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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色壁纸》是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创作的一篇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本文从女性哥特主义的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即从女性哥特的元素:封闭空间,女性自我身份的寻求,以及女性疯癫三个方面,揭示在男权社会禁锢下,女性作家建构自己的声音,寻求女性身份意识的艰难道路。
关键词: 《黄色壁纸》 女性哥特 禁闭 疯癫
《黄色壁纸》是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于1892年创作的一篇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小说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哥特式体裁。小说中的“我”对自己身份的忧虑和对写作的渴望被判定为病态的,继而被丈夫带到一个孤寂、偏僻的古老别墅中,与世隔绝。在身心的极度压抑下,“我”对房间与壁纸等产生了疯癫的臆想,郁积在胸中的不可扼制的怒火导致了“我”最终的疯癫。这使“我”逃离了男性“房间”,实现了内心深处的反叛。
一、女性哥特
“女性哥特”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莫尔斯的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1976)一书中。“女性哥特”被阐释为体现女性性别身份观被男权价值观制度化的有效载体。它的界定从一出现就注重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弱化了传统哥特的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的是,给女性个体带来恐惧、幻想的,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等。女作家在文本中用女性哥特来界定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传达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不安,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创伤和个性压抑的社会根源。
二、哥特式的封闭空间
哥特小说中的主角通常都处于被他人操控的境地。他们被关在幽深、阴暗的城堡或是地下室中,终日不得与其他人接触。密闭的空间意象是女性哥特文本的主题之一。诡异的封闭空间既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又是父权制文化压抑下的女性个人情感体验的载体。诡异的封闭空间象征女性迷失自我、寻找自我时的无助心理,反映“女性作家自身的痛苦、无助感,由于身处陌生并无法理解的地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1]
在小说《黄色壁纸》中,作者将主人公“我”自身的焦虑和不确定感投射到封闭空间的诡异和陌生感上,借助各种意象进行了象征化的传达。在诡异的情境中,熟悉的景物扭曲变形,无生命的东西似乎有了生命,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小说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压抑、阴冷的诡异气息。“我”对那幢环境优雅的房子却产生了不安的感觉,直觉到这是一座“闹鬼的豪宅”。隔绝外界的篱笆、围墙和紧锁的铁门、扭扭曲曲“多瘤”的树和残破不堪的花房,整个园景显示出一种怪异、混乱的氛围。宅中的房间各自孤立,空荡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固定的大铁床。唯一的窗户上安装了木栅,一些金属环挂在墙上。与其说这是调节心情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孤立、囚禁“我”身心的牢笼。“我”被禁闭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子里,无助、痛苦、恐惧。
《黄色壁纸》运用了第一人称,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我”的彷徨和焦虑。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复本,是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按照“我”的愿望,“我”希望能住在楼下朝着走廊的那间房,窗前开满了玫瑰花,还有好看的老式印花布窗帘。可是这与“我”的丈夫的想法格格不入。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来说,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是开放的,是可以与外界沟通的,充满创作灵感与激情的。然而,没有经济基础的“我”,只能束缚在男性统治的屋檐下。处于男权社会里的女性作家,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压迫和抑制,单调的生活空间使她们无法接触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被困在自我身份的焦虑之中,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在女性哥特小说中,住宅可以是女性抵抗外界侵袭的堡垒,也可以成为禁锢她们的监狱。《黄色壁纸》中“我”的丈夫是男权文化和意识的代表,他对“我”的禁闭和严格管制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我”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和主体性。“我”由于压迫和禁锢而产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使得“家”变得诡异而陌生,成为禁锢女性自我的牢笼。女性哥特主义运用浪漫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揭露了女性在牢狱般的家庭生活中任凭男性摆布、控制的真实一面。
