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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内在地理扩张性、既存的全球化成果以及国家发展的要求决定了全球化已经形成的世界性结构是决定特朗普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可能性条件”。全球化虽会有波折，但不会夭折，仍会继续发展下去。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一些人担心全球化会出现逆转。因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有许多反全球化的言论让人感到他的当选是全球化的末路。加之近年来一系列事件，如英国脱欧、难民和恐怖主义引发的欧洲排外主义、民族主义，都让一些人感到全球化日暮途穷。甚至有人拿历史进行类比：19世纪末由于市场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致使当时的全球化倒退。的确，目前世界出现了包括特朗普当选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会使全球化出现波折，但市场经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一定不会夭折，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特性、既存的全球化成果以及国家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市场的内在地理扩张性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市场经济内在具有的竞争性使得它具有一种天然的地理扩张性。市场内在的竞争性质迫使市场主体要不断地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进行要素组合，形成成本竞争优势。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属性要求不断扩展的市场发挥规模优势，因为规模效应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造就竞争优势，这迫使市场主体要把一个个地理疆界纳入到市场之中。因此，任何的政治与地理限制都无法阻隔市场的扩张，它总是要跨越千山万水，冲破一个又一个政治与地理的边界，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这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地理扩展性。只要人类不抛弃市场经济，就必然走全球化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目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这是任何特朗普之流不会也不敢否定的经济组织方式。
二战后，世界普遍地对市场经济采取了种种管制措施，但人们发现，这并没有阻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很快就冲破了政府的管制，重新开始了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而且这一进程更为深入、更为宽广。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首先打破了国家对资本跨国流动的限制，而且迫使美国银行加入；美国的跨国公司战后不顾国家控制积极投资于欧洲，这既是资本的本性要求，也是资本在市场经济中不得不走的道路。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市场经济有更大的内在动力走全球化道路。
全球化道路的既有成果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经过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外在动能，政治阻力已经无法阻止其步伐。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16年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14年全球直接的投资流出存量已达24.62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已达15.591万亿美元。这都是过去全球化沉淀下来的既有成果，代表着全球化既有的物质力量。它们不会同意历史的倒退。今天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已经不像二战前那样是完全处于国家管辖之下的资本，而是超越国家之上的跨国力量。不要小视它们的力量，它们可以在国家之间进行讨价还价迫使国家就范，它们在政府中有利益代言人，政客们也是屈从这些力量的。据《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12月6日报道，特朗普要求对不愿把工作迁回美国的公司课以重税，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对这一要求说不，理由是他们不想发动贸易战。经过多年的经营，跨国商业力量已经主导了跨国公民社会，否则，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的“胡言乱语”就不会遭到全球主流媒体的一致“炮轰”和西方绝大多数学者的一致反感。要知道，美英这类国家具有深厚的公民社会传统，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社会力量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
经历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当今的世界经济与19世纪末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资本实现了跨国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国内垄断资本。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民族疆界内的生产，国内垄断资本控制生产，通过成品出口、原料进口来实现利润。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干预政策促进着国家、资本和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通过促进出口，资本获得利润，经济获得增长，工人获得就业，国家实现繁荣与富强。国家进行海外争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是这种政策的国际体现，它保障着垄断资本独占海外市场，为工人带来了就业，得到民族垄断资本和工人的支持。今天主宰全球经济的跨国资本与19世纪末的民族垄断资本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们是全球的资本整合，已经建立了全球的市场。如果今天的国家干预、大国战争带来了全球市场的分割，直接损害着跨国资本和受益于全球化的工人精英（高科技的人员）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国新政府实施反全球化和引发大国战争的战略，与跨国资本与工人精英完全没有共同利益，只会把美国变成“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时代》周刊封特朗普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所以，19世纪末的历史类比不能成立，两者有着巨大的内在差别。
