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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依据其所特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机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典型的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那就是以压制私人利益为原则，用所谓的普遍利益来吞噬特殊利益以达到公私平衡，从而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谋求一种统治秩序的基本稳定。这种处理公私关系的现实政治方式，必然作为同时代政治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而进入到哲学家的理论之中，表现为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至上的基本价值原则。
关键词： 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公私利益关系
原始社会又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原始的利益共同体，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界分是不存在的。氏族部落是原始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血缘关系与亲情的情感关照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由于一个部落的人员数量有也十分有限，因此，如果他们整体缺乏团结精合作的精神，行动得不到有效协调，那么这个部落群体就无法应付捕猎、采摘野果、保护栖息地、抵御其他部落及凶猛野兽侵害等现实的生存挑战，全体部落人员的生存就会时刻面临着直接威胁。上述艰难的生活境遇，使得在部落内部构建一种人人相亲、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且又通力协作的关系势成必然。
然而，随着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自发分工逐渐出现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开始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关系。首先，分工所造就的专门化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分工也促进了新式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这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取得长足的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出现了，这使得私人占有成为一种可能。以土地为代表的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资料其隶属关系正悄然发生着由公有到私有的改变，私有财产出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区别于氏族部落公有的所有制形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产生了，公私利益分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的形态出现了。
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奴隶社会，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较之原始社会出现了突破式的飞跃，伴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大幅跃升，更多的物质产品出现了，这使得人的生存压力较之原始社会仿佛变小了，劳动似乎可以变得更为轻松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为基本特征的奴隶社会，将人类第一次带入到了以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生活之中。与之相应，人类对于公私利益关系的处理方式，开始呈现出以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私人利益”极端残酷压榨的形式。起初，在整个生产中奴隶还只是起辅助作用，家庭的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依然在整个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但后来随着奴隶数量的增加，人们发现自己不参加劳动，只靠榨取奴隶的剩余产品也可以生活。这催生了不劳而获意识的产生，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成员从劳动中抽身出来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这就是奴隶主阶级。然而，那时人的劳动虽已开始生产剩余产品，但由于生产力还徘徊在较低水平，从一个奴隶身上能够榨取到的剩余产品还是很有限，这就需要集合很多奴隶在一起劳作。于是，以大规模的奴役和压榨奴隶进行劳作的生产方式就出现。这种生产方式客观上也成为了解决公私利益关系的模式。它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压榨奴隶的私人利益以实现整个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公私利益关系的整合。在奴隶社会中，一切的生产资料几乎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占有一切，而“奴婢无私蓄”，甚至自己的人身也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待奴隶生活的压榨几乎到了生存的临界点，历史学家狄奥多洛斯描写过埃及金矿中的奴隶生活，他说：“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1】通过对广大奴隶“私人利益”的极端性榨取，使得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以供养奴隶主阶级享用。这种制度虽然不人道，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这是因为，对于奴隶私利的压榨与人身的控制，客观上使得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得以建立，社会生活的整合得以有效地完成，一种秩序性的公益得以实现。奴隶制国家的运作，需要大量的物资财富作支撑，而分散的个体劳动及其生产水平，是很难满足这种需要的，而大规模的奴隶共同劳作，使得生产水平较之个人的单打独斗取得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满足了奴隶主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诸多公共基础设施的开挖创建提供了可能，诸如修建城市、开凿运河、建筑宫殿和陵墓等，这都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保障；再者，使得奴隶主阶级可以摆脱生产的束缚，而得以专心参与其他的社会活动，这也促进了政治、文化、艺术的进步，客观上为人类未来的发展积淀了更多的公益性价值。从这个角度上看，虽然不是出自于奴隶主阶级的本意，但借助于奴隶主阶级之手，对广大奴隶的私利谋夺，客观上支撑了整个奴隶制文明的进程，促进了人类公共利益的发展。
虽然生产力在这种制度下有所发展，但这种进展是有限度的。奴隶社会这种对奴隶私利近乎疯狂的压榨，不能不引起奴隶的反抗。随着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的尖锐，奴隶不堪忍受而不断地揭竿而起，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靠一种对人性极端摧残与压榨方式构建起的暂时公私平衡关系瞬间崩塌，在现有生产方式中继续维持公私平衡的可能性丧失殆尽，重构公私平衡以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使得变革生产关系势成必然，奴隶社会的解体与封建社会的形成已是迫在眉睫。