三、寻求女性身份
哥特小说蕴含着女性对从属地位、自我压抑状态的反抗。女主角通常要经历一个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的过程。“女性哥特”恐惧的源泉就在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女作家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形式来界定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传达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不安。女性哥特找寻的,正是失落的女性的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女性是作为被男性观察的客体而存在的。写作一直被视作男性的特权。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要么是美丽善良的“天使”,要么是放荡不羁的“恶魔”。这是男性文化对审视女作家作品的框架的限定。对于女作家来说,创作的身份焦虑无时不在困扰着她们。她们一方面要释放压抑已久的愤懑,改写父权文化对女性歪曲和贬抑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又要不自觉地认同长久以来父权文化的印记,顾及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社会所接受。
《黄色壁纸》中的女主人公并不仅仅是一位妻子和母亲,她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女作家。在日记中,“我”对自己能否写作总是存在着怀疑,因为“我”的意见总是被否定,“我”对女性经验和感受的描述总是受到来自于代表男权的丈夫、兄弟和医生的嘲讽和谴责。“我”的创造力受到限制,身心发展被禁锢,角色被锁定在家庭之中。女性作家要大声地表达作为一名作家的声音举步维艰。因为,按照男性文本提供的女性形象范本,她们所创作出的追求独立个性、向往自由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不符合标准的。“我”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怀疑,对写作的渴望,以及写作带给“我”的焦虑,无疑都是处于困境之中的女性作家自身处境的复本,使作者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如焦虑、愤怒、恐惧等得以宣泄。
与世隔绝、孤立无援使得小说中的“我”长期处于恐惧和封闭状态,从而逐渐失去了思辩意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我”被剥夺了写作的前提条件,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只能待在狭小的阁楼,面对墙上诡异的壁纸。壁纸的颜色“几乎使人恶心”,要么“是一种郁闷的模糊不清的黄颜色”,“在有的地方,它只是一种俗气的桔黄色,在别的地方却是一种阴沉黯淡的黄绿色”。[2]最初黄色壁纸可以代表“我”的生活和思维状态,混沌、黯淡。而最终黄色壁纸已经与“我”的思维密不可分了。“我”透过墙纸的表面,看到了另一幅图景:许多女性被束缚在父权制纵横交错的框架里,卑微地爬行着,却总也逃不出父权制藩篱。“我”意识到了社会中被扭曲倒置的“自我”,以及在男性文本模式下女性作家的觉醒和反抗。
小说中的“我”在一步步觉醒,最终和壁纸后面的女人一起,摆脱了枷锁,逃离了监狱式的囚禁。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我”的心理投射。女性作家颠覆了男性的文本模式和标准,打破传统男性文学塑造的非天使即恶魔的女性形象,积极营建一种与女性作家性别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寻求自己的声音和生存意识,完成了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的过程。
四、“我”的疯癫
女性哥特是“一种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和恐惧的文学体裁”。[3]女性哥特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性别观。作为一种心理形式,它激发恐惧、愤怒等情感。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焦虑和恐惧反映了19世纪女性作家在男性中心的主流文化中的身份困境和极端心理体验。而女性作家在违背男性写作原则,构建自己的写作传统的过程中更被认为是“怪异”,甚至是“疯癫”的。
疯癫和死亡是女作家宣泄心理的独特方式,体现了一种拒绝,即女性拒绝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结构之内。“疯癫”的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女性主体性缺失而造成的对男性指令的依赖。“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社会与文学的禁锢使女性作家对自己想象力产生了深刻的焦虑与怀疑。她们既有挑战传统的叛逆,又存在对现有社会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顾忌。她们把这种焦虑的心态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在她们自身独有的、分裂的女性感情上找到平衡。
