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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正在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变。然后，现实中观念与结果的反差让人反思，就在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正是在这一矛盾现实的驱动下，本文探讨了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以及对组织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基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差异，提出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一致性和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性，是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两个重要机制;同时，企业绿色言行的耦合程度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不同影响，这种影响会受到信息不对称性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企业绿色行为;脱耦;环境管理;合法性;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7.064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企业既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制造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然而，就在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有持续恶化的趋势（Chen & Chang，2012）。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绿色主张和绿色行为间的不一致？这不得不引发学界的反思。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指引下，研究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不仅有利于理解现实悖论，同时对于指导企业实践，从制度和行为两个层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问题提出与概念模型
企业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实践中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Boiral（2007）认为企业的绿色行为更像是一种仪式，用于标记企业的合法性。权小锋等（2015）在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价关系时，推论我国企业推行社会责任更多体现了“工具特征”而非“创值导向”。甚至有学者批判，当前企业在构建和向外界展示企业的绿色环保形象时，具有行为选择性倾向Grougiou，Dedoulis，& Leventis，2016）。企业倾向于选择或披露有助于企业绿色形象塑造或是存在潜在收益的绿色行为，即言行间的脱耦（Lyon & Maxwell，2011;Chen & Chang，2012）。
脱耦是组织解决制度神话与效率追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核心之道。组织通过行为与表象的退耦，防御性的应对场域中的多元同构压力以求得生存。Kim & Lyon（2012）指当前企业的环境言行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企业环保作为一种仪式往往言过其实。无论是环境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还是环境问题的选择性参与，都暗示着企业在环境言行方面的不一致（邹洁和武常岐，2015）。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这种基于现代西方哲学“事实”与“价值”二元判定的逻辑范式正在面临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挑战（卢风，2012）。经济、社会和自然作为整体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Shrivastava etc.，2013），言行完全的退耦不可能存在（Marquis and Toffel，2016;肖红军等，2015）。即使是选择性参与也暗示着企业在特定环境领域的保护行动。而且在社会公民期望提升、监管日益严格、漂绿回火风险的压力下，企业对于环境言行退耦会更为慎重（Noronha et al.，2012;李大元等，2015）。如何运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综合多种行为视角解构企业环境可持续性核心概念，是检验企业环境言行耦合度的基础，也是指导企业环境可持续性建设，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关键。
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多方诉求的分化逐渐出现的（洪大用，2012）。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间诉求的权衡与平衡，影响着组织承诺与组织行为间的耦合程度（Crilly，Zollo and Hansen; 2012）。另外，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间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当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时，企业言行退耦的动机越弱;反之则越强（Seele and Gatti，2015）。同时，利益相关者与组织间的距离也会影响组织的行为选择。Schons and Steinmeier（2016）认为利益相关者与组织距离越近，企业响应性社会责任行为言行一致性越高。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之所以开展绿色行为是为了提高社会合法性，如果企业没有达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很可能会受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惩罚，比如消费者抵制购买、社区反对等。如何综合多方视角，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下解决企业环境行为的选择机制，是研究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关键。
2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
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多方诉求的分化逐渐出现的（洪大用，2012）。Bansal and Kristruck（2006）认为，企业本身有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需要，利益相关者间诉求差异越大，企业面临的矛盾压力越大，言行退耦的可能就越大。Dixon-Fowler etc.（2013）指出，企业面临“一方面，社会舆论要求企业更多的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另一方面，企业面临固有资源局限与股东压力”的两难处境，提出“只有通过加强企业环境响应行为与企业资源特质的匹配，战略性整合环境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引导建立环境友好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实现企业成长与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利益相关者間的权力分布并不均衡，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向组织内的对接部门施压以表达诉求，影响企业决策（Gadenne，2009）。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间诉求的权衡与平衡，影响着组织承诺与组织行为间的耦合程度（Crilly，Zollo and Hansen; 2012）。 另外，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间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当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时，企业言行退耦的动机越弱;反之则越强（Seele and Gatti，2015）。同时，利益相关者与组织间的距离也会影响组织的行为选择。Schons and Steinmeier（2016）认为利益相关者与组织距离越近，企业响应性社会责任行为言行一致性越高。Turkel et al.（2015）通过控制性实验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企业品牌的熟悉程度会影响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沟通行为的判断。综合多方视角，我们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框架下提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会影响企业的绿色言行的脱耦选择。
假设1：利益相关者的环境目标越一致，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2：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自身的环境目标越一致，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可能性越低。
3企业绿色言行脱耦与组织合法性关系
