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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人们早就强调了人与自然、水与国家的关系。而吴哥王国兴亡存废的历史，给了当代人以启示，甚至让人担心，历史又在重复着。
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只是在不同的舞台，拉着不同的时间幕布。
13世纪对柬埔寨影响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多数人转信大乘佛教，而查耶跋摩七世在这个转变中起到的作用几乎无法判断。查耶跋摩七世的统治就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国人、一方土地以及一部分亚洲的故事，钱德勒认为，表面上看是在为一个理想而服务，但是大乘佛教所声称的“解放”作风和后来民柬的意识形态有着预兆性的相似。
查耶跋摩七世是否像民柬领导人波尔布特那样将柬埔寨精英视为敌人还很值得怀疑，但是查耶跋摩七世与过去的决裂，痴迷于惩罚性的远征，建设项目的烈度和广度，以及强迫人们接受一种国教的行为，与波尔布特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则有着惊人的相似。
非常有意思的是，唯一被民柬领导人挑出来首肯的吴哥时期生活特征正是查耶跋摩七世所做的全民总动员——而其他吴哥时期的国王，鲜有能做到这点的。
现在依然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当初有些考古学家的研究观点，即吴哥古城的灌溉系统能够供养上百万人，激发了民柬领导人的疯狂想法：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城市，赶到农村，重新建设这个社会。但达米恩认为，民柬领导人并非是从考古学家的解释而直接得到的灵感。
“对于我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学习了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那一套在农业改革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达米恩说，“目前关于考古在这个历史之谜方面的作用还是有一点点争论。”
水：13世纪和21世纪的危机
一般的观点认为，对自然环境的本质，古代人比现代人有着更明智的见识。古代人与环境更能和谐相处，因为他们的传统信仰对于自然环境要少一些破坏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达米恩认为，吴哥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人们其实从传统上、普遍而言，一直是对他们所需要的环境非常有破坏性，通过用一种非常不可持续的方式来利用周围的自然资源。
“这种考古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这种方式和做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摆到我们面前，提醒我们古代伟大文明的技术成就也难以避免的事情：成就非凡的古代工程师，在技术上令人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吴哥的水利系统以及对环境改造的工程，但是看看最后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要三思。”
如果一个生活在周达观访问时期的古代吴哥人来到现在吴哥城所属的省份暹粒，恐怕会暗暗诧异：现代人种水稻的水平怎么还不如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周达观所述“一岁收三四番”的丰收情景。
尽管柬埔寨水稻产量因为灌溉系统的更新从2000年的每公顷1.64吨增加到了2005年每公顷2吨。和周边国家相比，这一产量还比较落后，比如泰国大约是每公顷2.1吨，越南每公顷3.2吨。大部分水稻生产依然靠天吃饭，大部分地区都只种一季稻。
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从事稻谷生产，有8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柬水稻按季节可分为雨季稻和旱季稻，雨季稻占种植总面积的85%左右，旱季稻只占15%左右。
柬埔寨总理经济顾问、柬埔寨银行公会主席、加华银行总裁方侨生曾在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柬埔寨招商引资推介会上说，柬埔寨出产的茉莉花香米质量和营养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受到农业种植技术和人均土地的限制，柬埔寨水稻每年只种植一季，产量仅相当于中国每季水稻产量的四分之一。
虽然GAP的研究还没有最终给出古代吴哥人是否依赖他所发现的庞大的水利系统来维持集约化的水稻生产，但光是这套复杂水利系统也许就足以让现代柬埔寨人羡慕不已。
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亲王顾问徐光发在《柬埔寨经济评论》（简称《柬经评》）一书中指出当前柬埔寨农业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之一就是不完善的灌溉系统。这些问题包括：水库必须储备足够的水源以应付旱季，但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要修复和改造现有的灌溉、排水系统；国内没有足够的场地可以建造灌溉工程。