《黄色壁纸》中的主人公“我”一开始是以一种听话、顺从的态度对待丈夫的安排。最初的“我”只是默默接受丈夫对自己的“爱”,做一个家里温顺的天使。然而,禁闭与压抑的生活范围,受到约束和控制的思想、行为使“我”从内心深处开始拒绝丈夫建构的生活、文化结构。“我”不顾外界阻力坚持写作,把它作为一种表达心声的途径。然而,监禁与忧郁、无助与孤独将“我”逼向了疯狂的绝境。在无聊的日子里,“我”只有盯着墙上的壁纸,墙纸上的图案逐渐变得混乱,“我”的精神状态也逐渐脱离现实,幻想出壁纸上跳动的窗户,挣扎的女人。壁纸图案背后的女人开始由一个形状变成有生命的形体,由静态的顺从变为动态的反抗,由孤单的个体变为共谋的群体。最后,“我”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不断在地上愤怒地爬行,疯狂地撕下黄色壁纸,帮助那些栏杆后面的女人爬出来。“我”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表面上看,故事以“我”的疯癫而结束,实际上,疯癫对“我”而言更是一种自由,实现了“我”内心深处的反叛。疯癫的颠覆意义已经明晰。写作使“我”实现内心的自我救赎,而疯癫让“我”保持了理性的思想,超越了男性的权威。“难道一个男子汉真的会昏过去吗?可是,他的确昏过去了,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从他身上爬过去”。[4]女性作家背离了由男性为其预设的身份角色,跨越了父权文化为她们设置的界限,以“疯癫”的方式最终超越了男性文本对她们的禁锢,向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写作发起了挑战。
五、结语
在《黄色壁纸》中,作者通过女性哥特写作将颠覆性因素隐喻其中。哥特式意象不仅营造了诡异、迷离的氛围,而且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压抑与痛苦。小说中的“我”最终以疯癫的形式逃出藩篱与禁锢,完成了意识自我的过程,实现了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反抗。“我”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固执而强烈地去寻求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努力地打破男性文本的禁锢,用自己真实的声音去表达女性自身的愿望与意识。
参考文献:
[1]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84-85.
[2][4]吉尔曼·夏洛特·珀尔金斯.黄色壁纸[A].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1-72,91.
[3]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Oxford:Clarendon,1991:127.
[5]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M].New York:Oxford UP,1976.
[6]Fred Botting.Gothic[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
[7]Juliann Fleenor.The Female Gothic[M].Montreal and London:Eden Press,1987.
[8]程锡麟.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J].外国文学,2001,(1).
关键词: 《黄色壁纸》 女性哥特 禁闭 疯癫
《黄色壁纸》是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于1892年创作的一篇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小说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哥特式体裁。小说中的“我”对自己身份的忧虑和对写作的渴望被判定为病态的,继而被丈夫带到一个孤寂、偏僻的古老别墅中,与世隔绝。在身心的极度压抑下,“我”对房间与壁纸等产生了疯癫的臆想,郁积在胸中的不可扼制的怒火导致了“我”最终的疯癫。这使“我”逃离了男性“房间”,实现了内心深处的反叛。
一、女性哥特
“女性哥特”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在莫尔斯的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1976)一书中。“女性哥特”被阐释为体现女性性别身份观被男权价值观制度化的有效载体。它的界定从一出现就注重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弱化了传统哥特的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的是,给女性个体带来恐惧、幻想的,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等。女作家在文本中用女性哥特来界定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传达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不安,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创伤和个性压抑的社会根源。
二、哥特式的封闭空间
哥特小说中的主角通常都处于被他人操控的境地。他们被关在幽深、阴暗的城堡或是地下室中,终日不得与其他人接触。密闭的空间意象是女性哥特文本的主题之一。诡异的封闭空间既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又是父权制文化压抑下的女性个人情感体验的载体。诡异的封闭空间象征女性迷失自我、寻找自我时的无助心理,反映“女性作家自身的痛苦、无助感,由于身处陌生并无法理解的地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1]
