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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中国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外汇管理方式需要转变，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对规矩的明确将影响到可操作性。
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在外汇局下属的《中国外汇》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个跨境资本流动从平稳流入到持续高涨，再逐渐回落、逆转的完整周期；从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中国的国际收支从持续“双顺差”进入到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
在方上浦看来，由于国内居民财富积累，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外币外债去杠杆基本完成，当前中国资本流动的格局与资本被动流出有着本质不同。
顺应中国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外汇管理方式也需要转变。
方上浦认为，“便利化”与“防风险”是当前管理的两块基石。基于此，下一阶段的外汇管理工作将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微观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四是夯实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这勾勒出了中国外汇管理政策将来的行动指南，值得业内进一步思考。
如何认识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方上浦观点类似的是，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2017年2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例会上指出，短期来看，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正从偿还外债转变为境内居民资产配置。虽然人民币的单边贬值恐慌情绪得到了修正，不过，外汇管理政策的转变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即将陆续出台，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2017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减反增。经过“补课式”的调整，人民币是否显著高估也需要重新评估。
结合前述内外部复杂环境，加上海量信息借助网络传播越来越快，微观主体运行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使有管理的汇率浮动能有效应对资本外流，有关部门仍需探究公众沟通的艺术，引导市场预期，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方上浦在撰文中指出，外汇局将对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并完善相关的工具。
就对外沟通的角度来看，如能明确工具箱，对于预防民间非理性的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再度抬头、震慑潜在的做空人民币的力量或许会有积极的作用。
如何看待对外投资增长
方上浦提到，目前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投资配置，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如何看待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直接关系到如何应对资本账户逆差的“新格局”。
外汇管理两大基石当中“防风险”相对好理解，至于“便利化”，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孙炜认为是要求服务实体经济。
从深化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外汇监管部门支持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产能转移的方式“去产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境并购先进技术“补短板”。
但管涛认为，资本外流当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超越了基本面的因素，不是企业正常的“走出去”行为可以理解的，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因或许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2016年12月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猜想，以中国资本存量之高，资本输出既合理也难免。以下仅以中美两国的情况来进行对比。
用当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扣除折旧作为国民经济的年净投资额，经GDP价格指数调整再累加，以此估计一个国家投资的容量。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净投资不断上升，并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美国净投资额从2006年见顶之后迅速下降，资金涌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企业资本支出较低，目前净投资额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2015年，若以当年美元/人民币平均汇率6.35折算，中国净投资额约为美国的4.1倍。
根据宋国青的估算，中国资本产出比在金融危机前低于美国，到现在已经远超美国，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相对于海外下降，或者仅仅是预期下降，于是逐利的资本流向预期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地方。以中国过去两年资本输出的速度，依然难以缓解境内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
这是理解跨境资本流动背后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当然，如此估计资本存量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宏观逻辑与微观行为的因果也不一定是必然的，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方上浦所说的中国当前不是资本被动流出。不过，宋国青进一步指出，境外承接中国资本输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另一个逻辑需要跳出宏观经济学。世界银行每年年底发布下一年度的全球经商环境排名，依据是就企业在各个经济体从开办到关门的生命周期流程进行调研和访谈。中国大陆2016年的排名较2015年下降，2017年则较2016年上升。
当然，这一种解释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外流是真实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以往真实的對华直接投资的汇出。至于其中是否有跨境套利资金的成分，或许如方上浦所说，还需要夯实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
如何争取境内外汇市场定价权
单看“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这一条，至少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要做好银行间和结售汇市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有竞争力的境内市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直以来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并不强，容易被离岸人民币汇率影响。