达米恩认为，现在的水利系统非常复杂，那是多年以来积累下的遗产。“所以现在如果想在这个土地上做和水相关的事情，就不得不在这个已有的框架下工作，而所有从前存在的沟渠，现在都需要一些修复和更新工作。”
“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做很多同样的事情，或者应付很多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事情和问题都是我们的工作所揭示的在一千多年前他们需要做的同样的事情和面对的问题，比如过度用水的问题，如何用水重新填满水库的问题。”达米恩说。
现在的柬埔寨人试图重新利用同样的水库和沟渠。它们为什么现在不能工作？这是因为，社会里或者工程发生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导致这些东西的失败和崩溃。“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清楚地了解到过去的问题是什么，但现在我们却又不得不面对处理同样的问题，而那正是在过去导致它们崩溃的事。”
尽管因水而起的问题迄今还没有答案，人们对水的亲近却经年不变。在流经市区的这段暹粒河中，虽然很难再见到当初三五成群的高棉女人们坦坦荡荡，宽衣解带，裸体入浴的情景，但曾经是老百姓难以企望的吴哥城的皇家池塘，已成为普通人家孩子们戏水的天堂。
扩张的两难选择
戏水过度，也许就会被水所戏。曾经的戏水天堂，也许会从此永远失落。
通过达米恩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古代沟渠和堤坝上的裂口，以及试图修补这个系统的努力。地层中的岩石组成也暗示着混乱无序的水流。吴哥时期实行的那种水稻农业非常需要水——需要大量、受到仔细掌控的水，同时也需要完全剥离植被的区域来作为施工场地。
从他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吴哥的聚居地日益推进到森林里。很快，这就产生了问题，比如增多的地表径流，以及在水利系统内的水平沉降，以及洪水。
吴哥古国很可能所经历过的过度发展问题，在达米恩和不少考古学家的眼中，也是今天的暹粒所面临的选择难题。
根据《柬经评》提供的数据，2005年，柬埔寨的各类酒店宾馆的房间总数比2004年增加了20%。而从1994年到2005年底，在旅游方面的私人投资总数有81项，总计23亿美元多，其中酒店建设项目有59项，投资达7亿四千多万美元。2006年，旅游业为柬埔寨带来了15亿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在过去的几年中的投资建设浪潮中，暹粒市也看到了不少五星级酒店的建设。达米恩对此颇有忧虑：“从暹粒市区向外扩张的酒店，基本上都建设在吴哥历史的遗物之上。这些建设没有受到任何控制或政府指导，因为这里还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
根据GAP的地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只覆盖了古代吴哥相对比较小的一部分。一些本应该包括进去的东西被目前的保护区边界排除在外。达米恩认为，基本上来说，现在吴哥景区的周边，暹粒市区内所有大范围的居住区域都应该是被认真控制的区域。
对于这些区域，考古学家能看到其中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古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但是，普遍的意见则认为它无关紧要，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正在吸引游客的寺庙建筑。
达米恩说，“对于我而言，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暹粒城市发展和保护考古学家需要获取吴哥历史的证物之间的冲突。”
“尽管也许人们并不理解，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土堆，或者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思考一下发展之路，对于暹粒省许多政府机构而言，他们在批准修建高尔夫球场和豪华酒店之前，需要做的只是参考一下考古地图，或者考古学家的意见。”
“如果你准备通过修建旅馆或者高尔夫球场来破坏一大片考古遗址，没关系，很好，因为那是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是至少要先让考古学家去那里做一下研究，研究研究，挖掘挖掘——在建高尔夫球场之前。”
然而，在一个贫穷、正在热切寻求快速发展的国家里，一个地方政府，在同时面对一个怀揣一百万美元想建五星级酒店的富翁，以及一条达米恩这样的考古学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沟渠时，它会怎么做呢？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经验告诉我们，平衡发展的需要和考古学家的需要，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国家将首要任务定位于吸引游客来支持柬埔寨的经济，这没错。但应该考虑用一种可持续、明智的方法，这对于文化遗产很重要，这需要很多钱。”达米恩说。
然而在暹粒，大发展的步伐非常巨大。从项目开始以来，平均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生活在这里的达米恩时不时会在我们的谈话中间感叹一下，比如以前他来这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餐厅，但现在已经有了酒吧街、餐馆街。
“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步伐。”他很无奈地说，“所以，我期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外国投资开发浪潮将放缓一点，停止一点疯狂的势头，考古学家也许能赶上正在进行的发展的步伐。”