在小说《黄色壁纸》中,作者将主人公“我”自身的焦虑和不确定感投射到封闭空间的诡异和陌生感上,借助各种意象进行了象征化的传达。在诡异的情境中,熟悉的景物扭曲变形,无生命的东西似乎有了生命,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小说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压抑、阴冷的诡异气息。“我”对那幢环境优雅的房子却产生了不安的感觉,直觉到这是一座“闹鬼的豪宅”。隔绝外界的篱笆、围墙和紧锁的铁门、扭扭曲曲“多瘤”的树和残破不堪的花房,整个园景显示出一种怪异、混乱的氛围。宅中的房间各自孤立,空荡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固定的大铁床。唯一的窗户上安装了木栅,一些金属环挂在墙上。与其说这是调节心情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孤立、囚禁“我”身心的牢笼。“我”被禁闭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子里,无助、痛苦、恐惧。
《黄色壁纸》运用了第一人称,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我”的彷徨和焦虑。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复本,是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按照“我”的愿望,“我”希望能住在楼下朝着走廊的那间房,窗前开满了玫瑰花,还有好看的老式印花布窗帘。可是这与“我”的丈夫的想法格格不入。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来说,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是开放的,是可以与外界沟通的,充满创作灵感与激情的。然而,没有经济基础的“我”,只能束缚在男性统治的屋檐下。处于男权社会里的女性作家,从身体到精神都受到压迫和抑制,单调的生活空间使她们无法接触到外面广阔的世界,被困在自我身份的焦虑之中,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在女性哥特小说中,住宅可以是女性抵抗外界侵袭的堡垒,也可以成为禁锢她们的监狱。《黄色壁纸》中“我”的丈夫是男权文化和意识的代表,他对“我”的禁闭和严格管制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我”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空间和主体性。“我”由于压迫和禁锢而产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使得“家”变得诡异而陌生,成为禁锢女性自我的牢笼。女性哥特主义运用浪漫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揭露了女性在牢狱般的家庭生活中任凭男性摆布、控制的真实一面。
三、寻求女性身份
哥特小说蕴含着女性对从属地位、自我压抑状态的反抗。女主角通常要经历一个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的过程。“女性哥特”恐惧的源泉就在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女作家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形式来界定自己真实的社会生活,传达自身在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不安。女性哥特找寻的,正是失落的女性的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女性是作为被男性观察的客体而存在的。写作一直被视作男性的特权。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要么是美丽善良的“天使”,要么是放荡不羁的“恶魔”。这是男性文化对审视女作家作品的框架的限定。对于女作家来说,创作的身份焦虑无时不在困扰着她们。她们一方面要释放压抑已久的愤懑,改写父权文化对女性歪曲和贬抑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又要不自觉地认同长久以来父权文化的印记,顾及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社会所接受。
《黄色壁纸》中的女主人公并不仅仅是一位妻子和母亲,她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女作家。在日记中,“我”对自己能否写作总是存在着怀疑,因为“我”的意见总是被否定,“我”对女性经验和感受的描述总是受到来自于代表男权的丈夫、兄弟和医生的嘲讽和谴责。“我”的创造力受到限制,身心发展被禁锢,角色被锁定在家庭之中。女性作家要大声地表达作为一名作家的声音举步维艰。因为,按照男性文本提供的女性形象范本,她们所创作出的追求独立个性、向往自由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不符合标准的。“我”对自己写作能力的怀疑,对写作的渴望,以及写作带给“我”的焦虑,无疑都是处于困境之中的女性作家自身处境的复本,使作者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如焦虑、愤怒、恐惧等得以宣泄。
与世隔绝、孤立无援使得小说中的“我”长期处于恐惧和封闭状态,从而逐渐失去了思辩意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我”被剥夺了写作的前提条件,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只能待在狭小的阁楼,面对墙上诡异的壁纸。壁纸的颜色“几乎使人恶心”,要么“是一种郁闷的模糊不清的黄颜色”,“在有的地方,它只是一种俗气的桔黄色,在别的地方却是一种阴沉黯淡的黄绿色”。[2]最初黄色壁纸可以代表“我”的生活和思维状态,混沌、黯淡。而最终黄色壁纸已经与“我”的思维密不可分了。“我”透过墙纸的表面,看到了另一幅图景:许多女性被束缚在父权制纵横交错的框架里,卑微地爬行着,却总也逃不出父权制藩篱。“我”意识到了社会中被扭曲倒置的“自我”,以及在男性文本模式下女性作家的觉醒和反抗。