从2015年开始，在岸人民币的恐慌性贬值预期来自于离岸市场，中间也有空头机构四两拨千斤的影子。即使是到了2017年年初，离岸强于在岸客观上促进了在岸预期的稳定，但反而印证了在岸被离岸牵着鼻子走的尴尬处境。 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与投资的用汇需求，如果任由离岸市场影响，对于服务实体和防风险而言均是不利的。在岸市场的定价权是否需要加强，能否加强，未来值得探讨。
人民币汇率浮动到什么程度
外汇市场建设涉及汇率制度。方上浦指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外汇资源配置、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灵活、弹性汇率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自动调节器”作用，夯实外汇市场自求平衡的基础。
假使当前有管理的浮动大框架不变，那么方上浦的这一表述似乎意味着，对于汇率的宏观政策目标更受重视了。相应地，市场自由竞价形成的汇率作用在于缓冲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但相比于满足前述三项基础性作用的长期目标并不是最主要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对本刊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水平目前可能接近于均衡汇率区间。“如果更广泛地看，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并非是均衡汇率，浮动汇率制不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国目前缺乏充分的理由推行浮动汇率制。”
“均衡汇率”的政策意义是内部就业充分，没有通胀；外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内部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上，外部则是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逆差。
不过，从长期看，即使没有干预，人民币倒也未必会有大幅贬值。任若恩援引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估计指出，即使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持很悲观的估计，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远高于发达国家，未来五到十年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升值。
如何区分监管职责与市场自律
再具体看管理体系和市场建设的事项，包括“逐步取消微观领域的汇兑限制、严控规避政策的投机套利行为”、“增加外汇市场的深度，丰富交易工具、增加交易主体；建立分层、包容的交易平台，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外汇市场监管方式，赋予市场主体产品创新的灵活性、金融展业的主动性等”。
孙炜对本刊记者指出，此间的表述强调了监管层认同金融机构在守规矩的前提下开展外汇业务的发展空间。
如果更进一步细分的话，介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有关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之间，还有一层中间力量，同时也是市场中坚力量，那就是市场成员的自律管理。目前中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下设汇率、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外汇和跨境人民币展业三个工作组，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促进外汇市场有序运作和健康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和外汇市场的特征，需要自律机制成为市场与监管者之间重要的共识、共建地帶。”同时担任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工作组负责人的孙炜称。
他进一步指出，金融机构基于客户需求和自身服务、产品、风险管理等综合能力建立商业模式和盈利机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则需要明确规矩。“哪些由监管部门来管，哪些由市场自发规范，这直接影响到未来外汇监管框架的可操作性。”
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在外汇局下属的《中国外汇》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个跨境资本流动从平稳流入到持续高涨，再逐渐回落、逆转的完整周期；从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中国的国际收支从持续“双顺差”进入到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
在方上浦看来，由于国内居民财富积累，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外币外债去杠杆基本完成，当前中国资本流动的格局与资本被动流出有着本质不同。
顺应中国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外汇管理方式也需要转变。
方上浦认为，“便利化”与“防风险”是当前管理的两块基石。基于此，下一阶段的外汇管理工作将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微观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四是夯实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这勾勒出了中国外汇管理政策将来的行动指南，值得业内进一步思考。
如何认识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方上浦观点类似的是，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2017年2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例会上指出，短期来看，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正从偿还外债转变为境内居民资产配置。虽然人民币的单边贬值恐慌情绪得到了修正，不过，外汇管理政策的转变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即将陆续出台，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2017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减反增。经过“补课式”的调整，人民币是否显著高估也需要重新评估。
结合前述内外部复杂环境，加上海量信息借助网络传播越来越快，微观主体运行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使有管理的汇率浮动能有效应对资本外流，有关部门仍需探究公众沟通的艺术，引导市场预期，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方上浦在撰文中指出，外汇局将对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并完善相关的工具。
就对外沟通的角度来看，如能明确工具箱，对于预防民间非理性的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再度抬头、震慑潜在的做空人民币的力量或许会有积极的作用。
如何看待对外投资增长
方上浦提到，目前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投资配置，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如何看待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直接关系到如何应对资本账户逆差的“新格局”。
外汇管理两大基石当中“防风险”相对好理解，至于“便利化”，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孙炜认为是要求服务实体经济。
从深化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外汇监管部门支持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产能转移的方式“去产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境并购先进技术“补短板”。