正被劫掠的遗产
除了试图追赶发展的步伐，考古学家很难追赶上的，却是劫掠者的步伐。
达米恩目睹过在被破坏的重要的寺庙遗址。有时候是村民，“在山上到处挖，试图找到石像”，或者有人发现一处地方，大帮村民跟进去挖；但有时候是在很偏远的地方，附近没有人居住的寺庙，“有系统的广泛的劫掠”，“这并不只是想赚点外快的当地居民干的”。
达米恩认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监管的缺位和政府本身的卷入是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缺乏政府监督，在柬埔寨全境大概有几千个重要的地点，基本上来说，没有哪个政府——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能真正地持续地全天候地看护所有这些地点。
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卷入到这些破坏活动中来。“众所周知，比如柬埔寨军队就参与到这种掠夺活动中，尤其是与泰国那些非常有权势的人都有交易。所以在柬埔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达米恩很无奈地表示。因为有国际市场的存在，在贫穷的国家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
据达米恩估计，在他们新发现的寺庙遗址中，大概有90％-95％的寺庙遗址已经被劫掠者从地面上光顾过了，最有价值的艺术品物件已被拿走。“那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也许将永远不会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这些寺庙的一切。”
即使被拿走的东西有幸被归还，考古学家也很难从它们身上得到最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来自哪里。而对于考古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完整性——让每件东西都保持原位，保持原状，这样才允许你能得到最需要的考古信息。
不过，在这里比较幸运的情形是，古代庙宇里最值钱的东西通常都在一个宝塔地下埋着，如果在地下有几座宝塔，那么劫掠者一般直接去挖那个有宝藏的塔，珠宝等之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劫掠者开始也挖掘别的地方了，这些行为的推动力是非法的文物买卖。
达米恩说，“问题是，真正赚了大钱的是曼谷的文物商店以及美国的拍卖会，在那里，这些东西被卖了大钱。那些问题则需要通过国际行动，立法以及警力去解决。”
在柬埔寨境内，“偶尔这些人会被抓，当他们被抓的时候，也会有被惩罚的时候。但是对于普通人的印象是，通常这些人被抓是因为他们没有给钱给某些人，这是这里的看法。我不知道多少是真。”达米恩说。
也许，会有这样的感慨发出：劫掠者已经赢得了这里的战役。多年之前，他们甚至在考古学家还没有对这些稻田里的庙宇发生兴趣之前就已经来过这里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机会来挽救上千个柬埔寨境内的小庙宇了。
尽管如此，似乎还有一场静悄悄的战役在进行：劫掠者还会回去，再次劫掠已经被劫掠过的庙宇，继续挖掘并破坏这里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教育项目是非常有用的。教育村民看到让那些东西保持原样的价值，以及让它们得到研究或留给后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即使在这些被劫掠过的地方，也会有更多的损坏发生。
这种公众教育项目应该更需要一种全民总动员的热情，然而目前似乎只有为数不多的NGO在积极奔走呐喊。比如一个名叫遗产观察（Heritage Watch）的组织，它的宣传画可以在很多村庄寺庙遗址附近的树上发现。向村民解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不好的行为。
在他眼里，政府官员其实也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从参与的程度和钱来看，没有谁能够做多少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
目前政府给予像GAP这样的考古机构的帮助，基本上也就是行政上的支持。ASPARA机构对于GAP在的制图和挖掘都很有热情，GAP所取得的成绩在ASPARA的高层官员中也有一定的认可。
达米恩认为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柬埔寨的准入和优先权来做各种工作，因为在许多其他国家，并不欢迎外国专家组来工作。他认为柬埔寨政府非常明智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邀请外国专家组来做这些工作并教授本国人民、培训他们相关技术，他们是无法开发那些他们做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巧和技术。
GAP和其他一些在这里工作的外国考古机构一样，参与到柬埔寨本土的考古能力建设当中，比如GAP所在的悉尼大学，每年都有年轻的柬埔寨考古人去学习，也有本地年轻人参与到GAP的实地工作当中。
“即使政府没有办法给予实质性的经济支持，他们已经给了我们工作的舞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达米恩并不担心新一代的柬埔寨考古学家成长起来之后，自己可能会失去这块研究“领地”，他认为，关于柬埔寨，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有很多“存货”，基本上足以让数百个考古学家忙几代。
