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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对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中的女同性恋性角色进行分析，阐述她们在父权语境下所面临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困境，并对小说中手指的隐喻进行分析，揭示女同性恋如何通过自身力量，摆脱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打破禁锢双手的锁链，最终成长为具有独立身份主体的过程。
[关 键 词] 女同性恋;他者;女性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34-0222-02
一、引言
作为人类一直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女性问题在近30年都是以西方文论为代表的关键词之一。西方女性主义的创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众多女性主义理论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而作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西蒙·波伏娃汲取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概念，如“他者”和“内在性”等，创作了现代女性理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第二性》，并构建基于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整个《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被定义成“他者”。波伏娃认为：“（在两性关系中）她（女人）而不是他（男人）被定义和区分于人（man），她是附属的、无关紧要的，他是主体，而她却是‘他者’。”[1]因此，女性被冠以情绪化、脆弱和服从的特点。波伏娃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并批判了男权社会在生理、心理以及经济方面对女性的压迫，正是这些压迫促使女性被塑造成“他者”。
本文将从“第二性”角度分析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中的女同性恋角色在身体被囚禁、心灵被压抑以及经济被剥削的男权社会中，是如何打破“他者”身份限制，成长为独立主体的过程。
二、被禁锢在荆棘之城中的“他者”
作为当代英国著名女作家之一的萨拉·沃特斯，擅长创作以为多以亚时代为背景的同性恋历史小说。她文笔细腻写实，将世纪更迭时期英国女性在华丽外表下的压抑与对追求自我身份认可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荆棘之城》是她最负盛名的“维多利亚三部曲”之一。讲述了贵族小姐莫德与贫民女贼苏在充满阴谋与欲望的荆棘之城中相识相爱的女同性恋故事。
维多利亚时代以严厉的道德审判标准而闻名，当时的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荆棘之城》中的女同性恋莫德和苏也不例外。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型装扮就是内穿紧身胸衣，外面则是华丽的舞裙，将腰部尽可能地束紧，以展示女性婀娜纤细的身材。为了满足男性的畸形审美，许多女性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而在《荆棘之城》中，当舅舅把莫德被从疯人院带回城堡之后，便强迫她穿戴这种禁锢的服饰。在苏的眼里，莫德穿着钢制的束身衣，内有弹簧的裙衬，头发上别着半磅重的发卡，腰细得不正常。这些束身衣、裙衬、发卡都变成了牢笼，将莫德牢牢困住，使她变成以莫德舅舅为代表的男性主义标准下的病态美。书中最为引人瞩目莫过于莫德品类繁多的手套。作为女同性恋重要的性欲器官之一，手指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女同性恋对父权社会阳具崇拜的反抗。除了睡觉以及为舅舅整理书籍，莫德在其他时间都要戴上手套。书中的手套作为父权统治工具，却将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器官严密地遮盖起来。
父權制下的男性对女性身体上的虐待与囚禁固然严酷，然而心理上压抑则更显得根深蒂固。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1]是后天的男权社会造就了被驯服的女性。长期被迫戴着手套生活不仅在身体层面，更在心理层面锁住了莫德的女性力量，将其驯服为专为舅舅抄写色情书籍，并取悦男性的朗读工具。以至于当莫德脱下手套时，竟觉得好像浑身赤裸一般。这些为了迎合男性审美而专为女性而制的衣物变成了囚禁女性的牢笼，将莫德变成了附属于主体性别的“第二性”。
三、被禁锢的手指
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成为囚禁女性身体乃至心理的最大凶手之一，小说中的女同性恋莫德和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黑暗的边缘地带，用自己的身体借助同性的力量反抗父权压迫。弗洛伊德认为，过度害怕阳具的损坏或丢失会导致男性产生阉割焦虑，而对女性来说，发现自己没有阴茎，则会产生“阳具妒羡”。这种阉割情结的力量在推动女性在男性面前成为弱势附属的身份方面不容小觑。然而，对于女同性恋来说，缺少阳具则使她们在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异性恋的压迫下被边缘化。因而，这些女同性恋在异性恋的主流语境下寻求无阳具或替代阳具的方式享受性欲，以此挑战男性权威。