当今时代的要求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要和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的时代。促增长、保就业，增民生成为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实现这种合法性基础离不开外部资源。在一个信息通达的e时代，各国人民容易进行比较，只有发展的更好、更快才能保障这种合法性。外来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成为助推增长的重要条件。谁更能吸引外来资源，谁就更具有增长的相对速度。这形成一种国家为了发展对跨国资本的内在需求。在这种需求下，跨国资本有足够的力量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只要世界还没有开发完，国家间还存在着发展的差距，跨国资本就有与反全球化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余地，跨国资本就有条件摆脱政府的控制。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当今的政府更多的是在“讨好”资本，留住资本。美国也不例外。即使要控制跨国资本也必须各国政府通力合作，特別是大国间的通力合作。但这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难，因为各国为了自身的福利与发展，决不会通力合作来损害自身的福利与发展。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政府允许银行业开办境外银行业务，造成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开始打破了国家对资本跨国流动的限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最后也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而且最后放得比欧洲更宽。跨国生产也是一样，许多当年反对跨国公司的政府为了促进增长与就业，最后也千方百计地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今天的美国想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也得靠吸引投资，而不是靠反全球化的方式。目前世界上，可以说各国都需要外部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构成了全球化内在悖论式的需求。
当今的全球化带来了社会不公平，这不是全球化的错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而反全球化并不能带来社会公平。反全球化背离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则，效率的低下带来了暂时的平等最终也不能保证低效的公平可以持久。过去一些国家封闭发展的教训人们不会忘记。
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特朗普当选就能改变的，这是制约特朗普任何战略的外部结构。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很快会知道冲撞这种结构的成本与代价。竞选时他可以 “乱说”，骗得部分民心。一旦当政就会切身体会到这种结构带来的约束。奥巴马当年竞选时也是豪情满怀，承诺选民他能带来变革，并提出“再工业化”来扭转全球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而且信心满满地告诉选民：“We can（我们能）”。但结果呢？全球化浪潮“涛声依旧”。另外，特朗普比不了里根，也学不了里根。里根当年是全球化的开拓者，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特朗普这个过去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全球化已经形成的世界性结构是决定特朗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可能性条件”。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一些人担心全球化会出现逆转。因为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有许多反全球化的言论让人感到他的当选是全球化的末路。加之近年来一系列事件，如英国脱欧、难民和恐怖主义引发的欧洲排外主义、民族主义，都让一些人感到全球化日暮途穷。甚至有人拿历史进行类比：19世纪末由于市场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致使当时的全球化倒退。的确，目前世界出现了包括特朗普当选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会使全球化出现波折，但市场经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一定不会夭折，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特性、既存的全球化成果以及国家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市场的内在地理扩张性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市场经济内在具有的竞争性使得它具有一种天然的地理扩张性。市场内在的竞争性质迫使市场主体要不断地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进行要素组合，形成成本竞争优势。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属性要求不断扩展的市场发挥规模优势，因为规模效应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造就竞争优势，这迫使市场主体要把一个个地理疆界纳入到市场之中。因此，任何的政治与地理限制都无法阻隔市场的扩张，它总是要跨越千山万水，冲破一个又一个政治与地理的边界，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这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地理扩展性。只要人类不抛弃市场经济，就必然走全球化的道路。而市场经济目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这是任何特朗普之流不会也不敢否定的经济组织方式。
二战后，世界普遍地对市场经济采取了种种管制措施，但人们发现，这并没有阻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很快就冲破了政府的管制，重新开始了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而且这一进程更为深入、更为宽广。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首先打破了国家对资本跨国流动的限制，而且迫使美国银行加入；美国的跨国公司战后不顾国家控制积极投资于欧洲，这既是资本的本性要求，也是资本在市场经济中不得不走的道路。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市场经济有更大的内在动力走全球化道路。