企业绿色言行脱耦预示着现有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会使组织面临合法性失衡的风险。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绿色言行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言”比“行”在提升组织合法性方面表现更优。在以提升组织合法性为目的的行动中，代表绿色行动的实质性行为与代表绿色沟通的象征性行为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看上去环保”比“实际上环保”要更容易。象征性行为在改善企业合法性的同时，不仅能保持企业内部更大的灵活性（Walker & Wan，2012），还能享受合法性地位带来的种种益处（汪亚明，刘文彬和刘玉焕，2015）。Delmas and Montes Sancho（2010）对政府环境项目的研究发现，在项目后期加入的企业虽然在改善环境污染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有利于这些企业合法性的提升（Delmas & Montes-Sancho，2010）。
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如Berrone，Gelabert and Fosfuri（2009）指出，象征性行为对企业合法性的影响弱于实质性实践，且只在短期内有效;实质性行为对企业合法性在短期和长期都有显著积极影。第三种观点认为绿色言行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存在。如卫同济等（2013）在研究环境承诺与环境投资的关系时发现，环境承诺与环境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环境承诺好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也较高。Laura Schons and Maria Steinmeier（2015）认为绿色言行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与利益相关者临近性有关。三种观点揭示了企业绿色言行与组织合法性间的复杂关联。此外，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企业对外绿色沟通的效果。信息不对称指市场上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通常情况卖方会比买方掌握更多的商品信息，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买方会处于信息不利的地位。企业在对外沟通自己的绿色行为时，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通过管理对外沟通的信息内容来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以获得支持，提升合法性。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绿色言行耦合度的判断，引起质疑和查证，一旦利益相关者认定企业绿色言行脱耦，存在欺骗行为，就很可能激发报复性行为，比如抵制企业的产品，联合多种力量对企业施压等，最终将损害企业和合法性。
假设3：企业绿色言行的耦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合法性提升。
假设4：信息不对称程度会削弱企业绿色言行耦合与合法性提升的关系。
4结论
企业的绿色言行是近几年随着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社会公众对企业保护环境行动期望的升级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组织行为。虽然目前企业绿色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深入人心，但企业的绿色行为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尚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现实中存在大量企业绿色言行不匹配的脱耦现象，影响着企业自身绿色竞争力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本文围绕企业绿色言行脱耦这一现实问题，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差异性切入，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一致性和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并提出绿色言行的耦合程度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不同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会受到信息不对称性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并没有从批判的视角探讨企业的“漂绿”、伪善等行為，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给出了企业绿色言行脱耦可能的成因，对未来进一步探索和检验企业的绿色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在当前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文明取向下，深入开展环境制度建设，引导和约束企业绿色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43-62.
[2]李大元，贾晓琳，辛琳娜.企业漂绿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12）：86-96.
[3]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49-64.
[4]汪亚明，刘文彬，刘玉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我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5，（10）：177-186.
[5]肖红军，李伟阳，胡叶琳.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企业社会责任检验的新思路[J].中国工业经济，2015，（2）：102-114.
关键词：企业绿色行为;脱耦;环境管理;合法性;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7.064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企业既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制造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然而，就在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生态环境“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有持续恶化的趋势（Chen & Chang，2012）。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绿色主张和绿色行为间的不一致？这不得不引发学界的反思。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指引下，研究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不仅有利于理解现实悖论，同时对于指导企业实践，从制度和行为两个层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问题提出与概念模型
企业的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实践中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Boiral（2007）认为企业的绿色行为更像是一种仪式，用于标记企业的合法性。权小锋等（2015）在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价关系时，推论我国企业推行社会责任更多体现了“工具特征”而非“创值导向”。甚至有学者批判，当前企业在构建和向外界展示企业的绿色环保形象时，具有行为选择性倾向Grougiou，Dedoulis，& Leventis，2016）。企业倾向于选择或披露有助于企业绿色形象塑造或是存在潜在收益的绿色行为，即言行间的脱耦（Lyon & Maxwell，2011;Chen & Chang，2012）。
脱耦是组织解决制度神话与效率追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核心之道。组织通过行为与表象的退耦，防御性的应对场域中的多元同构压力以求得生存。Kim & Lyon（2012）指当前企业的环境言行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企业环保作为一种仪式往往言过其实。无论是环境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还是环境问题的选择性参与，都暗示着企业在环境言行方面的不一致（邹洁和武常岐，2015）。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这种基于现代西方哲学“事实”与“价值”二元判定的逻辑范式正在面临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挑战（卢风，2012）。经济、社会和自然作为整体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Shrivastava etc.，2013），言行完全的退耦不可能存在（Marquis and Toffel，2016;肖红军等，2015）。即使是选择性参与也暗示着企业在特定环境领域的保护行动。而且在社会公民期望提升、监管日益严格、漂绿回火风险的压力下，企业对于环境言行退耦会更为慎重（Noronha et al.，2012;李大元等，2015）。如何运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综合多种行为视角解构企业环境可持续性核心概念，是检验企业环境言行耦合度的基础，也是指导企业环境可持续性建设，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关键。
