他交代任务时的情景。他说，毛主席找我谈，对我交代：“我把淮海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你了。”所以，“许多重要事情都是我直接搞的。”小平同志又讲了大西南的战斗。他回忆说：“１９５０年中央下达给二野的任务是两个９０万，一个６０００万。所谓两个９０万，就是要抓９０万俘虏兵和９０万土匪，要为６０００万农民搞土改。”他高兴地说，这些任务我们都圆满完成了。
　　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很受鼓舞。告辞时，老同志们纷纷与他握手，祝他健康长寿。小平同志也热情地嘱咐大家今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游览北京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小平同志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游览京城。
　　
　　那天，小平同志身着灰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地来到北京地铁复兴门车站。这时，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问他国产车和进口车您先坐哪一辆，他连声说：“中国车好，先坐中国车。”列车到达了建国门终点站，小平同志下车走到列车前面，对驾驶员连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随后同大家亲切地握手。
　　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３年，是北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邓小平希望退休后像普通市民一样能到处走一走，看一看。这次行动之前，他就交代我出去走走看看，不要惊动部长、市长，让张百发同志做向导就可以了。当他见到张百发时，就高兴地打招呼，连声说：“队长来了！队长来了！”
　　上午９时，小平同志乘坐的车子驶入了宽阔的长安街。同车的医生要求这次活动控制在１个小时内，因此，这次参观的路线确定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小平同志看着窗外，感慨地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
　　在经过京广大厦时，小平记起来了：“这楼那年我来过。”张百发说：“是啊，３年前我曾经陪您登上过这座大楼。”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小平同志常出来走动走动。邓小平说，我年纪大了，不愿多走动。张百发进一步劝说，有些老人同您年纪差不多，还打网球呢。邓小平笑着说，他们关心我不让我多走动，我不能不听他们（指医生和警卫）的。
　　这时，车子驶上了机场高速路。在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牌楼式收费站时，邓小平三女儿毛毛问张百发：“每辆车要收多少钱？”
　　张百发回答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要交２０元。”
　　毛毛转身将手伸向父亲，调皮地说：“拿钱。”
　　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１９２９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了！”
　　小平话音刚落，车上响起一片愉快的笑声。
　　临下车时，邓小平说：“我总想出来走走，逛逛公园和商店，是他们不让。”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身边的警卫和医生。
　　张百发提议：“明年请您参观建设中的北京西站。１９９６年京九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１９９７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
　　小平同志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到时我一定去。”
　　
　　晚年生活
　　
　　晚年的小平身体依然健康，他经常对人说，我身体健康的秘诀是８个字：乐观主义，喜欢运动。
　　小平同志生前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而且经常是在北戴河的大海里游泳。他游泳没有固定姿势，喜欢怎么游就怎么游，他每次的游泳时间不少于一个小时。他曾对外宾讲：“我能够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过去的保健医生陶寿淇在北戴河发现小平同志的游泳动作比过去变慢了，于是劝道：您上了年纪，体力不如以前，以后最好不到海里游泳了。小平听后觉得有道理，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他就不再到大海里游泳了。
　　
　　小平同志晚年的生活非常有规律，通常他早晨６点半起床，然后在庭园内散步半小时。据他家里人说，小平每天坚持要在院子里走１６圈，一圈一圈地数，一点也不打折扣。而后在院里养鱼池边休息，这是老人最为惬意的时候。然后他坐在一个小方桌前喝上一杯茶。８点左右开始吃早饭，早饭通常是牛奶、鸡蛋和馒头。早饭后秘书进来，把他要用的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放到办公桌前。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他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不过他最喜欢看的还是《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还是散步。散步对他来说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散步时思考成熟的。
　　小平有个习惯，他总是要求晚餐一定要家人到齐后才开饭。１９９０年秋天，他女儿从外地乘飞机返京，由于飞机晚点，回到家里已近晚上９点，小平同志硬是等她回来才吃饭。吃饭时他爱问子女外面的一些情况，他只听不回答。小平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父亲，他很留意子女进餐的胃口，如果发现子女进餐时比平常少吃了便会问：“今天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去看过医生了吗？”而他自己却有个性，即使有什么不舒服也不愿轻易去找医生，医生给他开了药有时他也不会依嘱服完。
　　小平同志吸烟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曾有人在人大会上给他递条了，希望他为了健康不要吸烟。小平同志戒烟是在１９８９年初夏。陶寿淇回忆说，当时我对他讲：“我们医生和全国人民希望您长寿。现在继续吸烟对您的健康是不利的，还是不吸了吧！”
　　陶寿淇教授过去给邓小平看病时从未用过这样的语气，也许这次劝说使小平同志真的有所感动。当时，他看了看手中燃烧的香烟，又望望陶教授，说：“不抽也可以嘛，就再不抽了。”说完就把烟蒂丢进烟灰缸里。
　　令陶教授没有想到的是，他原以为小平只是说说而已。一个老人，几十年的习惯，就这么点喜好和享受，要突然拿掉也确实为难。后来他才从小平亲人处知道，自那次讲过后，小平就再没有吸过烟。
　　小平早年虽然在法国勤工俭学，但他从来不穿西服，平时爱穿中山装。不过，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在珠海，他突然提出要穿夹克衫，听到这个要求，毛毛和邓楠赶快到街上去买。深黄色和深蓝色的各买了一件，小平穿上以后觉得宽松合体，也挺随便。
　　邓小平爱子女，同样也钟爱孙子孙女，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他感到很开心。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们只要在家，每天要定时看爷爷，亲亲爷爷，在爷爷身边坐一坐。有时爷爷醒后还没起来时，卓琳就把孙辈们抱到小平被窝里再躺一会儿，让爷爷开开心。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小平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准时而又有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文件。下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这一天，全家人忙碌了整整一下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四个孙子孙女一齐跑去请爷爷吃饭，送给爷爷一个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贴有四朵美丽的蝴蝶花，代表他们四个孙辈，卡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他们四个人轮流上前亲吻爷爷，才三岁的小孙子亲了爷爷一脸口水，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最后时刻
　　
　　１９９７年２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离京，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小平同志已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据医生说，他的心脏和肝脾都很好，也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致命的问题是发生在神经系统，这种病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吴蔚然说，“他患帕金森综合征的时间已有１０年了，到后来，越来越厉害，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了，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家到解放军总医院不过十公里的路程，可是在那一天，这路程是那样的漫长。“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小平的病房设在医院南端一栋小楼顶层，虽然他身边经常有许多人陪伴，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一次，他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了起来。但他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就问：“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仔细看。”
　　那个人走近了，小平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电视片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共１２集。这时，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那些颂扬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黄琳忽然看到老人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琳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瞬间：“不知我形容得是否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
　　２月７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医生和护士都在隔壁的房间里守着。这时，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春节快乐”，就把大家聚在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大家说不出一句话。“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出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奇迹没有出现。这位９３岁的老人又挺了１２天，到２月１９日，他呼吸功能已经全面衰竭……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小平同志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同志，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不设灵堂，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留下角膜，把骨灰撒入大海。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这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这一夜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２４日，星期一，早上９点３４分，一辆大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道两边站满人群，灵车过后，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两千五百米。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百姓爱称它是“黄泉路”。然而，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的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然后是胡耀邦、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渐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