封建社会虽然还是一种人剥削人的社会，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得过去对待奴隶的那种非人道的极端摧残方式逐渐消失了。这时候的农奴虽然还依附于封建地主或领主，但已经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并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他们虽然还不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但他们可以拥有某些生产工具以及维持自身生活的部分劳动果实，这些果实可以归农奴自己支配，从而不必每天每餐都听凭剥削者打发。因此，农奴生活境遇的改善，使得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得以提升，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地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基本内核的封建制，其通过适度放松的阶级压迫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这使得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中重构公私关系的平衡成为可能。但是，整个封建社会还是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这种经济模式下的生产力水平也还是较低的，这使得整个社会的产品剩余还极为有限，对于支撑整个社会公共权力的运作以及公共生活的需要而言，还是欠缺的。因此，在农民获得个人利益有所松绑的前提下，社会生活内在层面的公私利益矛盾也较之奴隶社会有所发展。社会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得封建社会在处理公私利益关系上，只能继续沿用奴隶社会以压制农民私利为主导原则的解决方式。当然，这种对私利的压榨是区别于奴隶社会的，它相比较奴隶社会对于奴隶的赤裸裸剥夺而言，更具“温和”与“虚伪”的面相。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进而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代表，既以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又以此为借口大肆压榨农奴的私利。另外，谋取农奴的私利是以“地租”的形式取得的，好像地主与农奴之间不存在什么剥削，而是一种合理的交易。这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不管怎样，对于农奴所创造的私利的无偿占有，成为封建社会模式下解决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办法。而且，这种方式在政治生活中以一种封建等级制的形式予以了保障。 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特征。封建地主阶级就是依靠这种至上而下的从属关系层层加以控制，借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奴役。由等级制而形成的一个个圈层，利用一系列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宗法伦理严密地控制着人的欲望，有效地束缚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公私利益的矛盾。统治者通过这种制度，既使个人利益在圈层内部有所发展，又限制了利益在不同圈层之间的流动，为个人利益的发展设定了范围，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要求不被广泛地接受与承认，而且传统社会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个人妄图通过增强经济实力以改变政治地位的希望落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扑灭了人们谋求私利的欲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加之，统治阶级依托等级制强行向人们灌输封建的宗法伦理思想，使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起一种崇公抑私的观念，通过这种虚伪的“天下为公”的道德说教来扼杀人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这是封建社会解决公私利益矛盾方法的重要一面。
总而言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其剩余产品只能保证少数人脱离劳动而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利益需要，相反，私欲的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分化却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面对不断增强的个人利益诉求，为了维持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只能采取如下方式：第一，强化中央集权，用国家的外在强制实施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分配；第二，巩固等级制，使人安于各自的等级圈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乃至生活水平；第三，在道义上强调克己奉公，使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的要求。这就从社会制度的模式上规定了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压制私人利益为原则，用所谓的普遍利益来吞噬特殊利益。可以说，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机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典型的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状况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是一种利弊共生的解决方式。在促进了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后，由于长时间对私人利益的压制，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这就需要人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寻找更加有效地处理公私利益关系的新模式。现实政治生活处理公私关系的方式，必然作为同时代政治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而进入到哲学家的理论之中。在传统社会政治哲学关于公私关系的理论诉求中，无不体现着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这归根结底源于此种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生产方式。所以，这是我们考察传统社会公私利益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然而，现实中公私利益矛盾解决方式的弊端，也以一种理论的形式折射进了传统社会政治哲学之中。它表现为西方传统社会公私利益关系理论，在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时，在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中，也给予了私利发展以适度的空间。可以说，古典政治哲学以一种理论的形式，批判和反思了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对于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方案，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矛盾，并寻找更为合理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利用的宝贵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3）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公私辩难的救赎——政治哲学视阈下马克思的公私利益关系理论研究》（编号10YJC72002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 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公私利益关系
