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干年前，林彪象念咒一样吐出了一套莫名其妙的语言，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妙语一出，颂扬即来，说这是性格化的独特语言，是新的创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模仿成风，芝麻绿豆大的事，也必用“最最最”来形容，甚至弄出了“无限的无限”一类的词。
　　汉语方块字不是猴皮筋，每个词的含义是有确定的范围的。以“最大”来说，它表示在特定范围内没有能超过它的，比如兄弟三人，大哥最大，反之，三弟最小。只有刚学说话的小孩才说“他，最，最大。我，最，最小”，“最最最”的床上架屋，笨极了，有什么新巧？
　　历史往往最会捉弄人，无情地戳穿自命创新的哈哈镜。林彪式的夸张的语言，早在二百年前就有了。清朝的皇帝玄烨，在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江宁织造曹寅的奏折上朱批道：“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在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朱批道：“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曹寅、李煦都是玄烨的心腹，派驻江南，负有特殊使命。玄烨的朱批是心腹密语，不让外人知道的。这位满洲大皇帝，怕曹寅泄密，所以特用了四个“小心”提醒他，怕李煦等亏空大了要吃官司，所以特用了五个“留心”警告他。语重心怕，就顾不得汉语语法了。若是公开的煌煌“上谕”，从来就不用这种语言。
　　然而，玄烨是大皇帝，还只能私下用那种语言，林彪还没做皇帝，就先把这夸张的语言端到公开的大会上来了，从此传遍全世界。很遗憾，折戟沉沙，埋葬了皇帝梦，皇帝式的语言也随之成了空话，成了话柄。真真活该。
　　
　　二
　　
　　“四人帮”横行时期，广大知识分子遭到了空前的残酷打击和迫害，恶谥为“臭老九”，似乎人人可以唾而骂之。无怪乎有位副食品商店的售货员和一位戴眼镜的顾客吵架时理直气壮地说：“鸡蛋坏了也不换。臭老九还嫌鸡蛋臭，闻闻你自己吧！”过去，乡下说没有地位的是“比人低八辈”。“低八辈”的味也让知识分子尝到了。
　　无独有偶，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曾过过“臭老九”的苦日子，时间不算太古，就在元朝。元朝是蒙古贵族的野蛮黑暗统治。出于民族歧视，元朝按民族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其中自然是蒙古人最高贵。不仅如此，又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最后的三个等级是：八娼、九儒、十丐。儒就是知识分子，地位在乞丐之上，娼妓之下，连婊子也不如，名符其实的“臭老九”，可谓斯文扫地尽矣！
　　“老九”并非僻典，乃是最普通的历史常识。自称杂家的文痞姚文元不会不知道，自命精通考古的那个“理论权威”更不会不知道。至于王洪文那样的政治流氓，则未必有此历史常识，一提“老九”，大概只会想到青红帮排辈数的码头黑话。那么，他们为什么重复历史的陈迹不断大骂“臭老九”呢？很简单，他们那一套政策，无非元朝政策的新翻版，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臭老九”又吃了二茬苦，受了二遍罪。
　　不彻底铲除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就会重过“臭老九”的日子，所以知识分子最拥护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
　　
　　林彪、“四人帮”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令人可恨。但还有跟他们帮腔的，为“臭老九”一词加注解。可惜，他不向元朝找注脚，却学明朝的刘伯温和袁柳庄，大搞拆字术，说什么“臭”者，自大多一点，知识分子多自大，所以就臭。呜呼！自大点就臭，语出何典？大概是杜撰的。难道这样自卑自贱地一杜撰，就能脱胎换骨地洗尽浑身臭吗？
　　如果要来拆字法，“臭”的拆散应该是“自犬”。自己把自己摆到狗的地位，不管是走着的，卧着的，打躬作揖的，疯狂咬人的，都是吃屎货。狗改不了吃屎，自古皆然，自觉其香，人则谓之臭。有个别的知识分子走到了这一步，那可就真臭了。明朝晚期，大太监魏忠贤专权，荼毒生灵，不可一世。有些趋炎附势之流，明明知道他是没有儿子的阉竖，却也不顾脸皮，拜在他的膝下，称儿称孙称走狗，甘为驱使，企望分那么一根骨头两滴羹。在这群没脊梁骨的癞皮狗中，就有个把知识分子。而反对他们的东林党人，大都也是知识分子，就敢大胆议论朝政，虽杀头而不悔，有骨气。邓拓有诗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就是赞扬他们的。相比之下，谁香谁臭，历史自有公论，永远颠倒不了。
　　林彪、“四人帮”结帮拉派，收罗社会垃圾，很有点象魏忠贤的手法。他们大骂“臭老九”，个别紧跟他们的也狗仗人势随声狂吠起来，虽然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却用“革命的”外衣包裹住了。历史的发展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想骂臭的并没有臭，而他们自己却将遗臭万年。这也是历史的公论，永远颠倒不了的。
　　有些人直到现在还在感情上同知识分子隔着一层，总隐隐约约觉得他们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应该彻底肃清这种流毒了，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