但管涛认为，资本外流当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超越了基本面的因素，不是企业正常的“走出去”行为可以理解的，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因或许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2016年12月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猜想，以中国资本存量之高，资本输出既合理也难免。以下仅以中美两国的情况来进行对比。
用当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扣除折旧作为国民经济的年净投资额，经GDP价格指数调整再累加，以此估计一个国家投资的容量。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净投资不断上升，并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美国净投资额从2006年见顶之后迅速下降，资金涌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企业资本支出较低，目前净投资额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2015年，若以当年美元/人民币平均汇率6.35折算，中国净投资额约为美国的4.1倍。
根据宋国青的估算，中国资本产出比在金融危机前低于美国，到现在已经远超美国，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相对于海外下降，或者仅仅是预期下降，于是逐利的资本流向预期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地方。以中国过去两年资本输出的速度，依然难以缓解境内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
这是理解跨境资本流动背后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当然，如此估计资本存量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宏观逻辑与微观行为的因果也不一定是必然的，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方上浦所说的中国当前不是资本被动流出。不过，宋国青进一步指出，境外承接中国资本输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另一个逻辑需要跳出宏观经济学。世界银行每年年底发布下一年度的全球经商环境排名，依据是就企业在各个经济体从开办到关门的生命周期流程进行调研和访谈。中国大陆2016年的排名较2015年下降，2017年则较2016年上升。
当然，这一种解释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外流是真实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以往真实的對华直接投资的汇出。至于其中是否有跨境套利资金的成分，或许如方上浦所说，还需要夯实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
如何争取境内外汇市场定价权
单看“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这一条，至少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要做好银行间和结售汇市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有竞争力的境内市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直以来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并不强，容易被离岸人民币汇率影响。
从2015年开始，在岸人民币的恐慌性贬值预期来自于离岸市场，中间也有空头机构四两拨千斤的影子。即使是到了2017年年初，离岸强于在岸客观上促进了在岸预期的稳定，但反而印证了在岸被离岸牵着鼻子走的尴尬处境。 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与投资的用汇需求，如果任由离岸市场影响，对于服务实体和防风险而言均是不利的。在岸市场的定价权是否需要加强，能否加强，未来值得探讨。
人民币汇率浮动到什么程度
外汇市场建设涉及汇率制度。方上浦指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外汇资源配置、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灵活、弹性汇率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自动调节器”作用，夯实外汇市场自求平衡的基础。
假使当前有管理的浮动大框架不变，那么方上浦的这一表述似乎意味着，对于汇率的宏观政策目标更受重视了。相应地，市场自由竞价形成的汇率作用在于缓冲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但相比于满足前述三项基础性作用的长期目标并不是最主要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对本刊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水平目前可能接近于均衡汇率区间。“如果更广泛地看，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并非是均衡汇率，浮动汇率制不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国目前缺乏充分的理由推行浮动汇率制。”
“均衡汇率”的政策意义是内部就业充分，没有通胀；外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内部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上，外部则是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逆差。
不过，从长期看，即使没有干预，人民币倒也未必会有大幅贬值。任若恩援引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估计指出，即使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持很悲观的估计，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远高于发达国家，未来五到十年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升值。
如何区分监管职责与市场自律
再具体看管理体系和市场建设的事项，包括“逐步取消微观领域的汇兑限制、严控规避政策的投机套利行为”、“增加外汇市场的深度，丰富交易工具、增加交易主体；建立分层、包容的交易平台，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转变外汇市场监管方式，赋予市场主体产品创新的灵活性、金融展业的主动性等”。
孙炜对本刊记者指出，此间的表述强调了监管层认同金融机构在守规矩的前提下开展外汇业务的发展空间。
如果更进一步细分的话，介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有关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之间，还有一层中间力量，同时也是市场中坚力量，那就是市场成员的自律管理。目前中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下设汇率、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外汇和跨境人民币展业三个工作组，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促进外汇市场有序运作和健康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和外汇市场的特征，需要自律机制成为市场与监管者之间重要的共识、共建地帶。”同时担任银行间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工作组负责人的孙炜称。
他进一步指出，金融机构基于客户需求和自身服务、产品、风险管理等综合能力建立商业模式和盈利机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则需要明确规矩。“哪些由监管部门来管，哪些由市场自发规范，这直接影响到未来外汇监管框架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