原始社会又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原始的利益共同体，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界分是不存在的。氏族部落是原始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血缘关系与亲情的情感关照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由于一个部落的人员数量有也十分有限，因此，如果他们整体缺乏团结精合作的精神，行动得不到有效协调，那么这个部落群体就无法应付捕猎、采摘野果、保护栖息地、抵御其他部落及凶猛野兽侵害等现实的生存挑战，全体部落人员的生存就会时刻面临着直接威胁。上述艰难的生活境遇，使得在部落内部构建一种人人相亲、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且又通力协作的关系势成必然。
然而，随着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自发分工逐渐出现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开始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关系。首先，分工所造就的专门化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分工也促进了新式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这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取得长足的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出现了，这使得私人占有成为一种可能。以土地为代表的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资料其隶属关系正悄然发生着由公有到私有的改变，私有财产出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区别于氏族部落公有的所有制形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产生了，公私利益分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的形态出现了。
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奴隶社会，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较之原始社会出现了突破式的飞跃，伴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大幅跃升，更多的物质产品出现了，这使得人的生存压力较之原始社会仿佛变小了，劳动似乎可以变得更为轻松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为基本特征的奴隶社会，将人类第一次带入到了以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生活之中。与之相应，人类对于公私利益关系的处理方式，开始呈现出以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私人利益”极端残酷压榨的形式。起初，在整个生产中奴隶还只是起辅助作用，家庭的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依然在整个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但后来随着奴隶数量的增加，人们发现自己不参加劳动，只靠榨取奴隶的剩余产品也可以生活。这催生了不劳而获意识的产生，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成员从劳动中抽身出来演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这就是奴隶主阶级。然而，那时人的劳动虽已开始生产剩余产品，但由于生产力还徘徊在较低水平，从一个奴隶身上能够榨取到的剩余产品还是很有限，这就需要集合很多奴隶在一起劳作。于是，以大规模的奴役和压榨奴隶进行劳作的生产方式就出现。这种生产方式客观上也成为了解决公私利益关系的模式。它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压榨奴隶的私人利益以实现整个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公私利益关系的整合。在奴隶社会中，一切的生产资料几乎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占有一切，而“奴婢无私蓄”，甚至自己的人身也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待奴隶生活的压榨几乎到了生存的临界点，历史学家狄奥多洛斯描写过埃及金矿中的奴隶生活，他说：“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1】通过对广大奴隶“私人利益”的极端性榨取，使得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以供养奴隶主阶级享用。这种制度虽然不人道，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这是因为，对于奴隶私利的压榨与人身的控制，客观上使得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得以建立，社会生活的整合得以有效地完成，一种秩序性的公益得以实现。奴隶制国家的运作，需要大量的物资财富作支撑，而分散的个体劳动及其生产水平，是很难满足这种需要的，而大规模的奴隶共同劳作，使得生产水平较之个人的单打独斗取得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满足了奴隶主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诸多公共基础设施的开挖创建提供了可能，诸如修建城市、开凿运河、建筑宫殿和陵墓等，这都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保障；再者，使得奴隶主阶级可以摆脱生产的束缚，而得以专心参与其他的社会活动，这也促进了政治、文化、艺术的进步，客观上为人类未来的发展积淀了更多的公益性价值。从这个角度上看，虽然不是出自于奴隶主阶级的本意，但借助于奴隶主阶级之手，对广大奴隶的私利谋夺，客观上支撑了整个奴隶制文明的进程，促进了人类公共利益的发展。
虽然生产力在这种制度下有所发展，但这种进展是有限度的。奴隶社会这种对奴隶私利近乎疯狂的压榨，不能不引起奴隶的反抗。随着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的尖锐，奴隶不堪忍受而不断地揭竿而起，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靠一种对人性极端摧残与压榨方式构建起的暂时公私平衡关系瞬间崩塌，在现有生产方式中继续维持公私平衡的可能性丧失殆尽，重构公私平衡以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要求，使得变革生产关系势成必然，奴隶社会的解体与封建社会的形成已是迫在眉睫。