上文也指出，小说中手指和手套的意象极具象征意义，且多次出现，成为隐喻父权制压迫和女同性恋反抗的重要意指。手套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物，除去本身的功能性外，它还隐晦地表明了佩戴者的地位和与他人的距离。戴上手套的维多利亚女性就意味着被限制在繁琐复杂的淑女礼节和规矩中。因此，在《荆棘之城》中，莫德最终脱下手套露出手指，这成为她迈出打破舅舅对她身体禁锢的第一步，用裸露的手指抚摸苏更成为二人联合力量的一个标志。在这一过程中，莫德与苏之间的同性之爱被刻画得深刻细腻，她们超越异性恋法则下的同性性体验也象征她们借用身体对男性主导的父权制度进行反抗。
沃特斯在书中多次描绘各种形态下的手指以及手套，并赋予其多重意象。莫德舅舅在书房门口处的地板上铺制了一只手指，作为标志禁止莫德走入书房，暗示将莫德隔绝在创造性的严肃工作之外。
四、挣破枷锁的重生
作为舅舅的私人秘书，莫德的工作仅限于用戴上手套的手指翻动并抄写那些色情书籍，以免将留下指印。她无法真正触摸这些书籍，也被剥夺了体会书中所描述情欲之欢，手套也成为阻碍莫德和苏享受同性之爱的壁垒。在书中，前期的莫德几乎不会在他人包括苏的面前脱下手套，因为对她来说，主动脱下手套意味着放下心中的枷锁，向对方打开自己的内心。但彼时的莫德，因舅舅的非人对待，已形成扭曲的性格，被手套束缚的手指更像是她自己作为女性被压抑而又失语的欲望。戴上手套的莫德已经被物化为舅舅的一件私人物品，是绝对的“他者”。在此之后，书中频繁出现的手指开始成为解放莫德作为女性被压抑的性欲，并以此挑战男性权威。
在莫德眼中，苏的手指打开了她作为真正女性的欲望之门，她们用手指代替阳具将彼此结合，创造出与异性恋相同的欢愉。在这一过程中，莫德打破以手套为代表的身体禁锢，实现了对男权压迫的反抗。在小说最后，莫德回到荆棘山庄，在舅舅当年使用的书房中，用裸露的双手开始创作自己的色情小说：“字字句句写的都是——我多么渴望要你……”通过创作，莫德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话语权，不再是沉默的“他者”，成长为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独立身份。
参考文献：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M].林玉葳，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541.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周丽，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4]万禺.论《荆棘之城》中同性爱的力量[J].安徽文学，2010（12）：4-5.
[5]许绮.“我”是谁：试析沃特斯《荆棘之城》之身份认同与同性恋情[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6（5）：69-73.
◎编辑 陈鲜艳
[关 键 词] 女同性恋;他者;女性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34-0222-02
一、引言
作为人类一直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女性问题在近30年都是以西方文论为代表的关键词之一。西方女性主义的创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众多女性主义理论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而作为其中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西蒙·波伏娃汲取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概念，如“他者”和“内在性”等，创作了现代女性理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第二性》，并构建基于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在整个《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被定义成“他者”。波伏娃认为：“（在两性关系中）她（女人）而不是他（男人）被定义和区分于人（man），她是附属的、无关紧要的，他是主体，而她却是‘他者’。”[1]因此，女性被冠以情绪化、脆弱和服从的特点。波伏娃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并批判了男权社会在生理、心理以及经济方面对女性的压迫，正是这些压迫促使女性被塑造成“他者”。
本文将从“第二性”角度分析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中的女同性恋角色在身体被囚禁、心灵被压抑以及经济被剥削的男权社会中，是如何打破“他者”身份限制，成长为独立主体的过程。
二、被禁锢在荆棘之城中的“他者”
作为当代英国著名女作家之一的萨拉·沃特斯，擅长创作以为多以亚时代为背景的同性恋历史小说。她文笔细腻写实，将世纪更迭时期英国女性在华丽外表下的压抑与对追求自我身份认可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荆棘之城》是她最负盛名的“维多利亚三部曲”之一。讲述了贵族小姐莫德与贫民女贼苏在充满阴谋与欲望的荆棘之城中相识相爱的女同性恋故事。