全球化道路的既有成果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经过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外在动能，政治阻力已经无法阻止其步伐。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16年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14年全球直接的投资流出存量已达24.62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已达15.591万亿美元。这都是过去全球化沉淀下来的既有成果，代表着全球化既有的物质力量。它们不会同意历史的倒退。今天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已经不像二战前那样是完全处于国家管辖之下的资本，而是超越国家之上的跨国力量。不要小视它们的力量，它们可以在国家之间进行讨价还价迫使国家就范，它们在政府中有利益代言人，政客们也是屈从这些力量的。据《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12月6日报道，特朗普要求对不愿把工作迁回美国的公司课以重税，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对这一要求说不，理由是他们不想发动贸易战。经过多年的经营，跨国商业力量已经主导了跨国公民社会，否则，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的“胡言乱语”就不会遭到全球主流媒体的一致“炮轰”和西方绝大多数学者的一致反感。要知道，美英这类国家具有深厚的公民社会传统，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社会力量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
经历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当今的世界经济与19世纪末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资本实现了跨国的整合，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国内垄断资本。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民族疆界内的生产，国内垄断资本控制生产，通过成品出口、原料进口来实现利润。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干预政策促进着国家、资本和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通过促进出口，资本获得利润，经济获得增长，工人获得就业，国家实现繁荣与富强。国家进行海外争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是这种政策的国际体现，它保障着垄断资本独占海外市场，为工人带来了就业，得到民族垄断资本和工人的支持。今天主宰全球经济的跨国资本与19世纪末的民族垄断资本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们是全球的资本整合，已经建立了全球的市场。如果今天的国家干预、大国战争带来了全球市场的分割，直接损害着跨国资本和受益于全球化的工人精英（高科技的人员）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国新政府实施反全球化和引发大国战争的战略，与跨国资本与工人精英完全没有共同利益，只会把美国变成“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时代》周刊封特朗普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所以，19世纪末的历史类比不能成立，两者有着巨大的内在差别。
当今时代的要求
是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动力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要和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的时代。促增长、保就业，增民生成为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实现这种合法性基础离不开外部资源。在一个信息通达的e时代，各国人民容易进行比较，只有发展的更好、更快才能保障这种合法性。外来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成为助推增长的重要条件。谁更能吸引外来资源，谁就更具有增长的相对速度。这形成一种国家为了发展对跨国资本的内在需求。在这种需求下，跨国资本有足够的力量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只要世界还没有开发完，国家间还存在着发展的差距，跨国资本就有与反全球化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余地，跨国资本就有条件摆脱政府的控制。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当今的政府更多的是在“讨好”资本，留住资本。美国也不例外。即使要控制跨国资本也必须各国政府通力合作，特別是大国间的通力合作。但这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难，因为各国为了自身的福利与发展，决不会通力合作来损害自身的福利与发展。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政府允许银行业开办境外银行业务，造成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开始打破了国家对资本跨国流动的限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最后也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而且最后放得比欧洲更宽。跨国生产也是一样，许多当年反对跨国公司的政府为了促进增长与就业，最后也千方百计地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今天的美国想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也得靠吸引投资，而不是靠反全球化的方式。目前世界上，可以说各国都需要外部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构成了全球化内在悖论式的需求。
当今的全球化带来了社会不公平，这不是全球化的错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而反全球化并不能带来社会公平。反全球化背离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则，效率的低下带来了暂时的平等最终也不能保证低效的公平可以持久。过去一些国家封闭发展的教训人们不会忘记。
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特朗普当选就能改变的，这是制约特朗普任何战略的外部结构。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很快会知道冲撞这种结构的成本与代价。竞选时他可以 “乱说”，骗得部分民心。一旦当政就会切身体会到这种结构带来的约束。奥巴马当年竞选时也是豪情满怀，承诺选民他能带来变革，并提出“再工业化”来扭转全球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而且信心满满地告诉选民：“We can（我们能）”。但结果呢？全球化浪潮“涛声依旧”。另外，特朗普比不了里根，也学不了里根。里根当年是全球化的开拓者，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特朗普这个过去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全球化已经形成的世界性结构是决定特朗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可能性条件”。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