“考古也改写历史的一部分。”他说，“我希望，我们所研究的内容能够在有新的历史课本出来的时候被包括进去。” 达米恩说。
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只是在不同的舞台，拉着不同的时间幕布。
13世纪对柬埔寨影响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多数人转信大乘佛教，而查耶跋摩七世在这个转变中起到的作用几乎无法判断。查耶跋摩七世的统治就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国人、一方土地以及一部分亚洲的故事，钱德勒认为，表面上看是在为一个理想而服务，但是大乘佛教所声称的“解放”作风和后来民柬的意识形态有着预兆性的相似。
查耶跋摩七世是否像民柬领导人波尔布特那样将柬埔寨精英视为敌人还很值得怀疑，但是查耶跋摩七世与过去的决裂，痴迷于惩罚性的远征，建设项目的烈度和广度，以及强迫人们接受一种国教的行为，与波尔布特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则有着惊人的相似。
非常有意思的是，唯一被民柬领导人挑出来首肯的吴哥时期生活特征正是查耶跋摩七世所做的全民总动员——而其他吴哥时期的国王，鲜有能做到这点的。
现在依然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当初有些考古学家的研究观点，即吴哥古城的灌溉系统能够供养上百万人，激发了民柬领导人的疯狂想法：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城市，赶到农村，重新建设这个社会。但达米恩认为，民柬领导人并非是从考古学家的解释而直接得到的灵感。
“对于我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学习了20世纪70年代朝鲜的那一套在农业改革方面比较成功的经验。”达米恩说，“目前关于考古在这个历史之谜方面的作用还是有一点点争论。”
水：13世纪和21世纪的危机
一般的观点认为，对自然环境的本质，古代人比现代人有着更明智的见识。古代人与环境更能和谐相处，因为他们的传统信仰对于自然环境要少一些破坏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达米恩认为，吴哥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人们其实从传统上、普遍而言，一直是对他们所需要的环境非常有破坏性，通过用一种非常不可持续的方式来利用周围的自然资源。
“这种考古研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这种方式和做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摆到我们面前，提醒我们古代伟大文明的技术成就也难以避免的事情：成就非凡的古代工程师，在技术上令人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吴哥的水利系统以及对环境改造的工程，但是看看最后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要三思。”
如果一个生活在周达观访问时期的古代吴哥人来到现在吴哥城所属的省份暹粒，恐怕会暗暗诧异：现代人种水稻的水平怎么还不如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周达观所述“一岁收三四番”的丰收情景。
尽管柬埔寨水稻产量因为灌溉系统的更新从2000年的每公顷1.64吨增加到了2005年每公顷2吨。和周边国家相比，这一产量还比较落后，比如泰国大约是每公顷2.1吨，越南每公顷3.2吨。大部分水稻生产依然靠天吃饭，大部分地区都只种一季稻。
全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从事稻谷生产，有8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柬水稻按季节可分为雨季稻和旱季稻，雨季稻占种植总面积的85%左右，旱季稻只占15%左右。
柬埔寨总理经济顾问、柬埔寨银行公会主席、加华银行总裁方侨生曾在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柬埔寨招商引资推介会上说，柬埔寨出产的茉莉花香米质量和营养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受到农业种植技术和人均土地的限制，柬埔寨水稻每年只种植一季，产量仅相当于中国每季水稻产量的四分之一。
虽然GAP的研究还没有最终给出古代吴哥人是否依赖他所发现的庞大的水利系统来维持集约化的水稻生产，但光是这套复杂水利系统也许就足以让现代柬埔寨人羡慕不已。
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亲王顾问徐光发在《柬埔寨经济评论》（简称《柬经评》）一书中指出当前柬埔寨农业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之一就是不完善的灌溉系统。这些问题包括：水库必须储备足够的水源以应付旱季，但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要修复和改造现有的灌溉、排水系统；国内没有足够的场地可以建造灌溉工程。
达米恩认为，现在的水利系统非常复杂，那是多年以来积累下的遗产。“所以现在如果想在这个土地上做和水相关的事情，就不得不在这个已有的框架下工作，而所有从前存在的沟渠，现在都需要一些修复和更新工作。”