封建社会虽然还是一种人剥削人的社会，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得过去对待奴隶的那种非人道的极端摧残方式逐渐消失了。这时候的农奴虽然还依附于封建地主或领主，但已经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并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他们虽然还不占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但他们可以拥有某些生产工具以及维持自身生活的部分劳动果实，这些果实可以归农奴自己支配，从而不必每天每餐都听凭剥削者打发。因此，农奴生活境遇的改善，使得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得以提升，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地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基本内核的封建制，其通过适度放松的阶级压迫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这使得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中重构公私关系的平衡成为可能。但是，整个封建社会还是以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这种经济模式下的生产力水平也还是较低的，这使得整个社会的产品剩余还极为有限，对于支撑整个社会公共权力的运作以及公共生活的需要而言，还是欠缺的。因此，在农民获得个人利益有所松绑的前提下，社会生活内在层面的公私利益矛盾也较之奴隶社会有所发展。社会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得封建社会在处理公私利益关系上，只能继续沿用奴隶社会以压制农民私利为主导原则的解决方式。当然，这种对私利的压榨是区别于奴隶社会的，它相比较奴隶社会对于奴隶的赤裸裸剥夺而言，更具“温和”与“虚伪”的面相。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地主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进而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代表，既以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又以此为借口大肆压榨农奴的私利。另外，谋取农奴的私利是以“地租”的形式取得的，好像地主与农奴之间不存在什么剥削，而是一种合理的交易。这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不管怎样，对于农奴所创造的私利的无偿占有，成为封建社会模式下解决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办法。而且，这种方式在政治生活中以一种封建等级制的形式予以了保障。 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特征。封建地主阶级就是依靠这种至上而下的从属关系层层加以控制，借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奴役。由等级制而形成的一个个圈层，利用一系列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宗法伦理严密地控制着人的欲望，有效地束缚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公私利益的矛盾。统治者通过这种制度，既使个人利益在圈层内部有所发展，又限制了利益在不同圈层之间的流动，为个人利益的发展设定了范围，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要求不被广泛地接受与承认，而且传统社会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个人妄图通过增强经济实力以改变政治地位的希望落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扑灭了人们谋求私利的欲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加之，统治阶级依托等级制强行向人们灌输封建的宗法伦理思想，使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起一种崇公抑私的观念，通过这种虚伪的“天下为公”的道德说教来扼杀人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这是封建社会解决公私利益矛盾方法的重要一面。
总而言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发展缓慢，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其剩余产品只能保证少数人脱离劳动而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利益需要，相反，私欲的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分化却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面对不断增强的个人利益诉求，为了维持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只能采取如下方式：第一，强化中央集权，用国家的外在强制实施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分配；第二，巩固等级制，使人安于各自的等级圈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乃至生活水平；第三，在道义上强调克己奉公，使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的要求。这就从社会制度的模式上规定了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压制私人利益为原则，用所谓的普遍利益来吞噬特殊利益。可以说，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机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极为典型的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状况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是一种利弊共生的解决方式。在促进了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后，由于长时间对私人利益的压制，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这就需要人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寻找更加有效地处理公私利益关系的新模式。现实政治生活处理公私关系的方式，必然作为同时代政治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而进入到哲学家的理论之中。在传统社会政治哲学关于公私关系的理论诉求中，无不体现着国家利益或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这归根结底源于此种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生产方式。所以，这是我们考察传统社会公私利益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然而，现实中公私利益矛盾解决方式的弊端，也以一种理论的形式折射进了传统社会政治哲学之中。它表现为西方传统社会公私利益关系理论，在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时，在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中，也给予了私利发展以适度的空间。可以说，古典政治哲学以一种理论的形式，批判和反思了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对于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方案，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矛盾，并寻找更为合理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利用的宝贵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3）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公私辩难的救赎——政治哲学视阈下马克思的公私利益关系理论研究》（编号10YJC72002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