小说中的“我”在一步步觉醒,最终和壁纸后面的女人一起,摆脱了枷锁,逃离了监狱式的囚禁。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我”的心理投射。女性作家颠覆了男性的文本模式和标准,打破传统男性文学塑造的非天使即恶魔的女性形象,积极营建一种与女性作家性别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寻求自己的声音和生存意识,完成了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的过程。
四、“我”的疯癫
女性哥特是“一种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和恐惧的文学体裁”。[3]女性哥特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性别观。作为一种心理形式,它激发恐惧、愤怒等情感。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焦虑和恐惧反映了19世纪女性作家在男性中心的主流文化中的身份困境和极端心理体验。而女性作家在违背男性写作原则,构建自己的写作传统的过程中更被认为是“怪异”,甚至是“疯癫”的。
疯癫和死亡是女作家宣泄心理的独特方式,体现了一种拒绝,即女性拒绝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结构之内。“疯癫”的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女性主体性缺失而造成的对男性指令的依赖。“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社会与文学的禁锢使女性作家对自己想象力产生了深刻的焦虑与怀疑。她们既有挑战传统的叛逆,又存在对现有社会秩序特别是性别秩序的顾忌。她们把这种焦虑的心态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在她们自身独有的、分裂的女性感情上找到平衡。
《黄色壁纸》中的主人公“我”一开始是以一种听话、顺从的态度对待丈夫的安排。最初的“我”只是默默接受丈夫对自己的“爱”,做一个家里温顺的天使。然而,禁闭与压抑的生活范围,受到约束和控制的思想、行为使“我”从内心深处开始拒绝丈夫建构的生活、文化结构。“我”不顾外界阻力坚持写作,把它作为一种表达心声的途径。然而,监禁与忧郁、无助与孤独将“我”逼向了疯狂的绝境。在无聊的日子里,“我”只有盯着墙上的壁纸,墙纸上的图案逐渐变得混乱,“我”的精神状态也逐渐脱离现实,幻想出壁纸上跳动的窗户,挣扎的女人。壁纸图案背后的女人开始由一个形状变成有生命的形体,由静态的顺从变为动态的反抗,由孤单的个体变为共谋的群体。最后,“我”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不断在地上愤怒地爬行,疯狂地撕下黄色壁纸,帮助那些栏杆后面的女人爬出来。“我”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表面上看,故事以“我”的疯癫而结束,实际上,疯癫对“我”而言更是一种自由,实现了“我”内心深处的反叛。疯癫的颠覆意义已经明晰。写作使“我”实现内心的自我救赎,而疯癫让“我”保持了理性的思想,超越了男性的权威。“难道一个男子汉真的会昏过去吗?可是,他的确昏过去了,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从他身上爬过去”。[4]女性作家背离了由男性为其预设的身份角色,跨越了父权文化为她们设置的界限,以“疯癫”的方式最终超越了男性文本对她们的禁锢,向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写作发起了挑战。
五、结语
在《黄色壁纸》中,作者通过女性哥特写作将颠覆性因素隐喻其中。哥特式意象不仅营造了诡异、迷离的氛围,而且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压抑与痛苦。小说中的“我”最终以疯癫的形式逃出藩篱与禁锢,完成了意识自我的过程,实现了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反抗。“我”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固执而强烈地去寻求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努力地打破男性文本的禁锢,用自己真实的声音去表达女性自身的愿望与意识。
参考文献:
[1]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84-85.
[2][4]吉尔曼·夏洛特·珀尔金斯.黄色壁纸[A].朱虹选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1-72,91.
[3]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Oxford:Clarendon,1991:127.
[5]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M].New York:Oxford UP,1976.
[6]Fred Botting.Gothic[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
[7]Juliann Fleenor.The Female Gothic[M].Montreal and London:Eden Press,1987.
[8]程锡麟.天使与魔鬼——谈《阁楼上的疯女人》[J].外国文学,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