“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做很多同样的事情，或者应付很多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事情和问题都是我们的工作所揭示的在一千多年前他们需要做的同样的事情和面对的问题，比如过度用水的问题，如何用水重新填满水库的问题。”达米恩说。
现在的柬埔寨人试图重新利用同样的水库和沟渠。它们为什么现在不能工作？这是因为，社会里或者工程发生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导致这些东西的失败和崩溃。“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清楚地了解到过去的问题是什么，但现在我们却又不得不面对处理同样的问题，而那正是在过去导致它们崩溃的事。”
尽管因水而起的问题迄今还没有答案，人们对水的亲近却经年不变。在流经市区的这段暹粒河中，虽然很难再见到当初三五成群的高棉女人们坦坦荡荡，宽衣解带，裸体入浴的情景，但曾经是老百姓难以企望的吴哥城的皇家池塘，已成为普通人家孩子们戏水的天堂。
扩张的两难选择
戏水过度，也许就会被水所戏。曾经的戏水天堂，也许会从此永远失落。
通过达米恩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古代沟渠和堤坝上的裂口，以及试图修补这个系统的努力。地层中的岩石组成也暗示着混乱无序的水流。吴哥时期实行的那种水稻农业非常需要水——需要大量、受到仔细掌控的水，同时也需要完全剥离植被的区域来作为施工场地。
从他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吴哥的聚居地日益推进到森林里。很快，这就产生了问题，比如增多的地表径流，以及在水利系统内的水平沉降，以及洪水。
吴哥古国很可能所经历过的过度发展问题，在达米恩和不少考古学家的眼中，也是今天的暹粒所面临的选择难题。
根据《柬经评》提供的数据，2005年，柬埔寨的各类酒店宾馆的房间总数比2004年增加了20%。而从1994年到2005年底，在旅游方面的私人投资总数有81项，总计23亿美元多，其中酒店建设项目有59项，投资达7亿四千多万美元。2006年，旅游业为柬埔寨带来了15亿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在过去的几年中的投资建设浪潮中，暹粒市也看到了不少五星级酒店的建设。达米恩对此颇有忧虑：“从暹粒市区向外扩张的酒店，基本上都建设在吴哥历史的遗物之上。这些建设没有受到任何控制或政府指导，因为这里还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
根据GAP的地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只覆盖了古代吴哥相对比较小的一部分。一些本应该包括进去的东西被目前的保护区边界排除在外。达米恩认为，基本上来说，现在吴哥景区的周边，暹粒市区内所有大范围的居住区域都应该是被认真控制的区域。
对于这些区域，考古学家能看到其中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古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但是，普遍的意见则认为它无关紧要，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正在吸引游客的寺庙建筑。
达米恩说，“对于我而言，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暹粒城市发展和保护考古学家需要获取吴哥历史的证物之间的冲突。”
“尽管也许人们并不理解，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土堆，或者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思考一下发展之路，对于暹粒省许多政府机构而言，他们在批准修建高尔夫球场和豪华酒店之前，需要做的只是参考一下考古地图，或者考古学家的意见。”
“如果你准备通过修建旅馆或者高尔夫球场来破坏一大片考古遗址，没关系，很好，因为那是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是至少要先让考古学家去那里做一下研究，研究研究，挖掘挖掘——在建高尔夫球场之前。”
然而，在一个贫穷、正在热切寻求快速发展的国家里，一个地方政府，在同时面对一个怀揣一百万美元想建五星级酒店的富翁，以及一条达米恩这样的考古学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沟渠时，它会怎么做呢？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经验告诉我们，平衡发展的需要和考古学家的需要，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国家将首要任务定位于吸引游客来支持柬埔寨的经济，这没错。但应该考虑用一种可持续、明智的方法，这对于文化遗产很重要，这需要很多钱。”达米恩说。
然而在暹粒，大发展的步伐非常巨大。从项目开始以来，平均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生活在这里的达米恩时不时会在我们的谈话中间感叹一下，比如以前他来这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餐厅，但现在已经有了酒吧街、餐馆街。
“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步伐。”他很无奈地说，“所以，我期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外国投资开发浪潮将放缓一点，停止一点疯狂的势头，考古学家也许能赶上正在进行的发展的步伐。”
正被劫掠的遗产
除了试图追赶发展的步伐，考古学家很难追赶上的，却是劫掠者的步伐。