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多方诉求的分化逐渐出现的（洪大用，2012）。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间诉求的权衡与平衡，影响着组织承诺与组织行为间的耦合程度（Crilly，Zollo and Hansen; 2012）。另外，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间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当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时，企业言行退耦的动机越弱;反之则越强（Seele and Gatti，2015）。同时，利益相关者与组织间的距离也会影响组织的行为选择。Schons and Steinmeier（2016）认为利益相关者与组织距离越近，企业响应性社会责任行为言行一致性越高。也有学者认为，企业之所以开展绿色行为是为了提高社会合法性，如果企业没有达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很可能会受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惩罚，比如消费者抵制购买、社区反对等。如何综合多方视角，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下解决企业环境行为的选择机制，是研究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关键。
2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
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多方诉求的分化逐渐出现的（洪大用，2012）。Bansal and Kristruck（2006）认为，企业本身有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需要，利益相关者间诉求差异越大，企业面临的矛盾压力越大，言行退耦的可能就越大。Dixon-Fowler etc.（2013）指出，企业面临“一方面，社会舆论要求企业更多的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另一方面，企业面临固有资源局限与股东压力”的两难处境，提出“只有通过加强企业环境响应行为与企业资源特质的匹配，战略性整合环境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引导建立环境友好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实现企业成长与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利益相关者間的权力分布并不均衡，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向组织内的对接部门施压以表达诉求，影响企业决策（Gadenne，2009）。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间诉求的权衡与平衡，影响着组织承诺与组织行为间的耦合程度（Crilly，Zollo and Hansen; 2012）。 另外，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间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当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时，企业言行退耦的动机越弱;反之则越强（Seele and Gatti，2015）。同时，利益相关者与组织间的距离也会影响组织的行为选择。Schons and Steinmeier（2016）认为利益相关者与组织距离越近，企业响应性社会责任行为言行一致性越高。Turkel et al.（2015）通过控制性实验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于企业品牌的熟悉程度会影响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沟通行为的判断。综合多方视角，我们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框架下提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会影响企业的绿色言行的脱耦选择。
假设1：利益相关者的环境目标越一致，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2：利益相关者与企业自身的环境目标越一致，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可能性越低。
3企业绿色言行脱耦与组织合法性关系
企业绿色言行脱耦预示着现有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会使组织面临合法性失衡的风险。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绿色言行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言”比“行”在提升组织合法性方面表现更优。在以提升组织合法性为目的的行动中，代表绿色行动的实质性行为与代表绿色沟通的象征性行为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看上去环保”比“实际上环保”要更容易。象征性行为在改善企业合法性的同时，不仅能保持企业内部更大的灵活性（Walker & Wan，2012），还能享受合法性地位带来的种种益处（汪亚明，刘文彬和刘玉焕，2015）。Delmas and Montes Sancho（2010）对政府环境项目的研究发现，在项目后期加入的企业虽然在改善环境污染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有利于这些企业合法性的提升（Delmas & Montes-Sancho，2010）。
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如Berrone，Gelabert and Fosfuri（2009）指出，象征性行为对企业合法性的影响弱于实质性实践，且只在短期内有效;实质性行为对企业合法性在短期和长期都有显著积极影。第三种观点认为绿色言行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存在。如卫同济等（2013）在研究环境承诺与环境投资的关系时发现，环境承诺与环境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环境承诺好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也较高。Laura Schons and Maria Steinmeier（2015）认为绿色言行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与利益相关者临近性有关。三种观点揭示了企业绿色言行与组织合法性间的复杂关联。此外，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企业对外绿色沟通的效果。信息不对称指市场上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通常情况卖方会比买方掌握更多的商品信息，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买方会处于信息不利的地位。企业在对外沟通自己的绿色行为时，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通过管理对外沟通的信息内容来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以获得支持，提升合法性。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绿色言行耦合度的判断，引起质疑和查证，一旦利益相关者认定企业绿色言行脱耦，存在欺骗行为，就很可能激发报复性行为，比如抵制企业的产品，联合多种力量对企业施压等，最终将损害企业和合法性。
假设3：企业绿色言行的耦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合法性提升。
假设4：信息不对称程度会削弱企业绿色言行耦合与合法性提升的关系。
4结论
企业的绿色言行是近几年随着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社会公众对企业保护环境行动期望的升级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组织行为。虽然目前企业绿色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深入人心，但企业的绿色行为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尚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现实中存在大量企业绿色言行不匹配的脱耦现象，影响着企业自身绿色竞争力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本文围绕企业绿色言行脱耦这一现实问题，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差异性切入，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一致性和利益相关者诉求与组织目标一致性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绿色言行脱耦的形成机制;并提出绿色言行的耦合程度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不同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会受到信息不对称性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并没有从批判的视角探讨企业的“漂绿”、伪善等行為，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给出了企业绿色言行脱耦可能的成因，对未来进一步探索和检验企业的绿色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在当前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生态文明取向下，深入开展环境制度建设，引导和约束企业绿色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43-62.
[2]李大元，贾晓琳，辛琳娜.企业漂绿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12）：86-96.
[3]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经济研究，2015，（11）：49-64.
[4]汪亚明，刘文彬，刘玉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我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5，（10）：177-186.
[5]肖红军，李伟阳，胡叶琳.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企业社会责任检验的新思路[J].中国工业经济，2015，（2）：10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