维多利亚时代以严厉的道德审判标准而闻名，当时的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荆棘之城》中的女同性恋莫德和苏也不例外。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型装扮就是内穿紧身胸衣，外面则是华丽的舞裙，将腰部尽可能地束紧，以展示女性婀娜纤细的身材。为了满足男性的畸形审美，许多女性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而在《荆棘之城》中，当舅舅把莫德被从疯人院带回城堡之后，便强迫她穿戴这种禁锢的服饰。在苏的眼里，莫德穿着钢制的束身衣，内有弹簧的裙衬，头发上别着半磅重的发卡，腰细得不正常。这些束身衣、裙衬、发卡都变成了牢笼，将莫德牢牢困住，使她变成以莫德舅舅为代表的男性主义标准下的病态美。书中最为引人瞩目莫过于莫德品类繁多的手套。作为女同性恋重要的性欲器官之一，手指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女同性恋对父权社会阳具崇拜的反抗。除了睡觉以及为舅舅整理书籍，莫德在其他时间都要戴上手套。书中的手套作为父权统治工具，却将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器官严密地遮盖起来。
父權制下的男性对女性身体上的虐待与囚禁固然严酷，然而心理上压抑则更显得根深蒂固。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1]是后天的男权社会造就了被驯服的女性。长期被迫戴着手套生活不仅在身体层面，更在心理层面锁住了莫德的女性力量，将其驯服为专为舅舅抄写色情书籍，并取悦男性的朗读工具。以至于当莫德脱下手套时，竟觉得好像浑身赤裸一般。这些为了迎合男性审美而专为女性而制的衣物变成了囚禁女性的牢笼，将莫德变成了附属于主体性别的“第二性”。
三、被禁锢的手指
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成为囚禁女性身体乃至心理的最大凶手之一，小说中的女同性恋莫德和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黑暗的边缘地带，用自己的身体借助同性的力量反抗父权压迫。弗洛伊德认为，过度害怕阳具的损坏或丢失会导致男性产生阉割焦虑，而对女性来说，发现自己没有阴茎，则会产生“阳具妒羡”。这种阉割情结的力量在推动女性在男性面前成为弱势附属的身份方面不容小觑。然而，对于女同性恋来说，缺少阳具则使她们在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异性恋的压迫下被边缘化。因而，这些女同性恋在异性恋的主流语境下寻求无阳具或替代阳具的方式享受性欲，以此挑战男性权威。
上文也指出，小说中手指和手套的意象极具象征意义，且多次出现，成为隐喻父权制压迫和女同性恋反抗的重要意指。手套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物，除去本身的功能性外，它还隐晦地表明了佩戴者的地位和与他人的距离。戴上手套的维多利亚女性就意味着被限制在繁琐复杂的淑女礼节和规矩中。因此，在《荆棘之城》中，莫德最终脱下手套露出手指，这成为她迈出打破舅舅对她身体禁锢的第一步，用裸露的手指抚摸苏更成为二人联合力量的一个标志。在这一过程中，莫德与苏之间的同性之爱被刻画得深刻细腻，她们超越异性恋法则下的同性性体验也象征她们借用身体对男性主导的父权制度进行反抗。
沃特斯在书中多次描绘各种形态下的手指以及手套，并赋予其多重意象。莫德舅舅在书房门口处的地板上铺制了一只手指，作为标志禁止莫德走入书房，暗示将莫德隔绝在创造性的严肃工作之外。
四、挣破枷锁的重生
作为舅舅的私人秘书，莫德的工作仅限于用戴上手套的手指翻动并抄写那些色情书籍，以免将留下指印。她无法真正触摸这些书籍，也被剥夺了体会书中所描述情欲之欢，手套也成为阻碍莫德和苏享受同性之爱的壁垒。在书中，前期的莫德几乎不会在他人包括苏的面前脱下手套，因为对她来说，主动脱下手套意味着放下心中的枷锁，向对方打开自己的内心。但彼时的莫德，因舅舅的非人对待，已形成扭曲的性格，被手套束缚的手指更像是她自己作为女性被压抑而又失语的欲望。戴上手套的莫德已经被物化为舅舅的一件私人物品，是绝对的“他者”。在此之后，书中频繁出现的手指开始成为解放莫德作为女性被压抑的性欲，并以此挑战男性权威。
在莫德眼中，苏的手指打开了她作为真正女性的欲望之门，她们用手指代替阳具将彼此结合，创造出与异性恋相同的欢愉。在这一过程中，莫德打破以手套为代表的身体禁锢，实现了对男权压迫的反抗。在小说最后，莫德回到荆棘山庄，在舅舅当年使用的书房中，用裸露的双手开始创作自己的色情小说：“字字句句写的都是——我多么渴望要你……”通过创作，莫德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话语权，不再是沉默的“他者”，成长为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独立身份。
参考文献：
[1]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萨拉·沃特斯.荆棘之城[M].林玉葳，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541.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周丽，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4]万禺.论《荆棘之城》中同性爱的力量[J].安徽文学，2010（12）：4-5.
[5]许绮.“我”是谁：试析沃特斯《荆棘之城》之身份认同与同性恋情[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6（5）：69-73.
◎编辑 陈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