达米恩目睹过在被破坏的重要的寺庙遗址。有时候是村民，“在山上到处挖，试图找到石像”，或者有人发现一处地方，大帮村民跟进去挖；但有时候是在很偏远的地方，附近没有人居住的寺庙，“有系统的广泛的劫掠”，“这并不只是想赚点外快的当地居民干的”。
达米恩认为这样的事情发生，政府监管的缺位和政府本身的卷入是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缺乏政府监督，在柬埔寨全境大概有几千个重要的地点，基本上来说，没有哪个政府——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能真正地持续地全天候地看护所有这些地点。
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卷入到这些破坏活动中来。“众所周知，比如柬埔寨军队就参与到这种掠夺活动中，尤其是与泰国那些非常有权势的人都有交易。所以在柬埔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达米恩很无奈地表示。因为有国际市场的存在，在贫穷的国家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
据达米恩估计，在他们新发现的寺庙遗址中，大概有90％-95％的寺庙遗址已经被劫掠者从地面上光顾过了，最有价值的艺术品物件已被拿走。“那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也许将永远不会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这些寺庙的一切。”
即使被拿走的东西有幸被归还，考古学家也很难从它们身上得到最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来自哪里。而对于考古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完整性——让每件东西都保持原位，保持原状，这样才允许你能得到最需要的考古信息。
不过，在这里比较幸运的情形是，古代庙宇里最值钱的东西通常都在一个宝塔地下埋着，如果在地下有几座宝塔，那么劫掠者一般直接去挖那个有宝藏的塔，珠宝等之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劫掠者开始也挖掘别的地方了，这些行为的推动力是非法的文物买卖。
达米恩说，“问题是，真正赚了大钱的是曼谷的文物商店以及美国的拍卖会，在那里，这些东西被卖了大钱。那些问题则需要通过国际行动，立法以及警力去解决。”
在柬埔寨境内，“偶尔这些人会被抓，当他们被抓的时候，也会有被惩罚的时候。但是对于普通人的印象是，通常这些人被抓是因为他们没有给钱给某些人，这是这里的看法。我不知道多少是真。”达米恩说。
也许，会有这样的感慨发出：劫掠者已经赢得了这里的战役。多年之前，他们甚至在考古学家还没有对这些稻田里的庙宇发生兴趣之前就已经来过这里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机会来挽救上千个柬埔寨境内的小庙宇了。
尽管如此，似乎还有一场静悄悄的战役在进行：劫掠者还会回去，再次劫掠已经被劫掠过的庙宇，继续挖掘并破坏这里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教育项目是非常有用的。教育村民看到让那些东西保持原样的价值，以及让它们得到研究或留给后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即使在这些被劫掠过的地方，也会有更多的损坏发生。
这种公众教育项目应该更需要一种全民总动员的热情，然而目前似乎只有为数不多的NGO在积极奔走呐喊。比如一个名叫遗产观察（Heritage Watch）的组织，它的宣传画可以在很多村庄寺庙遗址附近的树上发现。向村民解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不好的行为。
在他眼里，政府官员其实也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从参与的程度和钱来看，没有谁能够做多少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
目前政府给予像GAP这样的考古机构的帮助，基本上也就是行政上的支持。ASPARA机构对于GAP在的制图和挖掘都很有热情，GAP所取得的成绩在ASPARA的高层官员中也有一定的认可。
达米恩认为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柬埔寨的准入和优先权来做各种工作，因为在许多其他国家，并不欢迎外国专家组来工作。他认为柬埔寨政府非常明智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邀请外国专家组来做这些工作并教授本国人民、培训他们相关技术，他们是无法开发那些他们做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巧和技术。
GAP和其他一些在这里工作的外国考古机构一样，参与到柬埔寨本土的考古能力建设当中，比如GAP所在的悉尼大学，每年都有年轻的柬埔寨考古人去学习，也有本地年轻人参与到GAP的实地工作当中。
“即使政府没有办法给予实质性的经济支持，他们已经给了我们工作的舞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达米恩并不担心新一代的柬埔寨考古学家成长起来之后，自己可能会失去这块研究“领地”，他认为，关于柬埔寨，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有很多“存货”，基本上足以让数百个考古学家忙几代。
“考古也改写历史的一部分。”他说，“我希望，我们所研究的内容能够在有新的历史课本出来的时候被包括进去。” 达米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